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志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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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然事卒不行。
子褒，字叔通[11]，少笃志，有大度，結發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學禮。
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而欲缵父之志，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寝則懷抱筆劄，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适。
初舉孝廉，再遷圉令，持德化，不立威刑，太守奏褒耎弱，罷官。
征拜博士。
會肅宗欲制定禮樂，褒上疏請定文制，著成漢禮。
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12]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
帝知群寮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
褒複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
遂拜侍中，從駕南巡，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
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
”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
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
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于南宮東觀，盡心集作。
”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谶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兇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
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複令有司平奏。
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擢褒監羽林左騎。
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制。
”帝雖寝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然褒博物識古，父子禮宗，父充作《章句辨難》，而褒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于世。
同時治慶氏學以為博士者，又有犍為董鈞字文伯。
世祖時，舉孝廉，辟司徒府，博通古今，數言政事。
顯宗即位，為博士。
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辄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累遷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門生百餘人，亦慶氏《禮》之名家也。
初，董鈞從大鴻胪王臨受慶氏《禮》，而扶風賈徽從劉歆受《周官》。
自歆之立《周官》，遭王莽敗，兵革并起，疾疫喪荒，弟子死葬，徒有裡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及徽尚在。
徽子逵，字景伯，能傳父業，又受業于杜子春。
顯宗之初，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注《周官》，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逵與河南鄭衆仲師往受學焉。
衆父興，字少贛，亦作《周禮解诂》。
而衆、逵傳父師之學，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為解，逵解行于世，而鄭興父子之解不行。
扶風馬融季長兼攬衆、逵二家，謂多遺阙，而衆解近得實，因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凡十二卷，見《隋書·經籍志》。
自是《周禮》大行。
然任城何休邵公猶斥《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
