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志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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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禦世，國子祭酒孔穎達奉诏撰《春秋左傳正義》，一宗杜《解》，而《疏》則損益劉炫而以沈文阿補其阙漏。
惟杜《解》既嫌強經就傳，而孔《疏》亦過申杜抑劉，于劉之緻規于杜者，一切以為非是，斯又笃信專門之過。
而與共參定者，則有四門博士楊士勳焉。
士勳兼明《穀梁》，又為範甯《春秋穀梁傳集解》作疏。
其書不及穎達杜《疏》之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借之資，而孔《疏》成于衆手，此則出于一人，複鮮佐助之力，詳略殊觀，固其宜也。
惟範甯《傳例》全書已佚，散附《集解》，而《疏》中所引，有稱“範氏略例”者，有稱“範例”者，有稱“範氏别例”者，凡二十餘條，皆在《集解》所附之外，其雲“别例”者，蓋範氏注中已有例，而此别出故也。
中如桓元年疏引範氏《例》雲“《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莊二十二年“夏雨，大災”疏引範《例》雲“災十有二，内則書日，外則書時”，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範《略例》雲“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如此之類，皆胪次其事以見義類而已。
蓋《春秋》無達例，但屬辭比事，胪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義者，則為之說，其不可知者，則阙之而不為曲說，斯可以推見範《例》之矜慎焉。
士勳疏述之功，不可沒也。
《公羊傳》自何休《解诂》以後，罕有為之疏者，世傳徐彥，不知何代，其疏“葬桓王”一條[7]，全襲用楊士勳《穀梁傳疏》，知在士勳之後，而《疏》文自設問答，文繁語複，或者故襲《公羊》之文體耶？惟《左傳》附經，始于杜預，《穀梁》附經，疑自範甯，而《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
觀何休《解诂》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範異例，知漢末猶自别行。
後世所傳《漢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
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并欤？自是《春秋》三傳之疏備。
然《春秋》之學，至唐而疏通證明，集漢诂之大成；亦至唐而風氣獨開，導宋學之先路。
肅、代之世，有潤州丹陽縣主簿趙郡啖助叔佐者，明《春秋》，撰《統例》，務在考三傳得失，彌縫阙漏，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謂：“《左傳》非丘明所作。
獨詳周、晉、齊、宋、楚、鄭之事，乃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
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雜采各國諸卿家傳及蔔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序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若《公羊》、《穀梁》之于經為密。
《公羊》、《穀梁》初亦口授。
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實。
《漢書》丘明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賈誼等說，亦皆附會。
”又雲：“《春秋》之文簡易。
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其弊滋甚。
”自啖助之說出而風氣漸變。
大抵啖助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甯言《經》誤，其失也固陋。
啖助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
助之學，傳于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給事中吳郡陸淳伯沖。
淳因助《統例》，僅成六卷，遂與助之子曰異者，裒錄遺文，增纂《統例》，請匡損益，成《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本褒貶之意，更為《春秋微旨》三卷，條别三傳，折衷啖、趙，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摭三傳之不入《纂例》者，駁正啖、趙之說，以明去取之意，成《春秋集傳辨疑》十卷。
蓋啖助之學，至淳而發揮旁通也。
然淳之闡發師說，亦有變本而加厲者。
啖助以為：“《左氏》叙事雖多，解經意殊少。
《公》、《穀》傳經，密于《左氏》。
然《左氏》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
”則亦未甚深非，至淳則直謂“《左氏》淺于《公》、《穀》，誣謬實繁”。
啖助以為：“左氏、公羊、穀梁皆孔門後之門人。
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
惟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左傳》亦非丘明自作。
”至淳則直謂：“左氏非丘明。
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
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
然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叙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也。
”此則闡發師說而變本加厲者也。
然今世所傳合三傳為一書者，實自淳之《纂例》始。
淳本啖助之說，雜采三傳，以意去取，合為此書，變專家為通學，是《春秋》經學一大變。
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如平陽孫複明複之撰《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新喻劉敞原父之撰《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意林》二卷、《春秋傳說例》一卷，高郵孫覺莘老之《春秋經解》十三卷，涪陵崔子方彥直之撰《春秋經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二十卷、《春秋例要》一卷，吳縣葉夢得石林之撰《春秋傳》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谳》二十二卷，壽州呂本中居仁之撰《春秋集解》三十卷，崇安胡安國康侯之撰《春秋傳》三十卷，鄞縣高闶抑崇之撰《春秋集注》四十卷，瑞安陳傅良君舉之撰《春秋後傳》十二卷，南安呂大圭圭叔之撰《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眉山家铉翁則堂之撰《春秋詳說》三十卷，皆焯然名家，著有成書者。
