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志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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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鄭玄《三禮》，傳業于渤海李铉寶鼎、中山馮偉偉節、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祖俊、田元鳳。
而铉撰有《三禮義疏》，傳業饒安刁柔子瑥，河間邢峙士峻，渤海劉晝、孔昭，長樂熊安生植之，平原張買奴，渤海鮑季詳，獨安生最為顯學。
安生初從房糾受《周禮》，後乃事铉，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讨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
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記》，于《周禮》、《儀禮》兼通者十二三，而傳《大戴禮記》而為之解诂者，僅周太學博士盧辨一家而已。
《儀禮》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齊之盛德；李孟悊者，稱隋碩儒焉。
自王肅與鄭玄立異，久而論定，六朝南北學《三禮》，一宗鄭氏，而為義疏者，倘以《小戴禮》而論，奚啻數百家。
然唐有天下，國子祭酒孔穎達奉诏撰定《禮記正義》六十三卷，序稱：“南學惟見皇侃，北學惟見熊安生，而皇侃為勝。
據以為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惟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
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
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
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
”自以為後來居上，雖立說務伸鄭注，不免附會。
然采摭舊文，詞當理博，有因《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雲雲，《疏》四千餘字；“比年一小聘”雲雲，《疏》二千餘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其餘一千餘字者尤多，元元本本，貫通群經，譬諸依山鑄銅，燒海為鹽，說禮之家，有鑽研莫盡者焉。
然穎達之于鄭《禮》，僅疏《記》注。
高宗之世，太學博士賈公彥據晉陳邵《周官禮異同評》、梁沈重《周官禮義疏》撰定《周禮注疏》四十二卷，雖頗引緯書，與鄭同譏，然《疏》不破注，義例則然，而發揮鄭學，信稱博而能核者焉。
然《周禮疏》者，尚有多門，擇善而從，借手為易，而《儀禮》章疏，隻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而已。
然賈公彥撰定《儀禮注疏》十七卷，序稱：“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
二家之疏，互有修短。
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途，故悉鄙情，聊裁此疏。
”是創制起例，闡揚鄭指，尤有倍難于《周禮》者焉。
夫《三禮》以鄭玄為宗，而《儀禮》尤以鄭玄為絕學。
注文古奧，得疏乃明，抉發途徑，首在發凡。
有鄭注發凡，而公彥疏辨同異者；有鄭注不雲凡，而與發凡無異，由疏申明為凡例者；有鄭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有疏不雲凡，而無異發凡者。
注精而簡，疏詳而密，分析常變，究其因由，千餘年來，議禮者奉為依歸。
後來著述，皆此書之支流而已。
初，太宗之世，谏議大夫檢校侍中曲城魏徵玄成以《小戴禮記》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采諸儒訓注，數年而成。
太宗美其書，诏曰：“以類相從，别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
”錄置内府。
迄玄宗時，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
帝命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将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範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刊綴，為五十篇，上于官。
使此書得行，則是唐代之于《禮記》，獨出魏注之《類禮》元疏一本，創前古之未有，将鄭注之《戴記》孔疏，不得擅美千古矣。
于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并立，不可罷。
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如抄掇，諸儒共非之。
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
