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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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務持其平，猶之修之用心也。
臨川王安石介甫與蘇轍同輩，而神宗倚畀作相，置經義局，以安石提舉，修定其《新經詩義》三十卷，大指依據毛公，安石訓其義，而訓其辭者則其子元澤。
蓋亦王氏《新經》三書之一也。
安石又撰《字說》二十卷，以相輔翼，與《三經》并頒學官，于是宋之學風一變。
然多襲其義理，而傳安石名物訓诂之學者，曰山陰陸佃農師、仙遊蔡卞元度。
佃，安石客；卞，安石婿也。
佃作《埤雅》，卞作《毛詩名物解》，大指皆以《字說》為宗。
而卞之書二十卷，凡十一類，曰《釋天》、《釋百谷》、《釋草》、《釋木》、《釋鳥》、《釋[10]獸》、《釋蟲》、《釋魚》、《釋馬》、《雜釋》、《雜解》。
論者或诋其議論穿鑿，征引瑣碎，無裨于經義。
然征引發明，有出于陸玑[11]《草木蟲魚疏》、孔穎達《正義》外者。
安石之《新經詩義》不傳，而卞之學出于安石，此可以考見安石《新經詩義》之一斑焉。
然安石《新經詩義》于毛公尚少诃辭，而诋毛公，廢《詩》序，毅然力持，昌言不忌者，其自南宋莆田鄭樵漁仲始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師心自是，撰《夾漈詩傳辨妄》二十六卷，大指以為：“《毛詩》自鄭、毛既箋之後，而學者笃信康成，故此書專行，齊、魯、韓三家遂廢，緻今學者隻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議。
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
”極言《毛序》之不可偏信也。
然設以聽訟為喻，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
《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于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僞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
今舍《毛詩》而求證于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案牍為不可信，乃采之于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論者不以為允也。
既朱子撰《詩集傳》二十卷，而殿以《詩序辨說》，以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蓋用鄭樵之說也。
然考朱子注《詩》，蓋兩易稿，其初稿全宗小序，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初稿之序。
金華呂祖謙伯恭撰《呂氏家塾讀詩記》，中引朱子曰者，即采朱子注《詩》初稿說也。
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顧朱子晚年改從鄭樵而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主毛、鄭。
故祖謙沒，朱子作《家塾讀詩記》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
既久，自知其說有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
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間，熹竊惑之。
方将與反複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蓋深不平于祖謙之故見自封。
然迄後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争而不能以偏廢，嗜祖謙書者終不絕也。
祖謙書三十二卷，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诂，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别出之，蕲以闡發詩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旨，蓋宋儒《詩》學之詳正，未有逾于祖謙者也。
惟《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焉。
崇德輔廣漢卿者，初從呂祖謙遊，後複從朱子講學，即世所稱慶元輔氏也。
顧輔氏撰《詩童子問》十卷，大指主于掊擊《詩》序，羽翼《詩集傳》，與祖謙說《詩》之宗序者不同。
而慶元王應麟伯厚旁采諸書所引齊、魯、韓三家《詩》逸文，撰《詩考》一卷，中采《韓詩》較夥，齊、魯二家僅寥寥數條。
蓋《韓詩》最後亡，唐以來注書之家，引其說者多也。
後之輯三家《詩》者，或訾應麟為未備，然古書散佚，搜采為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修自易為力，筚路藍縷，終當以應麟為首庸也。
自序稱：“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
賈逵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
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
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考三家者。
獨朱文公《集傳》多從《韓詩》，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
嘗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欲寫出。
’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佚，傅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雲爾。
讀《集傳》者，或有考于斯。
”亦朱子《集傳》之羽翼也。
慈溪楊簡敬仲撰《慈湖詩傳》二十卷，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為出自衛宏，不足深信，要與朱子無大殊。
其它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為姓，以“六駁”為“赤駁”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為有向日之義，間有附會穿鑿。
然其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征遠引，曲暢其說。
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搜；其訂正訓诂，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者。
至篇中所論，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鄭康成不善作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為多牽合，而诋子夏為小人儒，斯又大言炎炎，而為朱子之所不敢出者。
蓋簡之學出陸九淵，九淵固謂“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而朱子尚信經傳、道問學也。
然簡之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尚不如金華王柏魯齋之甚也。
柏之學，雖淵源于朱子，而撰《詩疑》二卷，則攻駁毛、鄭不已，并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并本經而删削之。
