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國支持教育的能力（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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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那樣。
▲▲▲隻選用了那些既有注冊數據又有經費數據的學校，具體而言，大衆學校是23.28元，職業學校是47.88元。
從本書圖4可以看出，湖北省現行教育方案每年經費總額約為5，904，679元，在這筆款項中，有大約80萬至100萬元（1931—1932年度實為1，355，671元）是中央政府撥給國立武漢大學的。
湖北省政府出了2，414，459元，縣級政府出了1，160，000元。
私立學校和機構花費約2，680，220元。
省教育廳報的1932—1933年度實際總支出為5，618,060元，其中包括社會教育費用，但不包括武漢大學的教育經費。
注334這個數字中2，418，657元或43%,是私立學校的教育經費數，公立學校的教育經費為3，199，403元或57%。
後者中，隻有953，651元是縣财政撥款，其中不包括社會教育的經費。
很明顯，即使撇開政府給私立學校的補助金不計，教育财源至少有三分之二來自私人來源，地方公共财政的支持沒有達到應有的分量。
湖北省、縣級教育經費支出的走勢 本節稍後的表86，顯示了湖北省政府提供本省教育總經費的走勢，包括曆年省政府的各項收入和支出，及其與教育支出對照的百分比。
1914—1915年度省政府的教育支出是50萬元，以後緩慢增長到1925—1926年度的100萬元。
國民政府成立後，教育經費增到兩倍多。
1928—1933年間，湖北省政府每年投入教育的費用都超過200萬元。
1930—1931年度達到了高峰，即達到3，146，932元。
然而，和其他政府支出相比，總體而言，教育支出的百分比仍遠遠落于軍費支出和一般行政費用。
1914—1924年間，教育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5.9%到10.2%之間。
1925—1926年度，因總支出數據不可信，教育支出的數據也不可靠。
而1927年以後，教育支出的百分比顯著增長，1927—1932年間曾達到9.8%至16.3%，但仍遠低于《五五憲草》規定的30%。
而軍費開支卻長期占到政府總支出的50%以上，直到近幾年才大幅降下來，還仍有一半年份占政府總支出的25%左右。
縣級教育，包括私立學校經費支出的走勢，請見表84。
表84各縣教育支出總額差異分布表 續表 資料來源： 1.E，F，G，H. 2.《最近湖北教育一覽》，1932年。
3.《民國22年湖北省教育概況統計》，1933年。
從表84可以看出，各縣教育支出總額有巨大的差異。
為了對比，本書地圖1把各縣這種差異和教育機會的覆蓋度顯示出來。
1932年隻有一個縣的教育支出超過了61,000元，隻有五個縣在41,000元到55,000元之間，而同年中位值是15，667元。
1913年教育支出的中位值是10，200元，到1915年就穩步下降到了6，941.8元。
之後，1931年曾增加到了16，334元，但到1932年又下降。
按照1913年币值計算，1932年的中位值甚至比1913年的中位值還低。
湖北省對教育方案的财政支持 過去的支學 盡管大家已知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19年）已有官學，而根據官方各種方志記載，學校的真正起源是在1044年，即宋仁宗慶曆四年。
注335筆者曾花了兩個月時間，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1803—1922年間出版的《湖北通志》，湖北省10個府的府志、69個縣的縣志。
注336我發現在現代學校建立之前，學校是靠人們捐贈學田和學款支撐的，捐助者主要是地方社團人士，其次是地方政府官員。
據資料記載，從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建立學田以來，估計總田數為96，394.47畝，加上1，896塊未測量散地。
學校總學款為82，120.312兩和5，109，719.965串錢。
然而，無法從記載中判斷民國成立以來的實際存量。
上述數字已歸總列入下面的表85中，詳細表格則已歸檔。
注337 表851355—1896年湖北省學田和學款統計概況表 續表 數據來源： 原始來源——《湖北通志》，第62卷，第7部分，1921年，以此為主要基礎，并根據10個府志、69個縣志以及1614—1896年間出版物，做了補充和修正。
輔助來源——見筆者為每個縣制作的參考資料表、學田和學款表格。
這些資料現均已存檔。
表85表明，直接的稅款和撥款很少。
如稅收名錄顯示，各區支付的稅收配額合計為1，900，354.133兩白銀，而其中批準給所有教育官員薪水和開支、典禮和考試的開支撥款，僅有22，633.759兩，即隻占其稅收合計總額的1.19%。
注338學田收入和錢款的原定目的，依案例多少列舉如下： 1.書院的經常開支； 2.書院學者的薪獎； 3.考生的交通費； 4.義學或公助蒙學； 5.孔廟的維修和祭典費； 6.考試的紙卷及廳堂費。
捐贈的每個對象機構和捐贈用途，皆由地方鄉紳選舉的董事會控制。
由此可見，湖北素有一個承續幾百年、由地方資助學校的傳統。
不過，這些捐贈的學田學款、政府的經常撥款，數額都較微薄，而且從捐贈的目的看，這種支學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資助，而隻是為被選出的少數人提供機會而已。
對現代學校的支持 湖北在建立現代公立學校方面，曾是各省中的領頭者。
注3391892年，張之洞總督在湖北鐵政局附設化學堂、礦學堂和工藝學堂，标志了湖北現代教育的高峰期。
注340在他的領導下，各級現代學校迅速發展起來，直到清朝末年，湖北幾乎在數量和影響力上都處于各省領先地位。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新式學校為1911年從武昌首義的辛亥革命鋪平了勝利的道路。
注341 一開始，張總督就把過去給舊式書院的捐贈和湖北省分得的庚款稅收，都轉用于支持新式學校，并且将一些廟宇和宗祠用作校舍。
後來，又以各縣或地區的土地附加稅和各種小額雜稅補助學校的經常開支。
注342 教育收入的來源 1911年，省政府的教育預算為820,000兩白銀，這筆預算75%主要來源于指定專用的鹽稅，其餘部分來自所謂的5—5和9—9學稅。
1912年，鹽稅被中央政府接收。
從那時起，省立學校就由财政撥付了。
注343 省政府的收入來源請見表86。
為做比較，也列入了省政府各個支出項目。
表86表明，省政府的收入從1914—1915年度的7，320,000元穩步增加到了1932—1933年度的23，843，930元，增加到300%以上。
到1926年，稅源有：（1）商品稅占總收入的22.22%—54.92%，（2）地稅占總收入的22.22%—33.99%，（3）契稅、屠宰稅、經紀人營業執照稅、典當稅和其他非稅性收入約占總收入的12.3%—55.56%。
從1926年起，地稅的重要性逐漸降低，1932—1933年度一年僅占總收入的2.7%。
廢除商品稅（即厘金）後，營業稅越來越重要。
其虧損部分則由中央補助（占總收入的23.70%—32.78%）和借款（1932—1933年度為1，866，843元，即總收入的11%）彌補。
