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志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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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撰成《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
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
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谶合者，先帝不遺刍荛，省納臣言，寫其傳诂，藏之秘書。
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诋挫諸儒。
諸儒内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仇。
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谶，故令中道而廢。
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
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且三代異物、損益随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采。
《易》有施、孟，複立梁丘，《尚書》歐陽，複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
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谶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五經家皆言颛顼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
《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谶所謂帝宣也。
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
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顔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然逵之所為稱引《左氏》義長者，特迂怪可笑，附托圖谶，獻媚世主以行其學耳。
論者以為匪其本也。
然《左氏》由是行于世。
八年，乃诏諸儒各選高才受《左氏》、《穀梁春秋》，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扶風馬融季長嘗欲訓《左氏春秋》，既見逵及鄭衆所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
”但著《三傳異同說》。
北海鄭玄康成始事京兆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既因涿郡盧植子幹事馬融，遂明《左氏》，乃發《公羊墨守》，針《左氏膏肓》，起《穀梁廢疾》，以緻難于何休。
又以休有《春秋漢議》，作書二卷駁之，《隋書·經籍志》所著《駁何氏漢議》者是也。
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範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争論古今學。
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公羊》微而《左氏》興。
玄作《左氏傳注》，未成，以與河南服虔子慎，作《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亦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成《春秋漢議駁》二卷，又以何休重難《左氏》，撰《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春秋成長說》九卷、《春秋塞難》三卷，斯亦針起何疾，申明《左》指者也。
然《左傳》猶未置博士。
會靈帝立太學《石經》，盧植乃上書請置博士，為立學官，謂“與《春秋》共相表裡”也。
陳國颍容子嚴者，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
于獻帝初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
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而同時南陽謝該文儀亦以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
河東樂詳條《左氏》疑滞七十二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于世。
斯則東京《左》學之後勁也已。
漢祚既衰，鼎分三國。
言《春秋》者，魏有司徒東海王朗景興，撰《春秋左氏傳》十二卷。
而朗子太常肅字子雍，能傳父學，撰《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春秋外傳章句》一卷、注二十二卷。
大司農弘農董遇季直撰《春秋左氏傳章句》三十卷[4]，樂平太守糜信撰《春秋說要》十卷、《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理何氏漢議》二卷。
中散大夫谯郡嵇康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大長秋韓益撰《春秋三傳論》十卷。
而高貴鄉公以帝子窮經，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斯稱儒林之盛事焉。
蜀亡傳《春秋》者，吳則有騎都尉會稽虞翻仲翔，撰《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尚書仆射丹陽唐固子正撰《春秋穀梁傳注》十三卷、《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中書侍郎雲陽韋昭宏嗣撰《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
《春秋外傳國語》者，傳雲自左丘明，既為《春秋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别号，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于魯悼公，别為《國語》二十一篇，亦曰《外傳》者，《春秋》以魯為内，以諸國為外，外國所傳之事也。
其文以方《内傳》，或重出而小異。
自鄭衆為之解诂，而漢、魏儒者并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然鄭衆解诂以下，諸家并亡，獨韋昭之注存。
自序稱兼采鄭衆、賈逵、虞翻、唐固。
今考所引鄭說、虞說，寥寥數條，惟賈、唐二家，援據駁正為多，凡所發正六十七事。
而三國之言《公羊》者，僅見魏河南尹丞高唐劉寔子真之撰《春秋條例》十一卷、《春秋公羊達義》三卷焉。
晉武帝既禅魏祚，遂并吳國，蓋鎮南大将軍京兆杜預元凱之謀為多。
預博學多通，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特舉劉歆、賈徽父子、許淑、颍容之違以見同異，大指以為：“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獨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淑卿，皆先儒之美者也。
末有颍子嚴者，雖淺近，亦複名家。
其它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亂。
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
經之條貫，必出于傳。
傳之義例，總歸諸凡。