其以《行露》首章為亂入，據《列女傳》為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為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谷風》相同，似乎移綴；以《下泉》末章為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
至于《召南》删《野有死麇》，《邶風》删《靜女》，《鄘風》删《桑中》，《衛風》删《氓》、《有狐》，《王風》删《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删《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箨兮》、《狡童》、《褰裳》、《豐》、《東門之》、《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删《晨風》，《齊風》删《東方之日》，《唐風》删《綢缪》、《葛生》，《陳風》删《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
按：書中所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疑傳刻者脫其一篇。
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诽之語，可謂不雅。
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潔。
”其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為《風》，已明言之矣。
又曰：“《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
”則并篇名改之矣。
顧柏亦自知诋斥聖經，或為公論所不許，乃托詞于漢儒之竄入。
至于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亵，《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排孔子删定之失當，不複托詞于漢儒矣。
此又楊簡之所不敢者也。
元儒金華許謙益之稱受學于王柏，而于柏《詩疑》所欲删之《國風》三十二篇，則疑而未敢遽信。
論者或斥謙存已放之鄭聲也。
見蘭溪吳師道正傳為謙撰《詩集傳名物鈔》序。
然謙撰《詩集傳名物鈔》八卷，考訂名物音訓，鹹有依據，信足以補朱子之放阙焉。
同時有安福劉瑾公瑾者，其學問淵源亦出朱子。
撰《詩傳通釋》二十卷，發明《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
惟廣書皆循文演義，而瑾兼辨訂故實，雖證實蹈虛不同，然義理一也。
蓋宋以前之說《詩》者，罔不毛、鄭是宗。
歐陽修、蘇轍而後，别解漸生。
鄭樵、朱子而後，異幟高張。
迄末年，乃古義黜而新學立。
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許謙之《詩集傳名物鈔》、劉瑾之《詩傳通釋》兩書其尤著者也。
至仁宗行科舉法，定為功令，而明制因之。
永樂間，行在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詩經大全》二十卷，亦主于闡揚朱《傳》，遵憲典也。
然元人笃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
明則靖難以後，耆儒宿學，略已喪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诏。
此書名為官撰，實本劉瑾之《詩傳通釋》而稍損益之，惟改其中“瑾案”二字為“劉氏曰”，又劉書以小序分隸各篇，是書則從朱子舊本合為一篇，小變其例而已。
自是宋學昌而漢義绌，朱《傳》行而《毛詩》廢矣。
然明儒《詩》學亦有宏究漢義而不宗朱《傳》者。
監利李先芳伯承撰《讀詩私記》二卷，釋義多從毛、鄭，毛、鄭有所難通，則參之呂祖謙《讀詩記》、嚴粲《詩緝》。
其自序曰：“文公謂小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
馬端臨謂文公不得鄭、衛之風，一舉而歸之淫。
胥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間。
”蓋不專主一家，故議論宏通，絕無區分門戶之見。
如說《鄭風·子衿》，仍從學校之義，則不取宋學；謂《國
臨川王安石介甫與蘇轍同輩，而神宗倚畀作相，置經義局，以安石提舉，修定其《新經詩義》三十卷，大指依據毛公，安石訓其義，而訓其辭者則其子元澤。
蓋亦王氏《新經》三書之一也。
安石又撰《字說》二十卷，以相輔翼，與《三經》并頒學官，于是宋之學風一變。
然多襲其義理，而傳安石名物訓诂之學者，曰山陰陸佃農師、仙遊蔡卞元度。
佃，安石客；卞，安石婿也。
佃作《埤雅》，卞作《毛詩名物解》，大指皆以《字說》為宗。
而卞之書二十卷，凡十一類，曰《釋天》、《釋百谷》、《釋草》、《釋木》、《釋鳥》、《釋[10]獸》、《釋蟲》、《釋魚》、《釋馬》、《雜釋》、《雜解》。
論者或诋其議論穿鑿，征引瑣碎，無裨于經義。
然征引發明，有出于陸玑[11]《草木蟲魚疏》、孔穎達《正義》外者。
安石之《新經詩義》不傳，而卞之學出于安石，此可以考見安石《新經詩義》之一斑焉。
然安石《新經詩義》于毛公尚少诃辭，而诋毛公，廢《詩》序，毅然力持，昌言不忌者，其自南宋莆田鄭樵漁仲始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師心自是，撰《夾漈詩傳辨妄》二十六卷，大指以為：“《毛詩》自鄭、毛既箋之後，而學者笃信康成，故此書專行，齊、魯、韓三家遂廢，緻今學者隻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議。
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
”極言《毛序》之不可偏信也。
然設以聽訟為喻，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
《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于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僞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
今舍《毛詩》而求證于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案牍為不可信，乃采之于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論者不以為允也。
既朱子撰《詩集傳》二十卷，而殿以《詩序辨說》，以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蓋用鄭樵之說也。
然考朱子注《詩》，蓋兩易稿，其初稿全宗小序，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初稿之序。
金華呂祖謙伯恭撰《呂氏家塾讀詩記》，中引朱子曰者，即采朱子注《詩》初稿說也。
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顧朱子晚年改從鄭樵而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主毛、鄭。
故祖謙沒，朱子作《家塾讀詩記》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
既久，自知其說有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
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間，熹竊惑之。
方将與反複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蓋深不平于祖謙之故見自封。
然迄後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争而不能以偏廢，嗜祖謙書者終不絕也。
祖謙書三十二卷，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诂，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别出之，蕲以闡發詩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旨，蓋宋儒《詩》學之詳正，未有逾于祖謙者也。