其中以孫複為最先，劉敞為最優，而胡安國為最顯。
孫複沿啖、陸之餘波，幾于盡廢三傳。
而劉敞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複之意為斷制。
此亦說貴征實之一征也。
胡安國之撰《春秋傳》，自草創至于成書，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
顧其書作于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經旨，在宋儒《春秋》之書，名最高而品斯下焉。
餘考宋儒之說《春秋》者，蓋往往推衍啖、陸之說。
葉夢得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
《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
”胡安國曰：“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穀梁》。
”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
史學者記得事卻詳，于道理上便差。
經學者于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隻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
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卻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呂大圭曰：“《左氏》熟于事，《公》、《穀》深于理。
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
”此推衍啖助“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說也。
臨川王安石介甫有《左氏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今佚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
或問程子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
”葉夢得撰《春秋谳》，據《左傳》末載“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知伯亡時，左氏猶在”，斷以為戰國時人。
莆田鄭樵漁仲《六經奧論》雲：“《左氏》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谥。
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
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
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一也。
《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
’又雲：‘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栎。
’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号。
明驗二也。
左氏雲：‘虞不臘矣。
’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
明驗三也。
左氏師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
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
明驗四也。
《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
按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于趙分曰大梁’之語。
明驗五也。
《左氏》雲：‘左師展将以公乘馬而歸。
’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
明驗六也。
《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辯狙詐，真遊說之士，捭阖之辭。
明驗七也。
左氏之書，序晉、楚事，如‘楚師熸’、‘猶拾渖’等語，則左氏為楚人。
明驗八也。
據此八驗，知左氏為六國時人，非丘明矣。
”朱子亦謂：“‘虞不臘矣’為秦人之語。
”與鄭樵同。
此推衍陸淳“左氏非丘明”之說也。
惟重證驗，主事實，殆有勝于陸淳之懸想鑿空者焉。
然宋自孫複之祖陸淳，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己也，則舉三傳義例而廢之，又惡《左氏》所載證據分明，不能縱橫颠倒，惟所欲言也，則并舉《左傳》事迹而廢之。
譬諸治獄，務毀案牍之文，滅證佐之口，則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斷而莫之争也。
獨眉山蘇轍子由撰《春秋集傳》十二卷，大意以世人多師孫複，不複信史，故簡别《公》、《穀》，一以《左氏》為本，蓋二傳之意測者難信而《左氏》之征史者有據也。
金華呂祖謙伯恭之學，于《左傳》最深，其發揮《左傳》者，則有《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續說》十二卷、《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然據事抒論，意不在通經。
福清林栗黃中撰《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則尤專主《左氏》而黜《公》、《穀》。
惟林栗指《左傳》之“君子曰”為劉歆所加，而資州李石方丹著《左氏君子例》一卷，則以為《左傳》有所謂“君子曰”者，蓋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雲。
蒲江魏了翁鶴山節錄杜注、孔疏，每條前為标題，而系以先後次第，成《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
其書于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删繁舉要，本末粲然。
蓋左氏之書，詳于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于此，了翁所輯，蓋庶乎得其要領者。
丹稜程公說克齋則取《春秋》經傳，仿司馬遷書，為年譜、名譜、曆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諸書，周、魯、齊、宋、晉、楚以下大小國《世本》，成《春秋分紀》九十卷，條别件系，附以序論。
清儒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大略仿焉。
斯與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俱為《左》學之津梁也。
