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志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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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良以苛論矣！陳傅良之書，獨存《春秋後傳》、《左傳音旨》，世則罕睹，而汸所采錄，甯隻補杜注之遺阙，抑足存陳書之梗概焉。
至無錫邵寶國賢，于明武宗時，著《左觿》一卷，頗發杜注之違，獨惜其寥寥無多。
陸粲乃著《左傳附注》五卷，以駁正杜注、孔疏暨陸德明之《左傳釋文》，旁采諸家，斷以己意，于訓诂家頗為有裨。
而傅遜著《左傳屬事》二十卷，則仿建安袁樞《紀事本末》之體，變編年為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更加考注，以訂杜預之誤，又著《左傳注解辨誤》二卷，則會衆說以折衷之，杜注之誤，有未經辨議者，亦創以己意，為之厘革。
斯則《左氏》之忠臣，杜注之诤友，而明儒之矯然特出者乎！清儒尊推漢學，與明儒異趣，然《公羊》垂絕複續，至晚清乃盛，而《穀梁》孤學，僅有傳者，獨《左氏》不絕于講誦。
其無慚《左氏》之忠臣，杜注之诤友，而有光于前哲者，則有昆山顧炎武亭林之撰《左傳杜解補正》三卷，衡陽王夫之而農之撰《春秋稗疏》二卷，吳江朱鶴齡長孺之撰《讀左日鈔》十四卷，泰州陳厚耀泗源之撰《春秋長曆》十卷、《春秋世族譜》一卷，吳縣惠士奇天牧之撰《半農春秋說》十五卷，惠棟定宇之《左傳補注》六卷，吳江沈彤冠雲之撰《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甘泉焦循理堂之撰《春秋左傳補疏》五卷，陽湖洪亮吉稚存之撰《春秋左傳诂》二十卷，錢唐梁履繩處素之撰《左通補釋》三十二卷，吳縣沈欽韓文起之撰《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卷，桐城馬宗琏魯陳之撰《春秋左傳補注》一卷，嘉興李贻德次白之撰《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皆能補苴罅漏，張皇幽眇，通賈、服之說，發杜氏之違，于左氏書有所闡明，而焦循、沈彤特斥杜預注《左》，以成司馬氏之篡弑，語有證佐，最推深識。
然就《左氏》而論，猶為掇拾細故，未究大體。
獨無錫顧棟高震滄之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錯比全書，創意為表，天文有《時令表》、《朔閏表》、《長曆拾遺表》、《天文表》、《五行表》，地理有《列國疆域表》、《列國犬牙相錯表》、《列國都邑表》、《列國山川表》、《列國險要表》、《城築表》，國際有《列國爵姓及存滅表》、《齊楚争盟表》、《宋楚争盟表》、《晉楚争盟表》、《吳晉争盟表》、《齊晉争盟表》、《秦晉交兵表》、《晉楚交兵表》、《吳楚交兵表》、《吳越交兵表》、《齊魯交兵表》、《魯邾莒交兵表》、《宋鄭交兵表》、《兵謀表》、《四裔表》、《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内政有《列國官制表》、《刑賞表》、《田賦軍旅表》、《王迹拾遺表》、《魯政下逮表》、《晉中軍表》、《楚令尹表》、《宋執政表》、《鄭執政表》、《亂賊表》，典禮有《吉禮表》、《兇禮表》、《賓禮表》、《軍禮表》、《嘉禮表》，人物有《列國姓氏表》、《卿大夫世系表》、《人物表》、《列女表》，考文有《三傳異同表》、《阙文表》、《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杜注正訛表》，凡百三十一篇，類聚區分，以列《春秋》大事，略與宋程公說之作《春秋分紀》同，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為過之。
其辨論諸篇，引據博洽，議論精确，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信千古之絕作也。
亦有體大思精，父子祖孫，家世相嬗，而莫殚其業者。
則有如儀征劉文淇孟瞻，生于道光之世，研精古籍，貫串群經，于《左氏傳》緻力尤勤，嘗謂：“《左氏》之義，為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系襲取舊說。
”發凡創例，撰《左傳舊注疏證》，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
他如許慎《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禦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
凡若此者，皆稱為舊注，而加以疏證。
其顧、惠注補及洪亮吉、沈彤、焦循等人專釋《左氏》之書，以及錢、戴、段、王諸家诂訓，說有可采，鹹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
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為證佐，期于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複明。