注344 1932—1933年度的情況已見本書第七章圖4所示。
1932—1933年度，省教育基金由省金庫撥款。
其來源有雜稅和漢口特别市的公費收入（40.38%）、中央補助（29.99%）、包括執照稅和屠宰稅在内的營業稅（10.26%）、公債（6.8%）、地稅（2.7%）、契約稅和房産稅（2.62%）及其他非稅收收入（7.25%）。
财政控制狀況和縣級教育收入來源的情況，請見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表41和圖5。
表861914—1915到1932—1933财政年度期間湖北省政府收入分類比較表，第Ⅰ部分 （1927—1933年為實際支出） 為便于比較做了一些核正和歸并 續表 資料來源： 1.來自關于1914年以來湖北财政情況報告的文章，《湖北财政月刊》第5卷第3、4期，第225—228頁。
2.《民國21年湖北省财政報告書》，第30—31頁，表格。
3.《民國22年3月至6月湖北省财政報告》，附錄。
注：1.此處1914—1928年間的數據隻分出了土地稅和統一貨物稅兩類，其餘部分無法得到分類根據，故都不分類而列入後面的“1914—1928年未分類”的欄目中。
2.除了1932—1933年度外，沒有收集到單獨開列的公債的收入數字。
該年度數字中，還有一筆1，631，476.15元的公債收入數字前後不一緻。
3.來源1的文章中提供了1927—1928年度和1931—1932年度的總收入和總支出數額，曾有1，000，000元到7，700，000元的誤差。
表86第Ⅰ部分（續） 續表 表86第Ⅱ部分 1914—1933年間湖北省政府的支出（實際） 續表 表86第Ⅱ部分（續） 續表 注：1.民事行政，包括民政、财政和省級政府行政。
1914—1915年度還包括外事支出。
2.其他支出，包括債務償還、公共衛生、地方補助、儲備、公營企業支出和外彙手續費、1929—1931年度上交中央政府的支出等。
3.1927—1928年度的軍費開支，除了一小部分外，可能未列入總支出。
稅收負擔和支持教育的負擔 表87表明，湖北省平均每年向國庫交稅3，700萬元，即人均1.386元；向省庫交稅1，470萬元，人均0.55元；向縣庫交稅700萬元，人均0.264元。
總交稅負擔為5，900萬元，人均2.2元。
國家稅收中大部分間接稅款來自漢口、沙市和宜昌，因而此負擔不免還要由周圍各省的民衆分擔然而假定征稅過程中“一份稅收三份漏”的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湖北民衆的負擔遠比這個數目重得多。
表87湖北省人民交稅負擔總額表（估算） 續表 資料來源：湖北省财政廳：《湖北省稅務概要》，1932年9月，第207—212頁。
平均算下來，全省每人僅擔負縣級教育費0.05元（見表88和表90第38欄）、省級教育費0.089元和中央教育費0.025元，合計0.164元。
這隻是每人交給各級政府的稅收總和的7.5%。
有40個縣，每人擔負教育費低于0.05元；有9個縣，每人擔負超過0.08元。
應城每人擔負教育費最高，達0.254元；房縣最低，僅0.01元。
這些估算都是以總支出為基礎的，由此可見各縣所做的努力及其負擔。
情況請見表88至表90： 表88湖北省人均教育費負擔分布表 ▲實際支出；▲▲預算。
資料來源：請見表90，第36、37欄。
教育方案擴展的經費 在湖北省,特别是在破産的各縣，近期是無法把現行教育方案擴展到任何可觀規模的，除非國家撥款補助。
然而，若恢複了和平與秩序，就須追加預算以推行這種必要的方案了。
湖北省人口約占中國總人口的6%。
由于全國擴大改進方案總經費的概算，根據的是學齡兒童人數占總人口的10%和文盲占總人口的80%（參見表58）。
如果撇開完全由中央資助的項目，将采用全國方案總經費概算值的6%作為湖北獨立推行同類方案所需經費的近似值，就是正确的。
而且，那項概算中采用的單位經費7元，與表90第36欄所示湖北省各縣生均經費7.82元非常接近。
那項概算采用的學齡兒童在校的平均百分比，肯定遠遠高于湖北省學齡兒童在校率，因為如表81第1行所示，湖北省學齡兒童入學率排名非常低。
所以，那項概算的6%這個數字将會遠低于實際需要。
然而，在更準确的估算出來之前，本書還是采用它。
筆者對今後20年義務教育方案的費用做了估算，需要大約178,000,000元。
注345 以6%為根據，湖北今後20年擴大改進方案經費總額至少需要336，120，180元，其分配如下： 1.義務教育和師資培訓239，160,000元 2.成人繼續教育和掃盲20，371，500元 3.小學教師每年薪水上調15，900,000元 4.中等學校的擴展和改進12，329，640元 5.社會教育的改進48，359,040元 合計336，120，180元 省庫必須支付49,478,700元，即每年支付2,474,000元；各縣庫須支付144,911,000元，即每年支付7,245,500元；中央國庫支付141,731,000元，即每年支付7,086,500元。
需要記住的是，這裡都是按貨币等值計算的。
湖北人民能持續供養得起這樣一個教育方案嗎?這個問題隻有在和平和秩序完全恢複後才能有肯定的回答。
湖北省支持教育的能力 湖北省與其他省的比較 湖北省正常年份經濟能力的排位情況，請見表89。
表89顯示，湖北省人口密度在全國各省排名第九。
但在最富裕同時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12個省中，湖北省在人口壓力的方面，是第四小的。
根據兩項估算，湖北省人均耕地排名第一和第八，貿易排名第五，礦産和棉花生産排名第六和第三，省政府收入排名第七。
總之，在正常年份，湖北省經濟和财政活力常常排名第五或第六。
所以，有理由希望湖北省在教育支持方面的排名不低于第五或第六位。
表89湖北省正常年份經濟能力排位表 續表 續表 資料來源與說明： Ⅰ.1.面積來自最新估算，參見ChinaYearBook，1933，p.4；人口來自最新報道，參見《申報年鑒》，1933年，第D4頁。
2.來源于張心一：《中國農田和農作物估算》，第11頁，表Ⅲ。
3.更正了的數據來自劉大鈞：《中國農田統計》，中國經濟學社：《中國經濟問題》，第36頁。
根據張心一的統計，湖北省的數字是19，在25省中排第8。
他的數據是根據（68個地區中的）37個地區報告的僅有3，300萬畝的土地得出的。
他推算所有地區合計為6，100萬畝，這與劉的統計數據154，000，000萬畝相比，就太低了。
4.來自張心一書中的表Ⅱ。
5.數字已核正了，引自上引劉大鈞文，第51頁。
6—16.來自FongH.D.（方顯廷），China’sIndustrialization,AStatisticalSurvey,p.31,TableVa. 17.來自《内政部公報》第5卷第10—11期，1932年3月11日。
副工業産品包括牛、家禽和蠶等的産值，湖北省是106,913,152元，全國是2,239,946,968元。
Ⅱ.1.來自行政主計處：《民國二十年度（1931—1932）地方歲入歲出預算之概算》，1932年，第1—3頁。
2和3.BrunoLasker,“ProblemofthePacific”,Proceedingsofthe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Hangchou,1931,p.79sqq,TableⅢandⅣ. 4.ChinaYearBook，1933,p.341,第19個财政年度（至1931年6月30日）出入支出等總報表。
當前經濟危機的外來因素 本書第五章已經描述過中國的經濟大危機。
雖然所有的省都受到了影響，但湖北及其鄰近省份，卻因一些外來因素所受影響更為慘重。