是皆刻意于《左氏》之書者，倘以廁于宋儒之間，殆所謂抗心獨往，而不囿于時論者耶！元仁宗延祐二年，定科舉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
然祁門汪克寬德輔作《春秋纂疏》三十卷，一以安國為主。
而明成祖命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等撰定《春秋大全》七十卷，即用克寬之《胡傳纂疏》為藍本焉。
自是胡《傳》行而三傳悉廢。
儒者馴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為主，明儒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
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為最陋，而其端實于元發之。
此元、明兩代之《春秋》學所為卑之無甚高論者也。
獨有可特筆者，元之二家，曰慶元程端學積齋，曰休甯趙汸子常；明之二家，曰長洲陸粲子餘，曰太倉傅遜士凱。
四人者，主張不同，方法亦不同。
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其書以攻駁三傳為主，凡端學以為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于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類，求之不得，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
蓋不信三傳之說，創于啖助、陸淳，逮宋析為三派：有棄傳而不駁傳者，厥以孫複之《春秋尊王發微》為最著；有駁三傳之義例者，厥以劉敞之《春秋權衡》為最著；有駁三傳之典故者，厥以葉夢得之《春秋谳》為最著。
至于端學，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傳》為僞撰，推波助瀾，罔顧其安。
而作《春秋本義》三十卷，則頗能糾正胡安國《傳》之失，而所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中多宋儒孫複以後之說，其書佚者十之九，則可謂集宋學之大成者矣。
至其作《春秋或問》十卷，則曆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傳，未免乖方，至于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罔不并舉而摧陷焉。
是搜采宋學之總彙者端學，而廓清宋儒之矯誣者亦端學也。
至趙汸淹貫三傳，所撰《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屬辭》十五卷、《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皆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不似程端學之好騁臆說。
蓋汸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為主，注則宗杜預。
《左》有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旨》通之。
其大旨謂：“杜偏于《左》，傅良偏于《穀梁》。
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
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于杜《解》，為功于《左傳》，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
”因反複辨讨，出入百家，究其得失，即陳傅良《章旨》附于杜注之下，成《春秋左氏傳補注》，于杜注有未備者，頗采孔穎達之疏暢述之，蓋征實之學，與虛騰高論者終有别也。
惟趙汸譏陳傅良《春秋後傳》之貫通三傳，謂“公、穀與左氏終是異師”，頗中其失。
然漢尹更始之《章句》，晉劉兆之《全綜》，已開貫通三傳之先路，奚必獨繩陳
惟杜《解》既嫌強經就傳，而孔《疏》亦過申杜抑劉，于劉之緻規于杜者，一切以為非是，斯又笃信專門之過。
而與共參定者，則有四門博士楊士勳焉。
士勳兼明《穀梁》，又為範甯《春秋穀梁傳集解》作疏。
其書不及穎達杜《疏》之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借之資，而孔《疏》成于衆手，此則出于一人，複鮮佐助之力，詳略殊觀，固其宜也。
惟範甯《傳例》全書已佚，散附《集解》，而《疏》中所引，有稱“範氏略例”者，有稱“範例”者，有稱“範氏别例”者，凡二十餘條，皆在《集解》所附之外，其雲“别例”者，蓋範氏注中已有例，而此别出故也。
中如桓元年疏引範氏《例》雲“《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莊二十二年“夏雨，大災”疏引範《例》雲“災十有二，内則書日，外則書時”，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範《略例》雲“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如此之類，皆胪次其事以見義類而已。
蓋《春秋》無達例，但屬辭比事，胪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義者，則為之說，其不可知者，則阙之而不為曲說，斯可以推見範《例》之矜慎焉。
士勳疏述之功，不可沒也。
《公羊傳》自何休《解诂》以後，罕有為之疏者，世傳徐彥，不知何代，其疏“葬桓王”一條[7]，全襲用楊士勳《穀梁傳疏》，知在士勳之後，而《疏》文自設問答，文繁語複，或者故襲《公羊》之文體耶？惟《左傳》附經，始于杜預，《穀梁》附經，疑自範甯，而《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
觀何休《解诂》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範異例，知漢末猶自别行。
後世所傳《漢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
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并欤？自是《春秋》三傳之疏備。
然《春秋》之學，至唐而疏通證明，集漢诂之大成；亦至唐而風氣獨開，導宋學之先路。
肅、代之世，有潤州丹陽縣主簿趙郡啖助叔佐者，明《春秋》，撰《統例》，務在考三傳得失，彌縫阙漏，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謂：“《左傳》非丘明所作。
獨詳周、晉、齊、宋、楚、鄭之事，乃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
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雜采各國諸卿家傳及蔔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序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若《公羊》、《穀梁》之于經為密。
《公羊》、《穀梁》初亦口授。
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實。
《漢書》丘明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賈誼等說，亦皆附會。
”又雲：“《春秋》之文簡易。