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顧未及寫定而卒。
其子毓崧伯山繼之，會天下大亂，年五十卒，迄未成書。
其子壽曾恭甫又繼之，亦以夭死，僅卒襄公。
三世一經，赍志踵殁，滋可哀也。
清祚垂衰，樸學亦絕。
經生矯厲，斯稱章、劉。
劉師培申叔者，劉文淇之曾孫，而壽曾之猶子也，少承先業，以《春秋》三傳同主诠經，《左傳》為書，說尤赅備，審其義例，或經無傳著，或經略傳詳，以傳勘經，知筆削所昭，類存微旨。
漢儒說《左氏》，據本傳以明經義，凡經字相同，即為同旨。
又引月冠事，明經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創獲實多，亦較二傳為密。
爰闡厥科條，舉同詞同指、同詞異實、褒貶互見、錯文見異、變文為例、文實殊指、内外異詞、時日月例，成《春秋左傳例略》一書。
餘杭章炳麟太炎與師培好，亦治《左》學，以為《左氏》古義最微，非極引周、秦、西漢先師之說，則其術不崇，非極為論難辨析，則其義不明，故以淺露分别之詞，申深迂優雅之旨，發疑正讀，成《春秋左傳讀》一書。
又據桓譚《新論》，謂劉向以《穀梁》名家，而亦呻吟《左氏》，《說苑》、《新序》、《列女傳》中所舉《左氏》事義六七十條，其間一字偶易，正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而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诂者，亦皆可睹。
蓋字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
抽繹古義，次第其文，成《劉子政左氏說》，以糾《漢書》稱歆治《左氏》，向不能非間，猶自持《穀梁》義之違謬，斯可謂近《左學》之後勁者矣。
《穀梁》與《左氏》同出魯學，然《穀梁》自昔孤微，清中葉以後稍振。
其著書立說，差自名家者，則有海州許桂林同叔之《穀梁釋例》四卷，番禺侯康君谟之《穀梁禮證》二卷，丹徒柳興恩賓叔之《穀梁大義述》七卷，嘉善鐘文烝朝美之《穀梁補注》二十四卷。
而柳興恩之治《穀梁》，專從善于經入手，而善經則以述辭比事為據，事與辭則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扶翼孤經，于《穀梁》家為有條貫雲。
《公羊》與《左氏》義相反對，與《穀梁》亦非同趣。
而曲阜孔廣森約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兼援《左》、《穀》，未明家法，又其三科、九旨，不遵何氏，而别立時日月為天道科，譏貶絕為王法科，尊親賢為人情科，如是則以日月名字為褒貶，《公羊》與《穀梁》何異，言《公羊》學者不重之，然清儒之言《公羊》者，蓋自廣森開其端。
而武進莊存與方耕著《春秋正辭》九卷，宏發《公羊》，刊落訓诂名物之末，而專求所謂微言大義者。
其同縣外孫劉逢祿申受繼之，昌衍其緒，以正孔廣森，以為：“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
無《公羊》，則無《春秋》。
《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後聖，猶六書之假借，說《詩》之斷章取義。
故雖以齊襄、楚靈之無道，祭仲、石曼姑、叔術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讨賊複仇讓國之義，事實不予而文予。
《左氏》詳于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
《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
惟其不重事，故存十一于千百，所不書多于所書。
惟其無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号，美惡不嫌同辭，以為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寓一見不再見之義。
《春秋》立百王之法，豈為一人一事設哉。
故曰：‘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
’此一義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
于所傳聞世見撥亂緻治，于所聞世見治升平，于所見世見太平。
此又一義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
”于是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為《公羊春秋何氏釋例》三十篇，凡何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統”、“绌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歸納而為之敷暢，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獄》等凡十一書，蓋自漢以來之言《公羊》者，莫之逮也。