湖北省比大部分省份都更易受到軍閥侵擾，自1912年以來由于頻繁内戰造成的損失創痛巨深，且自然災害的影響幾乎每年都波及廣大地區。
北伐勝利後，形勢因兩個空前的事件而愈發嚴重： 一是1931年發大水。
68個縣有48個縣即全省28.7%的地方被淹沒，财産損失達518，434，900元，農作物損失達84，220,000元，8，263，577人淪為難民，54，807人失去了生命。
注346 二是戰亂。
9個縣慘遭破壞，23個縣受到嚴重波及，25個縣相對影響小一點。
1932年有264，551人傷亡，946，114人淪為難民，财産損失總計477,033，880元。
禮山、黃安、麻城、應山、黃陂、羅田、黃岡、孝感和英山等縣有6%—60%的農田被毀。
注347幸運的是，這些縣漸漸恢複了和平與秩序，但西北和西部的一些縣情況還不甚平穩。
1933年3月，據國民政府赈濟委員會的報告，湖北省有900萬難民，這個數字在有報告的14省中，僅次于河南省，名列第二。
注348 三分之一的人口處于貧困之中，财産損失超過10億元，在這種情況下，湖北省亟待解決的是人民吃飯、穿衣和住房的問題。
除非國家财政援助，湖北省近期不太可能擴大教育機會。
由于本書收集的都是有關正常年份湖北省各縣的經濟資料，所以目前不适于做明确結論。
各縣正常年份的教育支付能力 表90湖北全省各縣經濟、财政、教育相關數據表 從表90可得出的重要觀察結果如下： 1.1933年湖北增加了應山和禮山兩個縣，共有70個縣。
由于尚未獲得這兩個縣的數據，故本書的研究無法涉及它們的情況。
本省人口密度從鶴峰的每平方英裡42人到雲夢的每平方英裡1,036人不等，全省平均為每平方英裡363人。
有12個縣人口密度相對較小，每平方英裡不足200人（見第4欄）。
2.耕地占總面積的百分比代表了經濟能力，也顯示了巨大差異。
其差距從通城的2.41%到恩施的59.64%不等，全省平均耕地占總面積的19.96%。
有13個縣的耕地面積不到其總面積的10%（見第6欄）。
3.農業人口所占比例的差距從武昌的26.9%到鹹豐的95%不等，43個縣的農業人口占其總人口的70%以上（見第7欄）。
4.據估算湖北省耕地的總價值為2，212，993,000元（見第9欄），農業人口人均耕地價值，從通城的5.83元到恩施的438.57元不等。
隻有36個縣的農業人口人均耕地價值超過100元（見第11欄）。
5.湖北省十種作物的生産總值估計為644，881，735元。
農業人口人均生産總值從通城2.25元到石首的151.76元不等，隻有13個縣的人均超過50元（見第14欄）。
6.表90的第15至18欄，結合土地價值和生産價值兩個因素，專就68個縣農業人口的經濟實力排了位次。
這個排位沒有考慮農副業收入，因為目前無法得到各縣的該項具體收入數據。
農副業收入整體說來占全省正規農業生産總量的58.34%（見表89第17行）。
不過，上兩個因素是密切相關的。
由于無法确定城市人口來自商業和工業方面的收入和财産，因此也沒有将其納入考慮。
于是，這個排名也就并非各縣總人口的能力的排名。
但這裡，有兩條理由證明這個（隻限于農業人口的）排名為什麼可以公正地說明各縣支持教育的相對能力： （1）農業人口負擔了大部分教育經費（超過80%）； （2）土地這一項占中國财富估值總量的82%。
我們發現，用上述這個程序來衡量各縣對比，比現在省政府采用以面積、人口和稅收來分類衡量的辦法更好。
因為新方法可以從中發現15欄和16欄之間、11欄（地價）和27欄（稅收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從統計學上看更紮實有效。
計算積矩“r”的公式如下： 在這裡，X是X的平均數；Y是Y的平均數。
人均（農業人口）土地價值和人均生産價值的每百相關系數是+0.3939，這個系數正相關，因此把這兩欄結合起來進行縣的排位是很有意義的。
如果用總人口人均來替代的話，那麼系數就比更高一些的+0.59還要高。
農業人口人均擁有土地價值和農業人口人均交付土地稅數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是-0.1495，這表明，兩者是負相關。
因此，稅收量不能用來衡量各縣相對的經濟實力，過去一貫以它為劃分各縣的根據之一是不可取的。
篇幅有限，這些相關關系運算的全過程資料都已存檔，以備查詢。
注349 7.法律上，湖北省民衆應向縣政府交土地稅約420萬元，向省政府交280萬元（見第19、20、21欄）。
而實際上，土地稅的征收近幾年大幅度下降。
從全省範圍内看，縣政府的稅收收入64.66%來自土地稅，從隕縣的10.53%到建始的89.42%不等，隻有四個縣情況特殊。
58個縣中有49個縣的土地稅收超過50%，有33個縣的土地稅收超過60%以上（見第22欄）。
8.土地稅是學校收入的一個來源。
從整體上看，縣級土地稅的40.03%用在了教育上，這個百分比從恩施的13.51%到沔陽的72.92%不等，58個縣中有26個縣把40%以上的土地稅收用于教育（見第24欄）。
9.這裡試圖估算一下民衆的賦稅負擔。
傳統按每畝交多少稅來計算賦稅負擔的辦法，是不可靠的。
因為：（1）“畝”的大小不一。
根據陳翰笙等人的研究，江蘇省無錫縣的“畝”相當于從2.5公畝到8.5公畝不等，總共有173個不同的大小。
注350（2）因肥沃程度不同，而每畝的價值差别也很大。
據悉，湖北省每一居民要交約27.2分的土地稅，而按農業人口算，每一農村居民就得交53.2分的稅（參見第27欄）。
在各縣中，農業的人均土地稅從宜昌的6.6分到宜都的1.74元。
這是不公平的，因為一個公民要比另一個公民多交26倍多的土地稅。
且考慮到要交的其他賦稅及個人的總體能力等相關情況時，這個不公平則更不合理了。
因此，衡量土地稅負擔的較好方法是，根據土地價值的一定單位來計算土地稅的數額。
這裡，就用得上米爾衡量法了注351,相應地我們則采用以每千元價值抽稅數作為計算稅收的辦法。
由于目前還沒有精确的估數出來，本書以第8欄裡的土地價格作為計算根據，這樣一來，得出的結果隻能是大緻的估計了。
10.土地稅負擔的變化（見第28、29欄）。
土地稅負擔的平均數是4.32米爾，有30個縣的土地稅負擔超過這個數字，最高達31.62米爾（羅田），最低的為0.33米爾（宜昌），彼此相差幾乎100倍。
這種極端的不平等，正是人們高呼農民負擔的土地稅超過其容忍程度的主要原因。
人均0.532元的土地稅顯得很低，而這種不公平以及征稅中“一分入庫三分漏”的所謂陋規劣習，已給農民帶來傷害。
如果以農民的收入指标——生産價值為根據來衡量，那麼，土地稅負擔平均為14.76米爾，即每千元産值平均交14.76元的稅。
58個縣中隻有27個縣低于這一平均值。
最高的縣是通城，達288.89米爾；最低的是宜昌，1.34米爾。
通城是宜昌的215倍多。
11.估計68個縣的稅收總計為7,202，697元，平均隻有18.77%用于教育，其中有14個縣還低于這一平均值。
本書教育應占35%—40%的建議，隻有5個縣實現，7個縣超額實現了。
軍費開支占縣财政總預算的54.73%。
68個縣中有30個縣預算的50%以上用于支付軍費開支。
這是一種非常狀态，建議這筆費用在恢複和平和秩序後能轉用于教育。
湖北省公立教育财政重建中的主要實際問題 由于筆者長期脫離實際環境，而且，事實上未來切實可行的規劃，必須建立在更加全面的數據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之上，所以，我不打算在這裡對湖北省公立教育财政的重建提出明确建議。
茲列舉湖北省目前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下： Ⅰ.與學校财政密切相關的問題 1.經濟和社會調查 a.人口普查。