惟北海鄭玄康成括囊大典，遍覽群經，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既因涿郡盧植子幹事馬融，融以《周官傳》授玄，而玄于諸家解诂，獨稱“二鄭者，興、衆父子。
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
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乃因馬融之傳，而參取杜子春之注，鄭興、鄭衆、賈逵之解诂，網羅諸家，裁以己意，撰成《周官禮注》十二卷。
而以《周官禮》傳寫古文，諸本違異，其注雲“故書”者，謂初獻于秘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為今書。
而正讀之例，有雲“讀如”、“讀若”者，拟其音以求其似也；有雲“讀為”、“讀曰”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雲“當為”者，糾其誤以正其字也。
三例既定，而《周官禮》之大義乃可言矣。
然《周官禮》古文學，而鄭玄本習今文《小戴禮》之十七篇，後以《禮古經》之五十六篇校之，取其義長者，或從今文，則注雲“古文某為某”，如《士冠禮》“[13]西阈外”句，注“古文為槷，阈為蹙”是也。
或從古文，則注雲“今文某為某”，如《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為嘏”是也。
又有為今文所無而為古文所有者，《士相見禮》“某将走見”，注“今文無走”；“凡執币者不趨容”，注“今文無容”，鄭不用今而用古者，以其足于文義也。
又有今古并存而複及他說者，《士冠禮》“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為父，今文為斧”；《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為僎，或為全[14]”是也。
又有存古今文而即指其意之所在者，《士相見禮》“某不敢為儀，固請”，注“今文不為非，古文固以請也”；《聘禮》“上介奉币，先入門左”，注“古文重入”是也。
凡此之類，蓋漢人校雠之通例，而鄭玄遵以注校十七篇焉。
又以《小戴》十七篇次第，尊卑吉兇雜亂，舍之不從，而依劉向《别錄》，以吉兇人神為次，蓋據《記》雲“吉兇異道，不得相幹”，《荀子》雲“吉事尚尊，喪事尚親”，遂以《冠》、《昏》、《相見》、《鄉飲》、《鄉射》、《燕》、《大射》、《聘》、《公食大夫》、《觐禮》十篇為吉禮，居先，而《喪》、《祭》七篇為兇禮，居後焉，故名鄭氏學，凡十七卷，蓋一篇為一卷也。
其注之發凡者數十事，如《士冠禮》注雲：“凡奠爵，将舉者于右，不舉者于左。
”“凡醴事[15]，質者用糟，文者用清[16]。
”“凡薦，出自東房。
”“凡牲，皆用左胖。
”其餘諸篇注，皆有發凡之事，此尤有功于學者，蓋讀禮者非籀繹有明，無以通其指也。
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儀禮》、《周官》為《三禮》，而撰《三禮目錄》一卷、《三禮圖》九卷，其中三卷則陳留阮谌士信，受學于綦毋君，取其說為圖者也。
于是《周官》之分經别出者，與禮合為一途，而《禮記》之附經不别出者，與經歧為二軌。
漢以《經》十七篇立學，《曲台後蒼》九篇以後，并無解義。
杜、賈、二鄭止解《周官》，馬融解《周禮》，而十七篇止撰《喪服經傳注》一卷，獨鄭玄遍注《三禮》。
《周禮》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前有所承，尚易為力，而《經》十七篇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未經人注解，前無所承，比注《周禮》為更難，而鄭玄觀其會通，獨博學而詳說之。
然鄭玄《三禮》之學，其宏通在此，其雜糅亦在此。
夫《經》十七篇，禮家之今文學也。
《周官》六篇，禮家之古文學也。
《小戴禮記》四十九篇，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
《王制》多同《公羊》、《穀梁》，《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朝儀》、《喪服四制》、《問喪》、《祭儀》、《祭統》諸篇，皆《經》十七篇之傳，為今文說；而《玉藻》為古《周禮》說，《曲禮》、《檀弓》、《雜記》為古《春秋左氏》說，《祭法》為古《國語》說，皆古文說，則今古學糅者也。
而《王制》為今學禮宗，比之《周禮》為古文所宗雲。
然漢儒說《禮》，别今古文最嚴。
何休解《公羊傳》，據《逸禮》而不據《周官》，以《逸禮》雖屬古文，不若《周官》之顯然立異也。
杜、賈、二鄭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說，以博士隻立今文也。
鄭衆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經立說，不牽涉《王制》。
獨鄭玄和同今古文兩家說，疏通證明，以為周禮、夏、殷禮之分，而于不能合者，或且改易文字，展轉求通，專門家法，至此變矣。
若乃好引緯書，好改經字，宋儒所譏，固不足為漢儒病也。