其發凡以言例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
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
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
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推五體以尋經旨，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
”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
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
比老乃成，自雲有《左傳》癖。
然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未之重。
獨秘書監長安摯虞仲洽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
《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
”蓋《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傅會《公羊》以就其說，亦猶佛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傅。
而預生諸儒後，始專以《左氏》凡例為揭橥，不複雜引二傳，此其所以來“《左氏》忠臣”之稱也。
然後賢短預，或頗未同，究厥所以，條為三事：蓋鄭注《周禮》，先引杜、鄭，韋注《國語》，明征賈、唐，言必稱先，不敢掠美。
預乃空舉劉、賈、許、颍，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混昔賢于己說，迹近幹沒，其失一也。
預解不舉所出，劉與許、颍之說盡亡，賈、服二家，尚存厓略。
預舉四家而不及服，其失二也。
長于星曆地理，而吝于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又言地理，好為臆說，未能揆度遠近，辄以影附今地，其失[5]三也。
且又棄經信傳，曲為之說，或直謂是經誤。
預自雲有《左傳》癖，若此之類，得不謂之癖欤？預之《集解》，與服虔并立國學，然預書盛行，而服義寝微。
上黨續鹹孝宗師事預，專《春秋左氏》。
又有東平劉兆延世者，與預同時，而治《春秋》不主墨守，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途，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
《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義以通之。
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诂，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别。
而同時濟北氾毓稚春之撰《春秋釋疑》，亦合三傳為之解注。
二人書皆不傳，倘預之所謂“膚引《公》、《穀》，适足自亂”者乎？既晉道中替，元帝踐阼江左，诏《春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各一人。
其《公羊》、《穀梁》省不置。
太常荀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丘明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
然公羊高親受子夏，辭義清隽，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
穀梁赤師徒相傳，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
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此則義則戰争之場，辭亦劍戟之鋒，于理不可得共。
博士宜各置一人。
”诏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
它如奏。
”會有兵事，而《公羊》亦不卒立。
然終東晉之世，言《公羊》者，僅車騎将車鄢陵庾翼稚恭問王愆期答之《春秋公羊論》二卷，著《隋書·經籍志》而已，殆絕學矣。
言《穀梁》者則有廣陵太守魯國孔衍舒元之《春秋穀梁傳》十四卷，豫章太守範甯武子之《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春秋穀梁傳例》一卷，骁騎将軍[6]姑幕徐邈之《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春秋穀梁傳義》十卷、《答春秋穀梁義》三卷，具著《隋書·經籍志》，罕有見者。
獨範甯之《集解》，獲傳于後焉。
考甯之《穀梁》，本出家學，其父散騎常侍汪字玄平者，嘗率門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講六籍，次及三傳。
《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而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
于是商略名例，敷陳疑滞，博示諸儒同異之說。
至甯撰次諸子，各記姓名，故曰《集解》。
惟《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别編，而甯《集解》乃分傳附經并注之，疑即甯之所合。
中“公觀魚于棠”、“葬桓王”、“杞伯來逆叔姬之喪”、“曹伯廬卒于師”、“天王殺其弟佞夫”五事，皆冠以“傳曰”，惟“葬桓王”一事，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
疑甯分傳附經之時，皆冠以“傳曰”，如鄭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
傳義未安，多稱“未詳”，經指不通，直雲“不達”，不望文而曲說，不墨守以護傳，多聞阙疑，蓋慎之也。
《晉書》本傳稱“其義精審，為世所重。
既而徐邈複為之注，世亦稱之”，是邈注在《集解》之後。
今《集解》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
所著《春秋穀梁傳例》一卷，今佚，然《集解》中時有“《傳例》曰”，或學者以便研讨，而割裂其文，散附《集解》欤？然何休《解诂》專主《公羊》，杜預《集解》一宗《左氏》，雖義有拘閡，必曲為解說，蓋家法然也。
獨範甯兼采三傳，不主《穀梁》，開唐啖、趙、陸之先，異漢儒專家之學，蓋經學至此一變。
雖譏十家《穀梁》之引《左氏》、《公羊》，違反文義，而指在擇善，多引杜預，此則述《左》家之義，說《穀梁》之傳，己以譏人，而未自反者焉。
杜預之玄孫曰坦，坦弟骥，于宋朝并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左傳》杜《解》。
北朝自魏末河北大儒徐遵明子判門下講服《解》。
平原張買奴，河間馬敬德、邢峙，樂城張思伯，渤海劉晝、鮑季詳、鮑長暄，并得服氏之精。
又有衛凱、陳達、潘叔虔，雖不出徐氏之門，亦為通解。
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預所注。
其江左儒生俱服膺杜氏。
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河東崔靈恩遍習三傳，撰有《左氏經傳義》及《條例》、《公羊穀梁文句義》凡一百三十卷。
而《左傳》先習服解，仕魏，為太常博士，以天監十三年歸梁，而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
時會稽虞僧誕為國子助教，最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并傳焉。
杜《解》既行，而為義疏者，則有梁國子博士武康沈文阿國衡、隋太學博士景城劉炫光伯暨蘇寬之屬。
然沈氏長于義理例，疏于經傳。
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