”帝然之。
自是元疏之魏注《類禮》不出，而孔疏之鄭注《戴記》行。
顧元行沖終以為鄭注《戴記》不如魏注《類禮》，著論自辨，名曰《釋疑》。
大指謂：“《小戴禮》行于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四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
鈎黨獄起，康成于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存探究[21]，咨謀靡所。
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
王肅因之，或多攻诋。
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革百篇。
魏氏病群言之冗脞，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砻，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
陛下纂業，宜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
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壓[22]不伸，疑于知新，果于仍故。
然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
”今孫炎《禮記注》三十卷不傳，而證以張說、元行沖之言，則是孫注條例支分，已以類比，而魏注《類禮》，特整次孫注而刊其冗脞爾。
然孔穎達《禮記正義》每篇引鄭玄《目錄》，雲此于《别錄》屬某某，如《曲禮》、《王制》、《禮器》、《少儀》、《深衣》屬制度，《檀弓》、《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缁衣》、《儒行》、《大學》屬通論，《月令》、《明堂位》屬明堂陰陽，《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屬喪服，《文王世子》屬世子法，《内則》屬子法，《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屬祭祀，《樂記》屬樂，《投壺》、《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屬吉事。
《别錄》者，劉向書也。
則是《禮記》之分類，固不始于孫炎、魏徵矣，何張說獨議魏徵哉？然魏徵《類禮》卒以張說之言不行。
論者謂《戴記》不廢，張說固有存古之功；而《類禮》不行，說亦不無泥古之失焉。
迨唐中葉，昌黎韓愈退之，一代文雄，然讀《儀禮》而苦其難，于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俾學者可觀焉。
既唐氏失祚，降為五代，周世宗诏國子司業聶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因取《三禮舊圖》凡六本，重加考訂，成《三禮圖集注》二十卷，題曰“集注”，蓋兼采六圖，不主一家也。
宋初上于朝。
太祖覽而嘉之，遂诏國學圖于先聖殿北軒之屋壁焉。
考禮圖始于漢鄭玄、阮谌，《隋書·經籍志》列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谌等撰《三禮圖》九卷是也。
其後可考見者，《唐書·藝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張镒《三禮圖》九卷，《崇文總目》有梁正《三禮圖》九卷。
《宋史》載吏部尚書張昭等奏雲：“《四部書目》内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開皇中敕禮部修撰。
其圖第一、第二題雲梁氏，第十後題雲鄭氏。
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
”四家與鄭、阮《圖》并不傳。
意聶崇義所據《三禮舊圖》六本者，蓋鄭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張镒四，梁正五，開皇敕撰六也。
然勘驗崇義書之宮室車服等圖，與鄭注多相違異。
歐陽修《集古錄》譏其簋圖與劉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朱子亦譏其醜怪不經非古制，是宋代諸儒，亦不以所圖為然。
然其書搜采諸家，具有來曆，當不盡出杜撰也。
梁正題阮谌《圖》，譏其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不必以違異鄭注獨譏聶崇義此圖矣。
自唐之孔穎達、賈公彥疏章鄭注以成《三禮正義》，而禮學久定一宗。
顧宋儒好創新解，故相違異，而始作之俑者，當推臨川王安石介甫。
賈公彥以前，說《周禮》者明典制；王安石而後，說《周禮》者闡義理。
神宗時，诏置經義局，撰《書》、《詩》、《周禮》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
惟《書》、《詩》皆出其子雱元澤及諸門弟子手，獨《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出安石自為。
雖訓诂多病穿鑿，然依經诠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系邦國者，皆具有發明。
