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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
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
溯諸人類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謂為基于自然之影響。
蓋人類生活之演奏，實以歐羅細亞為舞台。
歐羅細亞者，歐亞兩大陸之總稱也。
歐羅細亞大陸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棹地”（Table—land），此與東西文明之分派至有關系。
因其地之山脈，不延于南北，而亘乎西東，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
人類祖先之分布移動，乃以成二大系統：一為南道文明，一為北道文明。
中國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諸國、俾路麻、印度、阿富汗尼斯坦、俾爾齊斯坦、波斯、土爾基、埃及等，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西伯利亞、俄羅斯、德意志、荷蘭、比利時、丹麥、士坎疊拿威亞、英吉利、法蘭西、瑞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奧大利亞、巴爾幹半島等，為北道文明之要路。
南道文明者，東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
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
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啬，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鬥、與同類奮鬥之文明。
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争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
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産之豐，故其生計以農業為主，其民族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賜予甚乏，不能不轉徙移動，故其生計以工商為主，其民族為移住的。
惟其定住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處也，故其家族簡單。
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義；家族簡單，故行個人主義。
前者女子恒視男子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風，而成賤女尊男之習；後者女子恒視男子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制，而嚴尊重女性之德。
農業為主之民族，好培種植物；商業為主之民族，好畜養動物。
故東人食物，以米蔬為主，以肉為輔；西人食物，以肉為主，以米蔬為輔：此飲食嗜好之不同也。
東人衣則廣幅博袖，履則緞鞋木履；西人衣則短幅窄袖，履則革履。
東方舟則帆船，車則騾車、人力車；西方舟則輪船，車則馬車、足蹈車、火車、電車、摩托車。
東人寫字則用毛筆硯池，直行工楷于柔紙；西人寫字則用鉛筆或鋼筆，橫行草書于硬紙。
東人講衛生，則在鬥室靜坐；西人講體育，則在曠野運動。
東人之日常生活，以靜為本位，以動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動為本位，以靜為例外。
試觀東人西人同時在驿候車，東人必覓坐靜息，西人必來往梭行。
此又起居什器之不同也。
更以觀于思想：東人持厭世主義（Pessimism），以為無論何物皆無競争之價值，個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樂天主義（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為向上進化發展，确認人道能有進步，不問其究極目的為何，但信前事惟前進奮鬥為首務。
東人既以個性之生存為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是謂定命主義（Fatali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造，是謂創化主義（CreativcProgressionism）。
東人之哲學，為求涼哲學；西人之哲學，為求溫哲學。
求涼者必靜，求溫者必動。
東方之聖人，是由生活中逃出，是由人間以向實在，而欲化人間為實在者也；西方之聖人，是向生活裡殺來，是由實在以向人間，而欲化實在為人間者也。
更以觀于宗教：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
東方教主告戒衆生以由生活解脫之事實，其教義以清淨寂滅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龛前之柳，池中之水，沈沈無聲，皆足為寂滅之象征；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尋出活潑潑地之生命，自位于衆生之中央，示人以發見新生命、創造新生命之理，其教義以永生在天靈魂不滅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與祈禱，皆足以助人生之奮鬥。
更以觀于倫理：東方親子間之愛厚，西方親子間之愛薄；東人以犧牲自己為人生之本務，西人以滿足自己為人生之本務；故東方之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之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
更以觀于政治：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政治，有世襲之天子，有忠順之百姓，政治現象毫無生機，幾于死體，依一人之意思，遏制衆人之願望，使之順從；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有數年更疊之元首之代議士，有随民意以為進退之内閣，政治現象，刻刻流轉，刻刻運行，随各個人之意向與要求，聚集各個勢力以為發展。
東人求治，在使政象靜止，維持現狀，形成一種死秩序，稍呈活動之觀，則诋之以搗亂；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潑，打破現狀，演成一種活秩序，稍有沈滞之機，則摧之以革命。