惟鄭玄或據《周官》以疑《王制》，未嘗引《王制》以駁《周官》，然則玄之議禮，殆以古文說為主者乎？涿郡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撰《三禮解诂》。
會靈帝以蔡邕言立太學石經，正五經文字。
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
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诂，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願得将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财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蓋蔡邕[17]碑今文，而盧植學古文也。
然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明著《後漢書》本傳。
意者植之所學，當亦今古糅雜，與鄭玄同道者也。
惟玄注行世，而植解不行，獨《禮記注》十卷，見《隋書·經籍志》。
然植之注《禮記》，有與鄭玄不同者，如鄭玄以王制為夏、殷雜，而植以為漢法等是也。
自是鄭玄之學行而大小戴漸廢。
夫綜會今古文，遍注《三禮》，使家法不分明，始于鄭玄，而繼以魏太常東海王肅子雍，兼并諸家，參合同異，成《周官禮注》十二卷、《禮注》十七卷、《禮記注》三十卷，見《隋書·經籍志》，雖佚不傳，而每有見引他書者。
惟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議禮必與相反。
然鄭玄擇善而從，立說皆有所據，如說廟制，以為天子五廟，周合文、武二祧為七，本《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緯稽命征》“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尊後稷、文、武則七”，而肅乃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九，不知古無天子九廟之說。
而肅說二祧，亦與祭法不合也。
鄭玄說“圜丘是禘喾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禘喾本《國語》、《祭法》，而肅乃謂郊丘，引董仲舒、劉向為據，不知董、劉皆未見《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禘，不足以難鄭玄也。
玄說“三年祫[18]，五年禘，祫大禘小”，本于《春秋公羊經》書“有事為禘，各于其廟，大事為祫，群廟主悉升于太祖”，而肅引《禘于太廟》、《逸禮》“昭屍穆屍，皆升合于太祖”，不知鄭玄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
鄭玄說五帝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則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鄭注《掌次》雲：“五帝，五色之帝”，是鄭玄義本先鄭，而肅以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則大皡、炎、黃之先，無司五行者乎？此與肅駁鄭玄義，以為社稷專祀句龍、後稷，不祀土谷之神者，同一武斷也。
考王肅所據之書，鄭玄豈有不見而不用者？當時去取，必自有說，而肅乃取鄭玄所不用者，轉以難玄。
玄據今文，則以古文駁之，如據《逸禮》以駁《公羊》是也。
玄據古文，則以今文駁之，如據董、劉以駁《周官》是也。
不知漢儒禮家聚訟，今古文說不同，鄭玄折衷其義，始亂家法，倘王肅有意攻玄，當返求之家法，分别今古，斯或可以制勝。
乃肅之不别今古，任意牽合，殆尤甚于鄭玄。
如《王制》廟制今說，《祭法》廟制古說，此萬不能合者，而肅僞撰《孔子家語》、《孔叢子》，所言廟制，合二書為一說。
鄭玄以為《祭法》周禮，《王制》夏、殷禮，尚有端緒可尋，至肅乃盡抉其藩籬，蕩然無複門戶，使學者愈以迷亂，不複能知古禮之異。
而《家語》、《孔叢》舉禮家聚訟莫決者，一托于孔子之言以為論定，不知禮家所以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明文可據，是以石渠、虎觀，至煩天子稱制臨決，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亂衷諸聖，尚何庸龂龂争辯乎？古人作注，發明大義而已。
肅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處處牽引攻鄭之語，殊乖注書之體，而自發其作僞之覆。
肅又作《聖證論》六十八事以譏短鄭玄，今約存者三十事。
禮之大者，即五帝、七廟、郊丘、禘祫、社稷之屬，其餘或文句小異，不關大義。
然肅之所謂“聖證”者，即取證于《家語》、《孔叢》，徒以鄭玄名高，非托于聖言，不足以奪其席，然而後之學者，卒目《家語》為肅之僞作，斯可謂心勞日拙者矣。
樂安孫炎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乃駁釋《聖證論》以難王肅，而著有《禮記音義隐》七卷、《禮記注》三十卷。