江都淩曙曉樓者，精熟鄭氏《禮》，能通其要。
既聞劉逢祿論何氏《春秋》，大好之。
深念《春秋》之義，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旨奧詞赜，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讨，承意儀志，梳其章，栉其句，為《注》十七卷。
又不慊于徐彥之《公羊疏》，欲改為之而未暇，成《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一卷。
句容陳立卓人，從曙學，兼習《公羊春秋》、鄭氏《禮》，而于《公羊》用力尤深，鈎稽貫串，自漢儒治《公羊》家言者董仲舒、司馬遷以下逮清儒孔約、莊存與、劉逢祿諸家，悉加董讨而裁以己意，其禮制則折衷師說而竺宗鄭氏，撰成《春秋公羊傳義疏》七十六卷，而于何氏有引申，無違異，蓋嚴守疏不破注之例也。
斯亦何氏之悌弟，而《公羊》之忠臣矣。
然世儒之學《左氏》者，必绌《公羊》；學《公羊》者，亦绌《左氏》。
劉逢祿論《左氏》書，據《史記》本名《左氏春秋》，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比。
自王莽時，國師劉歆增設條例，推衍事迹，強以為傳《春秋》，冀奪《公羊》博士師法。
所當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删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缪于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真，俾攻《左》者不得為口實。
成《左氏春秋考證》二卷。
自唐以來，難《左》諸家，蓋未有詳考博辨如劉氏此書者也。
論者以比《尚書》之太原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一書焉。
顧近儒章炳麟則诃為摘發同異，比盜憎主人，蓋嘗駁難其說，累三萬言，以弁于《春秋左傳讀》之編首。
而南海康有為長素著《新學僞經考》，則又謂“《春秋左氏傳》暨《周禮》、《逸禮》及《詩》之《毛傳》，凡西漢末劉歆所力争立博士者，皆劉歆僞作以成新莽篡漢之計者也”。
“新學”者，謂“新莽之學”。
蓋并擯《春秋左氏傳》諸書于漢學之外，殆視劉逢祿之說為尤甚。
而有為尤敢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托改制以言變法，張三世以說進化，著有《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等書，而定《春秋》為孔子改制創作之書。
謂“文字不過其符号，如電報之密碼，如樂譜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
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經皆孔子所作。
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誤也。
孔子蓋自立一宗旨而憑之以進退古人，去取古籍。
孔子改制，恒托于古。
堯、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無不可知，即有亦至尋常。
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皆孔子理想上所構成也。
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黃帝，墨子之托大禹，許行之托神農是也”。
雖然，近儒祖述何休以言《公羊》者，如劉逢祿、陳立之倫，皆言改制，而有為之說實有不同尋常者，蓋有為所謂“改制”者，即政治革命、社會進化之意也，故喜言通三統。
三統者，謂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随時因革也。
喜言張三世。
三世，謂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
既以授弟子新會梁啟超任公。
師弟于喁，蕲實見諸行事，而有戊戌之政變，功雖不成，衆論歸高。
一時士夫之骛變法維新者，益喜言《公羊》矣。
然章炳麟專攻《左氏》，而無害于言革命，謂“賈逵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詞耳。
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
杜預于此，最為闳通。
而近世焦循、沈彤輩，多謂預借此以助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薮澤’也”。
善化皮錫瑞鹿門，作《春秋通論》，揚搉三傳，而歸重于《公羊》，據《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說，謂“《春秋》大義，在誅讨亂賊，而《左氏》‘弑君稱君君無道’之例，揆之《春秋》，大義有乖。
杜預奸言誣聖，曲暢其說”，持論又殊章氏。
則是以志行之不同而判從違，甯必所學之殊耶？纂《春秋志》第六。
注解： [1] 泠，原作“冷”，據《漢書》改。