東方制定憲法，多取剛性，賦以偶像之權威，期于一成不變，緻日新之真理，無緣以入于法；西方制定憲法，多取柔性，畀以調和之餘地，期于與時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時可合于理。
此東西文明差異之大較也。
東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挾種族之偏見，以自高而卑人。
近世政家學者，頗引為莫大之遺憾。
平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轾于其間。
就東洋文明而論，其所短約有數端：①厭世的人生觀，不适于宇宙進化之理法；②惰性太重；③不尊重個性之權威與勢力；④階級的精神視個人僅為一較大單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價值全為單位所吞沒；⑤對于婦人之輕侮；⑥同情心之缺乏；⑦神權之偏重；⑧專制主義之盛行。
而其所長，則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觀察，以窺見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覺沈靜與安泰。
因而起一反省，自問日在物質的機械的生活之中，紛忙競争，創作發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無限争奪之域，從而不暇思及人類靈魂之最深問題者，究竟為何？ 東西文明之互争雄長，曆史上之遺迹，已數見不鮮。
将來二種文明，果常在沖突軋轹之中，抑有融會調和之日，或一種文明竟為其他所征服，此皆未決之問題。
以餘言之，宇宙大化之進行，全賴有二種之世界觀，鼓馭而前，即靜的與動的、保守與進步是也。
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
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而東西文明真正之調和，則終非二種文明本身之覺醒，萬不為功。
所謂本身之覺醒者，即在東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靜的世界觀，以容納西洋之動的世界觀；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質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印度開放而後，西洋思想已漸蒙東洋之影響，如叔本華（Schobenhauer）之厭世哲學，尼采（Nitzsche）之天才個性主義，皆幾分染東洋思想之顔色。
惟印度之交通不便，西人居印者少，而印人之視英人，隻認為娴于政治藝術之巧練蠻人，以為論及修養，彼輩尚屬幼稚，彼輩所汲汲以求者，東方人決之于心中也久矣。
故東西文明之間，在印度不生密切之接觸。
逮于海通，西人航海來華者日衆，東西思想之接觸始漸密切，良以吾國氣候之溫和，海路之利捷，遠非印度可比也。
由是言之，對于東西文明之調和，吾人實負有至重之責任，當虛懷若谷以迎受彼動的文明，使之變形易質于靜的文明之中，而别創一生面。
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美德加父教授（ProfessorMaynardW.Metcalf）曾在奧伯林（Oberlin）為中國留美學生會演說《科學與現代文明》，論及中國之将來，有日設有一民族于世界最終之民族中，能占一大部者，其惟中國人乎？其數量之衆，忍苦之強，衍殖之繁，愛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堅，智力之優，與夫應其最高道德觀念之能力，皆足以證其民族至少亦為最終民族中之要素。
但彼等究與啟發未來最終民族生息于其下之文明型式，以若何之影響乎？中國其将于智于德有所貢獻于世界，亦如其于數量乎？此殆全視彼善導其發育于今方環接之新境遇下之成功何如耳。
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
其古代文明，擴延及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于人類者甚大。
今猶能卷土重來，以為第二次之大貢獻于世界之進步乎？世間固尚未有一國民能于世界之進步為第二次偉大之貢獻者，埃及、阿西利亞、佛尼西亞、希臘、羅馬、亞拉比亞、波斯，皆曾達于極盛之域，而遂衰亡不複振。
獨意大利之文藝複興，為顯著之例外，然亦非舊羅馬之複活。
逮其純為新民族之日，固不知有幾多異族之血，混入古意大利人之族系也。
猶憶三十年前，加潘特（EdwardCarpenter）曾為文以論《文明之起原及其救濟》，甚有趣味。
文中指陳曾經極盛時代民族中，文明疾病之徑路，謂此等文明之疾病，大抵皆有其相同之預兆時期，寝假而達于炎熱最高之度，寝假而贻其民族以永世削弱之運焉。
世界史中，尚未見有回春複活之民族，重為世界之強國也。
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運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實無容諱言。
中國民族今後之問題，實為複活與否之問題，亦為吾人所肯認。
顧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複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
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達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以濟吾靜止文明之窮，而立東西文明調和之基礎。
今日立于東洋文明之地位觀之，吾人之靜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處于屈敗之勢。
彼西洋之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雖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無趨于自殺之傾向，而以臨于吾侪，則實居優越之域。
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舉一動，幾莫能逃其範圍，而實際上亦深感其需要，願享其利便。
例如火車輪船之不能不乘，電燈電話之不能不用，個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議政治之不能不采行。
凡此種種，要足以證吾人生活之領域，确為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勢滔滔，殆不可遏。
而一察其現象，則又扞格矛盾之觀，到眼都是。
最近所發生之社會現象，如飛虹、普濟、江寬等輪之沖沉也，某處火車之遇險也，某處電燈之失慎也，此類事實，若一一叩其原因，固各不一緻，而且甚複雜。