後來儒者或訾安石以周禮壞宋，而于是書終不廢采用也。
《新經》既行，誦習者夥，然而闡明其說，著書傳後者，僅見福州陳祥道用之之《禮書》一百五十卷及王昭禹之《周禮詳解》四十卷二家而已。
祥道之書，貫通經傳，論辨精博，縷析[23]條分，間以繪圖，唐代諸儒之論，并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阙，惟掊擊鄭注，或來訾議。
然祥道本王安石之徒，安石說經，既創造新義，務異先儒，然則祥道之排斥舊說，故是師法然爾，何有于鄭注哉？至王昭禹未詳何人，而撰《周禮詳解》，訓诂皆用王安石，倘亦安石之徒？然其闡明經義，推究得失，則有不盡同于安石之學，而足訂《注疏》所未逮者。
既長樂楊時中立撰《周禮辨疑》一卷，則攻安石之《周禮新經義》者也。
南渡後，臨川俞廷椿[24]壽翁撰《周禮複古編》一卷，大指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鑿空臆斷，殊嫌無據。
然自是說《周官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斯可特筆也。
初，神宗相王安石，尊《周官禮》，而《儀禮》罷廢，學者不複誦習。
迄南渡，孝宗之世，兩浙轉運判官直秘閣曾逮始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德明《釋文》一卷，冠以《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而永嘉張淳忠甫實為之校定，撰《儀禮識誤》三卷，其所引據，有周廣順三年及顯德六年刊行之監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細字本，嚴之重刊巾箱本，參以陸德明《釋文》、賈公彥《疏》，核訂異同，最為詳審。
惟株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轉改六書正體，此實不能無蔽。
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訛文脫句，借以考識，舊椠諸本之不傳于今，亦借以得見崖略，其有功于《儀禮》，誠非淺鮮也。
自是《儀禮》之學漸盛。
而廬陵李如圭寶之撰《儀禮集釋》三十卷，一宗鄭注，而旁征博引以為之釋，出入經傳，多發賈公彥《疏》所未備，而别出《綱目》一卷，以明章句之旨，又為《釋宮》一卷，以考宮室之制，而《釋宮》之作，尤為禮家之所不可缺。
何者？蓋古者宮室皆有定制，曆代屢更，漸非其舊，如序、楹、楣、阿、箱、夾、牖、戶、當榮、當碑之屬，讀《儀禮》者倘不能備知其處，則于陳設之地，進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之度數。
而如圭是書，仿《爾雅·釋宮》，條分胪序，各引經記注疏，參考證明，如據《顧命》東西序、東西夾、東西房之文，證寝廟之制，異于明堂，而不用孔《疏》引《鄭志》成王崩在鎬京，宮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諸侯之說；又如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雖仍舊注，而據《聘禮》“賓館于大夫士”，證其亦有右房，據《鄉飲酒》及《少牢饋食》證大夫士亦有左房東房之稱，與天子諸侯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同。
其辨析詳明，深得經意，發先儒之所未發，大率類此。
信可為治《儀禮》者之圭臬也。
朱子嘗與如圭校定禮書，而謂“《儀禮》者，禮之根本。
《禮記》本秦、漢諸儒解釋《儀禮》之書，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因撰《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凡《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共二十三卷，為四十二篇，中阙《書數》一篇，《大射》至《諸侯相朝》八篇，尚未脫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則仍前草創之本，是為《王朝禮》，中阙《蔔筮》一篇，目錄《踐阼》第三十一以後序說并阙，蓋未成之本也。
其書以《儀禮》為主，而取大、小戴《禮記》及他書傳所載系于禮者附入之。
惟所載《儀禮》諸篇，鹹非舊次，亦頗有所厘析，或者不免割裂古經之譏。
然自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朱子糾其棄經任傳，遺本宗末，于是解記附經，撰成是書。
《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
以今觀之，隻是經不分章，記不随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
今定此本，盡去諸[25]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觀其分章表目，開卷了然，倘亦考禮者所不廢乎？惟《喪》、《祭》二禮未及倫次，則以屬其女夫長樂黃幹直卿。
幹草創就質，喜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
”則是朱子之與幹者深也。
然幹僅成《喪禮》十五卷，其《祭禮》則未及訂定而卒。