湖北省人口的确切數字為多少?每個地理區、年齡組、行業各有多少人? b.财富和收入。
人民的财富和收入總額是多少?這些财富和收入是怎麼分配的? c.農業、工業和貿易的情況如何? 這些問題應該由省政府統籌，教育廳應該從教育的角度使數據覆蓋周全。
實業部要對這類項目進行資助，并且予以充分合作。
2.除了要對學校财政調查外，還要對學校做科學的調查 a.傳統的管理結構是否确保高效，是否适合實際需要? b.教學質量如何? c.學校系統産品的質量如何? d.教育工作者的培訓和保護是否良好? e.生産教育和農村教育能否有效推進?與建設部門配合方案的前景如何? Ⅱ.學校财政的調查 1.财政獨立 a.學校财政控制的最有效管理結構是怎樣的?需要對湖南、江蘇等省現行結構的優缺點進行研究。
b.根據稅務專家們推薦的稅收标準來衡量，什麼稅是教育收入的最佳稅源?從平穩而充足的原則與能力的原則相比較的角度看，在近期，鹽稅與煙酒稅、契約稅、卷煙稅、營業稅、屠宰稅等比較起來，何者為優?從長遠看，利用地價稅、所得稅和遺産稅作為教育稅源的前景如何? c.根據國民政府現行的合法規定，應采取什麼實際措施? 2.地方自主與集中控制 a.除了财力不足外，地方缺少支持公立教育的主動性的原因是什麼? b.是以縣作為教育支持的一個單位好，還是都集中到省教育廳好? 3.國家扶助和省級扶助 a.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湖北省能指望中央政府對本省的教育給與多少幫助? b.在匪患後恢複的各縣，公立教育的實際善後救濟計劃是怎樣? c.負擔均等。
測定各縣支持教育的能力與負擔的最正确方法是什麼?如何才能在湖北省制定出一個均衡的方案? 4.稅務制度的整體重建 a.據民政廳估計，經土地清冊調查後，每年征收地價稅的收益将為4，700萬元。
注352這筆稅收，能否按1934年5月第二次全國财政會議的建議，撥出一部分用于教育，以替代不久即将廢除的土地附加稅和小額稅? b.即将于1935年通過的《五五憲草》，已寫入所得稅和遺産稅應撥給教育使用，在預期其實現期間，教育工作者們應做些什麼? c.在五花八門的“雜項附加稅和小額稅”廢除後，資助地方教育的近期計劃是怎樣的? d.在這些稅目被廢除前，各縣的各種教育稅源能夠如何簡化?多種稅源是否在保證平穩上比單一稅源更好些?稅率能否更簡單公正?它們與征稅成本和行政效率關系如何? 5.機會均等 a.由于湖北省近期無力承受學齡兒童全部入學的負擔，那麼在普及教育最終實行之前，可否制定一個計劃，選擇一批聰明兒童接受教育，使花的錢得到更好的回報呢?公平選拔能避免破壞民主原則的指責嗎?評估手段能在什麼程度上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 b.能否繼續讓富人多交點學費而減免窮人的學費?怎樣才能準确而公正地評定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能增加省級給成績優秀而家境貧寒的學生的獎學金嗎?各縣也能實行這樣的計劃嗎? c.農民的子女和享有城市财富的人的子女之間是如何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漢口應該把一部分财富獻給全省人民，這種觀念能否深入人心? 6.學校地産 a.在教育廳的督導下，現在有些縣正在對學校地産和其他财産進行調查，最佳管理計劃是怎樣的?學校能指望從這項收入來源得到多少收益呢? b.成百萬畝的荒地和林地能否轉用來建立農業和林業學校? c.湖北省的寺廟财産有多少?把其中部分或整體轉用于辦教育的實際計劃是怎樣的? d.将宗祠部分财産轉用于辦教育的實際計劃是怎樣的? 7.湖北學校系統還可申請一些法定收入 a.湖北可望從退賠的庚款中得到多少?能否按何蔭棠博士建議将其總額6%用于農村教育的相應部分退給湖北? b.原定用于修鐵路的米稅公債和交通部欠湖北的過期債務——到1930年，前者的本利之和已達2,051,000元，該款曾在财政部的控制下儲存以備資助湖北的公營企業。
後者的本利之和到1930年達到708,000元。
省政府曾将這兩項基金劃為對教育的捐贈款。
妨礙這兩項基金回歸學校系統的障礙是什麼?就這件事有什麼實際行動計劃?注353 8.宣傳活動。
怎樣才能激發公衆對改進教育支持的持續興趣?湖北省能否劃出一個像河北省定縣那樣的實驗區注354，來向人民展示現代教育的生産率呢? 9.教師的保障。
一個湖北省教育工作者的科學的薪資明細表應該是怎樣的? 10.教育不能等待。
能否以一些穩定的稅收作擔保，通過發行公債來借款辦教育?農民銀行和合作社能在多大程度上資助教育? 11.如何消除教育支出中的浪費?以湖北省的實際情況看，什麼才是真正的節約? 與教育經費支出相關的問題繁多，時間和篇幅不允許筆者一一盡述。
上面談的全是當前的首要問題。
筆者迄今收集到的這類數據，還不足以形成一套切實可行的建議。
過去衆多的紙上計劃之所以失敗，原因在于沒有深入到問題的根源，有時考慮現實問題又過于理想化。
這裡我們建議湖北省教育廳設立一筆充足的基金，以便對教育支持和其他相關問題展開一次科學的研究。
有理由相信此事能争取到國民政府以及國民經濟委員會在财政和技術上的支持，并應該任命一個由教育專家和稅務專家組成的班子，對上述問題進行調研。
筆者相信這樣一個工程項目，遠期必将取得豐厚的回報。
否則，含糊的建議、紙上的計劃和純粹的空喊，到頭來都落得流風逝影。
同樣的惡性循環像甲子流年輪環無盡。
富蘭克林曾說過：“無勞則無獲”；偉大的伯裡克利曾說過：“承認貧窮并不可恥，貧窮而不去努力克服才是真正可羞的咧。
”時至今日，此時此刻，正是着手行動的時候了！ 圖7估算中國不同年齡段人口百分比之方法示意圖 資料來源： 1.LeagueofNations,InternationalStatisticalYearbook,Geneva,1933,Table3,p.30. 2.LordE.Percy,TheYearbookofEducation,1933,London:EvansBrothers,p.XCVIII. 3與7.《統計月報》，第3卷第3期，1931年3月，第27頁。
4.關于定縣統計的詳細資料，承蒙太平洋國際學會F.V.菲爾德先生提供。
5與6.《中國勞動年鑒》，北平社會調查所，1928年，第5頁。
9與16.J1，表3。
表91湖北省曆年人口表 資料來源：a.此處是根據戶籍普查核正的數據。
b.教育部采用的數據，加上了漢口的616，174人；《申報》，第D3頁。
c.26，232，270人，加漢口的616，174人。
内政部長的報告，《内政部公報》，第3卷第2期，1930年3月。
d.26,695,231人，包括漢口的569，444人。
《民國的兩年》，第413頁。
（漢口的人口數可能采自兩個來源的1928年不同月份的報告。
） e.幾乎與“c”相同；可能是因為漢口人口的變化所緻。
教育廳：《最近湖北教育一覽》，第一部分，第2頁。
參考文獻注355 Ⅰ.書目、索引 1.Alexander,Carter,Compiler.BibliographyonEducationalFinance.PublicationsoftheEducationalFinanceInquiry,VolumeIV.NewYork：MacmillanCo.，1924. 2.Alexander,Carter,andCovert,Timon,Compilers.BibliographyonSchoolFinance,1923—1931.TheNationalSurveyofSchoolFinance.Washington,D.C.：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2. 3.邰爽秋等：《1909—1929年教育論文索引》（修訂版），上海：民智書局，1932年。