就生活現象，以為大量之批評，則皆足引為吾人不适于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之證據。
其他大至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則精神煥發，利便甚溥，而一入于吾人之手，著于吾人之身，則怪象百出，局促弗安，總呈不相配稱之觀。
蓋嘗推原其故，以為以靜的精神，享用動的物質、制度、器械等等，此種現象必不能免，苟不将靜止的精神，根本掃蕩，或将物質的生活，一切屏絕，長此沈延，在此矛盾現象中以為生活，其結果必蹈于自殺。
蓋以半死帶活之人，駕飛行艇，使發昏帶醉之徒，禦摩托車，人固死于艇車之下，艇車亦毀子其人之手。
以英雄政治、賢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肅靜無嘩、唯諾一緻之心理，希望代議政治；以萬世一系、一成不變之觀念，運用自由憲法；其國之政治，固以杌隍（陧）不甯，此種政制之妙用，亦必毀于若而國中。
總之，守靜的态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粉碎。
世間最可恐怖之事，莫過于斯矣。
餘既言之，物質的生活，今日萬不能屏絕勿用。
則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徹底之覺悟，将從來之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掃蕩，期與彼西洋之動的世界觀相接匠，與物質的生活相适應。
然在動的生活中，欲改易一新觀念，創造一新生活，其事較易；在靜的生活中，欲根本改變其世界觀，使适于動的生活，其事乃至難，從而所需之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強毅之氣力赴之。
奇普陵（Kipling）之詩曰： Oh，EastisEastandWestisWest，AndnevertheTwainshallmeet，TillEarthandSkystandpresentlyAtGod‘sgreatjudgmentSeat；ButthereisneitherEastnorWest，Border，norBreednorBirth，WhentwostrongmenstandfacetofaceTho’theycomefromtheendsoftheEarth． 譯其大旨，即謂除非天與地，立于上帝最高裁判之席前，東終是東，西終是西，絕無相遇之期。
但有二偉人焉，雖來自地球之兩極，相對而立，則無東西畛域之見，種族血系之分也。
吾青年乎，其各以twostrongmen中之一人自命，竭力刬除種族根性之偏執，啟發科學的精神以索真理，奮其勇氣以從事于動性之技藝與産業。
此種技藝與産業，足緻吾人之日常生活與實驗之科學相接近。
如斯行之不息，科學之演試必能日臻于純熟，科學之精神必能淪浃于靈智。
此種精神，即動的精神，即進步的精神。
一切事物，無論其于遺襲之習慣若何神聖，不憚加以驗察而尋其真，彼能自示其優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
時時創造，時時擴張，以期盡吾民族對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貢獻。
本篇所用參考書報： ①茅原華山著：《人間生活史》。
②Reinsch著：Worldpolitics，chapterⅢ． ③Jenks著：Principlesofpolitics，page32． ④Thescientificmonthly，Vol.4，no.5.中所載ProfessorMaynardM．Metcalf著：ScienceandModernCivilization. ⑤《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獨秀著《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 愚文既已付印，偶于《東方》第十五卷第六号，見有《中西文明之評判》一文，譯自日本《東亞之光》。
其首段曰：“有中國人胡某者，于開戰前後在德國刊行德文之著作二種：一名《中國對于歐洲思想之辯護》，為開戰前所刊；一名《中國國民之精神與戰争之血路》，為開戰後所刊者。
” 歐美人對于東洋民族多以為劣等國民，偶或見其長處則直驚以為黃禍，其真傾耳于東洋人之言論者極少。
有時對于東洋人之言論呈贊詞者，多出于一時之好奇心，或屬于外交辭令而已。
然此次戰争，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
歐人自己亦對于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對于他人之批評虛心坦懷以傾聽之者亦較多。
胡某之著作，在平時未必有人過問，而此時卻引起相當之反響，為贊否種種議論之的。
……次乃介紹德人對于辜氏著作之意見，贊成之者則有台裡烏司氏及普魯克陀爾福女士，反對之者則有弗蘭士氏。
其中所論頗足供愚文之參證，為幅帙所限，未能迻錄，讀者可取《東方》閱之。
往者愚在日京，曾于秋桐先生《說憲》[2]文中，知辜鴻銘氏有《春秋大義》[3]之作，嗣以激于一種好奇之心理，嘗取辜氏之書略為披閱，雖讀之未暇終篇，但就其卷頭之綱目導言之大旨觀之，已足窺其概要。
彼謂“西洋之教人為善，不畏之以上帝，則畏之以法律。
離斯二者，雖兄弟比鄰不能安處也。
逮夫憎侶日多，食之者衆，民不堪其重負。
遂因三十年之戰，傾覆僧侶之勢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權威。
于是繼僧侶而興者，則為軍警焉。
軍警之坐食累民，其害且過于僧侶，結果又以釀成今日之戰。
經此大戰之後，歐人必謀所以棄此軍警，亦如昔之屏棄僧侶者然。
顧屏棄軍警之後，其所賴以維持人間之平和秩序者，将複迎前曾屏棄之僧侶乎？抑将更事他求乎？為歐人計，惟有歡迎吾中國人之精神，惟有歡迎孔子之道。
”是篇所舉胡氏之說與辜氏之說，若合符節。
胡氏疑即辜氏之誤，辜字譯音頗與胡近。
其書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複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轉迻譯，緻訛為胡，國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
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鐘，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于二十世紀之世界。
一之為奇，甯複有偶？必為辜氏之訛無疑。
愚讀歐人對于辜說之評判，不禁起數種感想：第一，國人對于現代西洋最有價值之學說，恒扞格不相入，诋排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無價值之夢話，一入彼歐人之耳，彼皆以誠懇之意迎之。