福州楊複信齋者，亦朱子門人，而幹之修《祭禮》也，嘗邀複參訂焉，遂據稿本，參以所聞，續成其書，凡十四卷，并幹成《喪禮》為《續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九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複所修也。
雖續解不出朱子，而端緒相因，規模不異，古禮之梗概節目，亦大略具是矣。
初，建德趙彥肅子欽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于朱子。
朱子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佳。
”于是楊複原本師意，錄十七篇經文，節取舊說，疏通其意，各詳其儀節陳設之方位，系之于圖，凡二百有五，曰《儀禮圖》。
又分宮廟門、冕牟門、牲鼎禮器門，為圖二十有五，名《儀禮旁通圖》，附于後。
其于是經，可謂用心勤摯矣。
惟是讀《儀禮》者，必明于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陳所位，揖讓進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儀禮集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皆特出《釋宮》一篇以總挈大綱，使衆目皆有所麗。
而複是書，獨廢此一門，但随事立圖，或縱或橫，既無定向，或左或右，僅列一隅，遂似滿屋散錢，紛無條貫。
其見于宮廟門者，僅止七圖，而遠近廣狹，亦未分明。
然其餘諸圖，尚皆依經繪象，約舉大端，而于議禮考文尚不無裨補。
此南宋諸儒之治《儀禮》者也。
考南宋諸儒之治《禮記》者，莫善于吳郡衛湜正叔，撰《禮記集說》一百五十卷，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故采摭群言，最為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
其後序雲：“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己。
予之此編，惟恐不出于人。
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
”則甚矣其用心之厚，可特表而出之者也。
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家。
其他書之涉于《禮記》者，所采錄不在此數也。
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可謂《禮記》注家之搜采極博者也。
時樂清王與之次點撰《周禮訂義》八十卷，采舊說五十一家，亦稱極博，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衆、鄭玄、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自劉敞以下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搜采，蓋以當代諸儒為主，古義特附存而已。
冠以浦城真德秀西山序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
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
永嘉王君，其學本于程、張。
”蓋以義理為本，典制為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
其注《考工記》，據古文《尚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則襲俞廷椿之說。
惟是四十五家之書，十佚八九，僅借與之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衛湜《禮記集說》之多存古義，而搜羅宏富，要亦湜之亞矣。
此宋儒禮注之宏博者也。
若乃根據《注疏》，義取簡約，厥有臨卭魏了翁鶴山之《儀禮要義》五十卷，贛州朱申繼顯之《周禮句解》十二卷。
了翁之書，為《九經要義》之一，于每篇各為條目，而節取《注疏》，錄于下方，與《周易》、《尚書》要義略同，蓋其著書本例如是也。
夫《儀禮》于諸經為難讀，而鄭注古奧不易通，賈《疏》文繁句複，雖詳贍而傷蕪蔓，端緒不明。
今了翁删繁取要，分胪綱目，條理秩然，使品節度數之辨，不複以辭義為病，斯足為初學之津梁也。
申之《句解》，大略逐句诠釋，裁約《注疏》而申以己見，其間有力主《注疏》而曲為引證者，然亦有與《注疏》異者，至于《注疏》之疑不能決者，則從多聞阙疑之例，誠慎之也。
然甯鄉易祓彥章撰《周官總義》三十卷，則直研索經文，斷以己意，與《注疏》不嫌異同，雖持論互有短長，要皆以經釋經，不為鑿空，而于《職方氏》之地理山川，考證尤詳，斯又詞必己出，不蹈前人者也。
南宋入元，而禮家胥出南人，蓋仍宋學也。
最著者崇仁吳澄草廬，掇拾逸經，以補《儀禮》之遺，撰《儀禮逸經傳》二卷，凡經八篇，曰《投壺禮》，曰《奔喪禮》，取之《禮記》；曰《公冠禮》，曰《諸侯遷廟禮》，曰《諸侯釁廟禮》，取之《大戴禮記》而以《小戴禮記》相參定；曰《中霤禮》，曰《禘于太廟禮》，曰《王居明堂禮》，取之鄭康成《三禮注》所引《逸禮》。
編次先後，皆依行禮之節次，不盡從其原文，蓋仿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例。
其引二戴《記》，著所出，鄭注不著所出。