[2] 王下原有“者”字，據《春秋繁露》删。
[3] 贛，原作“戆”，據《後漢書·鄭興傳》改。
[4] 卷，原作“句”，據文意改。
[5] 失，原作“說”，據文意改。
[6] 骁，原作“饒”，據《隋書·經籍志》改。
[7] 一條，原作“條一”，據《四庫提要》“春秋公羊傳注疏”條乙正。
至無錫邵寶國賢，于明武宗時，著《左觿》一卷，頗發杜注之違，獨惜其寥寥無多。
陸粲乃著《左傳附注》五卷，以駁正杜注、孔疏暨陸德明之《左傳釋文》，旁采諸家，斷以己意，于訓诂家頗為有裨。
而傅遜著《左傳屬事》二十卷，則仿建安袁樞《紀事本末》之體，變編年為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更加考注，以訂杜預之誤，又著《左傳注解辨誤》二卷，則會衆說以折衷之，杜注之誤，有未經辨議者，亦創以己意，為之厘革。
斯則《左氏》之忠臣，杜注之诤友，而明儒之矯然特出者乎！清儒尊推漢學，與明儒異趣，然《公羊》垂絕複續，至晚清乃盛，而《穀梁》孤學，僅有傳者，獨《左氏》不絕于講誦。
其無慚《左氏》之忠臣，杜注之诤友，而有光于前哲者，則有昆山顧炎武亭林之撰《左傳杜解補正》三卷，衡陽王夫之而農之撰《春秋稗疏》二卷，吳江朱鶴齡長孺之撰《讀左日鈔》十四卷，泰州陳厚耀泗源之撰《春秋長曆》十卷、《春秋世族譜》一卷，吳縣惠士奇天牧之撰《半農春秋說》十五卷，惠棟定宇之《左傳補注》六卷，吳江沈彤冠雲之撰《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甘泉焦循理堂之撰《春秋左傳補疏》五卷，陽湖洪亮吉稚存之撰《春秋左傳诂》二十卷，錢唐梁履繩處素之撰《左通補釋》三十二卷，吳縣沈欽韓文起之撰《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卷，桐城馬宗琏魯陳之撰《春秋左傳補注》一卷，嘉興李贻德次白之撰《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皆能補苴罅漏，張皇幽眇，通賈、服之說，發杜氏之違，于左氏書有所闡明，而焦循、沈彤特斥杜預注《左》，以成司馬氏之篡弑，語有證佐，最推深識。
然就《左氏》而論，猶為掇拾細故，未究大體。
獨無錫顧棟高震滄之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錯比全書，創意為表，天文有《時令表》、《朔閏表》、《長曆拾遺表》、《天文表》、《五行表》，地理有《列國疆域表》、《列國犬牙相錯表》、《列國都邑表》、《列國山川表》、《列國險要表》、《城築表》，國際有《列國爵姓及存滅表》、《齊楚争盟表》、《宋楚争盟表》、《晉楚争盟表》、《吳晉争盟表》、《齊晉争盟表》、《秦晉交兵表》、《晉楚交兵表》、《吳楚交兵表》、《吳越交兵表》、《齊魯交兵表》、《魯邾莒交兵表》、《宋鄭交兵表》、《兵謀表》、《四裔表》、《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内政有《列國官制表》、《刑賞表》、《田賦軍旅表》、《王迹拾遺表》、《魯政下逮表》、《晉中軍表》、《楚令尹表》、《宋執政表》、《鄭執政表》、《亂賊表》，典禮有《吉禮表》、《兇禮表》、《賓禮表》、《軍禮表》、《嘉禮表》，人物有《列國姓氏表》、《卿大夫世系表》、《人物表》、《列女表》，考文有《三傳異同表》、《阙文表》、《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杜注正訛表》，凡百三十一篇，類聚區分，以列《春秋》大事，略與宋程公說之作《春秋分紀》同，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為過之。
其辨論諸篇，引據博洽，議論精确，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信千古之絕作也。
亦有體大思精，父子祖孫，家世相嬗，而莫殚其業者。
則有如儀征劉文淇孟瞻，生于道光之世，研精古籍，貫串群經，于《左氏傳》緻力尤勤，嘗謂：“《左氏》之義，為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系襲取舊說。
”發凡創例，撰《左傳舊注疏證》，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
他如許慎《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禦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
凡若此者，皆稱為舊注，而加以疏證。
其顧、惠注補及洪亮吉、沈彤、焦循等人專釋《左氏》之書，以及錢、戴、段、王諸家诂訓，說有可采，鹹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
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為證佐，期于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複明。
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顧未及寫定而卒。
其子毓崧伯山繼之，會天下大亂，年五十卒，迄未成書。
