第八講 宋明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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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兩種手段：前者是革命行為，把舊的都破壞了，然後徐圖建設。
後者是進化派的學者所主張的，在舊秩序之下，将新的事業，逐漸建設起來，達到相當的時機，然後把舊的障礙物一舉除去。
淺人每以二者為相反，其實是相成的。
該取何種手段，隻看特定社會的形勢。
而取了革命手段，進化派的事業，還是要補做的。
我們所以要革命，隻因舊的勢力，障礙得太厲害了，不将他推翻，一切新的事業，都不容我們做，所以不得不把他先行打倒；然而打倒他，隻是消極的舉動，既把舊勢力打倒之後，新事業自然要逐漸舉辦的。
如其不行，則從前的革命，就變做無意識的舉動了。
至于進化派，并不是不要打倒舊勢力，隻是手段上以先建設新的，後打倒舊的為适宜。
所以革命正所以助進化，進化的目的，正在于革命，二者是相需而成的。
每革命一次，舊勢力總要被破壞一些；每建設一事，新勢力總要增長一些。
淺人徒見革命之後，舊勢力依然回複，便以為這一次的革命是徒勞；建設一事，不久旋即廢墜，便以為此舉是毫無效果，這真是淺人之見。
中國的社會，将來總是要大改革的，要改革，總是要反廢弛而為修舉的。
從有宋以來，理學家研究、制定、提倡、示範的舉動，實在替社會播下一個改革的種子，所以說，不能算他們無功。
在宋朝，既有這種大改革的見解，自然有人要想憑藉政治之力來實行；而在舊時政治機構之下，要想借政治的力量來實行改革，自然免不了弊窦。
這話，在第六講中，亦業已說過。
當這時代，自然有如第二講所說，偏于痛惡現狀之壞，而不措意于因改革而緻弊的人；也有專注重于改革之難，而不肯輕言改革的人；其結果，就形成熙甯時的新舊黨。
從來論黨的人，每将漢朝的甘陵，唐朝的牛李，和宋朝的新舊黨，并為一談，這是大錯。
漢朝的甘陵，隻是一班輕俠自喜、依草附木之徒，再加以奔走運動，營求出身，以及有财有勢，标榜聲華之士，以緻鬧成黨锢之禍；唐朝的牛、李，隻是官僚相排擠，哪裡說得上政見？宋朝的新舊黨，卻是堂堂正正，各有其政見的。
固然新舊黨中，各有壞人；新舊黨互相排擠報複，也各有不正當的手段；然而不害其為有政見。
他們對于多種政治問題，都有不同的見解；而其見解，都是新黨代表我所謂進化派，舊黨代表我所謂保守派的。
舊時的議論，都左袒舊黨；現在的議論，則又左袒新黨；其實二者是各有長短的。
新黨的所長，在于看透社會之有病而當改革，而且有改革的方案；而其所短，則在于徒見改革之利，而不措意于因改革所生之弊。
舊黨攻擊因改革所生之弊，是矣，然而隻是對人攻擊，而自己絕無正面的主張，然則當時的政治是好了，不需改革了麼？明知其不好，亦隻得聽其自然了麼？我們倘使提出這個問題來，舊黨亦将無以為對。
所以我說他們是各有長短的。
我對于他們的批評則如次： 國家和社會的利害，不是全然一緻的，又不是截然分離的。
因為國家的内部，有階級的對立：凡國家的舉動，總是代表治者階級，壓迫被治階級的；所以國家和包含于國家中的人，利害總不能一緻。
然而在或種情形之下，則國家和全體社會的利害，是一緻的；尤其是在對外的時候。
因為别一個國家，侵入或加壓迫于這一個國家，則最大多數的國民，必同蒙其不利。
所以當這時候，國民應當和國家協力以對外。
國家所要求于國民，不都是正當的——如為治者階級的利益的時候——但因對外之故，而對于國民有所要求，則為合理。
因為這是為着國民全體——至少是最大多數的利益。
然而在實際，則其所要求，仍宜有一個限度。
這不是道理上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手段上适宜不适宜的問題。
因為國家有所求于國民，其事必須辦得好；如其辦不好，則是國民白受犧牲，國家亦無益處了。
國家所恃以辦事的是官僚。
官僚在監督不及之處，是要求自利的。
官僚的自利，而達到目的，則上無益于國，而下有損于民的。
固然，官僚階級中也有好人；而一國中監督官僚的人，其利害也總是和國與民相一緻的；然而這總隻是少數。
所以國家所辦的事，宜定一最大限度，不得超過；而這最大限度的設定，則以（1）必要，（2）監督所能及，不至非徒無益，反生他害為限。
熙甯時新黨之弊，在于所定的限度太大，而舊黨之弊，則又在于所定的限度太小；二者皆不得其中，即皆不适當。
試舉一實事為例：在北宋時，北有遼，西有夏，民族競争，形勢極為嚴重，自然不能無兵。
宋朝是養兵百萬而不可以一戰的。
募兵的制度，達于極弊。
王安石主張用民兵，自然也有其極大的理由。
但是實際如何呢？我們試看《宋史·兵志》所載反對方面的話。
司馬光說： 兵出民間，雖雲古法，然古者……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
今……保長以泥棚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
……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
