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宋元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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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學習梵學，使傳譯經之業，惟淨即此十童中之一，後譯著甚多；此為國立譯場，經費皆由官給，可見太宗對佛教的熱忱了。
時有通慧大師贊甯，著《宋高僧傳》、《僧史略》等書。
[415]真宗時西來僧徒有法護、日稱，仁宗時則有智吉祥、契丹國師慈賢，徽宗時則有金總持等，皆從事譯著。
綜宋一代，佛教皆得國家保護，惟徽宗以信道故，曾抑佛教，然而未有若何影響。
當時天台宗發生山家山外之争，也是佛教史上一件大公案；由于教理上發生不同的見解，及對于天台大師所著《金光明經玄義》廣略本的真僞問題而起，[416]以晤恩的《發揮記》為導火線，一方對于荊溪所作《十不二門》亦起争端。
[417]在山外方面有源清、宗昱等，山家方面則有知禮，兩方辯難，著作甚多。
這是天台宗的内部問題，然亦影響于當時的佛教。
當時惟禅宗最為發達，雖分為五家七宗（即曹洞、臨濟、沩仰、雲門、法眼五家，臨濟又分楊岐、黃龍二派，故謂七宗），而各有其傳授系統，極為隆盛。
名僧如契嵩、圓通居讷為雲門宗人，靈源、常總為黃龍派人。
元代雖重喇嘛，然以信用禅僧劉秉忠故，禅宗亦極發達。
明太祖幼為禅僧，明之佛教多為禅宗，有憨山大師德清、蕅益大師智旭，[418]皆富于著作。
此外如律宗中的南山律，有允堪、元照以著作而宏其教，華嚴宗有長水、淨源以著作而興其宗；念佛宗尤為包羅萬象，無論何種宗派，皆從念佛法漸趨于融合。
佛教在唐代為登峰造極的時代，宋代雖曾産生不少學者，已不及唐代，自宋以後更無足述。
惟元代則有特别的喇嘛教自西藏流入，成為元代的國教。
喇嘛教本為唐太宗時從中土輸入之佛教，與西藏原來之巴恩教融和，[419]漸成為帶有密教色彩的喇嘛，後出有宗喀巴其人改良其教義。
但元世祖尊八思巴為國師，末流所至，乃至演成演揲兒的怪現象，即廣聚女子以取樂的惡風，佛教堕落，一至于此。
五 帝王與道教 唐代雖稱為三教鼎立，但是因為國姓與老子相同，故終唐代二百多年，特别尊崇道教。
排佛的傅奕曾為道士，貞觀十一年，有洛陽道士與佛僧辯論之事，以道士得勢之故，把道士女冠列于僧尼之前。
[420]尤其是玄宗，幾以老子教為國教，稱老子為大聖祖玄元皇帝，[421]诏諸州立玄元皇帝廟，并設立崇玄館，[422]使諸州學生皆習《道德經》與《莊子》、《列子》等書；封莊子為南華真人，稱其書為《南華真經》；封列子為沖虛真人，稱其書為《沖虛真經》；封文子為通玄真人，稱其書為《通玄真經》；封庚桑子為洞靈真人，稱其書為《洞靈真經》；[423]設道舉之制，置博士、助教以教授諸生，官吏登庸，皆由道舉出身。
是時道教雖借托老子之名，然頗多迷信；以神仙長生之術誘人信仰。
唐代諸帝，如太宗、高宗、憲宗、敬宗、武宗，皆惑于道士之言，服食丹藥而死。
先是王浮作《化胡經》，說老子、尹喜因欲化胡成佛，投身為釋迦、文殊。
至是二教讨論《化胡經》的真僞，法明乃問老子往印度成佛，用華語抑用胡語？使道士無言可答，于是高宗命将道書中化胡之語盡行除去，中宗亦命道觀中撤去《化胡圖》，[424]因當時知道此種虛搆事實，與老佛産生年代不符，不能自圓其說。
唐武宗之滅佛教及外來宗教，獨留道教一事，尤為顯然，會昌元年，武宗召趙歸真等道士八十一人入宮，親受法箓，衡山道士劉元靖得帝信仰，[425]為光祿大夫，任崇玄館學士。
又招羅浮山道士鄧元超，[426]互相結納，以厚其勢，于是演成撲滅道教以外宗教的慘劇。
宋太宗集天下道經七千卷，修治删正，真宗亦選道士為之詳訂，成三千九百五十七卷之《寶文統錄》，并賜禦序，即為《道藏》。
徽宗極信道教，賜道士徐知常為沖虛先生，自稱教主道君皇帝，任用林靈素、徐守信、劉混康等人，建玉清昭陽宮，奉祀老子。
改天下佛寺為宮觀，奉長生青華帝君像，行千道會，費帑無數。
诏道箓院燒毀佛經，稱佛為大覺金仙，稱菩薩為仙人大士，稱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德士位在道士之下。
使道士居佛寺之中，其意蓋欲使道佛二教混合為一，亦即欲吞滅佛教而僅成一道教。
但不久即取消前诏，恢複舊觀。
元世祖時，曾有燒毀道藏之令，除老子、《道德經》外，悉禁止；并刻碑立石，記其始末。
其事蓋起于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滅佛像寺塔，占為道觀，至有四百八十二所之多；并據《化胡經》說壓迫佛教。
憲宗乃令佛道辯論，道士失敗，于是有焚毀僞經之命。
說謊經文盡行燒毀，至是已凡三次，令道為僧，不願者為民，當時罷道為僧者有七八百人。
其原因實由于道教徒的侵占佛寺而起的反動，《辯僞錄》有載《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佛祖通載》列此焚毀道藏書目凡三十九部，道士之歸佛者十七人，這是佛道争衡中一大公案。
當時道教中的著名學者，有孫思邈著《千金方》，司馬承祯著《坐忘論》，張志和著《元真子》，羅隐著《兩同書》，譚峭著《化書》，杜光庭著《廣成集》，[427]呂純陽著《呂祖全書》，[428]張君房編《雲笈七簽》等，更有無能子、天隐子、劉進喜、葉法善、趙歸真、林靈素等皆為道教中著名人物。
總之，道教除老莊外，學理淺薄，迷信甚多，遠不如佛理高深，故雖一時得帝王的信仰提倡，偶有一時的興盛，然不久即消聲匿迹，并無特别發旺的機會，這是道教本身不良的緣故。
而且這時候的道教，無非複演漢魏以來的金丹服食符箓等等迷信，沒有什麼思想上、學術上、宗教上的貢獻。
第五節 也裡可溫教的傳布 一 也裡可溫與景教的關系 也裡可溫，是元代基督教的名稱。
