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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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來，桐城姚鼐《古文辭類篹》一書，時賢诟病，幾等不足齒之伧！然餘以為《姚篹》之病在取徑太狹，既不如《曾鈔》（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之博涉經子；而擇言偏潔，又不如《李鈔》（李兆洛《骈體文鈔》）之足有才藻；規模未宏，自是所短！至分類必溯其原而不為杜撰；選辭務擇其雅而不為鈎棘；荟斯文于簡編，诏來者以途轍，近儒章炳麟曰：“文足達意，遠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見《菿漢微言》。
）後之續者，有遵義黎庶昌、長沙王先謙兩家。
然黎氏之書，上采經史，品藻次第，一準繩其師曾國藩之言，要為《曾鈔》之别子，而非繩武于《姚篹》也。
惟王氏之輯，志在續姚，采自乾隆，迄鹹豐間，得三十九家，論其得失，區别義類，悉遵姚氏，斯可以窺見文章之流變，而觇當世得失之林焉！ 一、解題及其篹例 文籍日興，散無統紀，于是總集作焉。
《古文辭類篹》者，蓋桐城姚鼐分類篹輯古之文辭而為總集之一，篹之為言論篹也，蓋本《漢書·藝文志序》論語稱“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一言；姚氏《序目》稱“以所聞見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篹》”者是也。
蓋編次之際，姚氏曾以所聞見詳經論說而不為苟然；如《序目》考論文體十三類之起原，及諸篇之注按，是也；故依《漢志》題“篹”，師古注：“篹與撰同”；或題曰“纂”者訛也。
（姚氏之非題“纂”，本滁州李承淵校刊《古文辭類篹後序》，而詳加以考證。
） 惟總集之作，導源《詩》、《書》。
《詩三百》，周詩之總集也。
《書》百篇，周以前文之總集也。
考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谟、訓、诰、誓、命之文；（見劉知幾《史通·六家篇》。
）厥為文之第一部總集。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義禮，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三百五篇；（見《史記·孔子世家》。
）厥為詩之第一部總集。
惟《詩》者，風、雅、頌以類分。
而《書》則虞、夏、商、周以代次。
蓋《詩》者，開後世總集類編之先河。
而《書》則為後世總集代次之權輿者也。
然《詩》、《書》二者，崇入經部，不以隸集。
《晉書·摯虞傳》載：“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之曰《流别集》，各為之論，辭理惬當。
”論者胥推為總集之祖！其書逸不傳；而體裁猶可懸想而知；蓋《志》如《書》之按代次？而《流别》疑如《詩》之依類分者也？特後之輯者，鮮有按代。
獨明梅鼎祚之《文紀》、清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起皇古迄隋，以時先後為次；是為總集家變例。
而自梁太子《昭明文選》以下，亡慮分類者為多。
古文辭類篹者，蓋古文辭輯而論篹之按類者也；故題曰“類篹”。
然總集之分類不一：《昭明文選》分“賦”、“詩”、“騷”、“七”、“诏”、“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诔”、“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三十七類。
而姚氏斥其“分體碎雜，立名可笑”；而以後來編集之相仍者為陋，故不之采，其類篹定為“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诏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十三類；而文之體類始明。
蓋以體勢分也，此一法也。
宋謝枋得《文章軌範》，分古今文為“放膽”、“小心”二種。
