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秦漢時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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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禍亂相尋。
有了這兩大原因，老莊思想漸受一般人的歡迎，卒造成晉代思想的放任主義。
就老莊思想的本身講來，雖不能肯定為純粹的厭世主義，但從老莊的言論所表現的精神，卻不能否認為厭世思想的淵源。
他們對于現代社會的不滿，曾發表很激烈的反抗言論，像老子“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的主張，他見得當時的政治，無非“損不足以奉有餘”，當時的社會無非飾僞欺詐，已經到了無法補救的時候。
莊子尤其厲害，所謂“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149]真是把當時社會的罪惡一語罵盡。
他看得人生毫無意義，他說：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見《莊子·齊物論》）[150] 他的忘生死、齊物論，比老子尤為消極，看人生的空幻，不過是一個夢境。
楊朱、列子都有同樣的厭世表現。
他們認定世界是一個痛苦的世界，而造成世界痛苦的主要原因，不外一個欲字，因為有欲，所以逞智；因為弄智，所以鬥巧；一切從鬥智鬥巧所發生的詐僞和罪惡，無非出發于各圖一己的私欲。
所以老子主張絕欲去智，複歸于樸，莊子主張剖鬥折衡。
欲根于己，所以又主張無我。
老子說：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見《老子》第十三章） 莊子說：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
”（見《莊子·至樂》篇） 莊子的忘生死，即老子的無我；無我的理想境界，是一個“老死不相往來”的古代社會，與佛國天堂同一意義。
這是從老莊學說本身上看出厭世的思想，當漢末的時代，這種思想便乘機複活起來，使當時的人生觀發生絕大的改變。
二 厭世思想與佛教 大乘的佛教雖不盡屬出世，但漢代所輸入的佛教都是小乘，單講出世而不講入世。
出世主義原是最初佛教的根本義，為什麼要出世？因為世界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生老病死是人生最顯著的痛苦，釋迦用長時間的參悟，無非欲超脫這種痛苦。
他覺悟到解脫痛苦的方法，第一步入手必須從破除二執，就是我執與法執。
因為有執，便生出障來，最大的障就是貪嗔癡三毒，三毒是一切痛苦的原因，有因便有果，所以提出十二因緣及苦集滅道四谛，說明三世因果的道理。
集是苦的因，集又根于欲，欲實為一切痛苦之因，故欲解除痛苦，首重克制。
克制必須守戒，一切戒律無非是要克制身口意的欲念。
能守戒便沒有欲念，便是消滅苦因的根本辦法，同時方可以進一層得到定與慧的覺悟。
這就是佛教離苦得樂的究竟。
他們看世界人生，既然有主觀的欲念，又有客觀的誘惑，所以世間是一個苦海，一切衆生都沉淪在這苦海之中。
而沒有别的方法可以解脫，隻有自己覺悟，把一切都看空了，就是所謂“人空觀”與“法空觀”。
人不過是四大和合的因緣關系，世界萬事萬物都不過是水花泡影、瞬息萬變的。
無論是身外的富貴榮華，還是自身的軀殼，都不過是昙花一現，如水中波浪、鏡中明月，轉瞬即滅的，這就是所謂人空觀。
一切森羅萬象，俱非實在，好像海市蜃樓，變幻莫測，不但是空，亦且是假，這便是所謂法空觀。
人與法既然是這樣空假，那末，對于自身的功名事業，對于社會的興革損益，都不必去十分認真，最好能脫離這種牽掣，隻求自身的安閑自在，心境快樂，就是所謂涅槃境界。
這種涅槃境界，好像是一個世外桃源，在方寸之間，别有一種無憂無慮的景況，這與道家的理想社會如出一轍的。
我們假使研究佛道兩家思想上的同異，我們可以決斷他們在厭世思想方面是完全一緻的，尤其是他們在各方面互相仿效，馬端臨說過：[151] “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于清靜；清靜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于寂滅。
蓋清靜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靜無為者也。
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
”（見《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152] 從這段話可以見得當時儒釋道三家，在學說上互相仿效，互相競勝，所以一般喜新厭故的人，舍儒而學道，舍道而學佛，從淑世的儒家思想而走入厭世的老佛思想。
