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宋明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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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中說：從宋到明的政治思想，觸著了許多根本問題，這句話是怎麼講呢？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自宋到明的井田封建論做代表。
井田封建，如何可行于後世？井田固然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好方法，然（1）既成為後世的社會，是否但行井田，即能平均分配；（2）不将社會的他方面同時解決，井田是否能行。
這都是很顯明的疑問。
至于封建，其為開倒車，自然更不必說了。
宋元明的儒者，如何會想到這一著呢？關于這一點，我請諸位讀一讀顧亭林先生的《封建論》。
原文頗長，今舉其要點如下： 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将變而為郡縣。
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于亂也。
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
必用千裡以内，習其風土之人，任之終身。
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
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
既代去，處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
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為郡，郡設一太守，三年一代，诏遣禦史巡方，一年一代。
其督撫司道悉罷。
令以下設一丞。
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驿丞，曰司倉，曰遊徼，曰啬夫之屬，備設之。
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則流，大則殺。
其稱職者，既家于縣，則除其本籍。
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則為世官，罰則為斬絞。
何謂稱職？曰土地辟，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廪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
夫使縣令得私其百裡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廪，皆其囷窌。
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藩垣、囷茆，則必繕之而勿損。
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
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裡，如入無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
他的意思，隻是痛于中國的日貧日弱，而思所以救之。
而推求貧弱的根源，則以為由于庶事的廢弛；庶事廢弛的根源，他以為由于其專在上。
所以說郡縣之制已敝，而将複返于封建。
自宋至明——實在清朝講宋學的人，也還有這一種意見——主張井田、封建的人很多。
他們的議論雖不盡同，他們的辦法亦不一緻；然略其枝葉，而求其根本，以觀其異中之間，則上文所述的話，可以算是他們意見的根本，為各家所同具。
他們的意見，可以說是有對有不對。
怎說有對有不對呢？他們以為中國貧弱的根源，在于庶事的廢弛，這是對的。
以為庶事廢弛的根源，是由于為政者之不能舉其職，而為政者之不能舉其職，是由于君主私心太重，要把天下的權都收歸一己，因而在下的人，被其束縛而不能有為，這是錯的。
須知君主所以要把政治上的權柄，盡量收歸自己，固不能說其沒有私心，然亦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在封建時代，和人民利害相反的是貴族，到郡縣時代，和人民利害相反的是官僚，這話，在第五講中，業經說過了，君主所處的地位，一方面固然代表其一人一家之私，如黃梨洲所雲視天下為其私産；又一方面，則亦代表人民的公益，而代他們監督治者階級。
