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朱子
關燈
小
中
大
朱子與漢學 清初之倡漢學者不诋宋儒 方東樹漢學商兌 宋學之流變 宋學之派别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
陳氏《鄭學篇》引王西莊雲：“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
程、朱研精義理，仍即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
以為：“昔之道學家，罕有知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即漢儒意趣者。
”而此篇則引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雲：“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诂，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
”《語孟集義序》雲：“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
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于此。
”遍舉《文集》、《語類》之發此義者，以明朱子之守《注疏》，治訓诂，由訓诂以通義理。
然朱子《答黃直卿書》：“為學直是先要立其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義，令其寬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
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
”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
陳氏乃申論之曰：“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
朱子立大規模，故能兼之。
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意于其近者也。
朱子時為考證之學甚難，今則諸儒考證之書略備，幾于見成事物矣。
學者取見成之書而觀之，不甚費力，不至于困矣。
至專意于其近者，則尤為切要之學，而近百年來，為考證之學者多，專意于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
”此則承漢學極熾之後，而為補偏救弊之談，陳氏生平宗旨所在，而東塾讀書之眼，學者不可不知。
所謂“專意于其近者”，即在人倫日用之間。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則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71]之方也已。
”《中庸》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此之謂近，亦此之謂“立其本”也。
陳氏之指，在融通漢宋。
然在清乾隆以前，未嘗有标揭漢學以诋宋儒者。
太原閻若璩百詩，甘泉江藩鄭堂撰《漢學師承記》，嘗揭舉之為漢學開山之祖者也。
然若璩以《古文尚書疏證》有大名，而古文二十九篇之僞，《朱子語錄》已發其覆，特證佐未具，俟若璩出而蒐集，加以論定焉爾。
若璩作《毛朱詩說》，右《集傳》而左毛序，此其于漢學殆不僅有騎牆之見而已。
至濟陽張爾岐稷若、婺源江永慎修二人，則又笃信朱子，彰彰可考者也。
張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江永之《禮經綱目》，鹹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法，而江氏《近思錄集注》尤理學之圭臬，張氏且嘗以有明甲申之變，由于秉國成者菲薄程、朱之一念有以緻之，語著《蒿庵閑話》，何嘗以漢學标舉乎？吳縣惠周惕元龍，子士奇天牧及孫棟定宇，三世傳經，棟所造尤邃，著《周易述》、《古文尚書考》、《春秋補注》、《九經古義》等書。
論者拟之漢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
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雲：“六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
”亦何嘗以漢學标舉乎？休甯戴震東原為皖派開山，其學本出江永，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雖與朱子說經牴牾，采朱子說以撰《毛鄭詩考正》，則亦未嘗故立崖岸。
金壇段玉裁若膺受學于震，議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學》稱：“或謂漢人言小學，謂六書，非朱子所雲，此言尤悖。
夫言各有當，漢人之小學，一藝也。
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
”段氏以精研《說文》之人，而推朱子《小學》以崇之漢人小學之上，何嘗标揭漢學以诋宋儒乎？江藩為惠定宇再傳弟子，其師吳下餘蕭客古農，執贽于惠氏。
辯生末學，始标揭漢學以撰《師承記》，門戶角張。
段氏外孫仁和龔自珍璱人即不謂然，诒箋诤曰：“大著讀訖，其曰《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
改為《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
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
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奪。
一不安也。
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
謂之漢學，不甚甘心。
不安二也。
瑣碎饤饾，不可謂非學，不得為漢學！三也。
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為漢學？四也。
若以漢與宋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
五也。
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
六也。
近者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诂為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
以誣漢人，漢人不受。
七也。
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于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為經，因以汩陳五行、矯誣上帝為說經。
《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内學。
本朝人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
八也。
本朝别有絕峙之士，涵泳白文，創獲于經，非漢非宋，亦其是而已矣。
方且為門戶之見者所擯。
九也。
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
國初即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别。