4.《人文月刊》期刊索引，上海：人文月刊社，第1—5卷
▲▲▲隻選用了那些既有注冊數據又有經費數據的學校，具體而言，大衆學校是23.28元，職業學校是47.88元。
從本書圖4可以看出，湖北省現行教育方案每年經費總額約為5，904，679元，在這筆款項中，有大約80萬至100萬元（1931—1932年度實為1，355，671元）是中央政府撥給國立武漢大學的。
湖北省政府出了2，414，459元，縣級政府出了1，160，000元。
私立學校和機構花費約2，680，220元。
省教育廳報的1932—1933年度實際總支出為5，618,060元，其中包括社會教育費用，但不包括武漢大學的教育經費。
注334這個數字中2，418，657元或43%,是私立學校的教育經費數，公立學校的教育經費為3，199，403元或57%。
後者中，隻有953，651元是縣财政撥款，其中不包括社會教育的經費。
很明顯，即使撇開政府給私立學校的補助金不計，教育财源至少有三分之二來自私人來源，地方公共财政的支持沒有達到應有的分量。
湖北省、縣級教育經費支出的走勢 本節稍後的表86，顯示了湖北省政府提供本省教育總經費的走勢，包括曆年省政府的各項收入和支出，及其與教育支出對照的百分比。
1914—1915年度省政府的教育支出是50萬元，以後緩慢增長到1925—1926年度的100萬元。
國民政府成立後，教育經費增到兩倍多。
1928—1933年間，湖北省政府每年投入教育的費用都超過200萬元。
1930—1931年度達到了高峰，即達到3，146，932元。
然而，和其他政府支出相比，總體而言，教育支出的百分比仍遠遠落于軍費支出和一般行政費用。
1914—1924年間，教育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5.9%到10.2%之間。
1925—1926年度，因總支出數據不可信，教育支出的數據也不可靠。
而1927年以後，教育支出的百分比顯著增長，1927—1932年間曾達到9.8%至16.3%，但仍遠低于《五五憲草》規定的30%。
而軍費開支卻長期占到政府總支出的50%以上，直到近幾年才大幅降下來，還仍有一半年份占政府總支出的25%左右。
縣級教育，包括私立學校經費支出的走勢，請見表84。
表84各縣教育支出總額差異分布表 續表 資料來源： 1.E，F，G，H. 2.《最近湖北教育一覽》，1932年。
3.《民國22年湖北省教育概況統計》，1933年。
從表84可以看出，各縣教育支出總額有巨大的差異。
為了對比，本書地圖1把各縣這種差異和教育機會的覆蓋度顯示出來。
1932年隻有一個縣的教育支出超過了61,000元，隻有五個縣在41,000元到55,000元之間，而同年中位值是15，667元。
1913年教育支出的中位值是10，200元，到1915年就穩步下降到了6，941.8元。
之後，1931年曾增加到了16，334元，但到1932年又下降。
按照1913年币值計算，1932年的中位值甚至比1913年的中位值還低。
湖北省對教育方案的财政支持 過去的支學 盡管大家已知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19年）已有官學，而根據官方各種方志記載，學校的真正起源是在1044年，即宋仁宗慶曆四年。
注335筆者曾花了兩個月時間，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1803—1922年間出版的《湖北通志》，湖北省10個府的府志、69個縣的縣志。
注336我發現在現代學校建立之前，學校是靠人們捐贈學田和學款支撐的，捐助者主要是地方社團人士，其次是地方政府官員。
據資料記載，從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建立學田以來，估計總田數為96，394.47畝，加上1，896塊未測量散地。
學校總學款為82，120.312兩和5，109，719.965串錢。
然而，無法從記載中判斷民國成立以來的實際存量。
上述數字已歸總列入下面的表85中，詳細表格則已歸檔。
注337 表851355—1896年湖北省學田和學款統計概況表 續表 數據來源： 原始來源——《湖北通志》，第62卷，第7部分，1921年，以此為主要基礎，并根據10個府志、69個縣志以及1614—1896年間出版物，做了補充和修正。
輔助來源——見筆者為每個縣制作的參考資料表、學田和學款表格。
這些資料現均已存檔。
表85表明，直接的稅款和撥款很少。
如稅收名錄顯示，各區支付的稅收配額合計為1，900，354.133兩白銀，而其中批準給所有教育官員薪水和開支、典禮和考試的開支撥款，僅有22，633.759兩，即隻占其稅收合計總額的1.19%。
注338學田收入和錢款的原定目的，依案例多少列舉如下： 1.書院的經常開支； 2.書院學者的薪獎； 3.考生的交通費； 4.義學或公助蒙學； 5.孔廟的維修和祭典費； 6.考試的紙卷及廳堂費。
捐贈的每個對象機構和捐贈用途，皆由地方鄉紳選舉的董事會控制。
由此可見，湖北素有一個承續幾百年、由地方資助學校的傳統。
不過，這些捐贈的學田學款、政府的經常撥款，數額都較微薄，而且從捐贈的目的看，這種支學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資助，而隻是為被選出的少數人提供機會而已。
對現代學校的支持 湖北在建立現代公立學校方面，曾是各省中的領頭者。
注3391892年，張之洞總督在湖北鐵政局附設化學堂、礦學堂和工藝學堂，标志了湖北現代教育的高峰期。
注340在他的領導下，各級現代學校迅速發展起來，直到清朝末年，湖北幾乎在數量和影響力上都處于各省領先地位。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新式學校為1911年從武昌首義的辛亥革命鋪平了勝利的道路。
注341 一開始，張總督就把過去給舊式書院的捐贈和湖北省分得的庚款稅收，都轉用于支持新式學校，并且将一些廟宇和宗祠用作校舍。
後來，又以各縣或地區的土地附加稅和各種小額雜稅補助學校的經常開支。
注342 教育收入的來源 1911年，省政府的教育預算為820,000兩白銀，這筆預算75%主要來源于指定專用的鹽稅，其餘部分來自所謂的5—5和9—9學稅。
1912年，鹽稅被中央政府接收。
從那時起，省立學校就由财政撥付了。
注343 省政府的收入來源請見表86。
為做比較，也列入了省政府各個支出項目。
表86表明，省政府的收入從1914—1915年度的7，320,000元穩步增加到了1932—1933年度的23，843，930元，增加到300%以上。
到1926年，稅源有：（1）商品稅占總收入的22.22%—54.92%，（2）地稅占總收入的22.22%—33.99%，（3）契稅、屠宰稅、經紀人營業執照稅、典當稅和其他非稅性收入約占總收入的12.3%—55.56%。
從1926年起，地稅的重要性逐漸降低，1932—1933年度一年僅占總收入的2.7%。
廢除商品稅（即厘金）後，營業稅越來越重要。
其虧損部分則由中央補助（占總收入的23.70%—32.78%）和借款（1932—1933年度為1，866，843元，即總收入的11%）彌補。
注344 1932—1933年度的情況已見本書第七章圖4所示。
1932—1933年度，省教育基金由省金庫撥款。
其來源有雜稅和漢口特别市的公費收入（40.38%）、中央補助（29.99%）、包括執照稅和屠宰稅在内的營業稅（10.26%）、公債（6.8%）、地稅（2.7%）、契約稅和房産稅（2.62%）及其他非稅收收入（7.25%）。