在唐朝有景教，在元朝有也裡可溫教，名稱雖然不同，但同是基督教的一種。
佛教在唐武宗的時候遭遇了不幸，一時在中國内部似已無基督教存在，實則在中國的西北方與南方，仍不絕基督教教士的足迹。
尤其是在北方的蒙古，與歐洲的基督教國有特别的關系，基督教士也就跟着蒙古人的勢力而複興于中國。
當元太祖時，正值歐洲十字軍之争，太祖、太宗曾予羅馬教皇以助力，因此常有密切的往還。
及世祖入主中華，基督教因随而傳入中國，名之為也裡可溫。
也裡可溫，本蒙古語，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緣人，或即“奉福音之人”。
多桑謂蒙古人呼基督教為Arcoun，唐景教之阿羅本，或即是也裡可溫的古音。
清洪鈞著《元史譯文證補》卷二九中有《元世各教名考》，[429]說道： “也裡可溫為元之天主教，[430]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曆久未絕，也裡可溫當即景教之遺緒。
” 又說： “多桑譯著《旭烈兀傳》，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為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剌比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互混，[431]阿勒可溫即也裡可溫。
” 也裡可溫這個名詞，數見于《元史》中，且常與和尚、先生、答失蠻并列，和尚為佛徒，先生為道士，答失蠻為回教徒，那末，也裡可溫就是基督徒了。
元世祖是一個雄主，很可以比美唐太宗，對于宗教也是同樣的寬大，佛、耶、回諸宗教都能容納。
其母别吉太後，為基督教信徒，所以當馬可孛羅觐見世祖後，世祖便命其攜書緻教皇，且請求派遣道行高深的教士百人來華，并取來耶稣墓前燈油以為紀念（見《馬可孛羅遊記》）。
可見基督教在中國又開一新紀元了。
也裡可溫既然就是基督教，那末，也裡可溫與佛教有什麼關系呢？我們先來看一看梁相《大興國寺記》所說：[432] “薛迷思賢，[433]在中原西北十萬餘裡，乃也裡可溫行教之地。
愚聞其所謂教者……祖師麻兒也裡牙（按即馬利亞）……今馬薛裡吉思是其徒也。
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繪于殿，冠于首，佩于胸，[434]四方上下以是為準。
薛迷思賢，地名也；也裡可溫，教名也。
公之大父可裡吉思，父滅裡，外祖撒必，為太醫。
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父、外祖、舍裡八、馬裡哈昔牙（義即信耶稣者）徒衆祈禱始愈。
充禦位舍裡八赤（舍裡八義即智慧，赤即官也），本處也裡可溫答剌罕（答剌罕義即一國之長）。
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馳驿進入舍裡八，賞赉甚侈。
舍裡八煎諸香果，泉調蜜和而成。
[435]舍裡八赤，職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職。
九年，同賽典（貴族）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為造裡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将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
雖登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于推廣教法。
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雲‘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
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于鐵甕門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興國寺，次得西津豎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剌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創為也裡可溫義阡；又于丹徒開沙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裡吉瓦裡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剌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于公之心。
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于寺耳。
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玺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
公任鎮江五年，[436]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裡可溫，迎禮佛國馬裡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場始為大備；且敕子孫流水住持。
舍利八世業也，謹不可廢，條示訓誡，為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