劉炫聰惠辨博，固為罕俦，然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七十餘事，習杜義而攻杜氏，或者比之蠹生于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
然視二家差有可觀，所為規杜有騁臆失據者，亦有惬心餍理者。
既唐
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
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谶合者，先帝不遺刍荛，省納臣言，寫其傳诂，藏之秘書。
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诋挫諸儒。
諸儒内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仇。
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谶，故令中道而廢。
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
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且三代異物、損益随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采。
《易》有施、孟，複立梁丘，《尚書》歐陽，複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
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谶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五經家皆言颛顼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
《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谶所謂帝宣也。
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
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顔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然逵之所為稱引《左氏》義長者，特迂怪可笑，附托圖谶，獻媚世主以行其學耳。
論者以為匪其本也。
然《左氏》由是行于世。
八年，乃诏諸儒各選高才受《左氏》、《穀梁春秋》，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扶風馬融季長嘗欲訓《左氏春秋》，既見逵及鄭衆所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
”但著《三傳異同說》。
北海鄭玄康成始事京兆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既因涿郡盧植子幹事馬融，遂明《左氏》，乃發《公羊墨守》，針《左氏膏肓》，起《穀梁廢疾》，以緻難于何休。
又以休有《春秋漢議》，作書二卷駁之，《隋書·經籍志》所著《駁何氏漢議》者是也。
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範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争論古今學。
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公羊》微而《左氏》興。
玄作《左氏傳注》，未成，以與河南服虔子慎，作《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亦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成《春秋漢議駁》二卷，又以何休重難《左氏》，撰《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春秋成長說》九卷、《春秋塞難》三卷，斯亦針起何疾，申明《左》指者也。
然《左傳》猶未置博士。
會靈帝立太學《石經》，盧植乃上書請置博士，為立學官，謂“與《春秋》共相表裡”也。
陳國颍容子嚴者，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
于獻帝初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
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而同時南陽謝該文儀亦以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
河東樂詳條《左氏》疑滞七十二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于世。
斯則東京《左》學之後勁也已。
漢祚既衰，鼎分三國。
言《春秋》者，魏有司徒東海王朗景興，撰《春秋左氏傳》十二卷。
而朗子太常肅字子雍，能傳父學，撰《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春秋外傳章句》一卷、注二十二卷。
大司農弘農董遇季直撰《春秋左氏傳章句》三十卷[4]，樂平太守糜信撰《春秋說要》十卷、《春秋穀梁傳注》十二卷、《理何氏漢議》二卷。
中散大夫谯郡嵇康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大長秋韓益撰《春秋三傳論》十卷。
而高貴鄉公以帝子窮經，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斯稱儒林之盛事焉。
蜀亡傳《春秋》者，吳則有騎都尉會稽虞翻仲翔，撰《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尚書仆射丹陽唐固子正撰《春秋穀梁傳注》十三卷、《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中書侍郎雲陽韋昭宏嗣撰《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十一卷。
《春秋外傳國語》者，傳雲自左丘明，既為《春秋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别号，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于魯悼公，别為《國語》二十一篇，亦曰《外傳》者，《春秋》以魯為内，以諸國為外，外國所傳之事也。
其文以方《内傳》，或重出而小異。
自鄭衆為之解诂，而漢、魏儒者并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然鄭衆解诂以下，諸家并亡，獨韋昭之注存。
自序稱兼采鄭衆、賈逵、虞翻、唐固。
今考所引鄭說、虞說，寥寥數條，惟賈、唐二家，援據駁正為多，凡所發正六十七事。
而三國之言《公羊》者，僅見魏河南尹丞高唐劉寔子真之撰《春秋條例》十一卷、《春秋公羊達義》三卷焉。
晉武帝既禅魏祚，遂并吳國，蓋鎮南大将軍京兆杜預元凱之謀為多。
預博學多通，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特舉劉歆、賈徽父子、許淑、颍容之違以見同異，大指以為：“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獨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淑卿，皆先儒之美者也。
末有颍子嚴者，雖淺近，亦複名家。
其它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亂。
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
經之條貫，必出于傳。
傳之義例，總歸諸凡。
其發凡以言例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
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
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