惟鄭注《三禮》曾引之《天子巡狩禮》、《烝嘗禮》、《軍禮》、《朝貢禮》、《逸奔喪禮》皆未見采，而《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之見引鄭注，未采澄書者亦不少。
至《傳》十篇，則皆取之二戴《記》，曰《冠儀》，曰《昏儀》，曰《士相見儀》，曰《鄉飲酒
而铉撰有《三禮義疏》，傳業饒安刁柔子瑥，河間邢峙士峻，渤海劉晝、孔昭，長樂熊安生植之，平原張買奴，渤海鮑季詳，獨安生最為顯學。
安生初從房糾受《周禮》，後乃事铉，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讨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
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記》，于《周禮》、《儀禮》兼通者十二三，而傳《大戴禮記》而為之解诂者，僅周太學博士盧辨一家而已。
《儀禮》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齊之盛德；李孟悊者，稱隋碩儒焉。
自王肅與鄭玄立異，久而論定，六朝南北學《三禮》，一宗鄭氏，而為義疏者，倘以《小戴禮》而論，奚啻數百家。
然唐有天下，國子祭酒孔穎達奉诏撰定《禮記正義》六十三卷，序稱：“南學惟見皇侃，北學惟見熊安生，而皇侃為勝。
據以為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惟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
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
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
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
”自以為後來居上，雖立說務伸鄭注，不免附會。
然采摭舊文，詞當理博，有因《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雲雲，《疏》四千餘字；“比年一小聘”雲雲，《疏》二千餘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其餘一千餘字者尤多，元元本本，貫通群經，譬諸依山鑄銅，燒海為鹽，說禮之家，有鑽研莫盡者焉。
然穎達之于鄭《禮》，僅疏《記》注。
高宗之世，太學博士賈公彥據晉陳邵《周官禮異同評》、梁沈重《周官禮義疏》撰定《周禮注疏》四十二卷，雖頗引緯書，與鄭同譏，然《疏》不破注，義例則然，而發揮鄭學，信稱博而能核者焉。
然《周禮疏》者，尚有多門，擇善而從，借手為易，而《儀禮》章疏，隻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而已。
然賈公彥撰定《儀禮注疏》十七卷，序稱：“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
二家之疏，互有修短。
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途，故悉鄙情，聊裁此疏。
”是創制起例，闡揚鄭指，尤有倍難于《周禮》者焉。
夫《三禮》以鄭玄為宗，而《儀禮》尤以鄭玄為絕學。
注文古奧，得疏乃明，抉發途徑，首在發凡。
有鄭注發凡，而公彥疏辨同異者；有鄭注不雲凡，而與發凡無異，由疏申明為凡例者；有鄭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有疏不雲凡，而無異發凡者。
注精而簡，疏詳而密，分析常變，究其因由，千餘年來，議禮者奉為依歸。
後來著述，皆此書之支流而已。
初，太宗之世，谏議大夫檢校侍中曲城魏徵玄成以《小戴禮記》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采諸儒訓注，數年而成。
太宗美其書，诏曰：“以類相從，别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
”錄置内府。
迄玄宗時，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
帝命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将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範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刊綴，為五十篇，上于官。
使此書得行，則是唐代之于《禮記》，獨出魏注之《類禮》元疏一本，創前古之未有，将鄭注之《戴記》孔疏，不得擅美千古矣。
于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并立，不可罷。
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如抄掇，諸儒共非之。
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
”帝然之。
自是元疏之魏注《類禮》不出，而孔疏之鄭注《戴記》行。
顧元行沖終以為鄭注《戴記》不如魏注《類禮》，著論自辨，名曰《釋疑》。
大指謂：“《小戴禮》行于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四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