或則以促其自反，或則以堅其自信，雖見仁見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虛心坦懷為他山之助；以視膠執己見、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遠，有非可以道裡計者。
故吾人對于歐人之注意辜說，惟當引以自愧，切不可視為“驚動歐人之名論”以自榮。
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質主義，宜否取東洋之理想主義以相調劑？此屬别一問題。
時至今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
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潔之癖為中國人重精神不重物質之證；則吸食鴉片之癖，亦何不可數為相同之例？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
斷不許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質文明之疲窮，不自反東洋精神文明之頹廢。
第三，希望吾青年學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學說。
同時，将吾東洋文明之較與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紹之于歐人，期與東西文明之調和有所裨助，以盡對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貢獻，勿令歐人認此陳腐固陋之談為中國人之代表。
第四，台裡烏司氏謂“人雖有采用新稅制、新制服者，而無輕易采用新世界觀者”，斯言誠不盡妄。
但愚以為于吾東方靜的世界觀，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與動的世界觀接近，則其采用種種動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象百出，不見其利，隻見其害。
然此非可輕易能奏功效者，亦屬事實。
當于日常生活中習練薰陶之，始能漸漬濡染，易靜的生活為動的生活。
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吾人即于日常生活中常懸一動的精神為準則，其結果猶不能完全變易其執性之靜止，倘複偏執而保守之，則活動之氣質将永不見于吾人之身心，久且必歸于腐亡。
*** 愚頃又見早稻田大學教授北聆吉氏曾作《論東西文化之融合》一文（載于《東方時論》第三卷第六号），中多透辟之語。
茲節譯數段，供參證焉。
“……西洋之文化，為求精神之自由，先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
歐人對于自然，不能漠不關心。
純取觀望之态度，不能融合其自我于自然之中，以與自然共相遊樂。
其視自然為自我發展之憑基，非自我産生之嫡母。
自然者，可以克服之障礙也。
菲西的謂對象即抵抗，實足為歐人自然觀之綱領。
彼等所以不即其本然之體以觀察自然，而必分析之以求發見其構成之要素與軌範要素結合之法則者，乃欲如斯以為人類再建自然。
其科學的文明，皆因其要求主張自我克服自然而産出。
倍根嘗謂為‘知識之力’。
蓋歐人之科學，即使彼等制禦自然之力也。
“然東洋諸民族，關于此點，其努力則與歐美人異。
同是東洋民族，其間固亦有相異之點。
而自大體言之，則凡東洋諸民族，皆有一共同與西洋民族不同之所，即其不欲制禦自然，征服自然，而欲與自然融合，與自然遊樂是也。
彼等不言人則與天則對立，甯依天則以演繹人則。
東洋人一般之宿命觀，以從天命為道德之能事，足為彼等如何視自然為強權之實證。
東洋人與其欲制禦自然以獲精神之自由，甯欲使精神之要求服從自然，于此覓一安心之境地。
故彼等對于自然，不加解剖，不加分析，但即其本然之體觀察之而已。
“東西文化之差别，可雲一為積極的，一為消極的。
此殆基于二者使現實生活徹底之意力之強弱。
歐美人使現實生活徹底之欲望盛，故向利用或征服于其生活必要之自然之途以進。
東洋人之于現實生活，不視為絕對，故使之徹底之努力缺乏。
東西對于自然之差異，無論其基于何種理由，究于二者之間，生出思想與生活種種之不同。
西洋人在與自然奮戰之間，養成一種猛烈之生活意志。
初哉首基，即利用此種生活意志，以使其他劣弱諸民族為之屬隸，更為此目的利用其獨占之科學知識。
東洋人常以求得最大之滿足于其被與之境遇為能事，故于本民族中認不法階級之存在，即認異族為政治統治者，亦甘受之而帖服。
西洋人在與自然奮戰中所養成之自我觀念，與人間中心之思想，構成一種價值哲學，設便于自己之标準，評量一切價值，不僅于現世以自己為中心，即于來世亦主張個性價值之保存。
“希臘人受地理之影響，本為極端個人主義之信者。
以智慧、勇氣、正義、節制為四德，而慈悲仁愛在東洋思想認為一切道德之首者，則反屏之于道德範疇之外。
今日之西洋人，合此希臘人之個人主義與希臘教靈魂不滅之教義，而成個性價值保存之哲學，從而西洋人缺真實大我之哲學。
顧在東洋，儒教則求修養最終之标的于天，佛教則求之于涅槃，以成大我無我之哲學。
甯以打破個人主義與人間本位之價值哲學，始足認為備哲人之風格。
老莊荊楚之學，于此點最為徹底。
…… “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為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向；與自然融合，對于所與境遇之滿足，為東洋人優遊之境地。
此二者皆為人間文化意志所向之标的，吾人于斯二者均不可蔑視。
若徒埋頭于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而忘卻吾人對于内的生活之反省，則吾人之生活必歸于空虛。
故今世大哲，若柏格森，則謂今日普魯士人之生活，幾全埋頭于生産之事，于軍事與産業方占勝利之際，詩與哲學，益趨退化，以為警告矣。
若倭铿，則以内的文明與外的文明、詩與産業之兩立為理想，昌言今日人本主義的文明一面征服自然，一面有使自己靈性歸于空虛之恐矣。
…… “彼歐美人今既于征服自然之中漸喪其自己之靈性，而東洋人則何如者？彼等既不求若何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故其與自然融合一緻之精神，不過僅為少數人所能知，自馀之大多數，殆為自然所征服。
東洋聖哲，自覺‘破于此處成于彼處’之大自在，故現實生活之成敗，多不足以惱其心神。
其大多數對于人生真義毫不理解，為自然所征服，又為利用自然者所驅使，以度最悲慘之生活。
故于産生老莊解脫哲學之支那，造成多數如豚之苦力。
于産生釋尊宗教之印度，其生民不苦于疾疫，則厄于饑馑，今且被傭為兵，在西部戰場為英國人效死。
然則無征服自然之能力，甘居于被與之境遇之東洋民族，将有莫大之危險從其生活以俱至。
此為吾人所不可不記取者。
“于是乃生歐羅巴的文化與亞細亞的文化之補救乃至融合之必要矣。
吾人為自己精神的自由，一面努力于境遇之制服與改造，一面亦須注意于境遇之制服與改造不可無一定之限制，而努力于自己精神之修養。
單向前者以為努力，則人類将成為一勞動機械；僅以後者為能事，則亦不能自立于生存競争之場中。
必兼斯二者，真正人間的生活始放其光輝。
