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魏晉至宋代以前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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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神在氏族時代，則為一氏族内的人所崇拜，在部落時代，則為一部落的人所崇拜，彼此各不相幹。
在其部落以内，宗教師亦是一種分職，他所做的事情，雖無實益，卻是人民對他有信仰心，并不嫌惡他。
其實他自己亦不全是騙人的，多少總有些信以為真。
他也無從分外榨取，至于氏族或部落以外，根本沒有人信他，他更無從施展威權了。
漢初的宗教還是如此，所以越巫、齊方士等各各獨立。
天子所祭的天神，雖然在諸神中取得最高的地位，然而諸侯尚且不許祭天，平民更不必說了。
中國古代似乎貴族平民各有其所崇拜的對象，彼此各不相幹，因此在上者要想借宗教之力以感化人民甚難，卻也沒有幹涉人民的信仰，以緻激變之事。
列國間因本來懷抱著宗教是有地方性的觀念，宗教信仰多包含在風俗習慣之中，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就是不幹涉信仰的自由。
所以彼此互不相幹涉，亦沒有争教的事。
這實在是中國最合理的一件事，因為宗教總不過是生活的反映，各地方有各地方不同的生活，自然會産生不同的宗教，而亦正需要不同的宗教，硬要統一它做什麼呢？老實說，就是勉強統一了，也隻是一個名目，其内容還可以大不相同的。
随著時代的變遷，從前各各分立的氏族或部落漸次統一而成一個大社會，社會既然擴大了，自然要有為全社會所共同信仰的大宗教，也自然會有為全社會所信仰的大宗教。
這時代的大宗教，并不是單獨發生，把從前的小宗教都消滅掉了的。
乃是從前的舊宗教所變化發達而成。
（1）把從前性質僅限于一部落一氏族的神擴大之而為全社會之神；（2）各地方所崇拜的神，有本來相同的，那自然不成問題；（3）否則亦可以牽強附會，硬把他算做一個；（4）其無須合并的，則建立一個系統，把他編制一下。
如此許多分立的小宗教，就可以合并而成一大宗教了。
這就是中國所謂道教。
這種變化，大約在很早的時代，随著社會的變動，就逐漸進行的，至後漢末年，在社會上大顯勢力，至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乃正式得到政府的承認。
當兩漢之間，佛教從印度輸入中國，至後漢末年，也在社會上漸露頭角。
佛教的哲理，較之道教更為精深。
——中國的學問，并不是不及印度，但專就哲理而論，卻應該自愧弗如的，而宗教所需要的，卻特别在這一方面。
為什麼呢？因為宗教倘使在政治社會方面多作正面的主張，就不免和政治發生沖突，和政治發生沖突，就要受到壓迫了。
佛教卻在這一方面，有其特别優勝之點。
它對于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幾于毫無主張，隻是在現社會的秩序之下，努力于個人的解脫。
如此，于政治問題，就覺其毫無關系，而多少還可以掩蔽現實，麻醉人民，而使之馳心于淨土。
如此在消極方面說，就可以不受政府的幹涉，而多少還可受些保護。
在積極方面，則因他主張輪回，替人把希望擴張到無限大，而又自有其高深的哲理，足以自圓其說，所以還能夠得到王公貴人的提倡；在平民眼裡，佛教、道教本來是無甚區别的，誰宣傳得起勁些，誰被信仰的機會就多些。
如此佛教因其（1）給與人的希望之大，（2）哲理的精深，能得士大夫的信仰，其宣傳之力，就超出于道教以上，所以其流行也較道教為盛。
從兩漢到南北朝，在精神界既然發生了全國共信的大宗教，就形成下列諸問題。
其一，在佛教尚未大行、道教也未十分組織成功之時，政治和社會，都有很大的不安，而宗教在這時代，業已從地域的進而為全國的了，自然會有人想利用他造成一種政治上反抗的力量，所以前後的變亂，含有宗教成分的很多。
道教的大師如張角、張魯、孫恩等不必說了，就和尚也有躬為禍首的，因此引起政治上的焚燒谶緯，禁止傳習天文。
其二，第一問題在中國的關系不能算大，而為政府所承認的宗教，亦發生下列二大問題，即（A）在物質方面，教徒既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成為純粹的分利分子，卻還要消耗多大的布施，而且積蓄多了，便從事于兼并土地，役使奴仆，于經濟的平均，很有妨害。
（B）在精神方面，宗教麻醉的力量能使人離開現實，馳骛空虛，多少可以減少些反抗之力，緩和些怨恨之聲，而且他多少要教人民以正直平和慈善，使社會增加幾分安穩，這是政治上所希望的。
所以曆來也很有些儒者的議論，在這一方面承認二氏的功勞。
但是宗教所教導的，斷不能和政治上所要求的全然一緻，而且和儒家傳統的道德和倫理，不免有些不相容，而儒家卻是在政治上積有權威的。
因此之故，宗教問題在政治思想史上，也就有相當的關系了。
綜括這一個時代，養的問題不能解決，教的問題亦覺得愚弱可憐，而嚴重的外患又相逼而來。
