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春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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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傳之不同 例 兼采三傳 劉敞春秋傳 焦循與章炳麟 朱一新論公羊改制 淩曙以公羊言禮而開湘學蜀學 康有為與廖平 左繡春秋外傳 廖平五經異義
論《春秋三傳》之淵源者，莫析于馬、班。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隐，下至哀之獲麟，約[33]其辭文，去其繁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貶損之文辭[34]，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漢書·藝文志》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因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
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35]皆形于傳，是以隐，所以免時難也。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大抵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主于記事。
公羊、穀梁受傳指而索隐，嫥為诂經。
公羊、穀梁二家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羊、穀梁未嘗言之。
而左氏叙事見本末，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
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則有《春秋》所無而左氏著其事者焉，有《春秋》所有而左氏不著其事者焉。
故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而推本公、穀，以為真《春秋》之意也。
陳氏之學，所貴在通，尤崇鄭玄，嘗謂：“鄭氏有宗主，複有不同，不為何休之《墨守》，亦不同許慎之《異義》。
”論《春秋》蓋以《左傳》為主，以為“欲知其義，必先知其事”也。
顧論《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曆指其例之不可通，謂“當以一傳為主，而不可盡以為是”，可謂有宗主，複有不同者矣，蓋鄭氏之家法也。
古無例字，屬辭比事皆比例。
《漢書·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
”《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又曰：“《春秋》之失亂。
”記者引此為夫子自道。
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說，故自言“屬辭比事”為《春秋》教。
《春秋》文簡意繁，若無比例以通貫之，必至人各異說，而大亂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36]亂。
”故說《春秋》者多言例。
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
”胡母生條例散見《解诂》，未有專書。
何休《文谥例》見徐彥《疏》引。
《公羊傳》條例雖佚，而著見《七錄》。
則是說《公羊》例者不一家矣。
範甯解《穀梁》亦有例，楊士勳《疏》引之，有稱範氏《略例》者，而有稱範例者，有稱範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
範氏注中已有例，又别為《略例》，故稱《别例》，則是說《穀梁》者有例矣。
《左氏》之例，始于鄭興、賈徽，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
颍容已有釋例。
皆不傳。
獨杜預撰有《春秋釋例》十五卷，其大指以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于凡。
《左傳》稱凡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
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亦有舊史所不書，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為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為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系焉。
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
唯《公羊》、《穀梁》家以時月日為褒貶，而《左氏》無時月日例。
至清武進劉逢祿申受撰《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三十篇，其《釋時月日例第四》，引子思贊《春秋》“上律天時”，以為“《春秋》不待褒譏貶絕，以時月日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精悟”，推闡甚析。
《穀梁》時月日例，更密于《公羊》，海州許桂林同叔撰《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隐，下至哀之獲麟，約[33]其辭文，去其繁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貶損之文辭[34]，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漢書·藝文志》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因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
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35]皆形于傳，是以隐，所以免時難也。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大抵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主于記事。
公羊、穀梁受傳指而索隐，嫥為诂經。
公羊、穀梁二家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羊、穀梁未嘗言之。
而左氏叙事見本末，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
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則有《春秋》所無而左氏著其事者焉，有《春秋》所有而左氏不著其事者焉。
故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而推本公、穀，以為真《春秋》之意也。
陳氏之學，所貴在通，尤崇鄭玄，嘗謂：“鄭氏有宗主，複有不同，不為何休之《墨守》，亦不同許慎之《異義》。
”論《春秋》蓋以《左傳》為主，以為“欲知其義，必先知其事”也。
顧論《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曆指其例之不可通，謂“當以一傳為主，而不可盡以為是”，可謂有宗主，複有不同者矣，蓋鄭氏之家法也。
古無例字，屬辭比事皆比例。
《漢書·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
”《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又曰：“《春秋》之失亂。
”記者引此為夫子自道。
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說，故自言“屬辭比事”為《春秋》教。
《春秋》文簡意繁，若無比例以通貫之，必至人各異說，而大亂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36]亂。
”故說《春秋》者多言例。
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
”胡母生條例散見《解诂》，未有專書。
何休《文谥例》見徐彥《疏》引。
《公羊傳》條例雖佚，而著見《七錄》。
則是說《公羊》例者不一家矣。
範甯解《穀梁》亦有例，楊士勳《疏》引之，有稱範氏《略例》者，而有稱範例者，有稱範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
範氏注中已有例，又别為《略例》，故稱《别例》，則是說《穀梁》者有例矣。
《左氏》之例，始于鄭興、賈徽，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
颍容已有釋例。
皆不傳。
獨杜預撰有《春秋釋例》十五卷，其大指以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于凡。
《左傳》稱凡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
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亦有舊史所不書，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為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為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系焉。
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
唯《公羊》、《穀梁》家以時月日為褒貶，而《左氏》無時月日例。
至清武進劉逢祿申受撰《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三十篇，其《釋時月日例第四》，引子思贊《春秋》“上律天時”，以為“《春秋》不待褒譏貶絕，以時月日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精悟”，推闡甚析。
《穀梁》時月日例，更密于《公羊》，海州許桂林同叔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