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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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潤色以驺衍之陰陽五行者,漢儒也。
闡孟子之性學,而潤色以驺衍之陰陽五行者,宋學也。
源遠流長如此,豈非顯學也哉! 太史公《孟子荀卿列傳》稱:“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
”“鄙儒小拘”之拘,法《漢書·藝文志》叙陰陽家者流,稱“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拘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
”“舍人事而任鬼”,即太史公所謂“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祥”也。
“鄙儒小拘”,蓋即斥子思、孟轲“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鄒衍之“五德轉移”而言。
驺衍談天,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雲雲。
桓寬《鹽鐵論·論鄒篇》、王充《論衡·談天篇》并譏其迂怪虛妄。
至晚近世,吾邑薛福成庸庵乃著《大九州解》,按諸地圖,核實測算,語見《庸庵文集外編》,以為驺衍之說,非盡無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學,驺子從而推闡之耶?《尚書·堯典》載羲和之官仲叔四子,曆象日月星辰,分宅四裔。
南交則今之安南也,朔方幽都則今之黑龍江之上原也。
東西至日之所出入,則更遠矣。
而《漢志》以為陰陽家者流出于羲和,或者大九州之說所從衍乎? 儒、墨謂天下之治,起于相愛,而韓商則以天下之治,起于相畏。
韓非屢稱管、商之法,《五蠹篇》。
然管子不廢禮義廉恥,《牧民篇》。
商君務去孝弟仁,《靳令篇》。
而韓非實汲商君之流,薄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緻治。
特其推主道而言因循,言無為,則又同《管子·心術》、《白心》上下《内業》諸篇之指,而原道德之意。
大抵韓非無教化而去仁愛,同于商君之任刑,而言因循以原道德,又似管子之心術,其大較然爾。
儒家正名以齊禮,法家稽名以準法,而名家則玄名以曆物。
故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鬓,卵有毛,是說之說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
”《荀子·不苟篇》。
飾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遍為萬物說,說而不休,飾人之心,易人之意,然不然,可不可,與儒者之必正名、法家之言刑名參同者大異。
顧宋王堯臣奉敕撰《崇文總目》稱:“名家者流,所以辨核名實,流别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逾越。
”此可以論儒、法之正名,而非所論于名家者流。
墨子言“辨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
”《小取》。
則是所謂“作《辨經》以正名本”,而亦與名家者流異趨。
古之言名家者,既以混于儒、法,班固《漢書·藝文志》、章學誠《校雠通義》。
是也。
今之言名家者,又不知以别墨,梁啟超、胡适是也。
《漢書·藝文志》著錄名七家,就其可考者,鄧析、尹文為一派,不忘正名以施治,而推本于大道無稱,則老子“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之指也。
惠施、公孫龍為一派,專于玄名以曆物,則老子“同出異名,玄之又玄”之意也。
大抵名家為道家之支與流裔,猶之陰陽為儒家之支與流裔雲爾。
儒家《論語》有《必有正名章》,《荀子》有《正名篇》,墨家《墨子》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雜家《呂氏春秋》亦有《正名篇》,而不得為名家。
名家玄名實之紐以破名,諸家謹名實之核以正名,故不同也。
尹文原道以言名,征名之本體。
鄧析正名以制法,顯名之大用。
而惠施、公孫龍則玄名以體道,見名之還原。
惠施、公孫龍之玄名,由于曆物之意,此所同也。
惟惠施就人之所見為異者而籀其同,公孫龍就人之所見為同者而析其異。
大一小一,畢同畢異,惠施同于不可同者也。
白馬非馬,堅白石離,公孫龍離所不可離者也。
然則惠施之曆物以同,而公孫龍之曆物于離。
曆物同,而所以曆則異。
《莊子·天下篇》叙慎到、田骈,以為“常反人,不見觀”,此亦名家之支與流裔。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慎到、田骈,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老子“正言若反”,而慎到、田骈“常反人,不見觀”,即學老子。
所謂“常反人,不見觀”者,以不見觀見,以無名明名,以不可道道常道。
常道之常,即“常反人,不見觀”之常,皆以絕對不變之真常為言。
《韓非子·解老篇》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
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
”常道不可道,可名非常名,此之謂“正言若反”,亦此之謂“常反人,不見觀”。
佛法相宗非相,諸子名家無名。
世儒紛紛以西洋形式邏輯為言,死著句下,那能明其理趣。
晉魯勝《墨辯注序》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
”隻限于儒者之正名,墨學之辯經,而非所論于名家之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
《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劉向《别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辨,以問鄒子。
鄒子曰:‘不可。
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
辯者,别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
