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上古到戰國的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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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求于人，就非得其允許不可，或者守著社會上公認的交換規則，進行交換，則相需甚殷的一方面，總是吃虧，而其勢較緩的一方面，總是處于有利的地位的。
所以在春秋戰國時，商人的勢力大盛。
便國家也不能不謹守和他們訂立的契約；指鄭子産不肯強市商人貨物之事。
見《左氏》昭公十六年。
甚而至于與他們分庭抗禮。
子貢之事，見《史記·貨殖列傳》。
一方面，都市的工商業家，鄉下的大地主，新階級興起了；一方面，則因戰争的劇烈，亡國敗家者相随屬，而封建時代的貴族，日益淪落；于是貴賤的階級漸平，貧富的階級以起。
然而當這時代，國家的政治權力，不是縮小了，而反是擴大了。
因為政治是所以調和矛盾，也可說是優勝的一個階級用來壓迫劣敗的階級的。
社會的矛盾，日益加甚，自然政治的權力，日益加大。
但是這時候，代表政治上的權力的，不是從來擁有采地的封建主，而是國王所信任的官僚。
官僚階級是怎樣興起的呢？那便是：（1）新興的工商家，和地主階級中較有知識的分子；（2）沒落的舊貴族尤多，他們的地位身份雖然喪失，其政治上的才能和知識，是不會随而喪失的。
現代的縣名，還有一部分沿自秦漢時代，秦漢的縣名很容易看得出，有一部分就是古代的國名；可見其本為一獨立國。
獨立國夷而為縣，并不是從秦漢時代開始的；春秋戰國時，早已有許多小國，變成大國中的一縣了。
國變而為縣，便是固有君主的撤廢，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吏的成功。
質而言之，就是後代的改土歸流。
因封建制度崩潰，而官僚階級增多；亦因官僚階級增多，而大國的君主，權力愈擴大，封建政體，因之愈趨于崩潰。
還有加重大國的權力的，便是軍隊的加多與加精。
在古代，大約是征服之族服兵役，被征服之族則不然的。
這并不是被征服之族，都不會當兵，不過不用他做正式的軍隊罷了。
我國古代，天子畿方千裡，公侯皆方百裡，幅員的大小，為百與一之比，而兵額卻不過兩三倍，就是為此。
《禮記·文王世子》是古代的庶子官管理王族之法，而其中說戰則守于公祢；鄢陵之戰，晉國人說“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可見古代的戰鬥，不但全用征服之族，組織軍隊，并且還是以王族為中心的。
至于被征服之族，則不過叫他保守本地方，并不用他做正式的軍隊，所以說寓兵于農。
寓兵于農，謂以農器為兵器，非謂以農夫為軍人，見《六韬·農器》篇。
到春秋時，這種情形就大變了。
變遷的途徑有二：一是蓄養勇士，求其戰鬥力之加強；一是訓練民衆，求其兵數之加多。
前者如齊莊公是其代表；後者如管仲作内政寄軍令，是其代表。
到戰國時代，則這兩種趨勢，同時并進。
如魏國的兵制，挑選人民強壯的，複其身，利其田宅；見《荀子·議兵》篇。
又如秦國商鞅之法，把全國的人民都訓練成戰士。
此等多而且精的軍隊，自然非小國所能抵敵了。
政治上的互相争鬥，可以說是使人群趨于分争角立的，而自經濟上言之，則總以互相聯合為有利。
亦且人類的本性，原是互相親愛的；政治上的分争，隻可說是社會的病态。
所以在封建時代，政治上的情形，雖然四分五裂，而社會的同化作用，還是不斷進行的。
《中庸》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可見當春秋戰國時，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都已大略一緻；因為隻從古相傳下來，憑恃武力的階級所把持，以緻統一不能實現罷了。
此等政治上争鬥的性質，固因有國有家者，各欲保守其固有的地位，而至于分争；亦因其貪求無已，不奪不餍，而漸趨于統一。
并兼之勢日烈，則統一之力加強。
政治的社會的兩力并行，而統一遂終于實現。
統一，自然是有利的事。
人類不論從哪一方面講，總是以統一為有利的。
但是前此的分争，固然不好，後來雖勉強統一，而其聯結的辦法，還不是最好的。
因而處于這一個大國家社會之中的人，不能個個都得到利益；而且有一部分是被犧牲的。
而國家社會的自身，亦因此而不得進化。
這種趨勢，是從皇古時代，因社會内部的分化和其相互間的争鬥而就開始進行的；到戰國的末年，已經過很長的時間了。
在這長時期中，從民族和國家的全體上看，是由分趨合，走上了進化的大路的。