同時有鄭小同者，玄之孫也，亦撰《禮義》四卷，具見《隋書·經籍志》，而皆不傳。
意必有所以申玄指而難王肅者。
惟古禮最重喪服，《經》十七篇，獨《喪服》子夏有傳，故《喪服》又别為禮家專門之學。
大戴有《喪服變除》一卷，見《唐書·藝文志》。
《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有《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皆屬《喪服》，《檀弓》亦多言喪禮。
《經》十七篇，馬融獨于《喪服》經傳有注，而鄭玄、王肅亦别出《喪服經傳注》各一卷，見《隋書·經籍志》。
《志》又著蜀丞相蔣琬撰《喪服要記》一卷，吳齊王傅射慈撰《喪服變除圖》五卷，斯足與魏之王肅、孫炎、鄭小同輩，骈稱三國之禮家者焉。
晉武帝，王肅外孫，郊廟典禮皆從肅說，而鄭氏學幾廢。
迨元帝渡江，太常荀崧請置鄭《儀禮》博士，即十七篇之鄭氏學也。
《儀禮》之名始此，漢以前無之也。
爰從晉、宋，逮于陳氏，傳禮業者，《小戴禮記》尤盛，《周禮》次之，而《儀禮》獨盛《喪服》，其著錄《隋書·經籍志》者：晉有給事中袁準撰《喪服經傳注》一卷，廬陵太守孔倫《集注喪服經傳》一卷，陳铨撰《喪服經傳注》一卷，征南将軍杜預撰《喪服要集》二卷，侍中劉逵撰《喪服要集》二卷，太保衛瓘撰《喪服儀》一卷，司空賀循撰《喪服要》六卷、《喪服要記》十卷、《喪服譜》一卷，劉德明撰《喪服要問》六卷，太學博士環濟撰《喪服要略》一卷，徐氏撰《喪服制要》一卷，開府儀同三司蔡谟撰《喪服譜》一卷，散騎常侍葛洪撰《喪服變除》一卷；宋有大中大夫裴松之《集注喪服經傳》二卷，通直郎雷次宗《略注喪服經傳》一卷，丞相谘議參軍蔡超宗《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征士劉道拔撰《喪服經傳注》一卷，員外郎散騎庾蔚之撰《喪服》三十一卷、《賀循喪服要記注》十卷、《喪服世要》一卷，張耀撰《喪服要問》二卷，崔凱撰《喪服難問》六卷，伊氏撰《喪服雜記》二十卷，孔智撰《喪服釋疑》二十卷，撫軍司馬費沈撰《喪服集議》十卷；齊有東平太守田僧紹《集解喪服經傳》二卷，散騎郎司馬[19]撰《喪服經傳義疏》五卷，給事中樓幼瑜撰《喪服經傳義疏》二卷，步兵校尉劉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征士沈麟士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太尉王儉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喪服圖》一卷，光祿大夫王逸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袁祈撰《喪服答要難》一卷，王氏撰《喪服記》十卷，嚴氏撰《喪服五要》一卷，蔔氏撰《駁喪服經傳》一卷，樊氏撰《喪服疑問》一卷，賀遊撰《喪服圖》一卷，崔逸撰《喪服圖》一卷；梁有步兵校尉五經博士賀玚撰《喪服義疏》二卷，尚書左丞何佟之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通直郎裴子野撰《喪服傳》一卷，國子助教皇侃撰《喪服文句義疏》十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陳有國子祭酒謝峤撰《喪服義》十卷，大将軍袁憲撰《喪服假甯制》三卷、《喪禮五服》七卷，王隆伯撰《論喪服決》一卷。
凡二百十九卷，皆明《喪服》者也。
《周禮》則有晉之樂安王師伊說《周官禮注》十二卷，散騎常侍幹寶注《周官禮》十二卷，燕王師王懋約《周官甯朔新書》八卷，司空長史陳邵《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散騎常侍虞喜撰集孫琦問幹寶駁《周官駁難》三卷，孫略《周官禮駁難》四卷，梁之桂州刺史崔靈恩《集注周官禮》二十卷，五經博士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
凡百有七卷，視十七篇之《喪服》殺矣。
《禮記》則有晉之燕王師王懋約《禮記甯朔新書》八卷，開府儀同三司蔡谟、安北谘議參軍曹耽、國子助教尹毅、李軌、員外郎範宣《禮記音》各二卷，骁騎将軍徐邈《禮記音》三卷，劉昌宗《禮記音》五卷；宋之奉朝請業遵《禮記注》二十卷，中散大夫徐爰《禮記音》二卷，豫章郡丞雷肅之《禮記義疏》三卷，散騎常侍戴颙《禮記中庸傳》二卷；齊之給事中樓幼瑜《禮記摭遺别記》一卷；梁武帝之撰《禮記大義》十卷、《中庸講疏》一卷，步兵校尉五經博士賀玚之《禮記新義疏》二十卷，國子助教皇侃之《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禮記講疏》四十八卷，五經博士沈重之《禮記義疏》四十卷，秘書學士褚晖之《禮記文外大義》二卷，何氏之《禮記義》十卷，庾氏之《禮記略解》十卷，劉[20]隽之《禮記評》十一卷。
凡二百九十七卷，而姓名失考者尚略不著，于《三禮》之中，尤為夥頤沈沈者也。
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三十卷，征士陶弘景撰《三禮目錄注》一卷，秘書學士褚晖撰《三禮疏》一百卷，斯又囊括大典而觀其會通者。