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
若是,故辯可為也。
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56]其意。
如此,害大道。
夫繳紛争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
’坐皆稱善。
”鄒子所稱“辯者,别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亦限于儒者之正名,墨學之辯經。
“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則惠施、公孫龍之所以為辯,而與儒、墨不同者也。
縱橫家者流,亦名家之支與流裔,而同出于“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
以此而闡之為學,則為惠施、公孫龍;以此而施之于用,則為蘇秦、張儀。
惠施、公孫龍,莊生稱之為辯者。
《天下篇》。
而範睢、蔡澤,亦世所謂一切辯士。
《史記·範蔡傳》贊。
大抵名家之出而用世也,出之以謹嚴,則為申、韓之刑名;流入于詭誕,則為蘇、張之縱橫。
《漢書·藝文志》著錄縱橫十二家百七篇,其書皆不見。
世傳《鬼谷》十二篇,曰《捭阖》、《反應》、《内揵》、《抵巇》、《飛箝》、《忤合》、《揣篇》、《摩篇》、《權篇》、《謀篇》、《決篇》、《符言》,而以《本經陰符》殿于後,或說即《蘇秦書》。
《史記·蘇秦列傳集解》引阮孝緒《七錄》有《蘇秦書》。
樂壹注雲:“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
”程子曰:“儀、秦學于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阖。
捭阖既動,然後用鈎鉗。
”今觀《鬼谷》之書,奇變詭偉,要與《戰國策》相表裡始終,而其學則出于太公《陰符》,近人湘潭王闿運壬秋《湘绮樓日記》有一條謂:“符者,行人所以為信也。
符有陰陽,蓋記所言于符陰,言山川物産形要之說,故其書以羅數國富、指陳形勢為主。
唐人僞造《陰符經》,乃以為兵書,非也。
”光緒六年八月十八日記。
頗出臆說,而與《漢志》所稱縱橫家出行人之說有合。
設誦《鬼谷》以籀其學,讀《國策》以驗諸用,而引蘇、張之事,征鬼谷之書,依仿《韓非·喻老》、《韓詩外傳》驗之行事,深切著明之例,則于縱橫家言思過半矣。
《韓非》有《難言篇》、《說難篇》,《呂氏春秋》有《順說篇》,皆本《鬼谷書》揣摩抵巇飛箝之法。
當用《大戴記·夏小正》、《管子·弟子職》裁篇别出之例,附于縱橫家之末。
諸子有流别,以宗旨分也。
文章有家數,以體氣分也。
而欲以諸子之流别,論定文家之宗旨,其論則發于會稽章學誠實齋。
其大指以為:“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禮之質也。
情志和于聲詩,樂之文也。
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
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為聲詩之變也。
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而文集繁,學者惟拘聲韻之為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譏喻、抑揚涵泳之文,皆本于《詩》教。
”《文史通義&mi
闡孟子之性學,而潤色以驺衍之陰陽五行者,宋學也。
源遠流長如此,豈非顯學也哉! 太史公《孟子荀卿列傳》稱:“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
”“鄙儒小拘”之拘,法《漢書·藝文志》叙陰陽家者流,稱“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拘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
”“舍人事而任鬼”,即太史公所謂“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祥”也。
“鄙儒小拘”,蓋即斥子思、孟轲“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鄒衍之“五德轉移”而言。
驺衍談天,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雲雲。
桓寬《鹽鐵論·論鄒篇》、王充《論衡·談天篇》并譏其迂怪虛妄。
至晚近世,吾邑薛福成庸庵乃著《大九州解》,按諸地圖,核實測算,語見《庸庵文集外編》,以為驺衍之說,非盡無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學,驺子從而推闡之耶?《尚書·堯典》載羲和之官仲叔四子,曆象日月星辰,分宅四裔。
南交則今之安南也,朔方幽都則今之黑龍江之上原也。
東西至日之所出入,則更遠矣。
而《漢志》以為陰陽家者流出于羲和,或者大九州之說所從衍乎? 儒、墨謂天下之治,起于相愛,而韓商則以天下之治,起于相畏。
韓非屢稱管、商之法,《五蠹篇》。
然管子不廢禮義廉恥,《牧民篇》。
商君務去孝弟仁,《靳令篇》。
而韓非實汲商君之流,薄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緻治。
特其推主道而言因循,言無為,則又同《管子·心術》、《白心》上下《内業》諸篇之指,而原道德之意。
大抵韓非無教化而去仁愛,同于商君之任刑,而言因循以原道德,又似管子之心術,其大較然爾。
儒家正名以齊禮,法家稽名以準法,而名家則玄名以曆物。
故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鬓,卵有毛,是說之說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
”《荀子·不苟篇》。
飾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遍為萬物說,說而不休,飾人之心,易人之意,然不然,可不可,與儒者之必正名、法家之言刑名參同者大異。
顧宋王堯臣奉敕撰《崇文總目》稱:“名家者流,所以辨核名實,流别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逾越。
”此可以論儒、法之正名,而非所論于名家者流。
墨子言“辨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
”《小取》。
則是所謂“作《辨經》以正名本”,而亦與名家者流異趨。
古之言名家者,既以混于儒、法,班固《漢書·藝文志》、章學誠《校雠通義》。