後來曾國藩本姚氏陰陽之說，（見《續篹·姚姬傳複魯絜非書》。
）而衍之為《古文四象》，以“氣勢”為太陽之類；“趣味”為少陽之類；“識度”為太陰之類；“情韻”為少陰之類；或者暗觑謝氏之筋節而之《姚說》？張其旗鼓，謂為前人所未發！自今觀之：“氣勢”、“趣味”，“放膽”文也。
“識度”、“情韻”，“小心”文也。
（此采予弟孫卿之說，見《文章舉隅序》。
）此以神理分也，蓋又一法也。
至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則以作用分，曰“辭令”，曰“議論”，曰“叙事”，而殿之以詩歌一體。
後來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析體十一而綜以三門：曰“著作”，即真氏之議論；曰“告語”，即真氏之辭令；而所謂“記載”者，則真氏之“叙事”也，蓋異名而同用者爾？此又一法也。
三者之中，厥以分體勢者為夥。
然總集分體之可考見者，莫古于《文選》三十七類。
明而未融，姚氏不取；要為有見！今按其中如“騷”、“七”之别類，“诏”、“冊”、“令”、“教”之分四類，“表”、“上書”、“彈事”之分三類，“啟”、“箋”、“奏記”、“書”之分四類，“頌”、“贊”、“符命”之分三類，“序”、“史論”、“史述贊”之分三類，（史論、史述贊皆史，漢紀傳後論贊要為序跋之類。
）“诔”、“哀”、“吊文”、“祭文”之分四類，及“碑文”、“墓志”之别為二，如此之類，皆全不知體要；而因名立類，每類之文，或廑一兩篇。
姚氏所謂“立名碎雜”者也。
至《七發》諸篇不并入“騷”而别題“七”；策秀才諸問不題“策問”而題曰“文”；班、範前後《漢書·紀傳贊》不并入“史論”而别題“史述贊”；哀永逝諸文不并入“诔”或“吊文”而别題“哀”；如此之類，杜撰題目，展卷茫然，不得其解。
姚氏所謂“立名可笑”者也。
姚氏以《文選》之“序”、“史論”、“史述贊”并入“序跋”；“表”、“上書”、“彈事”并入“奏議”；“啟”、“箋”、“奏記”、“書”并入“書說”；“诏”、“冊”、“令”、“教”、“文”、“檄”并入“诏令”；“賦”、“騷”、“七”、“對問”、“設論”、“辭”、“連珠”并入“辭賦”；“诔”、“哀”、“吊文”、“祭文”并入“哀祭”；“碑文”、“墓志”并為“碑志”；“箴”、“銘”并為“箴銘”；“頌”、“贊”、“符命”并為“頌贊”；實較昭明為簡當！而别增“傳”與“狀”為一類；“贈序”、“雜記”昭明所無，以拾其遺；篹古文辭，要為明其倫類！顧挽近以來，或以昭明總集之眉目而相震驚；又捶桐城已死之虎，尋響捕風，崇《蕭選》而薄《姚篹》，以為不足與斯文；尚得為知其類也乎！或者又以《篹》不采《詩》為姚病！然韻散殊體，《詩》、《書》别經，自古已然，奚獨以為《姚篹》病！餘昔讀《四庫全書提要》撰錄總集，論文論理，發其殊途；而于篹例；阙然未有論列；因泝源《詩》、《書》而為《姚篹》疏通證明，發其大凡于此。
二、《古文辭類篹》之本子 此《篹》當為姚氏未及論定之書。
而通常習見者三本：一嘉慶季年姚氏門人興縣康紹镛巡撫粵東得武進李兆洛所藏刊本，而李氏任雠校焉。
一道光五年江甯吳啟昌刊本；姚氏弟子管同、梅曾亮、劉欽任雠校焉。
“康刻”據乾隆中葉姚氏主講揚州梅花書院釘本。
而“吳刻”則據姚氏晚年主講鐘山書院所授本，與“康刻”本互有異同。
蓋“康刻”入方苞、劉大櫆之文；而授“吳本”無雲，“以姚命”增入焉。
意者姚氏亦知方、劉之不逮古作者；而阿好鄉人之私，卒有不自克也耶？“康刻”有圈點而“吳刻”祛圈點者。
據雲“姚氏晚年嫌‘圈點，近時藝’，未及刊落”故以授吳而命去之也。
然姚氏少子曰雉，藏父晚年訂稿本，字裡行間，圈點狼藉，又與“吳刻”之無圈點者不同；卒未聞末命刊去。
可知姚氏此書畢生論篹，而未以為惬。
“康刻”固早年手筆，“吳刻”亦不為定本矣！昔賢之竺老于學而不倦勤有如是者！迄光緒之世，滁州李承淵好姚氏書，參據康、吳兩刻，而見《史記》、前後《漢書》、《文選》及司馬光《資治通鑒》。
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家專集舊椠，有關姚氏《篹》錄之文者，随時校勘字句，用朱墨筆注上下方；其圈點則過自“雉本”，而得之雉鄉人蘭陵逸叟轉錄者也。
既，博考群書，正其句讀，矻矻二十年，勒為定本，世傳滁州李氏“求要堂刊本”是也，殆視康、吳兩刻後來居上矣！“吳刻”之祛圈點，雲“本姚意”，然事無佐證，而圈點之于《姚篹》，實有不可祛者。