從社會組織上看，則因前此良好的制度逐漸廢墜；人和人相互之間的善意逐漸消失；而至于釀成病态。
于是有所謂政治者，起而對治之。
政治是藥，他是因病而起的，亦是想治好病的。
人誰不想好？誰肯安于壞？于是有政治上種種的主張而形成政治思想。
所以在春秋戰國時，商人的勢力大盛。
便國家也不能不謹守和他們訂立的契約；指鄭子産不肯強市商人貨物之事。
見《左氏》昭公十六年。
甚而至于與他們分庭抗禮。
子貢之事，見《史記·貨殖列傳》。
一方面，都市的工商業家，鄉下的大地主，新階級興起了；一方面，則因戰争的劇烈，亡國敗家者相随屬，而封建時代的貴族，日益淪落；于是貴賤的階級漸平，貧富的階級以起。
然而當這時代，國家的政治權力，不是縮小了，而反是擴大了。
因為政治是所以調和矛盾，也可說是優勝的一個階級用來壓迫劣敗的階級的。
社會的矛盾，日益加甚，自然政治的權力，日益加大。
但是這時候，代表政治上的權力的，不是從來擁有采地的封建主，而是國王所信任的官僚。
官僚階級是怎樣興起的呢？那便是：（1）新興的工商家，和地主階級中較有知識的分子；（2）沒落的舊貴族尤多，他們的地位身份雖然喪失，其政治上的才能和知識，是不會随而喪失的。
現代的縣名，還有一部分沿自秦漢時代，秦漢的縣名很容易看得出，有一部分就是古代的國名；可見其本為一獨立國。
獨立國夷而為縣，并不是從秦漢時代開始的；春秋戰國時，早已有許多小國，變成大國中的一縣了。
國變而為縣，便是固有君主的撤廢，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吏的成功。
質而言之，就是後代的改土歸流。
因封建制度崩潰，而官僚階級增多；亦因官僚階級增多，而大國的君主，權力愈擴大，封建政體，因之愈趨于崩潰。
還有加重大國的權力的，便是軍隊的加多與加精。
在古代，大約是征服之族服兵役，被征服之族則不然的。
這并不是被征服之族，都不會當兵，不過不用他做正式的軍隊罷了。
我國古代，天子畿方千裡，公侯皆方百裡，幅員的大小，為百與一之比，而兵額卻不過兩三倍，就是為此。
《禮記·文王世子》是古代的庶子官管理王族之法，而其中說戰則守于公祢；鄢陵之戰，晉國人說“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可見古代的戰鬥，不但全用征服之族，組織軍隊，并且還是以王族為中心的。
至于被征服之族，則不過叫他保守本地方，并不用他做正式的軍隊，所以說寓兵于農。
寓兵于農，謂以農器為兵器，非謂以農夫為軍人，見《六韬·農器》篇。
到春秋時，這種情形就大變了。
變遷的途徑有二：一是蓄養勇士，求其戰鬥力之加強；一是訓練民衆，求其兵數之加多。
前者如齊莊公是其代表；後者如管仲作内政寄軍令，是其代表。
到戰國時代，則這兩種趨勢，同時并進。
如魏國的兵制，挑選人民強壯的，複其身，利其田宅；見《荀子·議兵》篇。
又如秦國商鞅之法，把全國的人民都訓練成戰士。
此等多而且精的軍隊，自然非小國所能抵敵了。
政治上的互相争鬥，可以說是使人群趨于分争角立的，而自經濟上言之，則總以互相聯合為有利。
亦且人類的本性，原是互相親愛的；政治上的分争，隻可說是社會的病态。
所以在封建時代，政治上的情形，雖然四分五裂，而社會的同化作用，還是不斷進行的。
《中庸》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可見當春秋戰國時，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都已大略一緻；因為隻從古相傳下來，憑恃武力的階級所把持，以緻統一不能實現罷了。
此等政治上争鬥的性質，固因有國有家者，各欲保守其固有的地位，而至于分争；亦因其貪求無已，不奪不餍，而漸趨于統一。
并兼之勢日烈，則統一之力加強。
政治的社會的兩力并行，而統一遂終于實現。
統一，自然是有利的事。
人類不論從哪一方面講，總是以統一為有利的。
但是前此的分争，固然不好，後來雖勉強統一，而其聯結的辦法，還不是最好的。
因而處于這一個大國家社會之中的人，不能個個都得到利益；而且有一部分是被犧牲的。
而國家社會的自身，亦因此而不得進化。
這種趨勢，是從皇古時代，因社會内部的分化和其相互間的争鬥而就開始進行的；到戰國的末年，已經過很長的時間了。
在這長時期中，從民族和國家的全體上看，是由分趨合，走上了進化的大路的。
從社會組織上看，則因前此良好的制度逐漸廢墜；人和人相互之間的善意逐漸消失；而至于釀成病态。
于是有所謂政治者，起而對治之。
政治是藥，他是因病而起的，亦是想治好病的。
人誰不想好？誰肯安于壞？于是有政治上種種的主張而形成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