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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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理也。

    ”蓋分言之,則理屬禮;合論之,仁義智信皆是理。

    理斡是非,禮是節文。

    若不窮理,何以能隆禮由禮而識禮之意也?子夏曰禮後,則是禮者為迹,在外居後;理是禮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處皆有理,不盡屬禮也。

    今漢學家厲禁窮理,第以禮為教,又所以稱禮者,惟在後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際,益失其本矣。

    至其援朱子晚年修《禮經》諸說,此乃誣朱子中年言理、晚始悔而返之于禮者,與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其事恰相反,而其用意之私,為說之巧,伎倆則适相同。

    斯其辨核漢宋之學,剖析疑似之際,箴廢起疾,議論鑿鑿。

    自來漢學家深疾其言,而無有針鋒相對以為駁難者,豈不以言有據依,洞中肯會,陰實無可措辭,陽為不足重輕,姑以為不值一辨,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雲爾。

     陳氏引黃梨洲雲:“自周元公以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于敬。

    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

    ’”《宋元學案》卷十六。

    而推論之,以為:“朱子又益之以讀書之說,而曰:‘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

    ’蓋三變而愈平愈實,愈無弊矣。

    ”此可作《理學宗傳》一則提要讀。

     朱子之學,極高明而道中庸,道問學以尊德性。

    而在當日,别出朱子以自名家者,不出兩派: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者,象山是也;有崇事功而恥言尊德性者,永嘉、永康是也。

    朱子《答敬夫論中庸章句書》雲:“大率擺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

    ”《答吳伯豐書》雲:“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

    ”《答陳安卿書》雲:“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處追尋。

    ”《答許順之書》雲:“不要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惟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

    ”此朱子之所以殊象山也。

    陳同甫亮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為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

    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此永康、永嘉之所為譏朱學也。

    亦論朱學者所不可不知。

     朱一新與陳氏同時,而為《無邪堂答問》五卷,表章朱子,商兌漢學,則尤與陳氏若合符契,而有足以相發者。

    其論以為漢學家喜稱師法,而不許宋學之言宗旨;喜言訓诂,而不許宋學之言心性;喜譚考據,而不許宋學之明義理;喜議禮,而不許宋學之說理,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古者多言禮而少言理,以禮樂之事,童而習之,有迹象之可循。

    聖門以下學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

    宋儒則言理居多,仍與約禮之旨無異。

    蓋禮經殘阙,古今異宜,大而朝聘燕飨,小而宮室器服,多非後人耳目之所習,與之言禮,雖老師宿儒,或不能盡通其義。

    古人制禮之精意,何莫不由天理而來,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也。

    ”《禮·樂記》語。

    禮有文有本,其文之委曲繁重者,非後世所能行,亦非愚夫所能喻,則不得不舉禮之精意言之。

    漢學家以是攻宋儒,未之思也。

    惟其即博文,即約禮,故無後世過高之弊與泛濫之失。

    朱子教人讀書,而讀書必歸于窮理,讀書窮理即博文約禮,語雖殊而意則一。

    于二陸之直指本心者,則慮其過高而失下學上達之旨;于東萊之多治史學者,則慮其泛濫而贻玩物喪志之譏。

    至明季及乾、嘉以來,而其言無一不驗,故擇術不可不慎,程、朱所以為聖學正宗者,此也。

    宋學書甚多,先擇其要者讀之。

    《近思錄》為《四子書》之階梯。

    《朱子語類》、《文集》,精博無匹,學者最宜緻力。

    《性理大全》,近人束諸高閣。

    不知宋五子書,布帛菽粟!性理中如《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探性道之原,抉陰陽之秘,淺人自不解,乃以空虛斥之!《大全》博采宋、元儒說,發明其義,研窮秒忽,足以羽翼六經。