是也。
今之言名家者,又不知以别墨,梁啟超、胡适是也。
《漢書·藝文志》著錄名七家,就其可考者,鄧析、尹文為一派,不忘正名以施治,而推本于大道無稱,則老子“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之指也。
惠施、公孫龍為一派,專于玄名以曆物,則老子“同出異名,玄之又玄”之意也。
大抵名家為道家之支與流裔,猶之陰陽為儒家之支與流裔雲爾。
儒家《論語》有《必有正名章》,《荀子》有《正名篇》,墨家《墨子》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雜家《呂氏春秋》亦有《正名篇》,而不得為名家。
名家玄名實之紐以破名,諸家謹名實之核以正名,故不同也。
尹文原道以言名,征名之本體。
鄧析正名以制法,顯名之大用。
而惠施、公孫龍則玄名以體道,見名之還原。
惠施、公孫龍之玄名,由于曆物之意,此所同也。
惟惠施就人之所見為異者而籀其同,公孫龍就人之所見為同者而析其異。
大一小一,畢同畢異,惠施同于不可同者也。
白馬非馬,堅白石離,公孫龍離所不可離者也。
然則惠施之曆物以同,而公孫龍之曆物于離。
曆物同,而所以曆則異。
《莊子·天下篇》叙慎到、田骈,以為“常反人,不見觀”,此亦名家之支與流裔。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慎到、田骈,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老子“正言若反”,而慎到、田骈“常反人,不見觀”,即學老子。
所謂“常反人,不見觀”者,以不見觀見,以無名明名,以不可道道常道。
常道之常,即“常反人,不見觀”之常,皆以絕對不變之真常為言。
《韓非子·解老篇》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
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
”常道不可道,可名非常名,此之謂“正言若反”,亦此之謂“常反人,不見觀”。
佛法相宗非相,諸子名家無名。
世儒紛紛以西洋形式邏輯為言,死著句下,那能明其理趣。
晉魯勝《墨辯注序》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
”隻限于儒者之正名,墨學之辯經,而非所論于名家之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
《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劉向《别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辨,以問鄒子。
鄒子曰:‘不可。
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
辯者,别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
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
若是,故辯可為也。
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56]其意。
如此,害大道。
夫繳紛争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
’坐皆稱善。
”鄒子所稱“辯者,别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亦限于儒者之正名,墨學之辯經。
“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則惠施、公孫龍之所以為辯,而與儒、墨不同者也。
縱橫家者流,亦名家之支與流裔,而同出于“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
以此而闡之為學,則為惠施、公孫龍;以此而施之于用,則為蘇秦、張儀。
惠施、公孫龍,莊生稱之為辯者。
《天下篇》。
而範睢、蔡澤,亦世所謂一切辯士。
《史記·範蔡傳》贊。
大抵名家之出而用世也,出之以謹嚴,則為申、韓之刑名;流入于詭誕,則為蘇、張之縱橫。
《漢書·藝文志》著錄縱橫十二家百七篇,其書皆不見。
世傳《鬼谷》十二篇,曰《捭阖》、《反應》、《内揵》、《抵巇》、《飛箝》、《忤合》、《揣篇》、《摩篇》、《權篇》、《謀篇》、《決篇》、《符言》,而以《本經陰符》殿于後,或說即《蘇秦書》。
《史記·蘇秦列傳集解》引阮孝緒《七錄》有《蘇秦書》。
樂壹注雲:“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
”程子曰:“儀、秦學于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阖。
捭阖既動,然後用鈎鉗。
”今觀《鬼谷》之書,奇變詭偉,要與《戰國策》相表裡始終,而其學則出于太公《陰符》,近人湘潭王闿運壬秋《湘绮樓日記》有一條謂:“符者,行人所以為信也。
符有陰陽,蓋記所言于符陰,言山川物産形要之說,故其書以羅數國富、指陳形勢為主。
唐人僞造《陰符經》,乃以為兵書,非也。
”光緒六年八月十八日記。
頗出臆說,而與《漢志》所稱縱橫家出行人之說有合。
設誦《鬼谷》以籀其學,讀《國策》以驗諸用,而引蘇、張之事,征鬼谷之書,依仿《韓非·喻老》、《韓詩外傳》驗之行事,深切著明之例,則于縱橫家言思過半矣。
《韓非》有《難言篇》、《說難篇》,《呂氏春秋》有《順說篇》,皆本《鬼谷書》揣摩抵巇飛箝之法。
當用《大戴記·夏小正》、《管子·弟子職》裁篇别出之例,附于縱橫家之末。
諸子有流别,以宗旨分也。
文章有家數,以體氣分也。
而欲以諸子之流别,論定文家之宗旨,其論則發于會稽章學誠實齋。
其大指以為:“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禮之質也。
情志和于聲詩,樂之文也。
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為官禮之變也。
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為聲詩之變也。
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而文集繁,學者惟拘聲韻之為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譏喻、抑揚涵泳之文,皆本于《詩》教。
”《文史通義&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