論者徒以為南朝好清談，士習祖尚玄虛，而孰知殚心禮學，若是之精詳哉。
斯所以期功去官，猶遵古禮；除服宴客，辄罣彈章也。
北朝自魏末大儒華陰徐遵明子判門下
子褒，字叔通[11]，少笃志，有大度，結發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學禮。
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而欲缵父之志，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寝則懷抱筆劄，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适。
初舉孝廉，再遷圉令，持德化，不立威刑，太守奏褒耎弱，罷官。
征拜博士。
會肅宗欲制定禮樂，褒上疏請定文制，著成漢禮。
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12]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
帝知群寮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
褒複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
遂拜侍中，從駕南巡，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
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
”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
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
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于南宮東觀，盡心集作。
”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谶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兇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
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複令有司平奏。
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擢褒監羽林左騎。
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制。
”帝雖寝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然褒博物識古，父子禮宗，父充作《章句辨難》，而褒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于世。
同時治慶氏學以為博士者，又有犍為董鈞字文伯。
世祖時，舉孝廉，辟司徒府，博通古今，數言政事。
顯宗即位，為博士。
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辄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累遷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門生百餘人，亦慶氏《禮》之名家也。
初，董鈞從大鴻胪王臨受慶氏《禮》，而扶風賈徽從劉歆受《周官》。
自歆之立《周官》，遭王莽敗，兵革并起，疾疫喪荒，弟子死葬，徒有裡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及徽尚在。
徽子逵，字景伯，能傳父業，又受業于杜子春。
顯宗之初，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注《周官》，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逵與河南鄭衆仲師往受學焉。
衆父興，字少贛，亦作《周禮解诂》。
而衆、逵傳父師之學，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為解，逵解行于世，而鄭興父子之解不行。
扶風馬融季長兼攬衆、逵二家，謂多遺阙，而衆解近得實，因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凡十二卷，見《隋書·經籍志》。
自是《周禮》大行。
然任城何休邵公猶斥《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
惟北海鄭玄康成括囊大典，遍覽群經，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既因涿郡盧植子幹事馬融，融以《周官傳》授玄，而玄于諸家解诂，獨稱“二鄭者，興、衆父子。