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其弊滋甚。
”自啖助之說出而風氣漸變。
大抵啖助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甯言《經》誤，其失也固陋。
啖助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
助之學，傳于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給事中吳郡陸淳伯沖。
淳因助《統例》，僅成六卷，遂與助之子曰異者，裒錄遺文，增纂《統例》，請匡損益，成《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本褒貶之意，更為《春秋微旨》三卷，條别三傳，折衷啖、趙，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摭三傳之不入《纂例》者，駁正啖、趙之說，以明去取之意，成《春秋集傳辨疑》十卷。
蓋啖助之學，至淳而發揮旁通也。
然淳之闡發師說，亦有變本而加厲者。
啖助以為：“《左氏》叙事雖多，解經意殊少。
《公》、《穀》傳經，密于《左氏》。
然《左氏》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
”則亦未甚深非，至淳則直謂“《左氏》淺于《公》、《穀》，誣謬實繁”。
啖助以為：“左氏、公羊、穀梁皆孔門後之門人。
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
惟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左傳》亦非丘明自作。
”至淳則直謂：“左氏非丘明。
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
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
然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叙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也。
”此則闡發師說而變本加厲者也。
然今世所傳合三傳為一書者，實自淳之《纂例》始。
淳本啖助之說，雜采三傳，以意去取，合為此書，變專家為通學，是《春秋》經學一大變。
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如平陽孫複明複之撰《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新喻劉敞原父之撰《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意林》二卷、《春秋傳說例》一卷，高郵孫覺莘老之《春秋經解》十三卷，涪陵崔子方彥直之撰《春秋經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二十卷、《春秋例要》一卷，吳縣葉夢得石林之撰《春秋傳》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谳》二十二卷，壽州呂本中居仁之撰《春秋集解》三十卷，崇安胡安國康侯之撰《春秋傳》三十卷，鄞縣高闶抑崇之撰《春秋集注》四十卷，瑞安陳傅良君舉之撰《春秋後傳》十二卷，南安呂大圭圭叔之撰《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眉山家铉翁則堂之撰《春秋詳說》三十卷，皆焯然名家，著有成書者。
其中以孫複為最先，劉敞為最優，而胡安國為最顯。
孫複沿啖、陸之餘波，幾于盡廢三傳。
而劉敞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複之意為斷制。
此亦說貴征實之一征也。
胡安國之撰《春秋傳》，自草創至于成書，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
顧其書作于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經旨，在宋儒《春秋》之書，名最高而品斯下焉。
餘考宋儒之說《春秋》者，蓋往往推衍啖、陸之說。
葉夢得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
《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
”胡安國曰：“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穀梁》。
”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
史學者記得事卻詳，于道理上便差。
經學者于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隻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
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卻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呂大圭曰：“《左氏》熟于事，《公》、《穀》深于理。
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
”此推衍啖助“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說也。
臨川王安石介甫有《左氏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今佚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
或問程子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
”葉夢得撰《春秋谳》，據《左傳》末載“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知伯亡時，左氏猶在”，斷以為戰國時人。
莆田鄭樵漁仲《六經奧論》雲：“《左氏》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谥。
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
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
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一也。
《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
’又雲：‘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栎。
’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号。
明驗二也。
左氏雲：‘虞不臘矣。
’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
明驗三也。
左氏師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
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
明驗四也。