而欲為此，非能将一切反對之要素攝取而統一之民族不可。
世間固有之文化，大抵因其民族之特質與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
溯諸人類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謂為基于自然之影響。
蓋人類生活之演奏，實以歐羅細亞為舞台。
歐羅細亞者，歐亞兩大陸之總稱也。
歐羅細亞大陸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棹地”（Table—land），此與東西文明之分派至有關系。
因其地之山脈，不延于南北，而亘乎西東，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
人類祖先之分布移動，乃以成二大系統：一為南道文明，一為北道文明。
中國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諸國、俾路麻、印度、阿富汗尼斯坦、俾爾齊斯坦、波斯、土爾基、埃及等，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西伯利亞、俄羅斯、德意志、荷蘭、比利時、丹麥、士坎疊拿威亞、英吉利、法蘭西、瑞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奧大利亞、巴爾幹半島等，為北道文明之要路。
南道文明者，東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
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
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啬，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鬥、與同類奮鬥之文明。
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争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
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産之豐，故其生計以農業為主，其民族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賜予甚乏，不能不轉徙移動，故其生計以工商為主，其民族為移住的。
惟其定住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處也，故其家族簡單。
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義；家族簡單，故行個人主義。
前者女子恒視男子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風，而成賤女尊男之習；後者女子恒視男子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制，而嚴尊重女性之德。
農業為主之民族，好培種植物；商業為主之民族，好畜養動物。
故東人食物，以米蔬為主，以肉為輔；西人食物，以肉為主，以米蔬為輔：此飲食嗜好之不同也。
東人衣則廣幅博袖，履則緞鞋木履；西人衣則短幅窄袖，履則革履。
東方舟則帆船，車則騾車、人力車；西方舟則輪船，車則馬車、足蹈車、火車、電車、摩托車。
東人寫字則用毛筆硯池，直行工楷于柔紙；西人寫字則用鉛筆或鋼筆，橫行草書于硬紙。
東人講衛生，則在鬥室靜坐；西人講體育，則在曠野運動。
東人之日常生活，以靜為本位，以動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動為本位，以靜為例外。
試觀東人西人同時在驿候車，東人必覓坐靜息，西人必來往梭行。
此又起居什器之不同也。
更以觀于思想：東人持厭世主義（Pessimism），以為無論何物皆無競争之價值，個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樂天主義（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為向上進化發展，确認人道能有進步，不問其究極目的為何，但信前事惟前進奮鬥為首務。
東人既以個性之生存為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是謂定命主義（Fatali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造，是謂創化主義（CreativcProgressionism）。
東人之哲學，為求涼哲學；西人之哲學，為求溫哲學。
求涼者必靜，求溫者必動。
東方之聖人，是由生活中逃出，是由人間以向實在，而欲化人間為實在者也；西方之聖人，是向生活裡殺來，是由實在以向人間，而欲化實在為人間者也。
更以觀于宗教：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
東方教主告戒衆生以由生活解脫之事實，其教義以清淨寂滅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龛前之柳，池中之水，沈沈無聲，皆足為寂滅之象征；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尋出活潑潑地之生命，自位于衆生之中央，示人以發見新生命、創造新生命之理，其教義以永生在天靈魂不滅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與祈禱，皆足以助人生之奮鬥。
更以觀于倫理：東方親子間之愛厚，西方親子間之愛薄；東人以犧牲自己為人生之本務，西人以滿足自己為人生之本務；故東方之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之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
更以觀于政治：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政治，有世襲之天子，有忠順之百姓，政治現象毫無生機，幾于死體，依一人之意思，遏制衆人之願望，使之順從；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有數年更疊之元首之代議士，有随民意以為進退之内閣，政治現象，刻刻流轉，刻刻運行，随各個人之意向與要求，聚集各個勢力以為發展。
東人求治，在使政象靜止，維持現狀，形成一種死秩序，稍呈活動之觀，則诋之以搗亂；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潑，打破現狀，演成一種活秩序，稍有沈滞之機，則摧之以革命。
東方制定憲法，多取剛性，賦以偶像之權威，期于一成不變，緻日新之真理，無緣以入于法；西方制定憲法，多取柔性，畀以調和之餘地，期于與時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時可合于理。