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
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乃因馬融之傳，而參取杜子春之注，鄭興、鄭衆、賈逵之解诂，網羅諸家，裁以己意，撰成《周官禮注》十二卷。
而以《周官禮》傳寫古文，諸本違異，其注雲“故書”者，謂初獻于秘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為今書。
而正讀之例，有雲“讀如”、“讀若”者，拟其音以求其似也；有雲“讀為”、“讀曰”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雲“當為”者，糾其誤以正其字也。
三例既定，而《周官禮》之大義乃可言矣。
然《周官禮》古文學，而鄭玄本習今文《小戴禮》之十七篇，後以《禮古經》之五十六篇校之，取其義長者，或從今文，則注雲“古文某為某”，如《士冠禮》“[13]西阈外”句，注“古文為槷，阈為蹙”是也。
或從古文，則注雲“今文某為某”，如《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為嘏”是也。
又有為今文所無而為古文所有者，《士相見禮》“某将走見”，注“今文無走”；“凡執币者不趨容”，注“今文無容”，鄭不用今而用古者，以其足于文義也。
又有今古并存而複及他說者，《士冠禮》“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為父，今文為斧”；《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為僎，或為全[14]”是也。
又有存古今文而即指其意之所在者，《士相見禮》“某不敢為儀，固請”，注“今文不為非，古文固以請也”；《聘禮》“上介奉币，先入門左”，注“古文重入”是也。
凡此之類，蓋漢人校雠之通例，而鄭玄遵以注校十七篇焉。
又以《小戴》十七篇次第，尊卑吉兇雜亂，舍之不從，而依劉向《别錄》，以吉兇人神為次，蓋據《記》雲“吉兇異道，不得相幹”，《荀子》雲“吉事尚尊，喪事尚親”，遂以《冠》、《昏》、《相見》、《鄉飲》、《鄉射》、《燕》、《大射》、《聘》、《公食大夫》、《觐禮》十篇為吉禮，居先，而《喪》、《祭》七篇為兇禮，居後焉，故名鄭氏學，凡十七卷，蓋一篇為一卷也。
其注之發凡者數十事，如《士冠禮》注雲：“凡奠爵，将舉者于右，不舉者于左。
”“凡醴事[15]，質者用糟，文者用清[16]。
”“凡薦，出自東房。
”“凡牲，皆用左胖。
”其餘諸篇注，皆有發凡之事，此尤有功于學者，蓋讀禮者非籀繹有明，無以通其指也。
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儀禮》、《周官》為《三禮》，而撰《三禮目錄》一卷、《三禮圖》九卷，其中三卷則陳留阮谌士信，受學于綦毋君，取其說為圖者也。
于是《周官》之分經别出者，與禮合為一途，而《禮記》之附經不别出者，與經歧為二軌。
漢以《經》十七篇立學，《曲台後蒼》九篇以後，并無解義。
杜、賈、二鄭止解《周官》，馬融解《周禮》，而十七篇止撰《喪服經傳注》一卷，獨鄭玄遍注《三禮》。
《周禮》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前有所承，尚易為力，而《經》十七篇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未經人注解，前無所承，比注《周禮》為更難，而鄭玄觀其會通，獨博學而詳說之。
然鄭玄《三禮》之學，其宏通在此，其雜糅亦在此。
夫《經》十七篇，禮家之今文學也。
《周官》六篇，禮家之古文學也。
《小戴禮記》四十九篇，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
《王制》多同《公羊》、《穀梁》，《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朝儀》、《喪服四制》、《問喪》、《祭儀》、《祭統》諸篇，皆《經》十七篇之傳，為今文說；而《玉藻》為古《周禮》說，《曲禮》、《檀弓》、《雜記》為古《春秋左氏》說，《祭法》為古《國語》說，皆古文說，則今古學糅者也。
而《王制》為今學禮宗，比之《周禮》為古文所宗雲。
然漢儒說《禮》，别今古文最嚴。
何休解《公羊傳》，據《逸禮》而不據《周官》，以《逸禮》雖屬古文，不若《周官》之顯然立異也。
杜、賈、二鄭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說，以博士隻立今文也。
鄭衆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經立說，不牽涉《王制》。
獨鄭玄和同今古文兩家說，疏通證明，以為周禮、夏、殷禮之分，而于不能合者，或且改易文字，展轉求通，專門家法，至此變矣。
若乃好引緯書，好改經字，宋儒所譏，固不足為漢儒病也。
惟鄭玄或據《周官》以疑《王制》，未嘗引《王制》以駁《周官》，然則玄之議禮，殆以古文說為主者乎？涿郡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撰《三禮解诂》。
會靈帝以蔡邕言立太學石經，正五經文字。
