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時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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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晉譯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觀佛三昧海經》、《觀無量壽經》等。
此外尚有一譯務上的偉人，名叫昙無谶，是中天竺人，起初學習小乘，深明印度五明之學，後來學習大乘，在北涼沮渠蒙遜的時候來華，曾經攜來《涅槃經》。
那時智猛也從天竺帶來了《涅槃經》，不過僅前分二十卷，惟昙無谶所攜的乃前後分四十卷，便譯成華文。
又譯《大方等大集經》、《金光明經》、《悲華經》、《楞伽經》、[174]《菩薩地持經》，[175]以及《優婆塞戒》、《菩薩戒》等律本，在譯務上的成績亦很可觀。
綜當時譯務上的人材，羅什、覺賢、昙無谶，[176]可稱為六朝時的三大哲。
總上所譯，已占佛經的大部分，《四阿含》、《華嚴》、《法華》、《涅槃》，皆全譯出；《大集》、《寶積》也譯出半數；《般若》小品大品，單行大乘經數十部；戒律、大小乘論，也譯出不少，可以想見其盛了。
此後又有求那跋陀羅的譯《楞伽》、《雜阿含》、《阿毗昙論》等；菩提流支再譯《楞伽》，[177]及《解深密》、《思益梵天》等經，[178]及《十地論》等；勒那摩提譯《寶性論》；佛陀扇多譯《寶積》諸品及《攝大乘論》；拘那羅陀，即真谛，譯《大乘起信論》、《攝大乘論》、《決定藏論》、《中邊分别論》、《大乘唯識論》、《大宗地玄文本論》、[179]《俱舍釋論》等，為羅什後譯述最多的人。
般若流支譯《唯識論》、《順中論》；[180]以及那連提耶舍、阇那崛多、達摩笈多、波羅頗迦羅這些人，[181]所譯雖不少，然皆屬于論部，惟真谛所譯《起信論》、《唯識論》，卻為大乘法相輸入的關鍵，關系非常之大，所以人都稱他為小玄奘。
從此以後，則入于第三期了，這期中的巨擘，要算玄奘，在這裡暫不叙述，留在下文再說罷！ 二 帝王的信佛 佛教自東漢輸入中國，明帝為建白馬寺于京城，同時明帝之弟楚王劉英極信仰之，[182]《後漢書·楚王英傳》記之甚詳，有：“尚浮屠之仁慈……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等語。
梁啟超謂其信奉佛教，乃受地域的影響。
其次如漢桓帝建祠宮中，吳大帝孫權歡迎康僧會，皆漢代三國帝王中信仰佛教之證。
[183]到了晉朝，後趙石勒、石虎的敬禮佛圖澄，起佛寺至八百九十餘所；甚至當時的國人，相戒不生惡念，以“大和尚知汝”為戒，其感化力的偉大至此（見《高僧傳·佛圖澄傳》）。
其弟子道安與習鑿齒為友，同歸苻堅，堅喜曰：“朕以十萬師取襄陽，所得唯一人半，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
”其重視道安又至此。
後涼後秦的優待鸠摩羅什，居之于逍遙園，待之以國師禮，皆足影響到當時的社會。
南朝的帝王中，[184]幾無一不信佛教。
宋之文帝，曾任慧琳參與朝政，[185]時人稱他為黑衣宰相；又迎求那跋摩于天竺，命居祇洹寺講《法華經》，帝率群臣親臨聽講；複設戒壇于南林寺，授僧尼戒律。
孝武帝優容昙标，齊高帝聽僧遠講《維摩經》于莊嚴寺，又任沙門法獻、法暢參知政事，時人稱為黑衣二傑。
梁武帝信佛尤笃，初奉道教，繼乃舍道奉佛，曾率道俗二萬人，于天監三年舉行舍道信佛大典禮；時光宅寺法雲，開善寺智藏，莊嚴寺僧旻，稱為三大法師，帝皆笃信而尊崇之；又親自受戒于慧約，[186]建戒壇于禁中，受戒者有四萬八千人之多；親聽僧旻講《勝鬘經》，且自注《大品般若》；迎達摩于廣州，為之撰文立碑；迎真谛于南海，令翻譯經典；曾經三幸同泰寺舍身，設盂蘭盆會；及至侯景兵臨城下，餓死台城，猶荷荷念佛。
[187]陳宣帝崇信智，聽經于太極殿。
智後為晉王楊廣招至揚州，[188]創立天台宗派。