考姚氏《答徐季疋書》稱“圈點啟發人意，愈解說”。
及篹此書，圈點評注，厘訂再三。
桂林呂璜者，自宜興吳德旋而私淑諸姚氏者也。
嘗稱吳氏诰以讀《姚篹》之法，曰：“《古文辭類篹》，啟發後人，全在圈點。
有連圈多而題下隻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
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
）後之續者，有遵義黎庶昌、長沙王先謙兩家。
然黎氏之書，上采經史，品藻次第，一準繩其師曾國藩之言，要為《曾鈔》之别子，而非繩武于《姚篹》也。
惟王氏之輯，志在續姚，采自乾隆，迄鹹豐間，得三十九家，論其得失，區别義類，悉遵姚氏，斯可以窺見文章之流變，而觇當世得失之林焉！ 一、解題及其篹例 文籍日興，散無統紀，于是總集作焉。
《古文辭類篹》者，蓋桐城姚鼐分類篹輯古之文辭而為總集之一，篹之為言論篹也，蓋本《漢書·藝文志序》論語稱“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一言；姚氏《序目》稱“以所聞見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篹》”者是也。
蓋編次之際，姚氏曾以所聞見詳經論說而不為苟然；如《序目》考論文體十三類之起原，及諸篇之注按，是也；故依《漢志》題“篹”，師古注：“篹與撰同”；或題曰“纂”者訛也。
（姚氏之非題“纂”，本滁州李承淵校刊《古文辭類篹後序》，而詳加以考證。
） 惟總集之作，導源《詩》、《書》。
《詩三百》，周詩之總集也。
《書》百篇，周以前文之總集也。
考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谟、訓、诰、誓、命之文；（見劉知幾《史通·六家篇》。
）厥為文之第一部總集。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義禮，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三百五篇；（見《史記·孔子世家》。
）厥為詩之第一部總集。
惟《詩》者，風、雅、頌以類分。
而《書》則虞、夏、商、周以代次。
蓋《詩》者，開後世總集類編之先河。
而《書》則為後世總集代次之權輿者也。
然《詩》、《書》二者，崇入經部，不以隸集。
《晉書·摯虞傳》載：“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之曰《流别集》，各為之論，辭理惬當。
”論者胥推為總集之祖！其書逸不傳；而體裁猶可懸想而知；蓋《志》如《書》之按代次？而《流别》疑如《詩》之依類分者也？特後之輯者，鮮有按代。
獨明梅鼎祚之《文紀》、清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起皇古迄隋，以時先後為次；是為總集家變例。
而自梁太子《昭明文選》以下，亡慮分類者為多。
古文辭類篹者，蓋古文辭輯而論篹之按類者也；故題曰“類篹”。
然總集之分類不一：《昭明文選》分“賦”、“詩”、“騷”、“七”、“诏”、“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诔”、“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三十七類。
而姚氏斥其“分體碎雜，立名可笑”；而以後來編集之相仍者為陋，故不之采，其類篹定為“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诏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十三類；而文之體類始明。
蓋以體勢分也，此一法也。
宋謝枋得《文章軌範》，分古今文為“放膽”、“小心”二種。
後來曾國藩本姚氏陰陽之說，（見《續篹·姚姬傳複魯絜非書》。
）而衍之為《古文四象》，以“氣勢”為太陽之類；“趣味”為少陽之類；“識度”為太陰之類；“情韻”為少陰之類；或者暗觑謝氏之筋節而之《姚說》？張其旗鼓，謂為前人所未發！自今觀之：“氣勢”、“趣味”，“放膽”文也。
“識度”、“情韻”，“小心”文也。
（此采予弟孫卿之說，見《文章舉隅序》。
）此以神理分也，蓋又一法也。