十也。
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圜圜，無一切語弊矣。
”江藩不從，其鄉人焦循理堂亦有異議。
桐城方東樹植之遂作《漢學商兌》，以為反唇之論，是為漢宋之争所由始也。
方東樹生乾嘉漢學極盛之日，撰為《漢學商兌》上中下三卷，其指在申宋學以诎漢學，急言極論，殚見洽聞。
詞筆既明快，足以達其所見；考據尤詳該，足以證其不誣。
漢學家每以考據傲宋學之不逮，而東樹即以考據發漢學之覆。
晰而不枝，核而能當，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實開後來陳東塾、朱無邪一派。
博學明辨，未可以文章之士而少之也。
其書仿朱子《雜學辨》例，摘錄漢學家議論，各為辨正。
而綜其指要，大端有六：一曰宋儒明義理之不廢訓诂。
昔宋周公謹有言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
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為一家者，新安朱氏元晦尤淵深精詣。
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于性命天人之微，而下至于訓诂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
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朱氏而始無餘蘊，必若是而後可言道學也已。
”而漢學家議論，乃以宋儒廢《注疏》，使學者空言窮理，啟後學荒經蔑古空疏之陋。
然此可以譏陸、王，而非所論于朱子。
朱子教人為學，諄諄于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诂，考制度，釋名物，學者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而所為《四書集注》，唯重發明義理者，以訓诂名物，《注疏》已詳，不複為解。
故曰：“邢昺《論語疏》集漢、魏諸儒之說，其于章句訓诂之際詳矣。
學者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
”又曰：“秦、漢以來，聖學不傳。
儒者惟知訓诂章句之為事，而不知複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
然或徒誦其言以為高，而不知深求其意，遂緻脫略章句，陵藉訓诂，坐談空妙，而其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陋者。
”又曰：“自秦、漢以來，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
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觀，坐談空妙，為可僥幸于有聞也。
”又曰：“或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于虛曠杳渺之中。
”又曰：“其有志于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于心而無事外求也，是以堕于佛老空虛之邪見，而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也。
”此指陸子。
又引《說文》解《易·恒卦》；又于《大有》用享，以為亨享字，《易》中多互用，因言文字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
然此等處不理會，卻費無限辭說牽補，卒不得其意，亦甚害事。
據此，朱子教人讀書平實如此，可知朱子非廢訓诂名物不講，如漢學諸人所訾謗也。
又諸漢學家皆譏義理為鑿空，亦是诐辭。
須知孔子系《易傳》及子夏、子貢、孟子、《禮記》、《大學》、《中庸》諸篇及《孝經》等，凡引《詩》、《書》，皆不拘求訓诂，即漢儒如費直、匡衡亦然，不獨程子也。
然而朱子訓诂諸經，一字一句無不根極典谟，每謂：“擺落傳注，須是二程先生，方始開得此
程、朱研精義理，仍即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
以為：“昔之道學家，罕有知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即漢儒意趣者。
”而此篇則引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雲：“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诂，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
”《語孟集義序》雲：“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
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于此。
”遍舉《文集》、《語類》之發此義者，以明朱子之守《注疏》，治訓诂，由訓诂以通義理。
然朱子《答黃直卿書》：“為學直是先要立其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義，令其寬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
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
”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
陳氏乃申論之曰：“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
朱子立大規模，故能兼之。
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意于其近者也。
朱子時為考證之學甚難，今則諸儒考證之書略備，幾于見成事物矣。
學者取見成之書而觀之，不甚費力，不至于困矣。
至專意于其近者，則尤為切要之學，而近百年來，為考證之學者多，專意于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
”此則承漢學極熾之後，而為補偏救弊之談，陳氏生平宗旨所在，而東塾讀書之眼，學者不可不知。
所謂“專意于其近者”，即在人倫日用之間。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則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71]之方也已。
”《中庸》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此之謂近，亦此之謂“立其本”也。
陳氏之指，在融通漢宋。
然在清乾隆以前，未嘗有标揭漢學以诋宋儒者。
太原閻若璩百詩，甘泉江藩鄭堂撰《漢學師承記》，嘗揭舉之為漢學開山之祖者也。
然若璩以《古文尚書疏證》有大名，而古文二十九篇之僞，《朱子語錄》已發其覆，特證佐未具，俟若璩出而蒐集，加以論定焉爾。
若璩作《毛朱詩說》，右《集傳》而左毛序，此其于漢學殆不僅有騎牆之見而已。
至濟陽張爾岐稷若、婺源江永慎修二人，則又笃信朱子，彰彰可考者也。
張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江永之《禮經綱目》，鹹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法，而江氏《近思錄集注》尤理學之圭臬，張氏且嘗以有明甲申之變，由于秉國成者菲薄程、朱之一念有以緻之，語著《蒿庵閑話》，何嘗以漢學标舉乎？吳縣惠周惕元龍，子士奇天牧及孫棟定宇，三世傳經，棟所造尤邃，著《周易述》、《古文尚書考》、《春秋補注》、《九經古義》等書。