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推五體以尋經旨，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
”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
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
比老乃成，自雲有《左傳》癖。
然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未之重。
獨秘書監長安摯虞仲洽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
《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
”蓋《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傅會《公羊》以就其說，亦猶佛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傅。
而預生諸儒後，始專以《左氏》凡例為揭橥，不複雜引二傳，此其所以來“《左氏》忠臣”之稱也。
然後賢短預，或頗未同，究厥所以，條為三事：蓋鄭注《周禮》，先引杜、鄭，韋注《國語》，明征賈、唐，言必稱先，不敢掠美。
預乃空舉劉、賈、許、颍，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混昔賢于己說，迹近幹沒，其失一也。
預解不舉所出，劉與許、颍之說盡亡，賈、服二家，尚存厓略。
預舉四家而不及服，其失二也。
長于星曆地理，而吝于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又言地理，好為臆說，未能揆度遠近，辄以影附今地，其失[5]三也。
且又棄經信傳，曲為之說，或直謂是經誤。
預自雲有《左傳》癖，若此之類，得不謂之癖欤？預之《集解》，與服虔并立國學，然預書盛行，而服義寝微。
上黨續鹹孝宗師事預，專《春秋左氏》。
又有東平劉兆延世者，與預同時，而治《春秋》不主墨守，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途，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
《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義以通之。
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诂，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别。
而同時濟北氾毓稚春之撰《春秋釋疑》，亦合三傳為之解注。
二人書皆不傳，倘預之所謂“膚引《公》、《穀》，适足自亂”者乎？既晉道中替，元帝踐阼江左，诏《春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各一人。
其《公羊》、《穀梁》省不置。
太常荀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丘明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
然公羊高親受子夏，辭義清隽，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
穀梁赤師徒相傳，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
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此則義則戰争之場，辭亦劍戟之鋒，于理不可得共。
博士宜各置一人。
”诏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
它如奏。
”會有兵事，而《公羊》亦不卒立。
然終東晉之世，言《公羊》者，僅車騎将車鄢陵庾翼稚恭問王愆期答之《春秋公羊論》二卷，著《隋書·經籍志》而已，殆絕學矣。
言《穀梁》者則有廣陵太守魯國孔衍舒元之《春秋穀梁傳》十四卷，豫章太守範甯武子之《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春秋穀梁傳例》一卷，骁騎将軍[6]姑幕徐邈之《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春秋穀梁傳義》十卷、《答春秋穀梁義》三卷，具著《隋書·經籍志》，罕有見者。
獨範甯之《集解》，獲傳于後焉。
考甯之《穀梁》，本出家學，其父散騎常侍汪字玄平者，嘗率門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講六籍，次及三傳。
《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而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
于是商略名例，敷陳疑滞，博示諸儒同異之說。
至甯撰次諸子，各記姓名，故曰《集解》。
惟《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别編，而甯《集解》乃分傳附經并注之，疑即甯之所合。
中“公觀魚于棠”、“葬桓王”、“杞伯來逆叔姬之喪”、“曹伯廬卒于師”、“天王殺其弟佞夫”五事，皆冠以“傳曰”，惟“葬桓王”一事，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
疑甯分傳附經之時，皆冠以“傳曰”，如鄭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
傳義未安，多稱“未詳”，經指不通，直雲“不達”，不望文而曲說，不墨守以護傳，多聞阙疑，蓋慎之也。
《晉書》本傳稱“其義精審，為世所重。
既而徐邈複為之注，世亦稱之”，是邈注在《集解》之後。
今《集解》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
所著《春秋穀梁傳例》一卷，今佚，然《集解》中時有“《傳例》曰”，或學者以便研讨，而割裂其文，散附《集解》欤？然何休《解诂》專主《公羊》，杜預《集解》一宗《左氏》，雖義有拘閡，必曲為解說，蓋家法然也。
獨範甯兼采三傳，不主《穀梁》，開唐啖、趙、陸之先，異漢儒專家之學，蓋經學至此一變。
雖譏十家《穀梁》之引《左氏》、《公羊》，違反文義，而指在擇善，多引杜預，此則述《左》家之義，說《穀梁》之傳，己以譏人，而未自反者焉。
杜預之玄孫曰坦，坦弟骥，于宋朝并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左傳》杜《解》。
北朝自魏末河北大儒徐遵明子判門下講服《解》。
平原張買奴，河間馬敬德、邢峙，樂城張思伯，渤海劉晝、鮑季詳、鮑長暄，并得服氏之精。
又有衛凱、陳達、潘叔虔，雖不出徐氏之門，亦為通解。
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預所注。
其江左儒生俱服膺杜氏。
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河東崔靈恩遍習三傳，撰有《左氏經傳義》及《條例》、《公羊穀梁文句義》凡一百三十卷。
而《左傳》先習服解，仕魏，為太常博士，以天監十三年歸梁，而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
時會稽虞僧誕為國子助教，最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并傳焉。
杜《解》既行，而為義疏者，則有梁國子博士武康沈文阿國衡、隋太學博士景城劉炫光伯暨蘇寬之屬。
然沈氏長于義理例，疏于經傳。
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
劉炫聰惠辨博，固為罕俦，然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七十餘事，習杜義而攻杜氏，或者比之蠹生于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
然視二家差有可觀，所為規杜有騁臆失據者，亦有惬心餍理者。
既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