其子壽曾恭甫又繼之，亦以夭死，僅卒襄公。
三世一經，赍志踵殁，滋可哀也。
清祚垂衰，樸學亦絕。
經生矯厲，斯稱章、劉。
劉師培申叔者，劉文淇之曾孫，而壽曾之猶子也，少承先業，以《春秋》三傳同主诠經，《左傳》為書，說尤赅備，審其義例，或經無傳著，或經略傳詳，以傳勘經，知筆削所昭，類存微旨。
漢儒說《左氏》，據本傳以明經義，凡經字相同，即為同旨。
又引月冠事，明經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創獲實多，亦較二傳為密。
爰闡厥科條，舉同詞同指、同詞異實、褒貶互見、錯文見異、變文為例、文實殊指、内外異詞、時日月例，成《春秋左傳例略》一書。
餘杭章炳麟太炎與師培好，亦治《左》學，以為《左氏》古義最微，非極引周、秦、西漢先師之說，則其術不崇，非極為論難辨析，則其義不明，故以淺露分别之詞，申深迂優雅之旨，發疑正讀，成《春秋左傳讀》一書。
又據桓譚《新論》，謂劉向以《穀梁》名家，而亦呻吟《左氏》，《說苑》、《新序》、《列女傳》中所舉《左氏》事義六七十條，其間一字偶易，正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而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诂者，亦皆可睹。
蓋字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
抽繹古義，次第其文，成《劉子政左氏說》，以糾《漢書》稱歆治《左氏》，向不能非間，猶自持《穀梁》義之違謬，斯可謂近《左學》之後勁者矣。
《穀梁》與《左氏》同出魯學，然《穀梁》自昔孤微，清中葉以後稍振。
其著書立說，差自名家者，則有海州許桂林同叔之《穀梁釋例》四卷，番禺侯康君谟之《穀梁禮證》二卷，丹徒柳興恩賓叔之《穀梁大義述》七卷，嘉善鐘文烝朝美之《穀梁補注》二十四卷。
而柳興恩之治《穀梁》，專從善于經入手，而善經則以述辭比事為據，事與辭則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扶翼孤經，于《穀梁》家為有條貫雲。
《公羊》與《左氏》義相反對，與《穀梁》亦非同趣。
而曲阜孔廣森約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兼援《左》、《穀》，未明家法，又其三科、九旨，不遵何氏，而别立時日月為天道科，譏貶絕為王法科，尊親賢為人情科，如是則以日月名字為褒貶，《公羊》與《穀梁》何異，言《公羊》學者不重之，然清儒之言《公羊》者，蓋自廣森開其端。
而武進莊存與方耕著《春秋正辭》九卷，宏發《公羊》，刊落訓诂名物之末，而專求所謂微言大義者。
其同縣外孫劉逢祿申受繼之，昌衍其緒，以正孔廣森，以為：“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
無《公羊》，則無《春秋》。
《春秋》因魯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後聖，猶六書之假借，說《詩》之斷章取義。
故雖以齊襄、楚靈之無道，祭仲、石曼姑、叔術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讨賊複仇讓國之義，事實不予而文予。
《左氏》詳于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
《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達例。
惟其不重事，故存十一于千百，所不書多于所書。
惟其無達例，故有貴賤不嫌同号，美惡不嫌同辭，以為待貶絕不待貶絕之分，以寓一見不再見之義。
《春秋》立百王之法，豈為一人一事設哉。
故曰：‘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
’此一義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
于所傳聞世見撥亂緻治，于所聞世見治升平，于所見世見太平。
此又一義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
”于是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為《公羊春秋何氏釋例》三十篇，凡何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統”、“绌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歸納而為之敷暢，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獄》等凡十一書，蓋自漢以來之言《公羊》者，莫之逮也。
江都淩曙曉樓者，精熟鄭氏《禮》，能通其要。
既聞劉逢祿論何氏《春秋》，大好之。
深念《春秋》之義，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旨奧詞赜，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讨，承意儀志，梳其章，栉其句，為《注》十七卷。