”[437]（見《（至順）鎮江志·卷九·大興國寺記》）[438] 我們在這段記事中，不但可以知道鎮江也裡可溫的創始情形，更可以看出也裡可溫與景教實是相同的基督教。
所以在《馬可孛羅遊記》中有“鎮江府有景教禮拜寺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馬薛裡吉思者為其地長官，寺即其所建”等話，這是明明說鎮江也裡可溫寺為景教寺的起頭。
後來俞樾序楊文傑《東城記餘》說道： “餘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乃也裡可溫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師麻兒也裡牙之靈迹，[439]上下四方以是為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雲‘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相合。
”[440]（見《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九）[441] 這也是認也裡可溫為景教之說。
最近麥克納在《中國基督教四大危急時期》的演說中，叙述景教之後即曰： “基督教在中國本部未及推廣；其在中亞則繼續傳布，至十三世紀中葉元世祖時，東方基督教日漸來華，重整旗鼓。
” 這是認也裡可溫與景教本為一脈之傳。
不過也裡可溫乃元代基督教通稱的名字，當時并不知道中間的派别，或統稱為十字教、十字寺而已。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九有很詳細的記載，可以參考。
二 也裡可溫興盛的一斑[442] 元代起自蒙古，當其未入中國之先，曾據有中亞細亞諸地，即基督教廣行的地方，後來又西侵歐洲，北抵俄羅斯，羅馬派與希臘派的基督教都為所吸收。
及至入主中國，此等教派都亦随之而來，彌漫内地。
最顯著的則為鎮江杭州的七寺，其實并不是獨盛于鎮江杭州，之所以如此，[443]乃是由于鎮江《大興國寺碑》文獨保存在《（至順）鎮江志》中的緣故。
[444]假使我們看一看元朝的官制，在《元通制條格·僧道詞訟門》有一條記載：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為和尚、也裡可溫、先生、等，開讀了聖旨的上頭，奉聖旨教俺與禦史台、集賢院、宣政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禦史台、集賢院、崇福司來省裡一處商量來。
崇福司官說：楊暗普奏也裡可溫教崇福司管時分，我聽得道來，這勾當是大勾當，不曾與省台一處商量，省台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裡可溫犯的勾當多有，便有壹佰個官人也管不得[445]，這事斷難行，麼道說有。
”[446] 宣政院是管釋教的，集賢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是管也裡可溫教的，當時楊暗普做江南釋教總統，崇福司就根據他的奏章提出這番意見；可見也裡可溫人數之多了。
再從《（至順）鎮江志》戶口類看：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之中有也裡可溫二十三戶，一萬五百五十五人口之中有也裡可溫一百六人，二千九百四十八單身之中有也裡可溫一百九人。
從鎮江一區講，一百六十七戶中有一戶也裡可溫，六十三人中有一個也裡可溫人。
宜乎要說“一百個官人也管不得”了。
但這還是單從江南一部分講，若從《元史·職官列傳》去看，有許多寫着也裡可溫字樣：北方如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直隸等省，南方如廣東、雲南、江浙等省，皆有也裡可溫駐居，那當然也有禮拜寺及崇福司等在各該處。
再據《元史·順帝紀》，說到别吉太後之喪有： “後至元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後”雲雲。
甘州有十字寺，馬可孛羅也提及過：“甘州者……其地基督教徒于城中建大禮拜寺二所。
”别吉太後是信奉基督教的，《文苑紀》有“命也裡可溫于顯懿莊聖皇後神禦殿作佛事”的話，這不獨可以知道别吉皇後是基督徒，更足以證明也裡可溫已普遍于全國了。
《元史》所見“某某者，也裡可溫人”，有達官，有孝子，有良醫，有學者，有義士……很多很多，而且他們的名氏又多與古基督徒相同。
元代著名的文學家馬祖常（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三），本是聶斯脫裡望族，也是曆代的大官，從他所著的曾祖《月合乃神道碑》（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四），[447]便可以知道他們是元代大族，都是也裡可溫人。
黃溍曾著《馬氏世譜》，記載極詳，餘阙《合淝修城記》記馬世德政績，也有也裡可溫國人字樣（見《青陽集》卷三）。
《中國基督教四大危急時期》裡說到，羅馬教王尼古拉司第四，[448]命佛蘭西司可派教士孟德可兒米諾來華，由印度至燕京，孜孜布道，得世祖許可，建教堂于燕京，信徒達六千餘人。
後又得可隆教士阿諾爾來相助，教務愈加發達。
孟德将印度及中國教會情形報告到羅馬，教王嘉其功績，封為中國主教。
後來羅馬教士繼續來華傳教者日多，基督教便日益興旺。
不過這裡明說是佛蘭西司可派，那末，與江南的聶斯脫裡的派别不同，不過在當時都稱為也裡可溫，現在我們也無法把它分别清楚；[449]好像現在中國傳教的一百三十多宗派，都叫它基督教一樣。