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
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诂，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願得将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财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蓋蔡邕[17]碑今文，而盧植學古文也。
然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明著《後漢書》本傳。
意者植之所學，當亦今古糅雜，與鄭玄同道者也。
惟玄注行世，而植解不行，獨《禮記注》十卷，見《隋書·經籍志》。
然植之注《禮記》，有與鄭玄不同者，如鄭玄以王制為夏、殷雜，而植以為漢法等是也。
自是鄭玄之學行而大小戴漸廢。
夫綜會今古文，遍注《三禮》，使家法不分明，始于鄭玄，而繼以魏太常東海王肅子雍，兼并諸家，參合同異，成《周官禮注》十二卷、《禮注》十七卷、《禮記注》三十卷，見《隋書·經籍志》，雖佚不傳，而每有見引他書者。
惟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議禮必與相反。
然鄭玄擇善而從，立說皆有所據，如說廟制，以為天子五廟，周合文、武二祧為七，本《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緯稽命征》“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尊後稷、文、武則七”，而肅乃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九，不知古無天子九廟之說。
而肅說二祧，亦與祭法不合也。
鄭玄說“圜丘是禘喾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禘喾本《國語》、《祭法》，而肅乃謂郊丘，引董仲舒、劉向為據，不知董、劉皆未見《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禘，不足以難鄭玄也。
玄說“三年祫[18]，五年禘，祫大禘小”，本于《春秋公羊經》書“有事為禘，各于其廟，大事為祫，群廟主悉升于太祖”，而肅引《禘于太廟》、《逸禮》“昭屍穆屍，皆升合于太祖”，不知鄭玄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
鄭玄說五帝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則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鄭注《掌次》雲：“五帝，五色之帝”，是鄭玄義本先鄭，而肅以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則大皡、炎、黃之先，無司五行者乎？此與肅駁鄭玄義，以為社稷專祀句龍、後稷，不祀土谷之神者，同一武斷也。
考王肅所據之書，鄭玄豈有不見而不用者？當時去取，必自有說，而肅乃取鄭玄所不用者，轉以難玄。
玄據今文，則以古文駁之，如據《逸禮》以駁《公羊》是也。
玄據古文，則以今文駁之，如據董、劉以駁《周官》是也。
不知漢儒禮家聚訟，今古文說不同，鄭玄折衷其義，始亂家法，倘王肅有意攻玄，當返求之家法，分别今古，斯或可以制勝。
乃肅之不别今古，任意牽合，殆尤甚于鄭玄。
如《王制》廟制今說，《祭法》廟制古說，此萬不能合者，而肅僞撰《孔子家語》、《孔叢子》，所言廟制，合二書為一說。
鄭玄以為《祭法》周禮，《王制》夏、殷禮，尚有端緒可尋，至肅乃盡抉其藩籬，蕩然無複門戶，使學者愈以迷亂，不複能知古禮之異。
而《家語》、《孔叢》舉禮家聚訟莫決者，一托于孔子之言以為論定，不知禮家所以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明文可據，是以石渠、虎觀，至煩天子稱制臨決，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亂衷諸聖，尚何庸龂龂争辯乎？古人作注，發明大義而已。
肅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處處牽引攻鄭之語，殊乖注書之體，而自發其作僞之覆。
肅又作《聖證論》六十八事以譏短鄭玄，今約存者三十事。
禮之大者，即五帝、七廟、郊丘、禘祫、社稷之屬，其餘或文句小異，不關大義。
然肅之所謂“聖證”者，即取證于《家語》、《孔叢》，徒以鄭玄名高，非托于聖言，不足以奪其席，然而後之學者，卒目《家語》為肅之僞作，斯可謂心勞日拙者矣。
樂安孫炎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乃駁釋《聖證論》以難王肅，而著有《禮記音義隐》七卷、《禮記注》三十卷。
同時有鄭小同者，玄之孫也，亦撰《禮義》四卷，具見《隋書·經籍志》，而皆不傳。
意必有所以申玄指而難王肅者。
惟古禮最重喪服，《經》十七篇，獨《喪服》子夏有傳，故《喪服》又别為禮家專門之學。