至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則以作用分，曰“辭令”，曰“議論”，曰“叙事”，而殿之以詩歌一體。
後來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析體十一而綜以三門：曰“著作”，即真氏之議論；曰“告語”，即真氏之辭令；而所謂“記載”者，則真氏之“叙事”也，蓋異名而同用者爾？此又一法也。
三者之中，厥以分體勢者為夥。
然總集分體之可考見者，莫古于《文選》三十七類。
明而未融，姚氏不取；要為有見！今按其中如“騷”、“七”之别類，“诏”、“冊”、“令”、“教”之分四類，“表”、“上書”、“彈事”之分三類，“啟”、“箋”、“奏記”、“書”之分四類，“頌”、“贊”、“符命”之分三類，“序”、“史論”、“史述贊”之分三類，（史論、史述贊皆史，漢紀傳後論贊要為序跋之類。
）“诔”、“哀”、“吊文”、“祭文”之分四類，及“碑文”、“墓志”之别為二，如此之類，皆全不知體要；而因名立類，每類之文，或廑一兩篇。
姚氏所謂“立名碎雜”者也。
至《七發》諸篇不并入“騷”而别題“七”；策秀才諸問不題“策問”而題曰“文”；班、範前後《漢書·紀傳贊》不并入“史論”而别題“史述贊”；哀永逝諸文不并入“诔”或“吊文”而别題“哀”；如此之類，杜撰題目，展卷茫然，不得其解。
姚氏所謂“立名可笑”者也。
姚氏以《文選》之“序”、“史論”、“史述贊”并入“序跋”；“表”、“上書”、“彈事”并入“奏議”；“啟”、“箋”、“奏記”、“書”并入“書說”；“诏”、“冊”、“令”、“教”、“文”、“檄”并入“诏令”；“賦”、“騷”、“七”、“對問”、“設論”、“辭”、“連珠”并入“辭賦”；“诔”、“哀”、“吊文”、“祭文”并入“哀祭”；“碑文”、“墓志”并為“碑志”；“箴”、“銘”并為“箴銘”；“頌”、“贊”、“符命”并為“頌贊”；實較昭明為簡當！而别增“傳”與“狀”為一類；“贈序”、“雜記”昭明所無，以拾其遺；篹古文辭，要為明其倫類！顧挽近以來，或以昭明總集之眉目而相震驚；又捶桐城已死之虎，尋響捕風，崇《蕭選》而薄《姚篹》，以為不足與斯文；尚得為知其類也乎！或者又以《篹》不采《詩》為姚病！然韻散殊體，《詩》、《書》别經，自古已然，奚獨以為《姚篹》病！餘昔讀《四庫全書提要》撰錄總集，論文論理，發其殊途；而于篹例；阙然未有論列；因泝源《詩》、《書》而為《姚篹》疏通證明，發其大凡于此。
二、《古文辭類篹》之本子 此《篹》當為姚氏未及論定之書。
而通常習見者三本：一嘉慶季年姚氏門人興縣康紹镛巡撫粵東得武進李兆洛所藏刊本，而李氏任雠校焉。
一道光五年江甯吳啟昌刊本；姚氏弟子管同、梅曾亮、劉欽任雠校焉。
“康刻”據乾隆中葉姚氏主講揚州梅花書院釘本。
而“吳刻”則據姚氏晚年主講鐘山書院所授本，與“康刻”本互有異同。
蓋“康刻”入方苞、劉大櫆之文；而授“吳本”無雲，“以姚命”增入焉。
意者姚氏亦知方、劉之不逮古作者；而阿好鄉人之私，卒有不自克也耶？“康刻”有圈點而“吳刻”祛圈點者。
據雲“姚氏晚年嫌‘圈點，近時藝’，未及刊落”故以授吳而命去之也。
然姚氏少子曰雉，藏父晚年訂稿本，字裡行間，圈點狼藉，又與“吳刻”之無圈點者不同；卒未聞末命刊去。
可知姚氏此書畢生論篹，而未以為惬。
“康刻”固早年手筆，“吳刻”亦不為定本矣！昔賢之竺老于學而不倦勤有如是者！迄光緒之世，滁州李承淵好姚氏書，參據康、吳兩刻，而見《史記》、前後《漢書》、《文選》及司馬光《資治通鑒》。
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家專集舊椠，有關姚氏《篹》錄之文者，随時校勘字句，用朱墨筆注上下方；其圈點則過自“雉本”，而得之雉鄉人蘭陵逸叟轉錄者也。
既，博考群書，正其句讀，矻矻二十年，勒為定本，世傳滁州李氏“求要堂刊本”是也，殆視康、吳兩刻後來居上矣！“吳刻”之祛圈點，雲“本姚意”，然事無佐證，而圈點之于《姚篹》，實有不可祛者。
考姚氏《答徐季疋書》稱“圈點啟發人意，愈解說”。
及篹此書，圈點評注，厘訂再三。
桂林呂璜者，自宜興吳德旋而私淑諸姚氏者也。
嘗稱吳氏诰以讀《姚篹》之法，曰：“《古文辭類篹》，啟發後人，全在圈點。
有連圈多而題下隻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
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