三 也裡可溫與佛道的争端 在元代文告中，每以和尚、也裡可溫、先生并稱，或稱僧、道、也裡可溫，于是便發生朝賀班次的争端。
《至元辨僞錄》卷三曾有：[450] “釋道兩路，各不相妨，隻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
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疊屑人奉彌失诃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
”（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八十七所引）[451] 這是出于佛教徒之口，可見當時各教互争的情形。
又《元典章》卷三十三有：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準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教所呈：溫州路有也裡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戶，本充教戶計，及行将法箓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于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動緻争競，将先生人等毆打，深為不便。
申乞轉呈上司禁約事。
[452]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存僧道二教，[453]各令管領，别無也裡可溫教門。
近年以來，因随路有一等規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戶計，遂于各處再設衙門，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奪管領，實為不應。
呈乞照驗。
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拟，議得即目随朝慶賀班次，[454]和尚、先生祝贊之後，方至也裡可溫人等，拟合依例照會外，據擅自招收戶計、并攙管法箓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嚴加禁治，相應具呈照詳。
得此，都省咨請照驗，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屬并僧道箓司、也裡可溫掌教司，[455]依上施行。
” 這一道咨文是根據道教的呈控，其重要原因乃在将法箓先生誘化。
所謂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認為侵奪管領之權。
其餘如祝聖祈禱時的班次，甚至将法箓先生毆打等話，原屬附帶的問題，并不十分重要，但也可想見也裡可溫的興盛，乃至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擠。
現在禮部既明定朝賀班次并禁止招收戶計，并謂投充戶計是為規避差役，這自然是片面的判決，然亦适足反證基督教人數的加增影響到法箓先生。
還有一件與佛教的争端，就是鎮江十字寺的交涉，竟至被佛教沒收改作金山下院，也裡可溫實受了一大打擊。
金山寺本來是晉朝建武時建立的，初名叫澤心，後來梁天監水陸法式，就在寺中營齋，宋大中祥符的時候改名叫龍遊；到元朝至元十六年的時候，馬薛裡吉思做鎮江達魯花赤，建立十字寺于西津岡頭，到二十七年，乃收金山寺為下院，這是趙孟的按語。
到這時候，元仁宗頗信仰佛教，收十字寺複改為金山下院，歸佛教所有，趙孟奉敕撰碑，[456]立于其地。
其碑文中有： “也裡可溫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毀拆十字，命前畫塑白塔寺工劉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薩天龍圖像，官具給須用物，[457]以還金山。
庚辰，薦降玺書護持，金山也裡可溫子子孫孫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論……特奉玉音，[458]金山地外道也裡可溫倚勢修蓋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繪畫寺壁，永以為金山下院。
命臣孟為文，[459]立碑金山，傳示無極雲”雲。
（見《（至順）鎮江志》卷十） 同時，潘昂霄也奉敕撰碑，[460]有： “至元十六年，也裡可溫馬薛裡吉思者，绾監郡符，勢張甚，掇危峰秀絕之所，[461]屋其颠，祠彼教，曰銀山寺，營隙為侪類葬區……今皇踐祚，[462]敕宣政臣婆闾等，即寺故像撤去之，[463]仿京刹梵相，朱金绀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應聲長老，錫名金山寺般若禅院，舉域一辭，歸誠贊羨。
”[464]（同上） 也裡可溫經打擊以後，或日即于衰微，而至于滅亡，亦未可知。
考查也裡可溫滅亡的原因，除了異教徒的壓迫以外，尚有一重大的原因，在《四大危急時期》中說： “中國景教徒為數頗衆，大半系蒙古人，非中國人，威廉羅伯魯不克來華，即在中亞傳道，與中亞景教接觸，評其缺乏智識……設此兩派耶教均以基督為法，互相敬愛……則耶教在華在亞之發展，必無限量也……總主教約翰初居北京甯夏時，景教徒極力反對，是以兩方互仇，不能協力同心……約翰嘗捕入法庭，屢受污辱……” 由此可知，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兩派基督教既自相傾軋，自然佛教得收漁翁之利。