《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
按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于趙分曰大梁’之語。
明驗五也。
《左氏》雲：‘左師展将以公乘馬而歸。
’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
明驗六也。
《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辯狙詐，真遊說之士，捭阖之辭。
明驗七也。
左氏之書，序晉、楚事，如‘楚師熸’、‘猶拾渖’等語，則左氏為楚人。
明驗八也。
據此八驗，知左氏為六國時人，非丘明矣。
”朱子亦謂：“‘虞不臘矣’為秦人之語。
”與鄭樵同。
此推衍陸淳“左氏非丘明”之說也。
惟重證驗，主事實，殆有勝于陸淳之懸想鑿空者焉。
然宋自孫複之祖陸淳，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己也，則舉三傳義例而廢之，又惡《左氏》所載證據分明，不能縱橫颠倒，惟所欲言也，則并舉《左傳》事迹而廢之。
譬諸治獄，務毀案牍之文，滅證佐之口，則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斷而莫之争也。
獨眉山蘇轍子由撰《春秋集傳》十二卷，大意以世人多師孫複，不複信史，故簡别《公》、《穀》，一以《左氏》為本，蓋二傳之意測者難信而《左氏》之征史者有據也。
金華呂祖謙伯恭之學，于《左傳》最深，其發揮《左傳》者，則有《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續說》十二卷、《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然據事抒論，意不在通經。
福清林栗黃中撰《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則尤專主《左氏》而黜《公》、《穀》。
惟林栗指《左傳》之“君子曰”為劉歆所加，而資州李石方丹著《左氏君子例》一卷，則以為《左傳》有所謂“君子曰”者，蓋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雲。
蒲江魏了翁鶴山節錄杜注、孔疏，每條前為标題，而系以先後次第，成《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
其書于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删繁舉要，本末粲然。
蓋左氏之書，詳于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于此，了翁所輯，蓋庶乎得其要領者。
丹稜程公說克齋則取《春秋》經傳，仿司馬遷書，為年譜、名譜、曆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諸書，周、魯、齊、宋、晉、楚以下大小國《世本》，成《春秋分紀》九十卷，條别件系，附以序論。
清儒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大略仿焉。
斯與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俱為《左》學之津梁也。
是皆刻意于《左氏》之書者，倘以廁于宋儒之間，殆所謂抗心獨往，而不囿于時論者耶！元仁宗延祐二年，定科舉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
然祁門汪克寬德輔作《春秋纂疏》三十卷，一以安國為主。
而明成祖命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等撰定《春秋大全》七十卷，即用克寬之《胡傳纂疏》為藍本焉。
自是胡《傳》行而三傳悉廢。
儒者馴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為主，明儒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
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為最陋，而其端實于元發之。
此元、明兩代之《春秋》學所為卑之無甚高論者也。
獨有可特筆者，元之二家，曰慶元程端學積齋，曰休甯趙汸子常；明之二家，曰長洲陸粲子餘，曰太倉傅遜士凱。
四人者，主張不同，方法亦不同。
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其書以攻駁三傳為主，凡端學以為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于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類，求之不得，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
蓋不信三傳之說，創于啖助、陸淳，逮宋析為三派：有棄傳而不駁傳者，厥以孫複之《春秋尊王發微》為最著；有駁三傳之義例者，厥以劉敞之《春秋權衡》為最著；有駁三傳之典故者，厥以葉夢得之《春秋谳》為最著。
至于端學，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傳》為僞撰，推波助瀾，罔顧其安。
而作《春秋本義》三十卷，則頗能糾正胡安國《傳》之失，而所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中多宋儒孫複以後之說，其書佚者十之九，則可謂集宋學之大成者矣。
至其作《春秋或問》十卷，則曆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傳，未免乖方，至于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罔不并舉而摧陷焉。
是搜采宋學之總彙者端學，而廓清宋儒之矯誣者亦端學也。
至趙汸淹貫三傳，所撰《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屬辭》十五卷、《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皆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不似程端學之好騁臆說。
蓋汸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為主，注則宗杜預。
《左》有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旨》通之。
其大旨謂：“杜偏于《左》，傅良偏于《穀梁》。
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
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于杜《解》，為功于《左傳》，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
”因反複辨讨，出入百家，究其得失，即陳傅良《章旨》附于杜注之下，成《春秋左氏傳補注》，于杜注有未備者，頗采孔穎達之疏暢述之，蓋征實之學，與虛騰高論者終有别也。
惟趙汸譏陳傅良《春秋後傳》之貫通三傳，謂“公、穀與左氏終是異師”，頗中其失。
然漢尹更始之《章句》，晉劉兆之《全綜》，已開貫通三傳之先路，奚必獨繩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