此東西文明差異之大較也。
東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挾種族之偏見，以自高而卑人。
近世政家學者，頗引為莫大之遺憾。
平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轾于其間。
就東洋文明而論，其所短約有數端：①厭世的人生觀，不适于宇宙進化之理法；②惰性太重；③不尊重個性之權威與勢力；④階級的精神視個人僅為一較大單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價值全為單位所吞沒；⑤對于婦人之輕侮；⑥同情心之缺乏；⑦神權之偏重；⑧專制主義之盛行。
而其所長，則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觀察，以窺見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覺沈靜與安泰。
因而起一反省，自問日在物質的機械的生活之中，紛忙競争，創作發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無限争奪之域，從而不暇思及人類靈魂之最深問題者，究竟為何？ 東西文明之互争雄長，曆史上之遺迹，已數見不鮮。
将來二種文明，果常在沖突軋轹之中，抑有融會調和之日，或一種文明竟為其他所征服，此皆未決之問題。
以餘言之，宇宙大化之進行，全賴有二種之世界觀，鼓馭而前，即靜的與動的、保守與進步是也。
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
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而東西文明真正之調和，則終非二種文明本身之覺醒，萬不為功。
所謂本身之覺醒者，即在東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靜的世界觀，以容納西洋之動的世界觀；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質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印度開放而後，西洋思想已漸蒙東洋之影響，如叔本華（Schobenhauer）之厭世哲學，尼采（Nitzsche）之天才個性主義，皆幾分染東洋思想之顔色。
惟印度之交通不便，西人居印者少，而印人之視英人，隻認為娴于政治藝術之巧練蠻人，以為論及修養，彼輩尚屬幼稚，彼輩所汲汲以求者，東方人決之于心中也久矣。
故東西文明之間，在印度不生密切之接觸。
逮于海通，西人航海來華者日衆，東西思想之接觸始漸密切，良以吾國氣候之溫和，海路之利捷，遠非印度可比也。
由是言之，對于東西文明之調和，吾人實負有至重之責任，當虛懷若谷以迎受彼動的文明，使之變形易質于靜的文明之中，而别創一生面。
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美德加父教授（ProfessorMaynardW.Metcalf）曾在奧伯林（Oberlin）為中國留美學生會演說《科學與現代文明》，論及中國之将來，有日設有一民族于世界最終之民族中，能占一大部者，其惟中國人乎？其數量之衆，忍苦之強，衍殖之繁，愛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堅，智力之優，與夫應其最高道德觀念之能力，皆足以證其民族至少亦為最終民族中之要素。
但彼等究與啟發未來最終民族生息于其下之文明型式，以若何之影響乎？中國其将于智于德有所貢獻于世界，亦如其于數量乎？此殆全視彼善導其發育于今方環接之新境遇下之成功何如耳。
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
其古代文明，擴延及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于人類者甚大。
今猶能卷土重來，以為第二次之大貢獻于世界之進步乎？世間固尚未有一國民能于世界之進步為第二次偉大之貢獻者，埃及、阿西利亞、佛尼西亞、希臘、羅馬、亞拉比亞、波斯，皆曾達于極盛之域，而遂衰亡不複振。
獨意大利之文藝複興，為顯著之例外，然亦非舊羅馬之複活。
逮其純為新民族之日，固不知有幾多異族之血，混入古意大利人之族系也。
猶憶三十年前，加潘特（EdwardCarpenter）曾為文以論《文明之起原及其救濟》，甚有趣味。
文中指陳曾經極盛時代民族中，文明疾病之徑路，謂此等文明之疾病，大抵皆有其相同之預兆時期，寝假而達于炎熱最高之度，寝假而贻其民族以永世削弱之運焉。
世界史中，尚未見有回春複活之民族，重為世界之強國也。
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運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實無容諱言。
中國民族今後之問題，實為複活與否之問題，亦為吾人所肯認。
顧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複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
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達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以濟吾靜止文明之窮，而立東西文明調和之基礎。
今日立于東洋文明之地位觀之，吾人之靜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處于屈敗之勢。
彼西洋之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雖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無趨于自殺之傾向，而以臨于吾侪，則實居優越之域。
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舉一動，幾莫能逃其範圍，而實際上亦深感其需要，願享其利便。
例如火車輪船之不能不乘，電燈電話之不能不用，個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議政治之不能不采行。
凡此種種，要足以證吾人生活之領域，确為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勢滔滔，殆不可遏。
而一察其現象，則又扞格矛盾之觀，到眼都是。
最近所發生之社會現象，如飛虹、普濟、江寬等輪之沖沉也，某處火車之遇險也，某處電燈之失慎也，此類事實，若一一叩其原因，固各不一緻，而且甚複雜。
就生活現象，以為大量之批評，則皆足引為吾人不适于動的文明物質的生活之證據。