此所謂景教，即指南方的也裡可溫，依唐人名而名的。
仁宗以後，元朝的國勢日衰，曆三十年即亡國，斯時的基督教也就随着國祚而消滅。
因為它既然藉着國家的勢力而興隆，當然要随着國勢而衰滅，固不單是由于教派傾軋的緣故。
時有通慧大師贊甯，著《宋高僧傳》、《僧史略》等書。
[415]真宗時西來僧徒有法護、日稱，仁宗時則有智吉祥、契丹國師慈賢，徽宗時則有金總持等，皆從事譯著。
綜宋一代，佛教皆得國家保護，惟徽宗以信道故，曾抑佛教，然而未有若何影響。
當時天台宗發生山家山外之争，也是佛教史上一件大公案；由于教理上發生不同的見解，及對于天台大師所著《金光明經玄義》廣略本的真僞問題而起，[416]以晤恩的《發揮記》為導火線，一方對于荊溪所作《十不二門》亦起争端。
[417]在山外方面有源清、宗昱等，山家方面則有知禮，兩方辯難，著作甚多。
這是天台宗的内部問題，然亦影響于當時的佛教。
當時惟禅宗最為發達，雖分為五家七宗（即曹洞、臨濟、沩仰、雲門、法眼五家，臨濟又分楊岐、黃龍二派，故謂七宗），而各有其傳授系統，極為隆盛。
名僧如契嵩、圓通居讷為雲門宗人，靈源、常總為黃龍派人。
元代雖重喇嘛，然以信用禅僧劉秉忠故，禅宗亦極發達。
明太祖幼為禅僧，明之佛教多為禅宗，有憨山大師德清、蕅益大師智旭，[418]皆富于著作。
此外如律宗中的南山律，有允堪、元照以著作而宏其教，華嚴宗有長水、淨源以著作而興其宗；念佛宗尤為包羅萬象，無論何種宗派，皆從念佛法漸趨于融合。
佛教在唐代為登峰造極的時代，宋代雖曾産生不少學者，已不及唐代，自宋以後更無足述。
惟元代則有特别的喇嘛教自西藏流入，成為元代的國教。
喇嘛教本為唐太宗時從中土輸入之佛教，與西藏原來之巴恩教融和，[419]漸成為帶有密教色彩的喇嘛，後出有宗喀巴其人改良其教義。
但元世祖尊八思巴為國師，末流所至，乃至演成演揲兒的怪現象，即廣聚女子以取樂的惡風，佛教堕落，一至于此。
五 帝王與道教 唐代雖稱為三教鼎立，但是因為國姓與老子相同，故終唐代二百多年，特别尊崇道教。
排佛的傅奕曾為道士，貞觀十一年，有洛陽道士與佛僧辯論之事，以道士得勢之故，把道士女冠列于僧尼之前。
[420]尤其是玄宗，幾以老子教為國教，稱老子為大聖祖玄元皇帝，[421]诏諸州立玄元皇帝廟，并設立崇玄館，[422]使諸州學生皆習《道德經》與《莊子》、《列子》等書；封莊子為南華真人，稱其書為《南華真經》；封列子為沖虛真人，稱其書為《沖虛真經》；封文子為通玄真人，稱其書為《通玄真經》；封庚桑子為洞靈真人，稱其書為《洞靈真經》；[423]設道舉之制，置博士、助教以教授諸生，官吏登庸，皆由道舉出身。
是時道教雖借托老子之名，然頗多迷信；以神仙長生之術誘人信仰。
唐代諸帝，如太宗、高宗、憲宗、敬宗、武宗，皆惑于道士之言，服食丹藥而死。
先是王浮作《化胡經》，說老子、尹喜因欲化胡成佛，投身為釋迦、文殊。
至是二教讨論《化胡經》的真僞，法明乃問老子往印度成佛，用華語抑用胡語？使道士無言可答，于是高宗命将道書中化胡之語盡行除去，中宗亦命道觀中撤去《化胡圖》，[424]因當時知道此種虛搆事實，與老佛産生年代不符，不能自圓其說。
唐武宗之滅佛教及外來宗教，獨留道教一事，尤為顯然，會昌元年，武宗召趙歸真等道士八十一人入宮，親受法箓，衡山道士劉元靖得帝信仰，[425]為光祿大夫，任崇玄館學士。
又招羅浮山道士鄧元超，[426]互相結納，以厚其勢，于是演成撲滅道教以外宗教的慘劇。
宋太宗集天下道經七千卷，修治删正，真宗亦選道士為之詳訂，成三千九百五十七卷之《寶文統錄》，并賜禦序，即為《道藏》。
徽宗極信道教，賜道士徐知常為沖虛先生，自稱教主道君皇帝，任用林靈素、徐守信、劉混康等人，建玉清昭陽宮，奉祀老子。
改天下佛寺為宮觀，奉長生青華帝君像，行千道會，費帑無數。
诏道箓院燒毀佛經，稱佛為大覺金仙，稱菩薩為仙人大士，稱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德士位在道士之下。
使道士居佛寺之中，其意蓋欲使道佛二教混合為一，亦即欲吞滅佛教而僅成一道教。
但不久即取消前诏，恢複舊觀。
元世祖時，曾有燒毀道藏之令，除老子、《道德經》外，悉禁止；并刻碑立石，記其始末。
其事蓋起于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滅佛像寺塔，占為道觀，至有四百八十二所之多；并據《化胡經》說壓迫佛教。
憲宗乃令佛道辯論，道士失敗，于是有焚毀僞經之命。
說謊經文盡行燒毀，至是已凡三次，令道為僧，不願者為民，當時罷道為僧者有七八百人。
其原因實由于道教徒的侵占佛寺而起的反動，《辯僞錄》有載《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佛祖通載》列此焚毀道藏書目凡三十九部，道士之歸佛者十七人，這是佛道争衡中一大公案。
當時道教中的著名學者，有孫思邈著《千金方》，司馬承祯著《坐忘論》，張志和著《元真子》，羅隐著《兩同書》，譚峭著《化書》，杜光庭著《廣成集》，[427]呂純陽著《呂祖全書》，[428]張君房編《雲笈七簽》等，更有無能子、天隐子、劉進喜、葉法善、趙歸真、林靈素等皆為道教中著名人物。
總之，道教除老莊外，學理淺薄，迷信甚多，遠不如佛理高深，故雖一時得帝王的信仰提倡，偶有一時的興盛，然不久即消聲匿迹，并無特别發旺的機會，這是道教本身不良的緣故。
而且這時候的道教，無非複演漢魏以來的金丹服食符箓等等迷信，沒有什麼思想上、學術上、宗教上的貢獻。
第五節 也裡可溫教的傳布 一 也裡可溫與景教的關系 也裡可溫，是元代基督教的名稱。
在唐朝有景教，在元朝有也裡可溫教，名稱雖然不同，但同是基督教的一種。
佛教在唐武宗的時候遭遇了不幸，一時在中國内部似已無基督教存在，實則在中國的西北方與南方，仍不絕基督教教士的足迹。
尤其是在北方的蒙古，與歐洲的基督教國有特别的關系，基督教士也就跟着蒙古人的勢力而複興于中國。