又不慊于徐彥之《公羊疏》，欲改為之而未暇，成《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一卷。
句容陳立卓人，從曙學，兼習《公羊春秋》、鄭氏《禮》，而于《公羊》用力尤深，鈎稽貫串，自漢儒治《公羊》家言者董仲舒、司馬遷以下逮清儒孔約、莊存與、劉逢祿諸家，悉加董讨而裁以己意，其禮制則折衷師說而竺宗鄭氏，撰成《春秋公羊傳義疏》七十六卷，而于何氏有引申，無違異，蓋嚴守疏不破注之例也。
斯亦何氏之悌弟，而《公羊》之忠臣矣。
然世儒之學《左氏》者，必绌《公羊》；學《公羊》者，亦绌《左氏》。
劉逢祿論《左氏》書，據《史記》本名《左氏春秋》，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比。
自王莽時，國師劉歆增設條例，推衍事迹，強以為傳《春秋》，冀奪《公羊》博士師法。
所當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删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缪于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真，俾攻《左》者不得為口實。
成《左氏春秋考證》二卷。
自唐以來，難《左》諸家，蓋未有詳考博辨如劉氏此書者也。
論者以比《尚書》之太原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一書焉。
顧近儒章炳麟則诃為摘發同異，比盜憎主人，蓋嘗駁難其說，累三萬言，以弁于《春秋左傳讀》之編首。
而南海康有為長素著《新學僞經考》，則又謂“《春秋左氏傳》暨《周禮》、《逸禮》及《詩》之《毛傳》，凡西漢末劉歆所力争立博士者，皆劉歆僞作以成新莽篡漢之計者也”。
“新學”者，謂“新莽之學”。
蓋并擯《春秋左氏傳》諸書于漢學之外，殆視劉逢祿之說為尤甚。
而有為尤敢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托改制以言變法，張三世以說進化，著有《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等書，而定《春秋》為孔子改制創作之書。
謂“文字不過其符号，如電報之密碼，如樂譜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
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經皆孔子所作。
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誤也。
孔子蓋自立一宗旨而憑之以進退古人，去取古籍。
孔子改制，恒托于古。
堯、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無不可知，即有亦至尋常。
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皆孔子理想上所構成也。
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黃帝，墨子之托大禹，許行之托神農是也”。
雖然，近儒祖述何休以言《公羊》者，如劉逢祿、陳立之倫，皆言改制，而有為之說實有不同尋常者，蓋有為所謂“改制”者，即政治革命、社會進化之意也，故喜言通三統。
三統者，謂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随時因革也。
喜言張三世。
三世，謂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
既以授弟子新會梁啟超任公。
師弟于喁，蕲實見諸行事，而有戊戌之政變，功雖不成，衆論歸高。
一時士夫之骛變法維新者，益喜言《公羊》矣。
然章炳麟專攻《左氏》，而無害于言革命，謂“賈逵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詞耳。
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
杜預于此，最為闳通。
而近世焦循、沈彤輩，多謂預借此以助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薮澤’也”。
善化皮錫瑞鹿門，作《春秋通論》，揚搉三傳，而歸重于《公羊》，據《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說，謂“《春秋》大義，在誅讨亂賊，而《左氏》‘弑君稱君君無道’之例，揆之《春秋》，大義有乖。
杜預奸言誣聖，曲暢其說”，持論又殊章氏。
則是以志行之不同而判從違，甯必所學之殊耶？纂《春秋志》第六。
注解： [1] 泠，原作“冷”，據《漢書》改。
[2] 王下原有“者”字，據《春秋繁露》删。
[3] 贛，原作“戆”，據《後漢書·鄭興傳》改。
[4] 卷，原作“句”，據文意改。
[5] 失，原作“說”，據文意改。
[6] 骁，原作“饒”，據《隋書·經籍志》改。
[7] 一條，原作“條一”，據《四庫提要》“春秋公羊傳注疏”條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