其他大至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則精神煥發，利便甚溥，而一入于吾人之手，著于吾人之身，則怪象百出，局促弗安，總呈不相配稱之觀。
蓋嘗推原其故，以為以靜的精神，享用動的物質、制度、器械等等，此種現象必不能免，苟不将靜止的精神，根本掃蕩，或将物質的生活，一切屏絕，長此沈延，在此矛盾現象中以為生活，其結果必蹈于自殺。
蓋以半死帶活之人，駕飛行艇，使發昏帶醉之徒，禦摩托車，人固死于艇車之下，艇車亦毀子其人之手。
以英雄政治、賢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肅靜無嘩、唯諾一緻之心理，希望代議政治；以萬世一系、一成不變之觀念，運用自由憲法；其國之政治，固以杌隍（陧）不甯，此種政制之妙用，亦必毀于若而國中。
總之，守靜的态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粉碎。
世間最可恐怖之事，莫過于斯矣。
餘既言之，物質的生活，今日萬不能屏絕勿用。
則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徹底之覺悟，将從來之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掃蕩，期與彼西洋之動的世界觀相接匠，與物質的生活相适應。
然在動的生活中，欲改易一新觀念，創造一新生活，其事較易；在靜的生活中，欲根本改變其世界觀，使适于動的生活，其事乃至難，從而所需之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強毅之氣力赴之。
奇普陵（Kipling）之詩曰： Oh，EastisEastandWestisWest，AndnevertheTwainshallmeet，TillEarthandSkystandpresentlyAtGod‘sgreatjudgmentSeat；ButthereisneitherEastnorWest，Border，norBreednorBirth，WhentwostrongmenstandfacetofaceTho’theycomefromtheendsoftheEarth． 譯其大旨，即謂除非天與地，立于上帝最高裁判之席前，東終是東，西終是西，絕無相遇之期。
但有二偉人焉，雖來自地球之兩極，相對而立，則無東西畛域之見，種族血系之分也。
吾青年乎，其各以twostrongmen中之一人自命，竭力刬除種族根性之偏執，啟發科學的精神以索真理，奮其勇氣以從事于動性之技藝與産業。
此種技藝與産業，足緻吾人之日常生活與實驗之科學相接近。
如斯行之不息，科學之演試必能日臻于純熟，科學之精神必能淪浃于靈智。
此種精神，即動的精神，即進步的精神。
一切事物，無論其于遺襲之習慣若何神聖，不憚加以驗察而尋其真，彼能自示其優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
時時創造，時時擴張，以期盡吾民族對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貢獻。
本篇所用參考書報： ①茅原華山著：《人間生活史》。
②Reinsch著：Worldpolitics，chapterⅢ． ③Jenks著：Principlesofpolitics，page32． ④Thescientificmonthly，Vol.4，no.5.中所載ProfessorMaynardM．Metcalf著：ScienceandModernCivilization. ⑤《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獨秀著《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 愚文既已付印，偶于《東方》第十五卷第六号，見有《中西文明之評判》一文，譯自日本《東亞之光》。
其首段曰：“有中國人胡某者，于開戰前後在德國刊行德文之著作二種：一名《中國對于歐洲思想之辯護》，為開戰前所刊；一名《中國國民之精神與戰争之血路》，為開戰後所刊者。
” 歐美人對于東洋民族多以為劣等國民，偶或見其長處則直驚以為黃禍，其真傾耳于東洋人之言論者極少。
有時對于東洋人之言論呈贊詞者，多出于一時之好奇心，或屬于外交辭令而已。
然此次戰争，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
歐人自己亦對于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對于他人之批評虛心坦懷以傾聽之者亦較多。
胡某之著作，在平時未必有人過問，而此時卻引起相當之反響，為贊否種種議論之的。
……次乃介紹德人對于辜氏著作之意見，贊成之者則有台裡烏司氏及普魯克陀爾福女士，反對之者則有弗蘭士氏。
其中所論頗足供愚文之參證，為幅帙所限，未能迻錄，讀者可取《東方》閱之。
往者愚在日京，曾于秋桐先生《說憲》[2]文中，知辜鴻銘氏有《春秋大義》[3]之作，嗣以激于一種好奇之心理，嘗取辜氏之書略為披閱，雖讀之未暇終篇，但就其卷頭之綱目導言之大旨觀之，已足窺其概要。
彼謂“西洋之教人為善，不畏之以上帝，則畏之以法律。
離斯二者，雖兄弟比鄰不能安處也。
逮夫憎侶日多，食之者衆，民不堪其重負。
遂因三十年之戰，傾覆僧侶之勢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權威。
于是繼僧侶而興者，則為軍警焉。
軍警之坐食累民，其害且過于僧侶，結果又以釀成今日之戰。
經此大戰之後，歐人必謀所以棄此軍警，亦如昔之屏棄僧侶者然。
顧屏棄軍警之後，其所賴以維持人間之平和秩序者，将複迎前曾屏棄之僧侶乎？抑将更事他求乎？為歐人計，惟有歡迎吾中國人之精神，惟有歡迎孔子之道。
”是篇所舉胡氏之說與辜氏之說，若合符節。
胡氏疑即辜氏之誤，辜字譯音頗與胡近。
其書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複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轉迻譯，緻訛為胡，國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
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鐘，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于二十世紀之世界。
一之為奇，甯複有偶？必為辜氏之訛無疑。
愚讀歐人對于辜說之評判，不禁起數種感想：第一，國人對于現代西洋最有價值之學說，恒扞格不相入，诋排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無價值之夢話，一入彼歐人之耳，彼皆以誠懇之意迎之。
或則以促其自反，或則以堅其自信，雖見仁見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虛心坦懷為他山之助；以視膠執己見、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遠，有非可以道裡計者。