鈎黨獄起，康成于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存探究[21]，咨謀靡所。
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
王肅因之，或多攻诋。
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革百篇。
魏氏病群言之冗脞，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砻，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
陛下纂業，宜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
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壓[22]不伸，疑于知新，果于仍故。
然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
”今孫炎《禮記注》三十卷不傳，而證以張說、元行沖之言，則是孫注條例支分，已以類比，而魏注《類禮》，特整次孫注而刊其冗脞爾。
然孔穎達《禮記正義》每篇引鄭玄《目錄》，雲此于《别錄》屬某某，如《曲禮》、《王制》、《禮器》、《少儀》、《深衣》屬制度，《檀弓》、《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缁衣》、《儒行》、《大學》屬通論，《月令》、《明堂位》屬明堂陰陽，《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屬喪服，《文王世子》屬世子法，《内則》屬子法，《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屬祭祀，《樂記》屬樂，《投壺》、《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屬吉事。
《别錄》者，劉向書也。
則是《禮記》之分類，固不始于孫炎、魏徵矣，何張說獨議魏徵哉？然魏徵《類禮》卒以張說之言不行。
論者謂《戴記》不廢，張說固有存古之功；而《類禮》不行，說亦不無泥古之失焉。
迨唐中葉，昌黎韓愈退之，一代文雄，然讀《儀禮》而苦其難，于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俾學者可觀焉。
既唐氏失祚，降為五代，周世宗诏國子司業聶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因取《三禮舊圖》凡六本，重加考訂，成《三禮圖集注》二十卷，題曰“集注”，蓋兼采六圖，不主一家也。
宋初上于朝。
太祖覽而嘉之，遂诏國學圖于先聖殿北軒之屋壁焉。
考禮圖始于漢鄭玄、阮谌，《隋書·經籍志》列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谌等撰《三禮圖》九卷是也。
其後可考見者，《唐書·藝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張镒《三禮圖》九卷，《崇文總目》有梁正《三禮圖》九卷。
《宋史》載吏部尚書張昭等奏雲：“《四部書目》内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開皇中敕禮部修撰。
其圖第一、第二題雲梁氏，第十後題雲鄭氏。
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
”四家與鄭、阮《圖》并不傳。
意聶崇義所據《三禮舊圖》六本者，蓋鄭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張镒四，梁正五，開皇敕撰六也。
然勘驗崇義書之宮室車服等圖，與鄭注多相違異。
歐陽修《集古錄》譏其簋圖與劉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朱子亦譏其醜怪不經非古制，是宋代諸儒，亦不以所圖為然。
然其書搜采諸家，具有來曆，當不盡出杜撰也。
梁正題阮谌《圖》，譏其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不必以違異鄭注獨譏聶崇義此圖矣。
自唐之孔穎達、賈公彥疏章鄭注以成《三禮正義》，而禮學久定一宗。
顧宋儒好創新解，故相違異，而始作之俑者，當推臨川王安石介甫。
賈公彥以前，說《周禮》者明典制；王安石而後，說《周禮》者闡義理。
神宗時，诏置經義局，撰《書》、《詩》、《周禮》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
惟《書》、《詩》皆出其子雱元澤及諸門弟子手，獨《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出安石自為。
雖訓诂多病穿鑿，然依經诠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系邦國者，皆具有發明。
後來儒者或訾安石以周禮壞宋，而于是書終不廢采用也。
《新經》既行，誦習者夥，然而闡明其說，著書傳後者，僅見福州陳祥道用之之《禮書》一百五十卷及王昭禹之《周禮詳解》四十卷二家而已。
祥道之書，貫通經傳，論辨精博，縷析[23]條分，間以繪圖，唐代諸儒之論，并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阙，惟掊擊鄭注，或來訾議。