财政控制狀況和縣級教育收入來源的情況，請見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表41和圖5。
表861914—1915到1932—1933财政年度期間湖北省政府收入分類比較表，第Ⅰ部分 （1927—1933年為實際支出） 為便于比較做了一些核正和歸并 續表 資料來源： 1.來自關于1914年以來湖北财政情況報告的文章，《湖北财政月刊》第5卷第3、4期，第225—228頁。
2.《民國21年湖北省财政報告書》，第30—31頁，表格。
3.《民國22年3月至6月湖北省财政報告》，附錄。
注：1.此處1914—1928年間的數據隻分出了土地稅和統一貨物稅兩類，其餘部分無法得到分類根據，故都不分類而列入後面的“1914—1928年未分類”的欄目中。
2.除了1932—1933年度外，沒有收集到單獨開列的公債的收入數字。
該年度數字中，還有一筆1，631，476.15元的公債收入數字前後不一緻。
3.來源1的文章中提供了1927—1928年度和1931—1932年度的總收入和總支出數額，曾有1，000，000元到7，700，000元的誤差。
表86第Ⅰ部分（續） 續表 表86第Ⅱ部分 1914—1933年間湖北省政府的支出（實際） 續表 表86第Ⅱ部分（續） 續表 注：1.民事行政，包括民政、财政和省級政府行政。
1914—1915年度還包括外事支出。
2.其他支出，包括債務償還、公共衛生、地方補助、儲備、公營企業支出和外彙手續費、1929—1931年度上交中央政府的支出等。
3.1927—1928年度的軍費開支，除了一小部分外，可能未列入總支出。
稅收負擔和支持教育的負擔 表87表明，湖北省平均每年向國庫交稅3，700萬元，即人均1.386元；向省庫交稅1，470萬元，人均0.55元；向縣庫交稅700萬元，人均0.264元。
總交稅負擔為5，900萬元，人均2.2元。
國家稅收中大部分間接稅款來自漢口、沙市和宜昌，因而此負擔不免還要由周圍各省的民衆分擔然而假定征稅過程中“一份稅收三份漏”的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湖北民衆的負擔遠比這個數目重得多。
表87湖北省人民交稅負擔總額表（估算） 續表 資料來源：湖北省财政廳：《湖北省稅務概要》，1932年9月，第207—212頁。
平均算下來，全省每人僅擔負縣級教育費0.05元（見表88和表90第38欄）、省級教育費0.089元和中央教育費0.025元，合計0.164元。
這隻是每人交給各級政府的稅收總和的7.5%。
有40個縣，每人擔負教育費低于0.05元；有9個縣，每人擔負超過0.08元。
應城每人擔負教育費最高，達0.254元；房縣最低，僅0.01元。
這些估算都是以總支出為基礎的，由此可見各縣所做的努力及其負擔。
情況請見表88至表90： 表88湖北省人均教育費負擔分布表 ▲實際支出；▲▲預算。
資料來源：請見表90，第36、37欄。
教育方案擴展的經費 在湖北省,特别是在破産的各縣，近期是無法把現行教育方案擴展到任何可觀規模的，除非國家撥款補助。
然而，若恢複了和平與秩序，就須追加預算以推行這種必要的方案了。
湖北省人口約占中國總人口的6%。
由于全國擴大改進方案總經費的概算，根據的是學齡兒童人數占總人口的10%和文盲占總人口的80%（參見表58）。
如果撇開完全由中央資助的項目，将采用全國方案總經費概算值的6%作為湖北獨立推行同類方案所需經費的近似值，就是正确的。
而且，那項概算中采用的單位經費7元，與表90第36欄所示湖北省各縣生均經費7.82元非常接近。
那項概算采用的學齡兒童在校的平均百分比，肯定遠遠高于湖北省學齡兒童在校率，因為如表81第1行所示，湖北省學齡兒童入學率排名非常低。
所以，那項概算的6%這個數字将會遠低于實際需要。
然而，在更準确的估算出來之前，本書還是采用它。
筆者對今後20年義務教育方案的費用做了估算，需要大約178,000,000元。
注345 以6%為根據，湖北今後20年擴大改進方案經費總額至少需要336，120，180元，其分配如下： 1.義務教育和師資培訓239，160,000元 2.成人繼續教育和掃盲20，371，500元 3.小學教師每年薪水上調15，900,000元 4.中等學校的擴展和改進12，329，640元 5.社會教育的改進48，359,040元 合計336，120，180元 省庫必須支付49,478,700元，即每年支付2,474,000元；各縣庫須支付144,911,000元，即每年支付7,245,500元；中央國庫支付141,731,000元，即每年支付7,086,500元。
需要記住的是，這裡都是按貨币等值計算的。
湖北人民能持續供養得起這樣一個教育方案嗎?這個問題隻有在和平和秩序完全恢複後才能有肯定的回答。
湖北省支持教育的能力 湖北省與其他省的比較 湖北省正常年份經濟能力的排位情況，請見表89。
表89顯示，湖北省人口密度在全國各省排名第九。
但在最富裕同時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12個省中，湖北省在人口壓力的方面，是第四小的。
根據兩項估算，湖北省人均耕地排名第一和第八，貿易排名第五，礦産和棉花生産排名第六和第三，省政府收入排名第七。
總之，在正常年份，湖北省經濟和财政活力常常排名第五或第六。
所以，有理由希望湖北省在教育支持方面的排名不低于第五或第六位。
表89湖北省正常年份經濟能力排位表 續表 續表 資料來源與說明： Ⅰ.1.面積來自最新估算，參見ChinaYearBook，1933，p.4；人口來自最新報道，參見《申報年鑒》，1933年，第D4頁。
2.來源于張心一：《中國農田和農作物估算》，第11頁，表Ⅲ。
3.更正了的數據來自劉大鈞：《中國農田統計》，中國經濟學社：《中國經濟問題》，第36頁。
根據張心一的統計，湖北省的數字是19，在25省中排第8。
他的數據是根據（68個地區中的）37個地區報告的僅有3，300萬畝的土地得出的。
他推算所有地區合計為6，100萬畝，這與劉的統計數據154，000，000萬畝相比，就太低了。
4.來自張心一書中的表Ⅱ。
5.數字已核正了，引自上引劉大鈞文，第51頁。
6—16.來自FongH.D.（方顯廷），China’sIndustrialization,AStatisticalSurvey,p.31,TableVa. 17.來自《内政部公報》第5卷第10—11期，1932年3月11日。
副工業産品包括牛、家禽和蠶等的産值，湖北省是106,913,152元，全國是2,239,946,968元。
Ⅱ.1.來自行政主計處：《民國二十年度（1931—1932）地方歲入歲出預算之概算》，1932年，第1—3頁。
2和3.BrunoLasker,“ProblemofthePacific”,Proceedingsofthe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Hangchou,1931,p.79sqq,TableⅢandⅣ. 4.ChinaYearBook，1933,p.341,第19個财政年度（至1931年6月30日）出入支出等總報表。
當前經濟危機的外來因素 本書第五章已經描述過中國的經濟大危機。
雖然所有的省都受到了影響，但湖北及其鄰近省份，卻因一些外來因素所受影響更為慘重。
湖北省比大部分省份都更易受到軍閥侵擾，自1912年以來由于頻繁内戰造成的損失創痛巨深，且自然災害的影響幾乎每年都波及廣大地區。
北伐勝利後，形勢因兩個空前的事件而愈發嚴重： 一是1931年發大水。