故吾人對于歐人之注意辜說，惟當引以自愧，切不可視為“驚動歐人之名論”以自榮。
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質主義，宜否取東洋之理想主義以相調劑？此屬别一問題。
時至今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
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潔之癖為中國人重精神不重物質之證；則吸食鴉片之癖，亦何不可數為相同之例？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
斷不許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質文明之疲窮，不自反東洋精神文明之頹廢。
第三，希望吾青年學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學說。
同時，将吾東洋文明之較與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紹之于歐人，期與東西文明之調和有所裨助，以盡對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貢獻，勿令歐人認此陳腐固陋之談為中國人之代表。
第四，台裡烏司氏謂“人雖有采用新稅制、新制服者，而無輕易采用新世界觀者”，斯言誠不盡妄。
但愚以為于吾東方靜的世界觀，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與動的世界觀接近，則其采用種種動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象百出，不見其利，隻見其害。
然此非可輕易能奏功效者，亦屬事實。
當于日常生活中習練薰陶之，始能漸漬濡染，易靜的生活為動的生活。
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吾人即于日常生活中常懸一動的精神為準則，其結果猶不能完全變易其執性之靜止，倘複偏執而保守之，則活動之氣質将永不見于吾人之身心，久且必歸于腐亡。
*** 愚頃又見早稻田大學教授北聆吉氏曾作《論東西文化之融合》一文（載于《東方時論》第三卷第六号），中多透辟之語。
茲節譯數段，供參證焉。
“……西洋之文化，為求精神之自由，先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
歐人對于自然，不能漠不關心。
純取觀望之态度，不能融合其自我于自然之中，以與自然共相遊樂。
其視自然為自我發展之憑基，非自我産生之嫡母。
自然者，可以克服之障礙也。
菲西的謂對象即抵抗，實足為歐人自然觀之綱領。
彼等所以不即其本然之體以觀察自然，而必分析之以求發見其構成之要素與軌範要素結合之法則者，乃欲如斯以為人類再建自然。
其科學的文明，皆因其要求主張自我克服自然而産出。
倍根嘗謂為‘知識之力’。
蓋歐人之科學，即使彼等制禦自然之力也。
“然東洋諸民族，關于此點，其努力則與歐美人異。
同是東洋民族，其間固亦有相異之點。
而自大體言之，則凡東洋諸民族，皆有一共同與西洋民族不同之所，即其不欲制禦自然，征服自然，而欲與自然融合，與自然遊樂是也。
彼等不言人則與天則對立，甯依天則以演繹人則。
東洋人一般之宿命觀，以從天命為道德之能事，足為彼等如何視自然為強權之實證。
東洋人與其欲制禦自然以獲精神之自由，甯欲使精神之要求服從自然，于此覓一安心之境地。
故彼等對于自然，不加解剖，不加分析，但即其本然之體觀察之而已。
“東西文化之差别，可雲一為積極的，一為消極的。
此殆基于二者使現實生活徹底之意力之強弱。
歐美人使現實生活徹底之欲望盛，故向利用或征服于其生活必要之自然之途以進。
東洋人之于現實生活，不視為絕對，故使之徹底之努力缺乏。
東西對于自然之差異，無論其基于何種理由，究于二者之間，生出思想與生活種種之不同。
西洋人在與自然奮戰之間，養成一種猛烈之生活意志。
初哉首基，即利用此種生活意志，以使其他劣弱諸民族為之屬隸，更為此目的利用其獨占之科學知識。
東洋人常以求得最大之滿足于其被與之境遇為能事，故于本民族中認不法階級之存在，即認異族為政治統治者，亦甘受之而帖服。
西洋人在與自然奮戰中所養成之自我觀念，與人間中心之思想，構成一種價值哲學，設便于自己之标準，評量一切價值，不僅于現世以自己為中心，即于來世亦主張個性價值之保存。
“希臘人受地理之影響，本為極端個人主義之信者。
以智慧、勇氣、正義、節制為四德，而慈悲仁愛在東洋思想認為一切道德之首者，則反屏之于道德範疇之外。
今日之西洋人，合此希臘人之個人主義與希臘教靈魂不滅之教義，而成個性價值保存之哲學，從而西洋人缺真實大我之哲學。
顧在東洋，儒教則求修養最終之标的于天，佛教則求之于涅槃，以成大我無我之哲學。
甯以打破個人主義與人間本位之價值哲學，始足認為備哲人之風格。
老莊荊楚之學，于此點最為徹底。
…… “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為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向；與自然融合，對于所與境遇之滿足，為東洋人優遊之境地。
此二者皆為人間文化意志所向之标的，吾人于斯二者均不可蔑視。
若徒埋頭于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而忘卻吾人對于内的生活之反省，則吾人之生活必歸于空虛。
故今世大哲，若柏格森，則謂今日普魯士人之生活，幾全埋頭于生産之事，于軍事與産業方占勝利之際，詩與哲學，益趨退化，以為警告矣。
若倭铿，則以内的文明與外的文明、詩與産業之兩立為理想，昌言今日人本主義的文明一面征服自然，一面有使自己靈性歸于空虛之恐矣。
…… “彼歐美人今既于征服自然之中漸喪其自己之靈性，而東洋人則何如者？彼等既不求若何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故其與自然融合一緻之精神，不過僅為少數人所能知，自馀之大多數，殆為自然所征服。
東洋聖哲，自覺‘破于此處成于彼處’之大自在，故現實生活之成敗，多不足以惱其心神。
其大多數對于人生真義毫不理解，為自然所征服，又為利用自然者所驅使，以度最悲慘之生活。
故于産生老莊解脫哲學之支那，造成多數如豚之苦力。
于産生釋尊宗教之印度，其生民不苦于疾疫，則厄于饑馑，今且被傭為兵，在西部戰場為英國人效死。
然則無征服自然之能力，甘居于被與之境遇之東洋民族，将有莫大之危險從其生活以俱至。
此為吾人所不可不記取者。
“于是乃生歐羅巴的文化與亞細亞的文化之補救乃至融合之必要矣。
吾人為自己精神的自由，一面努力于境遇之制服與改造，一面亦須注意于境遇之制服與改造不可無一定之限制，而努力于自己精神之修養。
單向前者以為努力，則人類将成為一勞動機械；僅以後者為能事，則亦不能自立于生存競争之場中。
必兼斯二者，真正人間的生活始放其光輝。
而欲為此，非能将一切反對之要素攝取而統一之民族不可。
世間固有之文化，大抵因其民族之特質與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