至于北朝諸帝中，亦多信佛，北涼沮渠蒙遜迎昙無谶于天竺，令譯《涅槃經》。
後魏孝文帝竟至七次下敕，振興佛教。
宣武帝精通教理，親講《維摩》；且迎菩提流支，從事譯務；國内寺院多至萬三千餘所，僧侶至二百萬人，西域沙門有三千之多，可謂北朝佛教最盛的時候。
從此以後，曆隋唐而至清，帝王信佛非常之多，佛教在中國興盛之故，大半因此。
下文當再詳說。
三 佛道的混合 晉代之初，研究道家學說者，群以注老莊之書為務，如孫登、王弼等的注《老子》、向秀、郭象等的注《莊子》，皆足以觇當時的學風。
南北朝時，道教漸形成為具體的宗教，設壇場，授符箓，營齋醮，哲學的道家，至是完全成為宗教了，但皆從摹仿佛教而來，馬端臨說[189]：“理緻之見于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強欲效之，則隻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具于科教者，道家為優，釋氏強欲效之，則隻見其荒誕不切矣。
”（見《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釋道兩家的互相摹仿，固為不可掩飾的事實，所以自晉代以後，兩教在思想上、儀式上，都有漸趨于混同之勢。
它們在思想上既同屬于厭世，在儀式上又複有經典科教的辦法，黃冠缁流無非一邱之貉，于是乎道佛本一、三教同源的說素，也漸漸地産生了。
我們若從當時道教所發生的派别，與佛教的派别互為比較，也可以見得在思想上的相同。
（一）虛無派，根據老子無名無為的學理，以為天地萬物莫不以無為本，所以王弼注《老子》，有“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的話。
這與佛教中以無為主的成實宗沒有兩樣。
（二）崇有派，與虛無派立在相反的地位，裴所著《崇有論》以為，老子之有生于無，雖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力辟當時虛無派的謬誤。
與佛教中一切有部的俱舍宗相同。
（三）神仙派，《抱樸子》是這一派的代表，以玄為天地宇宙的本體，合乎玄道的便可以成神仙。
《暢玄》篇中說：“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
”此殆以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的話做根據，與佛教認真如為不生不滅的宇宙本體，一樣是大乘教的思想了。
（四）無君派，《抱樸子·诘鮑》篇載抱樸子與鮑敬言讨論無君問題，說甚長，抱樸子說：“鮑生好老莊之言，以為古者無君，勝于今世……夫強者淩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
”此種主張，似今之無政府主義；但是他們的主張廢君，卻不是為了伸張民權，乃是覺得人君易于作惡，這與佛教敝屣尊榮，認富貴為罪惡之源一樣觀念。
可以提出來比較的問題很多，現在不必再舉，已經可以證明佛道思想的融通，又加以儀制的互相取法，自然漸趨一緻了。
周颙與張融讨論這個問題，曾經著通源之論，[190]言釋道本無二緻，嘗喻之曰：“昔有鴻飛天……越人以為凫，楚人以為，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
”[191]周颙就張融“緻本則同”之義，[192]說道：道之虛無，與佛之法性，本末無二，道之虛無為形式，佛之虛無為法性[193]（見《弘明集》卷六）。
故顧歡《夷夏論》中說：“佛即道也，道即佛也……泥洹仙化，各是一術，[194]佛号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195]在名則反，在實則合。
”同時有明僧紹、謝鎮之、朱昭之、朱廣之、釋慧通、釋僧愍等與之辯駁（見《弘明集》卷六卷七）。
[196]這都是認佛道思想一緻的論調。
至于建寺觀，塑神像，禮經忏，虔禮拜，在種種儀式和制度上又複相同，故中國民衆對于二教的觀念和信仰，初無何等軒轾。
