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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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夏無事,課從子鐘漢讀番禺陳澧蘭甫《東塾讀書記》,時有申論,随記成冊。

    其中有相發者,有相難者,每卷得如幹事,盡四十五日之力訖事。

    陳氏以東塾名其廬,而仆課子弟讀書之室,會在宅之東偏,遂以後東塾名吾室;而董理所記,都十七卷,署曰《後東塾讀書記》,而古籍之精要者粗舉;以與陳《記》,合之則互為經緯,而分之則各成篇章,庶幾并行不廢雲。

     陳氏何為而作《東塾讀書記》也?曰以捄敝也。

    曷言以捄敝也?清儒喜言東漢許、鄭之學,至嘉、道之世,極熾而敝。

    于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诂書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巨。

    物極必反,窮而思通,于是有西漢今文之學興。

    自武進莊存與方耕始治《公羊》,作《春秋正辭》,漸及群經。

    其為學務明微言大義,不專章句訓诂之末。

    一門并承其緒,其外孫劉逢祿申受及長洲宋翔鳳于庭複從而張之,海内風動,号為常州學派。

    一衍而為湖南之王闿運壬秋、四川之廖平季平,以《公羊》言禮制。

    又一衍而為廣東之康有為長素、梁啟超任公,以《春秋》言經世。

    此一派也。

    其又一派,則兼綜漢、宋,不為墨守,以為清學出朱子之道問學以上窺許、鄭,又謂漢儒亦明義理,力祛漢宋門戶之見。

    于是南海朱次琦子襄及陳澧開宗于粵,義烏朱一新鼎甫、定海黃以周元[2]同桴應于浙,前唱後喁,蔚成學風。

    二者之為學不同,而要歸于捄漢學之碎則一。

    陳澧晚年著《東塾讀書記》二十五卷,其中卷十三《西漢》,卷十四《東漢》,卷十七《晉》,卷十八《南北朝隋》,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二十二《遼金元》,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國朝》,卷二十五《通論》,凡十卷,則蒐采漢晉以後諸儒粹言至論,有目無書。

    獨卷十三《西漢》補刊别行,而世所流傳者,通行本十五卷,乃尋求群經大義及其源流正變得失所在。

    遵鄭康成《六藝論》,以《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而冠于編;學《易》不信虞翻之說;學《禮》必求禮意;次考周秦諸子流派,抉其疵而取其醇;其次則表章鄭學、朱子,骈稱并贊,以明溝通漢、宋之旨,蓋隐比顧亭林之《日知錄》。

    然而有不同者。

    亭林之纂《日知錄》,旨在經世;而澧之為《讀書記》,專崇講學。

    亭林言經學即理學,将以實事求是,捄王學之空;而澧明漢學通宋學,欲以疏通緻遠砭清儒之碎。

    前有自述一篇,中稱“讀鄭氏諸經注,以為鄭學有宗主,複有不同,中正無弊,勝于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

    讀《後漢書》,以為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

    讀朱子書,以為國朝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

    尤好讀《孟子》,以為孟子所謂性善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