當元太祖時，正值歐洲十字軍之争，太祖、太宗曾予羅馬教皇以助力，因此常有密切的往還。
及世祖入主中華，基督教因随而傳入中國，名之為也裡可溫。
也裡可溫，本蒙古語，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緣人，或即“奉福音之人”。
多桑謂蒙古人呼基督教為Arcoun，唐景教之阿羅本，或即是也裡可溫的古音。
清洪鈞著《元史譯文證補》卷二九中有《元世各教名考》，[429]說道： “也裡可溫為元之天主教，[430]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曆久未絕，也裡可溫當即景教之遺緒。
” 又說： “多桑譯著《旭烈兀傳》，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為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剌比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互混，[431]阿勒可溫即也裡可溫。
” 也裡可溫這個名詞，數見于《元史》中，且常與和尚、先生、答失蠻并列，和尚為佛徒，先生為道士，答失蠻為回教徒，那末，也裡可溫就是基督徒了。
元世祖是一個雄主，很可以比美唐太宗，對于宗教也是同樣的寬大，佛、耶、回諸宗教都能容納。
其母别吉太後，為基督教信徒，所以當馬可孛羅觐見世祖後，世祖便命其攜書緻教皇，且請求派遣道行高深的教士百人來華，并取來耶稣墓前燈油以為紀念（見《馬可孛羅遊記》）。
可見基督教在中國又開一新紀元了。
也裡可溫既然就是基督教，那末，也裡可溫與佛教有什麼關系呢？我們先來看一看梁相《大興國寺記》所說：[432] “薛迷思賢，[433]在中原西北十萬餘裡，乃也裡可溫行教之地。
愚聞其所謂教者……祖師麻兒也裡牙（按即馬利亞）……今馬薛裡吉思是其徒也。
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繪于殿，冠于首，佩于胸，[434]四方上下以是為準。
薛迷思賢，地名也；也裡可溫，教名也。
公之大父可裡吉思，父滅裡，外祖撒必，為太醫。
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父、外祖、舍裡八、馬裡哈昔牙（義即信耶稣者）徒衆祈禱始愈。
充禦位舍裡八赤（舍裡八義即智慧，赤即官也），本處也裡可溫答剌罕（答剌罕義即一國之長）。
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馳驿進入舍裡八，賞赉甚侈。
舍裡八煎諸香果，泉調蜜和而成。
[435]舍裡八赤，職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職。
九年，同賽典（貴族）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為造裡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将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
雖登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于推廣教法。
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雲‘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
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于鐵甕門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興國寺，次得西津豎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剌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創為也裡可溫義阡；又于丹徒開沙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裡吉瓦裡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剌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于公之心。
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于寺耳。
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玺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
公任鎮江五年，[436]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裡可溫，迎禮佛國馬裡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場始為大備；且敕子孫流水住持。
舍利八世業也，謹不可廢，條示訓誡，為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
”[437]（見《（至順）鎮江志·卷九·大興國寺記》）[438] 我們在這段記事中，不但可以知道鎮江也裡可溫的創始情形，更可以看出也裡可溫與景教實是相同的基督教。
所以在《馬可孛羅遊記》中有“鎮江府有景教禮拜寺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馬薛裡吉思者為其地長官，寺即其所建”等話，這是明明說鎮江也裡可溫寺為景教寺的起頭。