    諸儒之言,精實淵深,豈容一毫粗心浮氣于其間耶?宋學以闡發義理為主。

    義理者,從考證中透進一層,而非精于考證,則義理恐或不确,故朱子終身從事于此,非遺棄考證之謂也。

    朱子言:“考證别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此。

    ”自謙之詞。

    今讀《語類》,随舉一事,無不通貫,而考證之粗迹,悉融其精義以入之,斯其文初無饾饤之習,莫非經籍之光。

    宋五子尚已。

    若漢之董江都、劉中壘、匡稚圭、揚子雲諸人,皆有此意。

    西漢之學,所以高出東漢也。

    西漢大儒最重微言,宋儒則多明大義,然精微要眇之說,宋儒固亦甚多。

    其言心言性,乃大義之所從出,微言之所寓。

    漢學家獨禁人言之,則無論《周易》一書,專明性道,即《四子書》中言心性何限。

    古書言性;有以性命言者,即宋儒所雲義理之性也。

    有以才質言者,即宋儒所雲氣質之性也。

    疏家每不甚分析,然此不足為孔、賈病,彼時常解如此。

    性命道德之說,至宋儒始精。

    宋儒之有宗旨,猶漢學之有家法。

    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經。

    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與言學術。

    學術者,心術之見端,差之毫厘,謬以千裡,聖賢無不于此緻慎焉。

    《論語》一書多言仁,仁即聖門之宗旨。

    《孟子》七篇言性善,言仁義,仁義、性善即孟子之宗旨。

    其他諸子百家亦皆有之。

    惟其有心得,而後有宗旨,故學雖極博,必有至約者以為之主,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六經無一無宗旨也。

    苟徒支離曼衍以為博,捃摭瑣碎以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之所在耳。

    夫樂之旨在和,禮之旨在敬。

    《禮記》開卷即言敬,《大小戴》之所述者,莫不以是為宗,此禮經之大義。

    漢儒謂之大義,宋儒謂之宗旨,其揆一也。

    故不合于六經大義者,不可以之為宗旨。

    六經大義,心之所同然者也。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義理之學,宋儒以之為教,孔、孟曷嘗不以為教?漢學家惟惡言理,故與宋儒為仇。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苦人以所難哉?先王本理以制禮,以禁慝也。

    有禮斯有樂,以導和也。

    古樂既亡,禮亦為文飾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屢以從容樂易導之。

    今讀其遺書,以理為教,實多以禮為教。

    而戴東原則曰“程、朱憑在己之意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且謂“聖人以體民情、遂民欲為得理”。

    見《東原文集》、《孟子字義疏證》。

    夫程、朱正恐人之誤于意見,故有窮理之功,東原乃謂其認意見為理。

    漢學家略涉宋學藩籬,而以之攻宋儒,首推戴東原。

    乾、嘉諸儒,東原與錢竹汀并推巨擘,一精于經,一精于史。

    竹汀博洽過東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較少,其言名物制度曆算音韻,固足津逮來學。

    至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語多支離,謬不勝究。

    大率以人欲為性之本然,當順而導之,不當逆而制之,此惟聖人所欲不逾矩者乃可,豈中人以下之欲,皆能如是乎?欲仁,欲也。

    欲利,亦欲也。

    使徒欲遂其欲,而不以義理為閑,将人皆縱其欲而滔滔不返,不幾于率獸而食人乎?欲本兼善惡言,宋儒曷嘗謂欲有惡而無善。

    特理欲對言,則理為善而欲為惡,故《樂記》言天理人欲,《易》言懲忿窒欲,《論語》言克伐怨欲,經典中此類甚多,東原概置之,而但援欲立欲達以為說。

    不知《說文》欲訓貪欲,《論語·憲問章》馬注同。

    貪之為義,惡多而善少。

    東原精研訓诂,豈獨不明乎此?古書凡言欲者,皆有善有惡。

    程、朱語錄亦然,其教人遏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縱,故專舉惡者,烏可以辭害意?惠定宇為漢學大宗,東原等群相應和。

    惠氏經學雖深,未免寡識,其言龐雜無緒,未得漢儒家法。

    《九經古義》摭拾前人棄置不用之說,其所推衍,亦罕精要,與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

    《史通·補注篇》謂劉昭注《漢書》,如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渣,愚者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惠、臧之書,殆亦類此。

    然而惠、臧尚無惡于朱子。

    國初諸儒宗朱子而得其精意者,在上則李文貞,在下則陸桴亭,皆非占畢與空疏可比。

    桴亭學問淹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