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國支持教育的能力（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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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這是無法實現的。
其一，财政部就沒有抱支持的态度。
例如，孔祥熙部長一上任就把意大利那一部分庚款用作擔保，借了一筆4，400萬元的新貸款，供中央支出。
注298其二，經濟建設的負責人要求退賠款首先用于鐵路和基本投資。
注299第三，有關列強要求履行某些會使形勢複雜化的條件（參見表76，D欄）。
考慮上述情況後，可資利用的退賠總額和教育可資利用的總額，均見于表76和表77。
表76表明，根據中國和列強間的協議，隻有截至1934年1月1日未清償的庚款的33%，即260，637，132元，可用于教育、文化和慈善事業。
鑒于何蔭棠博士已從一個學者的角度非常透徹地思考了這個問題，所以筆者這裡隻需引用他的一些發現和建議。
何博士注300發現，高等教育曆來占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如派遣留學生出國，補助高等院校、科學研究和文化項目等。
沿海、沿江各省的居民，特别是大城市較富裕的居民，一直以妨害三億多鄉村居民的利益為代價受到偏愛。
考慮到這些活動有其經過考驗的優點，我們在繼續這些活動的同時，必須基于正義的原則，為了政治、經濟和人道的理由，公平地考慮到那些被遺忘的成千上萬的民衆的利益。
注301 表76庚子退款的狀況及可用于教育的金額表 續表 續表 資料來源： A、B、D參見HohYam-Tong（何蔭棠）,TheBoxerIndemnityRemissionsandEducationinChina,Table35,p.442.略有增訂。
C.見《民國22年财政部現負内外債款之清算》，《中國銀行月刊》，1934年3月。
E.經過重新計算。
表77拟用于鄉村教育的庚子退款估算數額表 續表 資料來源： （A）見表76注釋C。
（B）和（C）為重新計算的數據。
何博士還建議，随着庚款退賠和相應基金數額的大幅度增加，應該啟動一個農村教育計劃，将總數三分之一到一半用于中國農民的教育。
由于表76所示的複雜情況，已經不可能将總額的一半用于何博士的提議了。
而且，1934年,意大利的庚款份額（1934—1948年間的收益為73,004，497元）還被轉挪為一項政府新貸款做擔保了。
表77顯示，從1934年到1948年可用于教育和文化等的資金總數為187，931，536.2元。
如果這筆款項用于擴大改進教育方案内的農村教育，那麼在最初的七年裡，每年隻有19，716，683元可用。
這僅是中央政府要求的每年123，500,000元的16%。
甚至連這個數額都可能不易實現，因為根據中國政府和列強們達成的協議，限制将這些基金用于互惠的企業，包括慈善項目。
庚款中唯一不受這種限制的隻有蘇聯的那部分。
根據序東的估計注302，截至1940年（賠付的最後一年），扣除政府債務擔保抵償和國立北平大學要求部分之後，按複利6%計算，蘇聯的份額可收益213,163,533.03元。
如果不動本金，僅利息每年平均就有12,789,813元。
由于這項基金由财政部掌控，有被挪作他用的嚴重危險，現已有人提出用它來修鐵路了。
首先必須考慮那些“被遺忘的千百萬”的利益，而且現在正是大好時機，我國的教育工作者們要加緊使這筆基金能合法地用于教育，而不由政府散花了。
其他可能性 中國對生産教育即職業教育的扶持： 生産教育因其涉及專業的技術和工業類學校，直接有利于實業發展，因而在财政方面，理應至少部分得到有關行業的支持。
這類生産教育與有利于城市整體的公民訓練不同。
正如拟議中的改革方案所強調的，建立職業學校的财政負擔可分三個合理的擁贊渠道：即實業界本身，分管工、交建設的政府部門，以及工業或經濟計劃單位的預算。
無須說明，在創立階段，負擔的重頭應該由第二和第三渠道承擔。
實業界本身 在工業國家，實業界在扶持職業教育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以英國為例，英國實業界支持教育的方式如下： （a）捐贈校舍和場地。
如紡織業向哈德斯菲爾德的技術學院紡織系提供了校舍和設備資金。
（b）提供獎學金和年度補助。
如曼徹斯特棉制品出口貿易公會提供了大量的獎學金。
卡萊爾化學系和倫敦印刷學院都受到貿易團體的支持。