後來俞樾序楊文傑《東城記餘》說道： “餘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乃也裡可溫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師麻兒也裡牙之靈迹，[439]上下四方以是為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雲‘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相合。
”[440]（見《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九）[441] 這也是認也裡可溫為景教之說。
最近麥克納在《中國基督教四大危急時期》的演說中，叙述景教之後即曰： “基督教在中國本部未及推廣；其在中亞則繼續傳布，至十三世紀中葉元世祖時，東方基督教日漸來華，重整旗鼓。
” 這是認也裡可溫與景教本為一脈之傳。
不過也裡可溫乃元代基督教通稱的名字，當時并不知道中間的派别，或統稱為十字教、十字寺而已。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九有很詳細的記載，可以參考。
二 也裡可溫興盛的一斑[442] 元代起自蒙古，當其未入中國之先，曾據有中亞細亞諸地，即基督教廣行的地方，後來又西侵歐洲，北抵俄羅斯，羅馬派與希臘派的基督教都為所吸收。
及至入主中國，此等教派都亦随之而來，彌漫内地。
最顯著的則為鎮江杭州的七寺，其實并不是獨盛于鎮江杭州，之所以如此，[443]乃是由于鎮江《大興國寺碑》文獨保存在《（至順）鎮江志》中的緣故。
[444]假使我們看一看元朝的官制，在《元通制條格·僧道詞訟門》有一條記載：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為和尚、也裡可溫、先生、等，開讀了聖旨的上頭，奉聖旨教俺與禦史台、集賢院、宣政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禦史台、集賢院、崇福司來省裡一處商量來。
崇福司官說：楊暗普奏也裡可溫教崇福司管時分，我聽得道來，這勾當是大勾當，不曾與省台一處商量，省台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裡可溫犯的勾當多有，便有壹佰個官人也管不得[445]，這事斷難行，麼道說有。
”[446] 宣政院是管釋教的，集賢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是管也裡可溫教的，當時楊暗普做江南釋教總統，崇福司就根據他的奏章提出這番意見；可見也裡可溫人數之多了。
再從《（至順）鎮江志》戶口類看：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之中有也裡可溫二十三戶，一萬五百五十五人口之中有也裡可溫一百六人，二千九百四十八單身之中有也裡可溫一百九人。
從鎮江一區講，一百六十七戶中有一戶也裡可溫，六十三人中有一個也裡可溫人。
宜乎要說“一百個官人也管不得”了。
但這還是單從江南一部分講，若從《元史·職官列傳》去看，有許多寫着也裡可溫字樣：北方如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直隸等省，南方如廣東、雲南、江浙等省，皆有也裡可溫駐居，那當然也有禮拜寺及崇福司等在各該處。
再據《元史·順帝紀》，說到别吉太後之喪有： “後至元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後”雲雲。
甘州有十字寺，馬可孛羅也提及過：“甘州者……其地基督教徒于城中建大禮拜寺二所。
”别吉太後是信奉基督教的，《文苑紀》有“命也裡可溫于顯懿莊聖皇後神禦殿作佛事”的話，這不獨可以知道别吉皇後是基督徒，更足以證明也裡可溫已普遍于全國了。
《元史》所見“某某者，也裡可溫人”，有達官，有孝子，有良醫，有學者，有義士……很多很多，而且他們的名氏又多與古基督徒相同。
元代著名的文學家馬祖常（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三），本是聶斯脫裡望族，也是曆代的大官，從他所著的曾祖《月合乃神道碑》（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四），[447]便可以知道他們是元代大族，都是也裡可溫人。
黃溍曾著《馬氏世譜》，記載極詳，餘阙《合淝修城記》記馬世德政績，也有也裡可溫國人字樣（見《青陽集》卷三）。
《中國基督教四大危急時期》裡說到，羅馬教王尼古拉司第四，[448]命佛蘭西司可派教士孟德可兒米諾來華，由印度至燕京，孜孜布道，得世祖許可，建教堂于燕京，信徒達六千餘人。
後又得可隆教士阿諾爾來相助，教務愈加發達。
孟德将印度及中國教會情形報告到羅馬，教王嘉其功績，封為中國主教。
後來羅馬教士繼續來華傳教者日多，基督教便日益興旺。
不過這裡明說是佛蘭西司可派，那末，與江南的聶斯脫裡的派别不同，不過在當時都稱為也裡可溫，現在我們也無法把它分别清楚；[449]好像現在中國傳教的一百三十多宗派，都叫它基督教一樣。
三 也裡可溫與佛道的争端 在元代文告中，每以和尚、也裡可溫、先生并稱，或稱僧、道、也裡可溫，于是便發生朝賀班次的争端。
《至元辨僞錄》卷三曾有：[450] “釋道兩路，各不相妨，隻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