惟《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焉。
崇德輔廣漢卿者，初從呂祖謙遊，後複從朱子講學，即世所稱慶元輔氏也。
顧輔氏撰《詩童子問》十卷，大指主于掊擊《詩》序，羽翼《詩集傳》，與祖謙說《詩》之宗序者不同。
而慶元王應麟伯厚旁采諸書所引齊、魯、韓三家《詩》逸文，撰《詩考》一卷，中采《韓詩》較夥，齊、魯二家僅寥寥數條。
蓋《韓詩》最後亡，唐以來注書之家，引其說者多也。
後之輯三家《詩》者，或訾應麟為未備，然古書散佚，搜采為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修自易為力，筚路藍縷，終當以應麟為首庸也。
自序稱：“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
賈逵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
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
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考三家者。
獨朱文公《集傳》多從《韓詩》，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
嘗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欲寫出。
’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佚，傅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雲爾。
讀《集傳》者，或有考于斯。
”亦朱子《集傳》之羽翼也。
慈溪楊簡敬仲撰《慈湖詩傳》二十卷，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為出自衛宏，不足深信，要與朱子無大殊。
其它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為姓，以“六駁”為“赤駁”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為有向日之義，間有附會穿鑿。
然其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征遠引，曲暢其說。
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搜；其訂正訓诂，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者。
至篇中所論，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鄭康成不善作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為多牽合，而诋子夏為小人儒，斯又大言炎炎，而為朱子之所不敢出者。
蓋簡之學出陸九淵，九淵固謂“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而朱子尚信經傳、道問學也。
然簡之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尚不如金華王柏魯齋之甚也。
柏之學，雖淵源于朱子，而撰《詩疑》二卷，則攻駁毛、鄭不已，并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并本經而删削之。
其以《行露》首章為亂入，據《列女傳》為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為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谷風》相同，似乎移綴；以《下泉》末章為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
至于《召南》删《野有死麇》，《邶風》删《靜女》，《鄘風》删《桑中》，《衛風》删《氓》、《有狐》，《王風》删《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删《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箨兮》、《狡童》、《褰裳》、《豐》、《東門之》、《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删《晨風》，《齊風》删《東方之日》，《唐風》删《綢缪》、《葛生》，《陳風》删《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
按：書中所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疑傳刻者脫其一篇。
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诽之語，可謂不雅。
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潔。
”其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為《風》，已明言之矣。
又曰：“《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
”則并篇名改之矣。
顧柏亦自知诋斥聖經，或為公論所不許，乃托詞于漢儒之竄入。
至于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亵，《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排孔子删定之失當，不複托詞于漢儒矣。
此又楊簡之所不敢者也。
元儒金華許謙益之稱受學于王柏，而于柏《詩疑》所欲删之《國風》三十二篇，則疑而未敢遽信。
論者或斥謙存已放之鄭聲也。
見蘭溪吳師道正傳為謙撰《詩集傳名物鈔》序。
然謙撰《詩集傳名物鈔》八卷，考訂名物音訓，鹹有依據，信足以補朱子之放阙焉。
同時有安福劉瑾公瑾者，其學問淵源亦出朱子。
撰《詩傳通釋》二十卷，發明《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
惟廣書皆循文演義，而瑾兼辨訂故實，雖證實蹈虛不同，然義理一也。
蓋宋以前之說《詩》者，罔不毛、鄭是宗。
歐陽修、蘇轍而後，别解漸生。
鄭樵、朱子而後，異幟高張。
迄末年，乃古義黜而新學立。
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許謙之《詩集傳名物鈔》、劉瑾之《詩傳通釋》兩書其尤著者也。
至仁宗行科舉法，定為功令，而明制因之。
永樂間，行在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詩經大全》二十卷，亦主于闡揚朱《傳》，遵憲典也。
然元人笃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
明則靖難以後，耆儒宿學，略已喪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诏。
此書名為官撰，實本劉瑾之《詩傳通釋》而稍損益之，惟改其中“瑾案”二字為“劉氏曰”，又劉書以小序分隸各篇，是書則從朱子舊本合為一篇，小變其例而已。
自是宋學昌而漢義绌，朱《傳》行而《毛詩》廢矣。
然明儒《詩》學亦有宏究漢義而不宗朱《傳》者。
監利李先芳伯承撰《讀詩私記》二卷，釋義多從毛、鄭，毛、鄭有所難通，則參之呂祖謙《讀詩記》、嚴粲《詩緝》。
其自序曰：“文公謂小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
馬端臨謂文公不得鄭、衛之風，一舉而歸之淫。
胥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間。
”蓋不專主一家，故議論宏通，絕無區分門戶之見。
如說《鄭風·子衿》，仍從學校之義，則不取宋學；謂《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