68個縣有48個縣即全省28.7%的地方被淹沒，财産損失達518，434，900元，農作物損失達84，220,000元，8，263，577人淪為難民，54，807人失去了生命。
注346 二是戰亂。
9個縣慘遭破壞，23個縣受到嚴重波及，25個縣相對影響小一點。
1932年有264，551人傷亡，946，114人淪為難民，财産損失總計477,033，880元。
禮山、黃安、麻城、應山、黃陂、羅田、黃岡、孝感和英山等縣有6%—60%的農田被毀。
注347幸運的是，這些縣漸漸恢複了和平與秩序，但西北和西部的一些縣情況還不甚平穩。
1933年3月，據國民政府赈濟委員會的報告，湖北省有900萬難民，這個數字在有報告的14省中，僅次于河南省，名列第二。
注348 三分之一的人口處于貧困之中，财産損失超過10億元，在這種情況下，湖北省亟待解決的是人民吃飯、穿衣和住房的問題。
除非國家财政援助，湖北省近期不太可能擴大教育機會。
由于本書收集的都是有關正常年份湖北省各縣的經濟資料，所以目前不适于做明确結論。
各縣正常年份的教育支付能力 表90湖北全省各縣經濟、财政、教育相關數據表 從表90可得出的重要觀察結果如下： 1.1933年湖北增加了應山和禮山兩個縣，共有70個縣。
由于尚未獲得這兩個縣的數據，故本書的研究無法涉及它們的情況。
本省人口密度從鶴峰的每平方英裡42人到雲夢的每平方英裡1,036人不等，全省平均為每平方英裡363人。
有12個縣人口密度相對較小，每平方英裡不足200人（見第4欄）。
2.耕地占總面積的百分比代表了經濟能力，也顯示了巨大差異。
其差距從通城的2.41%到恩施的59.64%不等，全省平均耕地占總面積的19.96%。
有13個縣的耕地面積不到其總面積的10%（見第6欄）。
3.農業人口所占比例的差距從武昌的26.9%到鹹豐的95%不等，43個縣的農業人口占其總人口的70%以上（見第7欄）。
4.據估算湖北省耕地的總價值為2，212，993,000元（見第9欄），農業人口人均耕地價值，從通城的5.83元到恩施的438.57元不等。
隻有36個縣的農業人口人均耕地價值超過100元（見第11欄）。
5.湖北省十種作物的生産總值估計為644，881，735元。
農業人口人均生産總值從通城2.25元到石首的151.76元不等，隻有13個縣的人均超過50元（見第14欄）。
6.表90的第15至18欄，結合土地價值和生産價值兩個因素，專就68個縣農業人口的經濟實力排了位次。
這個排位沒有考慮農副業收入，因為目前無法得到各縣的該項具體收入數據。
農副業收入整體說來占全省正規農業生産總量的58.34%（見表89第17行）。
不過，上兩個因素是密切相關的。
由于無法确定城市人口來自商業和工業方面的收入和财産，因此也沒有将其納入考慮。
于是，這個排名也就并非各縣總人口的能力的排名。
但這裡，有兩條理由證明這個（隻限于農業人口的）排名為什麼可以公正地說明各縣支持教育的相對能力： （1）農業人口負擔了大部分教育經費（超過80%）； （2）土地這一項占中國财富估值總量的82%。
我們發現，用上述這個程序來衡量各縣對比，比現在省政府采用以面積、人口和稅收來分類衡量的辦法更好。
因為新方法可以從中發現15欄和16欄之間、11欄（地價）和27欄（稅收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從統計學上看更紮實有效。
計算積矩“r”的公式如下： 在這裡，X是X的平均數；Y是Y的平均數。
人均（農業人口）土地價值和人均生産價值的每百相關系數是+0.3939，這個系數正相關，因此把這兩欄結合起來進行縣的排位是很有意義的。
如果用總人口人均來替代的話，那麼系數就比更高一些的+0.59還要高。
農業人口人均擁有土地價值和農業人口人均交付土地稅數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是-0.1495，這表明，兩者是負相關。
因此，稅收量不能用來衡量各縣相對的經濟實力，過去一貫以它為劃分各縣的根據之一是不可取的。
篇幅有限，這些相關關系運算的全過程資料都已存檔，以備查詢。
注349 7.法律上，湖北省民衆應向縣政府交土地稅約420萬元，向省政府交280萬元（見第19、20、21欄）。
而實際上，土地稅的征收近幾年大幅度下降。
從全省範圍内看，縣政府的稅收收入64.66%來自土地稅，從隕縣的10.53%到建始的89.42%不等，隻有四個縣情況特殊。
58個縣中有49個縣的土地稅收超過50%，有33個縣的土地稅收超過60%以上（見第22欄）。
8.土地稅是學校收入的一個來源。
從整體上看，縣級土地稅的40.03%用在了教育上，這個百分比從恩施的13.51%到沔陽的72.92%不等，58個縣中有26個縣把40%以上的土地稅收用于教育（見第24欄）。
9.這裡試圖估算一下民衆的賦稅負擔。
傳統按每畝交多少稅來計算賦稅負擔的辦法，是不可靠的。
因為：（1）“畝”的大小不一。
根據陳翰笙等人的研究，江蘇省無錫縣的“畝”相當于從2.5公畝到8.5公畝不等，總共有173個不同的大小。
注350（2）因肥沃程度不同，而每畝的價值差别也很大。
據悉，湖北省每一居民要交約27.2分的土地稅，而按農業人口算，每一農村居民就得交53.2分的稅（參見第27欄）。
在各縣中，農業的人均土地稅從宜昌的6.6分到宜都的1.74元。
這是不公平的，因為一個公民要比另一個公民多交26倍多的土地稅。
且考慮到要交的其他賦稅及個人的總體能力等相關情況時，這個不公平則更不合理了。
因此，衡量土地稅負擔的較好方法是，根據土地價值的一定單位來計算土地稅的數額。
這裡，就用得上米爾衡量法了注351,相應地我們則采用以每千元價值抽稅數作為計算稅收的辦法。
由于目前還沒有精确的估數出來，本書以第8欄裡的土地價格作為計算根據，這樣一來，得出的結果隻能是大緻的估計了。
10.土地稅負擔的變化（見第28、29欄）。
土地稅負擔的平均數是4.32米爾，有30個縣的土地稅負擔超過這個數字，最高達31.62米爾（羅田），最低的為0.33米爾（宜昌），彼此相差幾乎100倍。
這種極端的不平等，正是人們高呼農民負擔的土地稅超過其容忍程度的主要原因。
人均0.532元的土地稅顯得很低，而這種不公平以及征稅中“一分入庫三分漏”的所謂陋規劣習，已給農民帶來傷害。
如果以農民的收入指标——生産價值為根據來衡量，那麼，土地稅負擔平均為14.76米爾，即每千元産值平均交14.76元的稅。
58個縣中隻有27個縣低于這一平均值。
最高的縣是通城，達288.89米爾；最低的是宜昌，1.34米爾。
通城是宜昌的215倍多。
11.估計68個縣的稅收總計為7,202，697元，平均隻有18.77%用于教育，其中有14個縣還低于這一平均值。
本書教育應占35%—40%的建議，隻有5個縣實現，7個縣超額實現了。
軍費開支占縣财政總預算的54.73%。
68個縣中有30個縣預算的50%以上用于支付軍費開支。
這是一種非常狀态，建議這筆費用在恢複和平和秩序後能轉用于教育。
湖北省公立教育财政重建中的主要實際問題 由于筆者長期脫離實際環境，而且，事實上未來切實可行的規劃，必須建立在更加全面的數據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之上，所以，我不打算在這裡對湖北省公立教育财政的重建提出明确建議。
茲列舉湖北省目前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下： Ⅰ.與學校财政密切相關的問題 1.經濟和社會調查 a.人口普查。
湖北省人口的确切數字為多少?每個地理區、年齡組、行業各有多少人? b.财富和收入。
人民的财富和收入總額是多少?這些财富和收入是怎麼分配的? c.農業、工業和貿易的情況如何? 這些問題應該由省政府統籌，教育廳應該從教育的角度使數據覆蓋周全。
