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關燈
性皆有善,荀、楊輩皆未知也。

    又著《漢儒通義》七卷,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于宋儒。

    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

    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

    可以觇生平宗尚之所在焉。

     《無邪堂答問》五卷,義烏朱一新鼎甫撰。

    一新,光緒丙子恩科曹鴻勳榜下進士,累官陝西道監察禦史,以疏劾内侍李蓮英,懿旨诘責,降官主事。

    兩廣總督張之洞延為肇慶府端溪書院山長,尋入廣州,為廣雅書院山長,為定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專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

    諸生人賦以日記冊,質疑問難,以次答焉,成就甚衆。

    因輯錄講論之詞,成《無邪堂答問》五卷。

    嘗謂進德莫先于居敬,修業莫先于窮理,窮理必兼學問、思辨。

    學問者,格緻之事。

    思辨者,由緻知以幾于誠正之博而反約;則居敬尤要。

    故院中生徒有聰穎尚新奇者,必導而返諸正大笃實。

    其論學術,謂“近世漢與宋分,文與學分,道與藝分。

    豈知聖門設教,但有本末先後之殊,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别”。

    又以道、鹹以來,士大夫好講西漢《公羊》之學,流弊至于蔑古荒經,因反複論難以正其失,至論西學、耶教、新疆、鐵路、吉林邊防數十條,亦複洞中竅會。

    傍晚納涼庭中,與諸兒論次及之,以為《答問》可配陳澧《東塾讀書記》。

    倘學者先讀陳《記》以端其向,繼之《答問》以博其趣,庶于學問有從入之途,不為拘虛門戶之見。

    兒子鐘書因言:“《答問》與陳《記》同一兼綜漢、宋;若論識議闳通,文筆犀利,則陳《記》遠不如《答問》!”餘告之曰:“不然,陳君經生,樸實說理,學以淑身。

    朱生烈士,慷慨陳議,志在匡國。

    《答問》文筆議論,遠勝陳君,信如所論。

    然《答問》之體,适會多途,皆朱生當日應機作教,事無常準,《詩》、《書》互錯綜,經史相紛纭,義既不定于一方,學故難求其條貫。

    又其言皆有為而發,非于晚清學風史實,爛熟心胸,未易曉其端緒;不如陳君《讀書記》之部居别白,牖啟塗轍,論議盡欠雄駿,開示彌征平實。

    又賢聖應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為教不一。

    陳君宿學,但見戴學末流之嵬瑣,故欲救之以通,而于《公羊》有發揮,亡貶絕。

    朱生晚出,及見康氏今文之狂詭,更欲諷之于正,而于《公羊》多駁難,少贊揚。

    此其較也。

    ”鐘書因言:“見朱先生《佩弦齋文》,中有與康長素論學論書諸書,皆極銳發。

    ”又謂:“朱生自诩‘人稱其經學,而不知吾史學遠勝于經。

    ’”大抵朱生持宋學以正漢學,蓋陳君之所同趣,而治經學以得史意,則陳君之所未到。

    又其較也。

    閉戶講學而有子弟能相送難,此亦吾生一樂。

    唯連日身體又劇不适,殊為美中不足耳。

    時在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無錫錢基博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