然祥道本王安石之徒，安石說經，既創造新義，務異先儒，然則祥道之排斥舊說，故是師法然爾，何有于鄭注哉？至王昭禹未詳何人，而撰《周禮詳解》，訓诂皆用王安石，倘亦安石之徒？然其闡明經義，推究得失，則有不盡同于安石之學，而足訂《注疏》所未逮者。
既長樂楊時中立撰《周禮辨疑》一卷，則攻安石之《周禮新經義》者也。
南渡後，臨川俞廷椿[24]壽翁撰《周禮複古編》一卷，大指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鑿空臆斷，殊嫌無據。
然自是說《周官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斯可特筆也。
初，神宗相王安石，尊《周官禮》，而《儀禮》罷廢，學者不複誦習。
迄南渡，孝宗之世，兩浙轉運判官直秘閣曾逮始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德明《釋文》一卷，冠以《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而永嘉張淳忠甫實為之校定，撰《儀禮識誤》三卷，其所引據，有周廣順三年及顯德六年刊行之監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細字本，嚴之重刊巾箱本，參以陸德明《釋文》、賈公彥《疏》，核訂異同，最為詳審。
惟株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轉改六書正體，此實不能無蔽。
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訛文脫句，借以考識，舊椠諸本之不傳于今，亦借以得見崖略，其有功于《儀禮》，誠非淺鮮也。
自是《儀禮》之學漸盛。
而廬陵李如圭寶之撰《儀禮集釋》三十卷，一宗鄭注，而旁征博引以為之釋，出入經傳，多發賈公彥《疏》所未備，而别出《綱目》一卷，以明章句之旨，又為《釋宮》一卷，以考宮室之制，而《釋宮》之作，尤為禮家之所不可缺。
何者？蓋古者宮室皆有定制，曆代屢更，漸非其舊，如序、楹、楣、阿、箱、夾、牖、戶、當榮、當碑之屬，讀《儀禮》者倘不能備知其處，則于陳設之地，進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之度數。
而如圭是書，仿《爾雅·釋宮》，條分胪序，各引經記注疏，參考證明，如據《顧命》東西序、東西夾、東西房之文，證寝廟之制，異于明堂，而不用孔《疏》引《鄭志》成王崩在鎬京，宮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諸侯之說；又如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雖仍舊注，而據《聘禮》“賓館于大夫士”，證其亦有右房，據《鄉飲酒》及《少牢饋食》證大夫士亦有左房東房之稱，與天子諸侯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同。
其辨析詳明，深得經意，發先儒之所未發，大率類此。
信可為治《儀禮》者之圭臬也。
朱子嘗與如圭校定禮書，而謂“《儀禮》者，禮之根本。
《禮記》本秦、漢諸儒解釋《儀禮》之書，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因撰《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凡《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共二十三卷，為四十二篇，中阙《書數》一篇，《大射》至《諸侯相朝》八篇，尚未脫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則仍前草創之本，是為《王朝禮》，中阙《蔔筮》一篇，目錄《踐阼》第三十一以後序說并阙，蓋未成之本也。
其書以《儀禮》為主，而取大、小戴《禮記》及他書傳所載系于禮者附入之。
惟所載《儀禮》諸篇，鹹非舊次，亦頗有所厘析，或者不免割裂古經之譏。
然自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朱子糾其棄經任傳，遺本宗末，于是解記附經，撰成是書。
《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
以今觀之，隻是經不分章，記不随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
今定此本，盡去諸[25]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觀其分章表目，開卷了然，倘亦考禮者所不廢乎？惟《喪》、《祭》二禮未及倫次，則以屬其女夫長樂黃幹直卿。
幹草創就質，喜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
”則是朱子之與幹者深也。
然幹僅成《喪禮》十五卷，其《祭禮》則未及訂定而卒。
福州楊複信齋者，亦朱子門人，而幹之修《祭禮》也，嘗邀複參訂焉，遂據稿本，參以所聞，續成其書，凡十四卷，并幹成《喪禮》為《續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九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複所修也。
雖續解不出朱子，而端緒相因，規模不異，古禮之梗概節目，亦大略具是矣。