實業部要對這類項目進行資助，并且予以充分合作。
2.除了要對學校财政調查外，還要對學校做科學的調查 a.傳統的管理結構是否确保高效，是否适合實際需要? b.教學質量如何? c.學校系統産品的質量如何? d.教育工作者的培訓和保護是否良好? e.生産教育和農村教育能否有效推進?與建設部門配合方案的前景如何? Ⅱ.學校财政的調查 1.财政獨立 a.學校财政控制的最有效管理結構是怎樣的?需要對湖南、江蘇等省現行結構的優缺點進行研究。
b.根據稅務專家們推薦的稅收标準來衡量，什麼稅是教育收入的最佳稅源?從平穩而充足的原則與能力的原則相比較的角度看，在近期，鹽稅與煙酒稅、契約稅、卷煙稅、營業稅、屠宰稅等比較起來，何者為優?從長遠看，利用地價稅、所得稅和遺産稅作為教育稅源的前景如何? c.根據國民政府現行的合法規定，應采取什麼實際措施? 2.地方自主與集中控制 a.除了财力不足外，地方缺少支持公立教育的主動性的原因是什麼? b.是以縣作為教育支持的一個單位好，還是都集中到省教育廳好? 3.國家扶助和省級扶助 a.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湖北省能指望中央政府對本省的教育給與多少幫助? b.在匪患後恢複的各縣，公立教育的實際善後救濟計劃是怎樣? c.負擔均等。
測定各縣支持教育的能力與負擔的最正确方法是什麼?如何才能在湖北省制定出一個均衡的方案? 4.稅務制度的整體重建 a.據民政廳估計，經土地清冊調查後，每年征收地價稅的收益将為4，700萬元。
注352這筆稅收，能否按1934年5月第二次全國财政會議的建議，撥出一部分用于教育，以替代不久即将廢除的土地附加稅和小額稅? b.即将于1935年通過的《五五憲草》，已寫入所得稅和遺産稅應撥給教育使用，在預期其實現期間，教育工作者們應做些什麼? c.在五花八門的“雜項附加稅和小額稅”廢除後，資助地方教育的近期計劃是怎樣的? d.在這些稅目被廢除前，各縣的各種教育稅源能夠如何簡化?多種稅源是否在保證平穩上比單一稅源更好些?稅率能否更簡單公正?它們與征稅成本和行政效率關系如何? 5.機會均等 a.由于湖北省近期無力承受學齡兒童全部入學的負擔，那麼在普及教育最終實行之前，可否制定一個計劃，選擇一批聰明兒童接受教育，使花的錢得到更好的回報呢?公平選拔能避免破壞民主原則的指責嗎?評估手段能在什麼程度上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 b.能否繼續讓富人多交點學費而減免窮人的學費?怎樣才能準确而公正地評定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能增加省級給成績優秀而家境貧寒的學生的獎學金嗎?各縣也能實行這樣的計劃嗎? c.農民的子女和享有城市财富的人的子女之間是如何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漢口應該把一部分财富獻給全省人民，這種觀念能否深入人心? 6.學校地産 a.在教育廳的督導下，現在有些縣正在對學校地産和其他财産進行調查，最佳管理計劃是怎樣的?學校能指望從這項收入來源得到多少收益呢? b.成百萬畝的荒地和林地能否轉用來建立農業和林業學校? c.湖北省的寺廟财産有多少?把其中部分或整體轉用于辦教育的實際計劃是怎樣的? d.将宗祠部分财産轉用于辦教育的實際計劃是怎樣的? 7.湖北學校系統還可申請一些法定收入 a.湖北可望從退賠的庚款中得到多少?能否按何蔭棠博士建議将其總額6%用于農村教育的相應部分退給湖北? b.原定用于修鐵路的米稅公債和交通部欠湖北的過期債務——到1930年，前者的本利之和已達2,051,000元，該款曾在财政部的控制下儲存以備資助湖北的公營企業。
後者的本利之和到1930年達到708,000元。
省政府曾将這兩項基金劃為對教育的捐贈款。
妨礙這兩項基金回歸學校系統的障礙是什麼?就這件事有什麼實際行動計劃?注353 8.宣傳活動。
怎樣才能激發公衆對改進教育支持的持續興趣?湖北省能否劃出一個像河北省定縣那樣的實驗區注354，來向人民展示現代教育的生産率呢? 9.教師的保障。
一個湖北省教育工作者的科學的薪資明細表應該是怎樣的? 10.教育不能等待。
能否以一些穩定的稅收作擔保，通過發行公債來借款辦教育?農民銀行和合作社能在多大程度上資助教育? 11.如何消除教育支出中的浪費?以湖北省的實際情況看，什麼才是真正的節約? 與教育經費支出相關的問題繁多，時間和篇幅不允許筆者一一盡述。
上面談的全是當前的首要問題。
筆者迄今收集到的這類數據，還不足以形成一套切實可行的建議。
過去衆多的紙上計劃之所以失敗，原因在于沒有深入到問題的根源，有時考慮現實問題又過于理想化。
這裡我們建議湖北省教育廳設立一筆充足的基金，以便對教育支持和其他相關問題展開一次科學的研究。
有理由相信此事能争取到國民政府以及國民經濟委員會在财政和技術上的支持，并應該任命一個由教育專家和稅務專家組成的班子，對上述問題進行調研。
筆者相信這樣一個工程項目，遠期必将取得豐厚的回報。
否則，含糊的建議、紙上的計劃和純粹的空喊，到頭來都落得流風逝影。
同樣的惡性循環像甲子流年輪環無盡。
富蘭克林曾說過：“無勞則無獲”；偉大的伯裡克利曾說過：“承認貧窮并不可恥，貧窮而不去努力克服才是真正可羞的咧。
”時至今日，此時此刻，正是着手行動的時候了！ 圖7估算中國不同年齡段人口百分比之方法示意圖 資料來源： 1.LeagueofNations,InternationalStatisticalYearbook,Geneva,1933,Table3,p.30. 2.LordE.Percy,TheYearbookofEducation,1933,London:EvansBrothers,p.XCVIII. 3與7.《統計月報》，第3卷第3期，1931年3月，第27頁。
4.關于定縣統計的詳細資料，承蒙太平洋國際學會F.V.菲爾德先生提供。
5與6.《中國勞動年鑒》，北平社會調查所，1928年，第5頁。
9與16.J1，表3。
表91湖北省曆年人口表 資料來源：a.此處是根據戶籍普查核正的數據。
b.教育部采用的數據，加上了漢口的616，174人；《申報》，第D3頁。
c.26，232，270人，加漢口的616，174人。
内政部長的報告，《内政部公報》，第3卷第2期，1930年3月。
d.26,695,231人，包括漢口的569，444人。
《民國的兩年》，第413頁。
（漢口的人口數可能采自兩個來源的1928年不同月份的報告。
） e.幾乎與“c”相同；可能是因為漢口人口的變化所緻。
教育廳：《最近湖北教育一覽》，第一部分，第2頁。
參考文獻注355 Ⅰ.書目、索引 1.Alexander,Carter,Compiler.BibliographyonEducationalFinance.PublicationsoftheEducationalFinanceInquiry,VolumeIV.NewYork：MacmillanCo.，1924. 2.Alexander,Carter,andCovert,Timon,Compilers.BibliographyonSchoolFinance,1923—1931.TheNationalSurveyofSchoolFinance.Washington,D.C.：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2. 3.邰爽秋等：《1909—1929年教育論文索引》（修訂版），上海：民智書局，1932年。
4.《人文月刊》期刊索引，上海：人文月刊社，第1—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