這是漢末在宗教思想上的一個很顯然的變遷。
三 厭世思想與當時文學家 漢代學術以經學為中心，兩漢著名的經學家固屬不勝枚舉，但同時又有一班詞賦家，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往往帶着一些消極的思想。
最初如賈誼的自傷，所著《吊屈原賦》、《鳥賦》，與屈原之《離騷》有同樣的憂思，故司馬遷曾以屈賈同傳。
漢代的辭賦文學，大半受《離騷》的影響，如嚴忌的《哀時命》，揚雄的《畔牢愁》，都是憫屈原而仿《離騷》之作。
此外則馮衍的《顯志》，崔篆的《慰志》，又皆懷才不遇而聊以解嘲的作品。
司馬相如為漢代辭賦家的傑出者，[153]托神仙以作《大人賦》。
張衡為漢代科學家，亦有《四愁》之作。
其餘辭賦家的作品，頗多藉文章以洩其胸中悲憤，有悲觀厭世的傾向。
淮南為道家，所著《鴻烈解》，多有言神仙黃白之術，大小山八公之徒尤為淮南思想的靈魂，《原道訓》根于《九師說》，中多《老》《易》混合的話，實開晉代側重《老》《易》之先河。
繼此而導漢代思想于厭世之境者，厥惟建安七子。
建安文學，實總兩漢的菁英，開六朝的先路，當時影響最大的，先要推到曹氏父子。
以一世之雄的曹操，亦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之歎。
聰穎如曹植，往往借《愁思婦》而發為哀辭。
至于七子之倫，大都悲涼哀怨，以寫其胸懷，而漸啟六朝頹廢的思想。
其次則為正始中的王弼、何晏，始明倡老莊之學，王弼注《老子》、《周易》，何晏作《道德論》，都足燃老莊學說的死灰。
當世競慕其風，前有四聰八達的同調，後有竹林七賢的揚波，延及六朝，風氣為變。
之二人者，實為厭世思想的向導，宜乎範甯之責其罪浮桀纣，嘗說： “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遊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以惑世。
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将墜。
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
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欤！”（見《晉書》卷七十五《範汪傳附子甯傳》）[154] 範氏深惡痛切至此，以為清談之禍肇自二人，雖或言之過當，而王、何二人的倡導《老》《易》，實影響于當時思想的劇變，為不可諱的事實。
綜漢代文學家的言論，從經術的厭倦與時局的喪亂之中，漸趨向于老佛，而發表為消極厭世的思想，也是時會使然的。
有了這兩大原因，老莊思想漸受一般人的歡迎，卒造成晉代思想的放任主義。
就老莊思想的本身講來，雖不能肯定為純粹的厭世主義，但從老莊的言論所表現的精神，卻不能否認為厭世思想的淵源。
他們對于現代社會的不滿，曾發表很激烈的反抗言論，像老子“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的主張，他見得當時的政治，無非“損不足以奉有餘”，當時的社會無非飾僞欺詐，已經到了無法補救的時候。
莊子尤其厲害，所謂“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149]真是把當時社會的罪惡一語罵盡。
他看得人生毫無意義，他說：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見《莊子·齊物論》）[150] 他的忘生死、齊物論，比老子尤為消極，看人生的空幻，不過是一個夢境。
楊朱、列子都有同樣的厭世表現。
他們認定世界是一個痛苦的世界，而造成世界痛苦的主要原因，不外一個欲字，因為有欲，所以逞智；因為弄智，所以鬥巧；一切從鬥智鬥巧所發生的詐僞和罪惡，無非出發于各圖一己的私欲。
所以老子主張絕欲去智，複歸于樸，莊子主張剖鬥折衡。
欲根于己，所以又主張無我。
老子說：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見《老子》第十三章） 莊子說：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
”（見《莊子·至樂》篇） 莊子的忘生死，即老子的無我；無我的理想境界，是一個“老死不相往來”的古代社會，與佛國天堂同一意義。
這是從老莊學說本身上看出厭世的思想，當漢末的時代，這種思想便乘機複活起來，使當時的人生觀發生絕大的改變。
二 厭世思想與佛教 大乘的佛教雖不盡屬出世，但漢代所輸入的佛教都是小乘，單講出世而不講入世。
出世主義原是最初佛教的根本義，為什麼要出世？因為世界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生老病死是人生最顯著的痛苦，釋迦用長時間的參悟，無非欲超脫這種痛苦。
他覺悟到解脫痛苦的方法，第一步入手必須從破除二執，就是我執與法執。