稍加仔細觀察，便覺得外患的成為問題，全是由于本國的社會病态太深之故，于是這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不期然而然的都觸著了許多根本的問題。
這些神在氏族時代，則為一氏族内的人所崇拜，在部落時代，則為一部落的人所崇拜，彼此各不相幹。
在其部落以内，宗教師亦是一種分職，他所做的事情，雖無實益，卻是人民對他有信仰心，并不嫌惡他。
其實他自己亦不全是騙人的，多少總有些信以為真。
他也無從分外榨取，至于氏族或部落以外，根本沒有人信他，他更無從施展威權了。
漢初的宗教還是如此，所以越巫、齊方士等各各獨立。
天子所祭的天神，雖然在諸神中取得最高的地位，然而諸侯尚且不許祭天，平民更不必說了。
中國古代似乎貴族平民各有其所崇拜的對象，彼此各不相幹，因此在上者要想借宗教之力以感化人民甚難，卻也沒有幹涉人民的信仰，以緻激變之事。
列國間因本來懷抱著宗教是有地方性的觀念，宗教信仰多包含在風俗習慣之中，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就是不幹涉信仰的自由。
所以彼此互不相幹涉，亦沒有争教的事。
這實在是中國最合理的一件事，因為宗教總不過是生活的反映，各地方有各地方不同的生活，自然會産生不同的宗教，而亦正需要不同的宗教，硬要統一它做什麼呢？老實說，就是勉強統一了，也隻是一個名目，其内容還可以大不相同的。
随著時代的變遷，從前各各分立的氏族或部落漸次統一而成一個大社會，社會既然擴大了，自然要有為全社會所共同信仰的大宗教，也自然會有為全社會所信仰的大宗教。
這時代的大宗教，并不是單獨發生，把從前的小宗教都消滅掉了的。
乃是從前的舊宗教所變化發達而成。
（1）把從前性質僅限于一部落一氏族的神擴大之而為全社會之神；（2）各地方所崇拜的神，有本來相同的，那自然不成問題；（3）否則亦可以牽強附會，硬把他算做一個；（4）其無須合并的，則建立一個系統，把他編制一下。
如此許多分立的小宗教，就可以合并而成一大宗教了。
這就是中國所謂道教。
這種變化，大約在很早的時代，随著社會的變動，就逐漸進行的，至後漢末年，在社會上大顯勢力，至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乃正式得到政府的承認。
當兩漢之間，佛教從印度輸入中國，至後漢末年，也在社會上漸露頭角。
佛教的哲理，較之道教更為精深。
——中國的學問，并不是不及印度，但專就哲理而論，卻應該自愧弗如的，而宗教所需要的，卻特别在這一方面。
為什麼呢？因為宗教倘使在政治社會方面多作正面的主張，就不免和政治發生沖突，和政治發生沖突，就要受到壓迫了。
佛教卻在這一方面，有其特别優勝之點。
它對于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幾于毫無主張，隻是在現社會的秩序之下，努力于個人的解脫。
如此，于政治問題，就覺其毫無關系，而多少還可以掩蔽現實，麻醉人民，而使之馳心于淨土。
如此在消極方面說，就可以不受政府的幹涉，而多少還可受些保護。
在積極方面，則因他主張輪回，替人把希望擴張到無限大，而又自有其高深的哲理，足以自圓其說，所以還能夠得到王公貴人的提倡；在平民眼裡，佛教、道教本來是無甚區别的，誰宣傳得起勁些，誰被信仰的機會就多些。
如此佛教因其（1）給與人的希望之大，（2）哲理的精深，能得士大夫的信仰，其宣傳之力，就超出于道教以上，所以其流行也較道教為盛。
從兩漢到南北朝，在精神界既然發生了全國共信的大宗教，就形成下列諸問題。
其一，在佛教尚未大行、道教也未十分組織成功之時，政治和社會，都有很大的不安，而宗教在這時代，業已從地域的進而為全國的了，自然會有人想利用他造成一種政治上反抗的力量，所以前後的變亂，含有宗教成分的很多。
道教的大師如張角、張魯、孫恩等不必說了，就和尚也有躬為禍首的，因此引起政治上的焚燒谶緯，禁止傳習天文。
其二，第一問題在中國的關系不能算大，而為政府所承認的宗教，亦發生下列二大問題，即（A）在物質方面，教徒既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成為純粹的分利分子，卻還要消耗多大的布施，而且積蓄多了，便從事于兼并土地，役使奴仆，于經濟的平均，很有妨害。
（B）在精神方面，宗教麻醉的力量能使人離開現實，馳骛空虛，多少可以減少些反抗之力，緩和些怨恨之聲，而且他多少要教人民以正直平和慈善，使社會增加幾分安穩，這是政治上所希望的。
所以曆來也很有些儒者的議論，在這一方面承認二氏的功勞。
但是宗教所教導的，斷不能和政治上所要求的全然一緻，而且和儒家傳統的道德和倫理，不免有些不相容，而儒家卻是在政治上積有權威的。
因此之故，宗教問題在政治思想史上，也就有相當的關系了。
綜括這一個時代，養的問題不能解決，教的問題亦覺得愚弱可憐，而嚴重的外患又相逼而來。
稍加仔細觀察，便覺得外患的成為問題，全是由于本國的社會病态太深之故，于是這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不期然而然的都觸著了許多根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