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疊屑人奉彌失诃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
”（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八十七所引）[451] 這是出于佛教徒之口，可見當時各教互争的情形。
又《元典章》卷三十三有：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準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教所呈：溫州路有也裡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戶，本充教戶計，及行将法箓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于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動緻争競，将先生人等毆打，深為不便。
申乞轉呈上司禁約事。
[452]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存僧道二教，[453]各令管領，别無也裡可溫教門。
近年以來，因随路有一等規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戶計，遂于各處再設衙門，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奪管領，實為不應。
呈乞照驗。
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拟，議得即目随朝慶賀班次，[454]和尚、先生祝贊之後，方至也裡可溫人等，拟合依例照會外，據擅自招收戶計、并攙管法箓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嚴加禁治，相應具呈照詳。
得此，都省咨請照驗，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屬并僧道箓司、也裡可溫掌教司，[455]依上施行。
” 這一道咨文是根據道教的呈控，其重要原因乃在将法箓先生誘化。
所謂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認為侵奪管領之權。
其餘如祝聖祈禱時的班次，甚至将法箓先生毆打等話，原屬附帶的問題，并不十分重要，但也可想見也裡可溫的興盛，乃至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擠。
現在禮部既明定朝賀班次并禁止招收戶計，并謂投充戶計是為規避差役，這自然是片面的判決，然亦适足反證基督教人數的加增影響到法箓先生。
還有一件與佛教的争端，就是鎮江十字寺的交涉，竟至被佛教沒收改作金山下院，也裡可溫實受了一大打擊。
金山寺本來是晉朝建武時建立的，初名叫澤心，後來梁天監水陸法式，就在寺中營齋，宋大中祥符的時候改名叫龍遊；到元朝至元十六年的時候，馬薛裡吉思做鎮江達魯花赤，建立十字寺于西津岡頭，到二十七年，乃收金山寺為下院，這是趙孟的按語。
到這時候，元仁宗頗信仰佛教，收十字寺複改為金山下院，歸佛教所有，趙孟奉敕撰碑，[456]立于其地。
其碑文中有： “也裡可溫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毀拆十字，命前畫塑白塔寺工劉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薩天龍圖像，官具給須用物，[457]以還金山。
庚辰，薦降玺書護持，金山也裡可溫子子孫孫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論……特奉玉音，[458]金山地外道也裡可溫倚勢修蓋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繪畫寺壁，永以為金山下院。
命臣孟為文，[459]立碑金山，傳示無極雲”雲。
（見《（至順）鎮江志》卷十） 同時，潘昂霄也奉敕撰碑，[460]有： “至元十六年，也裡可溫馬薛裡吉思者，绾監郡符，勢張甚，掇危峰秀絕之所，[461]屋其颠，祠彼教，曰銀山寺，營隙為侪類葬區……今皇踐祚，[462]敕宣政臣婆闾等，即寺故像撤去之，[463]仿京刹梵相，朱金绀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應聲長老，錫名金山寺般若禅院，舉域一辭，歸誠贊羨。
”[464]（同上） 也裡可溫經打擊以後，或日即于衰微，而至于滅亡，亦未可知。
考查也裡可溫滅亡的原因，除了異教徒的壓迫以外，尚有一重大的原因，在《四大危急時期》中說： “中國景教徒為數頗衆，大半系蒙古人，非中國人，威廉羅伯魯不克來華，即在中亞傳道，與中亞景教接觸，評其缺乏智識……設此兩派耶教均以基督為法，互相敬愛……則耶教在華在亞之發展，必無限量也……總主教約翰初居北京甯夏時，景教徒極力反對，是以兩方互仇，不能協力同心……約翰嘗捕入法庭，屢受污辱……” 由此可知，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兩派基督教既自相傾軋，自然佛教得收漁翁之利。
此所謂景教，即指南方的也裡可溫，依唐人名而名的。
仁宗以後，元朝的國勢日衰，曆三十年即亡國，斯時的基督教也就随着國祚而消滅。
因為它既然藉着國家的勢力而興隆，當然要随着國勢而衰滅，固不單是由于教派傾軋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