論者拟之漢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
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雲：“六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
”亦何嘗以漢學标舉乎？休甯戴震東原為皖派開山，其學本出江永，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雖與朱子說經牴牾，采朱子說以撰《毛鄭詩考正》，則亦未嘗故立崖岸。
金壇段玉裁若膺受學于震，議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學》稱：“或謂漢人言小學，謂六書，非朱子所雲，此言尤悖。
夫言各有當，漢人之小學，一藝也。
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
”段氏以精研《說文》之人，而推朱子《小學》以崇之漢人小學之上，何嘗标揭漢學以诋宋儒乎？江藩為惠定宇再傳弟子，其師吳下餘蕭客古農，執贽于惠氏。
辯生末學，始标揭漢學以撰《師承記》，門戶角張。
段氏外孫仁和龔自珍璱人即不謂然，诒箋诤曰：“大著讀訖，其曰《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
改為《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
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
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奪。
一不安也。
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
謂之漢學，不甚甘心。
不安二也。
瑣碎饤饾，不可謂非學，不得為漢學！三也。
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為漢學？四也。
若以漢與宋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
五也。
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
六也。
近者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诂為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
以誣漢人，漢人不受。
七也。
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于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為經，因以汩陳五行、矯誣上帝為說經。
《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内學。
本朝人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
八也。
本朝别有絕峙之士，涵泳白文，創獲于經，非漢非宋，亦其是而已矣。
方且為門戶之見者所擯。
九也。
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
國初即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别。
十也。
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圜圜，無一切語弊矣。
”江藩不從，其鄉人焦循理堂亦有異議。
桐城方東樹植之遂作《漢學商兌》，以為反唇之論，是為漢宋之争所由始也。
方東樹生乾嘉漢學極盛之日，撰為《漢學商兌》上中下三卷，其指在申宋學以诎漢學，急言極論，殚見洽聞。
詞筆既明快，足以達其所見；考據尤詳該，足以證其不誣。
漢學家每以考據傲宋學之不逮，而東樹即以考據發漢學之覆。
晰而不枝，核而能當，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實開後來陳東塾、朱無邪一派。
博學明辨，未可以文章之士而少之也。
其書仿朱子《雜學辨》例，摘錄漢學家議論，各為辨正。
而綜其指要，大端有六：一曰宋儒明義理之不廢訓诂。
昔宋周公謹有言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
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為一家者，新安朱氏元晦尤淵深精詣。
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于性命天人之微，而下至于訓诂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
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朱氏而始無餘蘊，必若是而後可言道學也已。
”而漢學家議論，乃以宋儒廢《注疏》，使學者空言窮理，啟後學荒經蔑古空疏之陋。
然此可以譏陸、王，而非所論于朱子。
朱子教人為學，諄諄于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诂，考制度，釋名物，學者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而所為《四書集注》，唯重發明義理者，以訓诂名物，《注疏》已詳，不複為解。
故曰：“邢昺《論語疏》集漢、魏諸儒之說，其于章句訓诂之際詳矣。
學者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
”又曰：“秦、漢以來，聖學不傳。
儒者惟知訓诂章句之為事，而不知複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
然或徒誦其言以為高，而不知深求其意，遂緻脫略章句，陵藉訓诂，坐談空妙，而其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陋者。
”又曰：“自秦、漢以來，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
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觀，坐談空妙，為可僥幸于有聞也。
”又曰：“或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于虛曠杳渺之中。
”又曰：“其有志于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于心而無事外求也，是以堕于佛老空虛之邪見，而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也。
”此指陸子。
又引《說文》解《易·恒卦》；又于《大有》用享，以為亨享字，《易》中多互用，因言文字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
然此等處不理會，卻費無限辭說牽補，卒不得其意，亦甚害事。
據此，朱子教人讀書平實如此，可知朱子非廢訓诂名物不講，如漢學諸人所訾謗也。
又諸漢學家皆譏義理為鑿空，亦是诐辭。
須知孔子系《易傳》及子夏、子貢、孟子、《禮記》、《大學》、《中庸》諸篇及《孝經》等，凡引《詩》、《書》，皆不拘求訓诂，即漢儒如費直、匡衡亦然，不獨程子也。
然而朱子訓诂諸經，一字一句無不根極典谟，每謂：“擺落傳注，須是二程先生，方始開得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