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
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
愁苦困弊，靡所投訴。
流移四方，襁屬盈路。
又朝廷時遣使者，遍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赉，糜費金帛，以巨萬計。
此皆鞭撻下民，铢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
王岩叟說： 保甲之害。
三路之民，如在湯火。
未必皆法之弊。
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
……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别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
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于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不可不思也。
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而羁縻之虐有甚焉；羁縻不足以為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
方耕方耘而罷，方幹方營而去，此羁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使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又鞭之。
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
人無聊生，恨不得死，此鞭笞之所以為苦也。
創袍市中……之類，其名百出。
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
”非虛語也。
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于家，婚姻喪葬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谷麥之要求，遇于城市飲食之責望，此迫于勢而不敢不緻者也。
一不如意，即以藝不如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
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徒
後者是進化派的學者所主張的，在舊秩序之下，将新的事業，逐漸建設起來，達到相當的時機，然後把舊的障礙物一舉除去。
淺人每以二者為相反，其實是相成的。
該取何種手段，隻看特定社會的形勢。
而取了革命手段，進化派的事業，還是要補做的。
我們所以要革命，隻因舊的勢力，障礙得太厲害了，不将他推翻，一切新的事業，都不容我們做，所以不得不把他先行打倒；然而打倒他，隻是消極的舉動，既把舊勢力打倒之後，新事業自然要逐漸舉辦的。
如其不行，則從前的革命，就變做無意識的舉動了。
至于進化派，并不是不要打倒舊勢力，隻是手段上以先建設新的，後打倒舊的為适宜。
所以革命正所以助進化，進化的目的，正在于革命，二者是相需而成的。
每革命一次，舊勢力總要被破壞一些；每建設一事，新勢力總要增長一些。
淺人徒見革命之後，舊勢力依然回複，便以為這一次的革命是徒勞；建設一事，不久旋即廢墜，便以為此舉是毫無效果，這真是淺人之見。
中國的社會，将來總是要大改革的，要改革，總是要反廢弛而為修舉的。
從有宋以來，理學家研究、制定、提倡、示範的舉動，實在替社會播下一個改革的種子，所以說，不能算他們無功。
在宋朝，既有這種大改革的見解，自然有人要想憑藉政治之力來實行；而在舊時政治機構之下，要想借政治的力量來實行改革，自然免不了弊窦。
這話，在第六講中，亦業已說過。
當這時代，自然有如第二講所說，偏于痛惡現狀之壞，而不措意于因改革而緻弊的人；也有專注重于改革之難，而不肯輕言改革的人；其結果，就形成熙甯時的新舊黨。
從來論黨的人，每将漢朝的甘陵，唐朝的牛李，和宋朝的新舊黨，并為一談，這是大錯。
漢朝的甘陵，隻是一班輕俠自喜、依草附木之徒，再加以奔走運動，營求出身，以及有财有勢，标榜聲華之士，以緻鬧成黨锢之禍；唐朝的牛、李，隻是官僚相排擠，哪裡說得上政見？宋朝的新舊黨，卻是堂堂正正，各有其政見的。
固然新舊黨中，各有壞人；新舊黨互相排擠報複，也各有不正當的手段；然而不害其為有政見。
他們對于多種政治問題，都有不同的見解；而其見解，都是新黨代表我所謂進化派，舊黨代表我所謂保守派的。
舊時的議論，都左袒舊黨；現在的議論，則又左袒新黨；其實二者是各有長短的。
新黨的所長，在于看透社會之有病而當改革，而且有改革的方案；而其所短，則在于徒見改革之利，而不措意于因改革所生之弊。
舊黨攻擊因改革所生之弊，是矣，然而隻是對人攻擊，而自己絕無正面的主張，然則當時的政治是好了，不需改革了麼？明知其不好，亦隻得聽其自然了麼？我們倘使提出這個問題來，舊黨亦将無以為對。