這一種監督，是于人民有利的。
倘使沒有，那就文官武将，競起虐民，成為曆代朝政不綱時的情形了。
渴望而力求之，至于郡縣之世而後實現的，正是這個。
至于庶事的廢弛，則其根據，由于征服階級的得勢，一躍而居于治者的地位。
他們的階級私利是寄生。
為人民做事，力求其少，而剝削人民，則務求其多。
此種性質，從貴族遞嬗到官僚，而未之有改。
所以大同時代社會内部相生相養良好合理的規則：（1）在積極方向，因治者階級的懶惰而莫之能舉。
（2）在消極方面，因治者階級的剝削而益見破壞。
（3）而人民方面，則因其才且智者，皆羨治者階級生活的優越，或則升入其中，或則與相結托，所剩的隻有貧與弱。
因而廢弛的不能自舉，被破壞的不能自保，僅靠君主代他們監督，使治者階級，不能為更進一步的剝削，而保存此貧且弱的狀況。
除非被治者起而革命，若靠君主代為監督，其現狀是隻得如此的，不會再有進步的。
因為君主是立于治者和被治者兩階級之間，而調和其矛盾的；他隻能從事調和，而不能根本上偏袒那一階級，所以隻做得到這個樣子。
這話在第五講中，業已說過了。
所以說：他們以為貧弱的根源，在于庶事的廢弛，這是對的。
以為廢弛的根源，在于君主，是不對的。
天下眼光淺近的人多，治者階級而脫離了君主的監督，那隻有所做的事，更求其少，所得的利，更求其多，如何會勤勤懇懇，把所有的一塊土地人民治好呢？若能有這一回事，封建政體，倒不會敝，而無庸改為郡縣了。
所以封建之論，的确是開倒車，雖然他們自以為并非開倒車，以為所主張的封建，和古代的封建有别。
然而幸而沒有實行，倘使實行起來，非釀成大亂不可。
他們有這一種思想，也無怪其然，因為人是憑空想不出法子的，要想出一種法子來，總得有所依傍。
我們今日，為什麼除掉專制、君憲、共和、黨治之外，想不出什麼新法子來呢？隻因其無所依傍。
然他們當日，陳列于眼前的政體，隻有封建、郡縣兩種。
郡縣之制，他們既認為已敝而不可用，要他們想個法子，他們安得不走上封建的一條路呢？他們這種主張，如其要徹底實行，則竟是一種革命，自然是時勢所不許，然就部分而論，則不能說他們沒有實行。
所謂部分的實行，并不是說他們曾有機會試行封建，亦不是說他們曾經大規模試辦過井田。
然而辟土地，治田野，蕃樹木，修溝洫，固城郭，實倉廪，興學校，屏盜賊，完戍器，總而言之，是反廢弛而為修舉，則不能說他們沒有部分的實行過，他們做封疆大吏、地方長官及紳士的，對于這許多事情，都曾盡力實行。
他們并知道治化的良否，不盡系于政治，而亦由于社會，所以凡有關風俗之事，如冠、婚、喪、祭之禮等，都曾研究、讨論，定有規制，盡力提倡，示範實行。
在這方面有功勞的，尤其是關學一派。
他們這種舉動，并不能說沒有功勞，在今日宋明理學衰落之世，我們若留心觀察，則見社會上還有許多地方自治的遺迹，或者自相約束扶助的規則，還都是這一個時代的儒者研究、制定、提倡、示範的功勞。
改進社會，原有急進和
井田封建，如何可行于後世？井田固然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好方法，然（1）既成為後世的社會，是否但行井田，即能平均分配；（2）不将社會的他方面同時解決，井田是否能行。
這都是很顯明的疑問。
至于封建，其為開倒車，自然更不必說了。
宋元明的儒者，如何會想到這一著呢？關于這一點，我請諸位讀一讀顧亭林先生的《封建論》。
原文頗長，今舉其要點如下： 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将變而為郡縣。
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于亂也。
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
必用千裡以内，習其風土之人，任之終身。
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
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
既代去，處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
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為郡，郡設一太守，三年一代，诏遣禦史巡方，一年一代。
其督撫司道悉罷。
令以下設一丞。
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驿丞，曰司倉，曰遊徼，曰啬夫之屬，備設之。
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則流，大則殺。
其稱職者，既家于縣，則除其本籍。
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則為世官，罰則為斬絞。