大戴有《喪服變除》一卷，見《唐書·藝文志》。
《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有《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皆屬《喪服》，《檀弓》亦多言喪禮。
《經》十七篇，馬融獨于《喪服》經傳有注，而鄭玄、王肅亦别出《喪服經傳注》各一卷，見《隋書·經籍志》。
《志》又著蜀丞相蔣琬撰《喪服要記》一卷，吳齊王傅射慈撰《喪服變除圖》五卷，斯足與魏之王肅、孫炎、鄭小同輩，骈稱三國之禮家者焉。
晉武帝，王肅外孫，郊廟典禮皆從肅說，而鄭氏學幾廢。
迨元帝渡江，太常荀崧請置鄭《儀禮》博士，即十七篇之鄭氏學也。
《儀禮》之名始此，漢以前無之也。
爰從晉、宋，逮于陳氏，傳禮業者，《小戴禮記》尤盛，《周禮》次之，而《儀禮》獨盛《喪服》，其著錄《隋書·經籍志》者：晉有給事中袁準撰《喪服經傳注》一卷，廬陵太守孔倫《集注喪服經傳》一卷，陳铨撰《喪服經傳注》一卷，征南将軍杜預撰《喪服要集》二卷，侍中劉逵撰《喪服要集》二卷，太保衛瓘撰《喪服儀》一卷，司空賀循撰《喪服要》六卷、《喪服要記》十卷、《喪服譜》一卷，劉德明撰《喪服要問》六卷，太學博士環濟撰《喪服要略》一卷，徐氏撰《喪服制要》一卷，開府儀同三司蔡谟撰《喪服譜》一卷，散騎常侍葛洪撰《喪服變除》一卷；宋有大中大夫裴松之《集注喪服經傳》二卷，通直郎雷次宗《略注喪服經傳》一卷，丞相谘議參軍蔡超宗《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征士劉道拔撰《喪服經傳注》一卷，員外郎散騎庾蔚之撰《喪服》三十一卷、《賀循喪服要記注》十卷、《喪服世要》一卷，張耀撰《喪服要問》二卷，崔凱撰《喪服難問》六卷，伊氏撰《喪服雜記》二十卷，孔智撰《喪服釋疑》二十卷，撫軍司馬費沈撰《喪服集議》十卷；齊有東平太守田僧紹《集解喪服經傳》二卷，散騎郎司馬[19]撰《喪服經傳義疏》五卷，給事中樓幼瑜撰《喪服經傳義疏》二卷，步兵校尉劉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征士沈麟士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太尉王儉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喪服圖》一卷，光祿大夫王逸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袁祈撰《喪服答要難》一卷，王氏撰《喪服記》十卷，嚴氏撰《喪服五要》一卷，蔔氏撰《駁喪服經傳》一卷，樊氏撰《喪服疑問》一卷，賀遊撰《喪服圖》一卷，崔逸撰《喪服圖》一卷；梁有步兵校尉五經博士賀玚撰《喪服義疏》二卷，尚書左丞何佟之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通直郎裴子野撰《喪服傳》一卷，國子助教皇侃撰《喪服文句義疏》十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陳有國子祭酒謝峤撰《喪服義》十卷，大将軍袁憲撰《喪服假甯制》三卷、《喪禮五服》七卷，王隆伯撰《論喪服決》一卷。
凡二百十九卷，皆明《喪服》者也。
《周禮》則有晉之樂安王師伊說《周官禮注》十二卷，散騎常侍幹寶注《周官禮》十二卷，燕王師王懋約《周官甯朔新書》八卷，司空長史陳邵《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散騎常侍虞喜撰集孫琦問幹寶駁《周官駁難》三卷，孫略《周官禮駁難》四卷，梁之桂州刺史崔靈恩《集注周官禮》二十卷，五經博士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
凡百有七卷，視十七篇之《喪服》殺矣。
《禮記》則有晉之燕王師王懋約《禮記甯朔新書》八卷，開府儀同三司蔡谟、安北谘議參軍曹耽、國子助教尹毅、李軌、員外郎範宣《禮記音》各二卷，骁騎将軍徐邈《禮記音》三卷，劉昌宗《禮記音》五卷；宋之奉朝請業遵《禮記注》二十卷，中散大夫徐爰《禮記音》二卷，豫章郡丞雷肅之《禮記義疏》三卷，散騎常侍戴颙《禮記中庸傳》二卷；齊之給事中樓幼瑜《禮記摭遺别記》一卷；梁武帝之撰《禮記大義》十卷、《中庸講疏》一卷，步兵校尉五經博士賀玚之《禮記新義疏》二十卷，國子助教皇侃之《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禮記講疏》四十八卷，五經博士沈重之《禮記義疏》四十卷，秘書學士褚晖之《禮記文外大義》二卷，何氏之《禮記義》十卷，庾氏之《禮記略解》十卷，劉[20]隽之《禮記評》十一卷。
凡二百九十七卷，而姓名失考者尚略不著，于《三禮》之中，尤為夥頤沈沈者也。
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三十卷，征士陶弘景撰《三禮目錄注》一卷，秘書學士褚晖撰《三禮疏》一百卷，斯又囊括大典而觀其會通者。
論者徒以為南朝好清談，士習祖尚玄虛，而孰知殚心禮學，若是之精詳哉。
斯所以期功去官，猶遵古禮；除服宴客，辄罣彈章也。
北朝自魏末大儒華陰徐遵明子判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