所以我說他們是各有長短的。
我對于他們的批評則如次： 國家和社會的利害，不是全然一緻的，又不是截然分離的。
因為國家的内部，有階級的對立：凡國家的舉動，總是代表治者階級，壓迫被治階級的；所以國家和包含于國家中的人，利害總不能一緻。
然而在或種情形之下，則國家和全體社會的利害，是一緻的；尤其是在對外的時候。
因為别一個國家，侵入或加壓迫于這一個國家，則最大多數的國民，必同蒙其不利。
所以當這時候，國民應當和國家協力以對外。
國家所要求于國民，不都是正當的——如為治者階級的利益的時候——但因對外之故，而對于國民有所要求，則為合理。
因為這是為着國民全體——至少是最大多數的利益。
然而在實際，則其所要求，仍宜有一個限度。
這不是道理上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手段上适宜不适宜的問題。
因為國家有所求于國民，其事必須辦得好；如其辦不好，則是國民白受犧牲，國家亦無益處了。
國家所恃以辦事的是官僚。
官僚在監督不及之處，是要求自利的。
官僚的自利，而達到目的，則上無益于國，而下有損于民的。
固然，官僚階級中也有好人；而一國中監督官僚的人，其利害也總是和國與民相一緻的；然而這總隻是少數。
所以國家所辦的事，宜定一最大限度，不得超過；而這最大限度的設定，則以（1）必要，（2）監督所能及，不至非徒無益，反生他害為限。
熙甯時新黨之弊，在于所定的限度太大，而舊黨之弊，則又在于所定的限度太小；二者皆不得其中，即皆不适當。
試舉一實事為例：在北宋時，北有遼，西有夏，民族競争，形勢極為嚴重，自然不能無兵。
宋朝是養兵百萬而不可以一戰的。
募兵的制度，達于極弊。
王安石主張用民兵，自然也有其極大的理由。
但是實際如何呢？我們試看《宋史·兵志》所載反對方面的話。
司馬光說： 兵出民間，雖雲古法，然古者……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
今……保長以泥棚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
……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
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
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
愁苦困弊，靡所投訴。
流移四方，襁屬盈路。
又朝廷時遣使者，遍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赉，糜費金帛，以巨萬計。
此皆鞭撻下民，铢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
王岩叟說： 保甲之害。
三路之民，如在湯火。
未必皆法之弊。
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
……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别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
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于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不可不思也。
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而羁縻之虐有甚焉；羁縻不足以為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
方耕方耘而罷，方幹方營而去，此羁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使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又鞭之。
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
人無聊生，恨不得死，此鞭笞之所以為苦也。
創袍市中……之類，其名百出。
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
”非虛語也。
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于家，婚姻喪葬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谷麥之要求，遇于城市飲食之責望，此迫于勢而不敢不緻者也。
一不如意，即以藝不如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
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