四 佛道的争端 佛道兩教，思想儀式既趨一緻，何以複發生争端？這種争端并不是由于兩教本身而起，乃是一般有權勢的人借此以行使他的權威。
佛教所遭遇的“三武一宗”之厄，在佛教則張大其辭，自召其禍，如《佛道論衡》所記鬥法等事，與《弘明集》所搜集的論文，
此外尚有一譯務上的偉人，名叫昙無谶，是中天竺人，起初學習小乘，深明印度五明之學，後來學習大乘，在北涼沮渠蒙遜的時候來華，曾經攜來《涅槃經》。
那時智猛也從天竺帶來了《涅槃經》，不過僅前分二十卷，惟昙無谶所攜的乃前後分四十卷，便譯成華文。
又譯《大方等大集經》、《金光明經》、《悲華經》、《楞伽經》、[174]《菩薩地持經》，[175]以及《優婆塞戒》、《菩薩戒》等律本，在譯務上的成績亦很可觀。
綜當時譯務上的人材，羅什、覺賢、昙無谶，[176]可稱為六朝時的三大哲。
總上所譯，已占佛經的大部分，《四阿含》、《華嚴》、《法華》、《涅槃》，皆全譯出；《大集》、《寶積》也譯出半數；《般若》小品大品，單行大乘經數十部；戒律、大小乘論，也譯出不少，可以想見其盛了。
此後又有求那跋陀羅的譯《楞伽》、《雜阿含》、《阿毗昙論》等；菩提流支再譯《楞伽》，[177]及《解深密》、《思益梵天》等經，[178]及《十地論》等；勒那摩提譯《寶性論》；佛陀扇多譯《寶積》諸品及《攝大乘論》；拘那羅陀，即真谛，譯《大乘起信論》、《攝大乘論》、《決定藏論》、《中邊分别論》、《大乘唯識論》、《大宗地玄文本論》、[179]《俱舍釋論》等，為羅什後譯述最多的人。
般若流支譯《唯識論》、《順中論》；[180]以及那連提耶舍、阇那崛多、達摩笈多、波羅頗迦羅這些人，[181]所譯雖不少，然皆屬于論部，惟真谛所譯《起信論》、《唯識論》，卻為大乘法相輸入的關鍵，關系非常之大，所以人都稱他為小玄奘。
從此以後，則入于第三期了，這期中的巨擘，要算玄奘，在這裡暫不叙述，留在下文再說罷！ 二 帝王的信佛 佛教自東漢輸入中國，明帝為建白馬寺于京城，同時明帝之弟楚王劉英極信仰之，[182]《後漢書·楚王英傳》記之甚詳，有：“尚浮屠之仁慈……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等語。
梁啟超謂其信奉佛教，乃受地域的影響。
其次如漢桓帝建祠宮中，吳大帝孫權歡迎康僧會，皆漢代三國帝王中信仰佛教之證。
[183]到了晉朝，後趙石勒、石虎的敬禮佛圖澄，起佛寺至八百九十餘所；甚至當時的國人，相戒不生惡念，以“大和尚知汝”為戒，其感化力的偉大至此（見《高僧傳·佛圖澄傳》）。
其弟子道安與習鑿齒為友，同歸苻堅，堅喜曰：“朕以十萬師取襄陽，所得唯一人半，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
”其重視道安又至此。
後涼後秦的優待鸠摩羅什，居之于逍遙園，待之以國師禮，皆足影響到當時的社會。
南朝的帝王中，[184]幾無一不信佛教。
宋之文帝，曾任慧琳參與朝政，[185]時人稱他為黑衣宰相；又迎求那跋摩于天竺，命居祇洹寺講《法華經》，帝率群臣親臨聽講；複設戒壇于南林寺，授僧尼戒律。
孝武帝優容昙标，齊高帝聽僧遠講《維摩經》于莊嚴寺，又任沙門法獻、法暢參知政事，時人稱為黑衣二傑。
梁武帝信佛尤笃，初奉道教，繼乃舍道奉佛，曾率道俗二萬人，于天監三年舉行舍道信佛大典禮；時光宅寺法雲，開善寺智藏，莊嚴寺僧旻，稱為三大法師，帝皆笃信而尊崇之；又親自受戒于慧約，[186]建戒壇于禁中，受戒者有四萬八千人之多；親聽僧旻講《勝鬘經》，且自注《大品般若》；迎達摩于廣州，為之撰文立碑；迎真谛于南海，令翻譯經典；曾經三幸同泰寺舍身，設盂蘭盆會；及至侯景兵臨城下，餓死台城，猶荷荷念佛。
[187]陳宣帝崇信智，聽經于太極殿。
智後為晉王楊廣招至揚州，[188]創立天台宗派。
至于北朝諸帝中，亦多信佛，北涼沮渠蒙遜迎昙無谶于天竺，令譯《涅槃經》。
後魏孝文帝竟至七次下敕，振興佛教。
宣武帝精通教理，親講《維摩》；且迎菩提流支，從事譯務；國内寺院多至萬三千餘所，僧侶至二百萬人，西域沙門有三千之多，可謂北朝佛教最盛的時候。
從此以後，曆隋唐而至清，帝王信佛非常之多，佛教在中國興盛之故，大半因此。
下文當再詳說。