因為有執，便生出障來，最大的障就是貪嗔癡三毒，三毒是一切痛苦的原因，有因便有果，所以提出十二因緣及苦集滅道四谛，說明三世因果的道理。
集是苦的因，集又根于欲，欲實為一切痛苦之因，故欲解除痛苦，首重克制。
克制必須守戒，一切戒律無非是要克制身口意的欲念。
能守戒便沒有欲念，便是消滅苦因的根本辦法，同時方可以進一層得到定與慧的覺悟。
這就是佛教離苦得樂的究竟。
他們看世界人生，既然有主觀的欲念，又有客觀的誘惑，所以世間是一個苦海，一切衆生都沉淪在這苦海之中。
而沒有别的方法可以解脫，隻有自己覺悟，把一切都看空了，就是所謂“人空觀”與“法空觀”。
人不過是四大和合的因緣關系，世界萬事萬物都不過是水花泡影、瞬息萬變的。
無論是身外的富貴榮華，還是自身的軀殼，都不過是昙花一現，如水中波浪、鏡中明月，轉瞬即滅的，這就是所謂人空觀。
一切森羅萬象，俱非實在，好像海市蜃樓，變幻莫測，不但是空，亦且是假，這便是所謂法空觀。
人與法既然是這樣空假，那末，對于自身的功名事業，對于社會的興革損益，都不必去十分認真，最好能脫離這種牽掣，隻求自身的安閑自在，心境快樂，就是所謂涅槃境界。
這種涅槃境界，好像是一個世外桃源，在方寸之間，别有一種無憂無慮的景況，這與道家的理想社會如出一轍的。
我們假使研究佛道兩家思想上的同異，我們可以決斷他們在厭世思想方面是完全一緻的，尤其是他們在各方面互相仿效，馬端臨說過：[151] “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于清靜；清靜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于寂滅。
蓋清靜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靜無為者也。
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
”（見《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152] 從這段話可以見得當時儒釋道三家，在學說上互相仿效，互相競勝，所以一般喜新厭故的人，舍儒而學道，舍道而學佛，從淑世的儒家思想而走入厭世的老佛思想。
這是漢末在宗教思想上的一個很顯然的變遷。
三 厭世思想與當時文學家 漢代學術以經學為中心，兩漢著名的經學家固屬不勝枚舉，但同時又有一班詞賦家，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往往帶着一些消極的思想。
最初如賈誼的自傷，所著《吊屈原賦》、《鳥賦》，與屈原之《離騷》有同樣的憂思，故司馬遷曾以屈賈同傳。
漢代的辭賦文學，大半受《離騷》的影響，如嚴忌的《哀時命》，揚雄的《畔牢愁》，都是憫屈原而仿《離騷》之作。
此外則馮衍的《顯志》，崔篆的《慰志》，又皆懷才不遇而聊以解嘲的作品。
司馬相如為漢代辭賦家的傑出者，[153]托神仙以作《大人賦》。
張衡為漢代科學家，亦有《四愁》之作。
其餘辭賦家的作品，頗多藉文章以洩其胸中悲憤，有悲觀厭世的傾向。
淮南為道家，所著《鴻烈解》，多有言神仙黃白之術，大小山八公之徒尤為淮南思想的靈魂，《原道訓》根于《九師說》，中多《老》《易》混合的話，實開晉代側重《老》《易》之先河。
繼此而導漢代思想于厭世之境者，厥惟建安七子。
建安文學，實總兩漢的菁英，開六朝的先路，當時影響最大的，先要推到曹氏父子。
以一世之雄的曹操，亦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之歎。
聰穎如曹植，往往借《愁思婦》而發為哀辭。
至于七子之倫，大都悲涼哀怨，以寫其胸懷，而漸啟六朝頹廢的思想。
其次則為正始中的王弼、何晏，始明倡老莊之學，王弼注《老子》、《周易》，何晏作《道德論》，都足燃老莊學說的死灰。
當世競慕其風，前有四聰八達的同調，後有竹林七賢的揚波，延及六朝，風氣為變。
之二人者，實為厭世思想的向導，宜乎範甯之責其罪浮桀纣，嘗說： “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遊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以惑世。
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将墜。
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
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欤！”（見《晉書》卷七十五《範汪傳附子甯傳》）[154] 範氏深惡痛切至此，以為清談之禍肇自二人，雖或言之過當，而王、何二人的倡導《老》《易》，實影響于當時思想的劇變，為不可諱的事實。
綜漢代文學家的言論，從經術的厭倦與時局的喪亂之中，漸趨向于老佛，而發表為消極厭世的思想，也是時會使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