何謂稱職？曰土地辟，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廪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
夫使縣令得私其百裡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廪，皆其囷窌。
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藩垣、囷茆，則必繕之而勿損。
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
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裡，如入無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
他的意思，隻是痛于中國的日貧日弱，而思所以救之。
而推求貧弱的根源，則以為由于庶事的廢弛；庶事廢弛的根源，他以為由于其專在上。
所以說郡縣之制已敝，而将複返于封建。
自宋至明——實在清朝講宋學的人，也還有這一種意見——主張井田、封建的人很多。
他們的議論雖不盡同，他們的辦法亦不一緻；然略其枝葉，而求其根本，以觀其異中之間，則上文所述的話，可以算是他們意見的根本，為各家所同具。
他們的意見，可以說是有對有不對。
怎說有對有不對呢？他們以為中國貧弱的根源，在于庶事的廢弛，這是對的。
以為庶事廢弛的根源，是由于為政者之不能舉其職，而為政者之不能舉其職，是由于君主私心太重，要把天下的權都收歸一己，因而在下的人，被其束縛而不能有為，這是錯的。
須知君主所以要把政治上的權柄，盡量收歸自己，固不能說其沒有私心，然亦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在封建時代，和人民利害相反的是貴族，到郡縣時代，和人民利害相反的是官僚，這話，在第五講中，業經說過了，君主所處的地位，一方面固然代表其一人一家之私，如黃梨洲所雲視天下為其私産；又一方面，則亦代表人民的公益，而代他們監督治者階級。
這一種監督，是于人民有利的。
倘使沒有，那就文官武将，競起虐民，成為曆代朝政不綱時的情形了。
渴望而力求之，至于郡縣之世而後實現的，正是這個。
至于庶事的廢弛，則其根據，由于征服階級的得勢，一躍而居于治者的地位。
他們的階級私利是寄生。
為人民做事，力求其少，而剝削人民，則務求其多。
此種性質，從貴族遞嬗到官僚，而未之有改。
所以大同時代社會内部相生相養良好合理的規則：（1）在積極方向，因治者階級的懶惰而莫之能舉。
（2）在消極方面，因治者階級的剝削而益見破壞。
（3）而人民方面，則因其才且智者，皆羨治者階級生活的優越，或則升入其中，或則與相結托，所剩的隻有貧與弱。
因而廢弛的不能自舉，被破壞的不能自保，僅靠君主代他們監督，使治者階級，不能為更進一步的剝削，而保存此貧且弱的狀況。
除非被治者起而革命，若靠君主代為監督，其現狀是隻得如此的，不會再有進步的。
因為君主是立于治者和被治者兩階級之間，而調和其矛盾的；他隻能從事調和，而不能根本上偏袒那一階級，所以隻做得到這個樣子。
這話在第五講中，業已說過了。
所以說：他們以為貧弱的根源，在于庶事的廢弛，這是對的。
以為廢弛的根源，在于君主，是不對的。
天下眼光淺近的人多，治者階級而脫離了君主的監督，那隻有所做的事，更求其少，所得的利，更求其多，如何會勤勤懇懇，把所有的一塊土地人民治好呢？若能有這一回事，封建政體，倒不會敝，而無庸改為郡縣了。
所以封建之論，的确是開倒車，雖然他們自以為并非開倒車，以為所主張的封建，和古代的封建有别。
然而幸而沒有實行，倘使實行起來，非釀成大亂不可。
他們有這一種思想，也無怪其然，因為人是憑空想不出法子的，要想出一種法子來，總得有所依傍。
我們今日，為什麼除掉專制、君憲、共和、黨治之外，想不出什麼新法子來呢？隻因其無所依傍。
然他們當日，陳列于眼前的政體，隻有封建、郡縣兩種。
郡縣之制，他們既認為已敝而不可用，要他們想個法子，他們安得不走上封建的一條路呢？他們這種主張，如其要徹底實行，則竟是一種革命，自然是時勢所不許，然就部分而論，則不能說他們沒有實行。
所謂部分的實行，并不是說他們曾有機會試行封建，亦不是說他們曾經大規模試辦過井田。
然而辟土地，治田野，蕃樹木，修溝洫，固城郭，實倉廪，興學校，屏盜賊，完戍器，總而言之，是反廢弛而為修舉，則不能說他們沒有部分的實行過，他們做封疆大吏、地方長官及紳士的，對于這許多事情，都曾盡力實行。
他們并知道治化的良否，不盡系于政治，而亦由于社會，所以凡有關風俗之事，如冠、婚、喪、祭之禮等，都曾研究、讨論，定有規制，盡力提倡，示範實行。
在這方面有功勞的，尤其是關學一派。
他們這種舉動，并不能說沒有功勞，在今日宋明理學衰落之世，我們若留心觀察，則見社會上還有許多地方自治的遺迹，或者自相約束扶助的規則，還都是這一個時代的儒者研究、制定、提倡、示範的功勞。
改進社會，原有急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