三 佛道的混合 晉代之初，研究道家學說者，群以注老莊之書為務，如孫登、王弼等的注《老子》、向秀、郭象等的注《莊子》，皆足以觇當時的學風。
南北朝時，道教漸形成為具體的宗教，設壇場，授符箓，營齋醮，哲學的道家，至是完全成為宗教了，但皆從摹仿佛教而來，馬端臨說[189]：“理緻之見于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強欲效之，則隻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具于科教者，道家為優，釋氏強欲效之，則隻見其荒誕不切矣。
”（見《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釋道兩家的互相摹仿，固為不可掩飾的事實，所以自晉代以後，兩教在思想上、儀式上，都有漸趨于混同之勢。
它們在思想上既同屬于厭世，在儀式上又複有經典科教的辦法，黃冠缁流無非一邱之貉，于是乎道佛本一、三教同源的說素，也漸漸地産生了。
我們若從當時道教所發生的派别，與佛教的派别互為比較，也可以見得在思想上的相同。
（一）虛無派，根據老子無名無為的學理，以為天地萬物莫不以無為本，所以王弼注《老子》，有“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的話。
這與佛教中以無為主的成實宗沒有兩樣。
（二）崇有派，與虛無派立在相反的地位，裴所著《崇有論》以為，老子之有生于無，雖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力辟當時虛無派的謬誤。
與佛教中一切有部的俱舍宗相同。
（三）神仙派，《抱樸子》是這一派的代表，以玄為天地宇宙的本體，合乎玄道的便可以成神仙。
《暢玄》篇中說：“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
”此殆以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的話做根據，與佛教認真如為不生不滅的宇宙本體，一樣是大乘教的思想了。
（四）無君派，《抱樸子·诘鮑》篇載抱樸子與鮑敬言讨論無君問題，說甚長，抱樸子說：“鮑生好老莊之言，以為古者無君，勝于今世……夫強者淩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
”此種主張，似今之無政府主義；但是他們的主張廢君，卻不是為了伸張民權，乃是覺得人君易于作惡，這與佛教敝屣尊榮，認富貴為罪惡之源一樣觀念。
可以提出來比較的問題很多，現在不必再舉，已經可以證明佛道思想的融通，又加以儀制的互相取法，自然漸趨一緻了。
周颙與張融讨論這個問題，曾經著通源之論，[190]言釋道本無二緻，嘗喻之曰：“昔有鴻飛天……越人以為凫，楚人以為，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
”[191]周颙就張融“緻本則同”之義，[192]說道：道之虛無，與佛之法性，本末無二，道之虛無為形式，佛之虛無為法性[193]（見《弘明集》卷六）。
故顧歡《夷夏論》中說：“佛即道也，道即佛也……泥洹仙化，各是一術，[194]佛号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195]在名則反，在實則合。
”同時有明僧紹、謝鎮之、朱昭之、朱廣之、釋慧通、釋僧愍等與之辯駁（見《弘明集》卷六卷七）。
[196]這都是認佛道思想一緻的論調。
至于建寺觀，塑神像，禮經忏，虔禮拜，在種種儀式和制度上又複相同，故中國民衆對于二教的觀念和信仰，初無何等軒轾。
四 佛道的争端 佛道兩教，思想儀式既趨一緻，何以複發生争端？這種争端并不是由于兩教本身而起，乃是一般有權勢的人借此以行使他的權威。
佛教所遭遇的“三武一宗”之厄，在佛教則張大其辭，自召其禍，如《佛道論衡》所記鬥法等事，與《弘明集》所搜集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