初，建德趙彥肅子欽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于朱子。
朱子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佳。
”于是楊複原本師意，錄十七篇經文，節取舊說，疏通其意，各詳其儀節陳設之方位，系之于圖，凡二百有五，曰《儀禮圖》。
又分宮廟門、冕牟門、牲鼎禮器門，為圖二十有五，名《儀禮旁通圖》，附于後。
其于是經，可謂用心勤摯矣。
惟是讀《儀禮》者，必明于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陳所位，揖讓進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儀禮集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皆特出《釋宮》一篇以總挈大綱，使衆目皆有所麗。
而複是書，獨廢此一門，但随事立圖，或縱或橫，既無定向，或左或右，僅列一隅，遂似滿屋散錢，紛無條貫。
其見于宮廟門者，僅止七圖，而遠近廣狹，亦未分明。
然其餘諸圖，尚皆依經繪象，約舉大端，而于議禮考文尚不無裨補。
此南宋諸儒之治《儀禮》者也。
考南宋諸儒之治《禮記》者，莫善于吳郡衛湜正叔，撰《禮記集說》一百五十卷，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故采摭群言，最為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
其後序雲：“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己。
予之此編，惟恐不出于人。
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
”則甚矣其用心之厚，可特表而出之者也。
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家。
其他書之涉于《禮記》者，所采錄不在此數也。
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可謂《禮記》注家之搜采極博者也。
時樂清王與之次點撰《周禮訂義》八十卷，采舊說五十一家，亦稱極博，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衆、鄭玄、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自劉敞以下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搜采，蓋以當代諸儒為主，古義特附存而已。
冠以浦城真德秀西山序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
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
永嘉王君，其學本于程、張。
”蓋以義理為本，典制為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
其注《考工記》，據古文《尚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則襲俞廷椿之說。
惟是四十五家之書，十佚八九，僅借與之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衛湜《禮記集說》之多存古義，而搜羅宏富，要亦湜之亞矣。
此宋儒禮注之宏博者也。
若乃根據《注疏》，義取簡約，厥有臨卭魏了翁鶴山之《儀禮要義》五十卷，贛州朱申繼顯之《周禮句解》十二卷。
了翁之書，為《九經要義》之一，于每篇各為條目，而節取《注疏》，錄于下方，與《周易》、《尚書》要義略同，蓋其著書本例如是也。
夫《儀禮》于諸經為難讀，而鄭注古奧不易通，賈《疏》文繁句複，雖詳贍而傷蕪蔓，端緒不明。
今了翁删繁取要，分胪綱目，條理秩然，使品節度數之辨，不複以辭義為病，斯足為初學之津梁也。
申之《句解》，大略逐句诠釋，裁約《注疏》而申以己見，其間有力主《注疏》而曲為引證者，然亦有與《注疏》異者，至于《注疏》之疑不能決者，則從多聞阙疑之例，誠慎之也。
然甯鄉易祓彥章撰《周官總義》三十卷，則直研索經文，斷以己意，與《注疏》不嫌異同，雖持論互有短長，要皆以經釋經，不為鑿空，而于《職方氏》之地理山川，考證尤詳，斯又詞必己出，不蹈前人者也。
南宋入元，而禮家胥出南人，蓋仍宋學也。
最著者崇仁吳澄草廬，掇拾逸經，以補《儀禮》之遺，撰《儀禮逸經傳》二卷，凡經八篇，曰《投壺禮》，曰《奔喪禮》，取之《禮記》；曰《公冠禮》，曰《諸侯遷廟禮》，曰《諸侯釁廟禮》，取之《大戴禮記》而以《小戴禮記》相參定；曰《中霤禮》，曰《禘于太廟禮》，曰《王居明堂禮》，取之鄭康成《三禮注》所引《逸禮》。
編次先後，皆依行禮之節次，不盡從其原文，蓋仿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例。
其引二戴《記》，著所出，鄭注不著所出。
惟鄭注《三禮》曾引之《天子巡狩禮》、《烝嘗禮》、《軍禮》、《朝貢禮》、《逸奔喪禮》皆未見采，而《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之見引鄭注，未采澄書者亦不少。
至《傳》十篇，則皆取之二戴《記》，曰《冠儀》，曰《昏儀》，曰《士相見儀》，曰《鄉飲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