（c）提供設備。
截至1925年3月前的三年裡，實業界共向92所學校捐贈了價值12萬英鎊的設備。
（d）建立繼續教育學校。
譬如布特先生建立的那種，卡德伯裡、克拉克、弗賴、李氏等公司都創建過這樣的學校。
（e）改組就業方式以促進“三明治學制”（SandwichSystem）的發展。
學生在學校和工廠分段輪番學習和工作。
這種計劃在工程技術業組織得特别好。
一些公司開設工校，如造船廠徒工、機車裝配工、電氣裝配工學校都是很好的例子。
（f）獎學金。
學生在校的成績冊是雇主在考慮晉升其時的重要依據。
獎勵以教科書和工具的形式發給學習好的學生。
注303 甚至在蘇聯，即便國家控制下的集體經濟占優勢，除了五年計劃統一的财政預算外，還得有工業來支持教育。
從1928年到1932年，蘇聯經濟組織為社會文化基本建設投入了2,080，900,000盧布。
注304 中國的工商業團體應該組織起來以類似的方式幫助生産教育。
幾百年來，中國的行會系統和個體工商業，都是依靠被學術教育體系所忽視的、獨立的學徒訓練方式，世代相傳。
而今新的強調生産教育的聲音起來了，老的傳統就可以走向現代化，并與“精英”教育制度相結合。
這是學校收入的一個重要的源泉，應該盡快地系統化和開發。
分管工業、交通和建設的政府部門 如果實業部、交通部和各省建設廳的教育功能得到擴大的話，那麼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廳所面臨的财政負擔就會減輕。
迄今為止，交通部和鐵道部一直擁有令人贊歎的、較高水準的技術教育學校，以及為其員工子弟提供的一些普通教育學校。
實業部也應該負起資助職業教育的部分負擔。
如果這些部門能與教育部密切合作，成立一個類似美國聯邦職業教育理事會的協調機構，來制定并資助一個全面的生産教育方案，那麼就會在這些方面跨進一大步了。
各省建設廳也應當按照同樣模式協調技術和财政資源。
最近，浙江和安徽兩省啟動了類似的計劃，不過，還不知道這兩個省的建設廳是否将其預算中的一部分明确撥給技術和職業培訓。
經濟建設要以技術技藝、科學知識和受過教育的勞工為基礎。
無須多說，經濟建設的預算應該保證為這類培訓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
美國農業部是為生産教育提供後援的最佳範例。
1933—1934年度該農業部的總預算是116,000,000美元，在聯邦政府十個部門（不包括其他機構和執行辦公廳［executiveoffice］）中名列第四。
預算的主要用途是教育，絕大部分用于研究、實驗和推廣活動的機構。
注305 英國的農業教育資金由農業部籌措。
在比利時，農業部将其預算的三分之一用于教育，工業勞動部将其預算的11.9%用于教育。
注306 這些不過是非計劃經濟如何給予生産教育财政支持的案例而已。
而蘇聯的試驗呢，則驅使世界範圍的興趣從無序競争的放任政策和重複生産的企業，轉移到計劃經濟了。
中國談論實業計劃已有不少年了，但是，要實行實業計劃，不具備某些根本要素是不行的，譬如統一的國家、穩定的政府、健全的财政制度以及與社會和經濟狀況相關的控制數字，即詳細而精确的統計資料等。
中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指望達到蘇聯的計劃規模。
即使在部分實行這種計劃之前的時間裡，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必須依靠這些分立的政府建設機關。
于是，要求這些機關從每年度預算中拿出一部分，為經濟發展培訓工作人員和資助生産教育，就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了。
正是孫中山先生本人，按照現代詞義首創了講究“計劃”的思想。
大約在1919年，蘇聯最高經濟委員會為烏拉爾地區金屬工業草拟了第一個工業計劃，因而作為計劃機構的經濟委員會的思想，在整個西歐成為鮮活的争論話題。
就在那個時候，中山先生為“中國的國際發展”提出了他的十點實業計劃。
該計劃至今仍是國民政府經濟建設方案的指南。
1927年以後，又出現了如下的許多實業計劃： （1）孫科的《十年計劃》。
包括交通、商港、現代化城市、水利發展、基礎工業、礦業發展、農業發展、蒙古和新疆的灌溉工程、華中和華北的造林及墾殖等。
（2）1929年國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物質建設方案及預算》。
該文件遵循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的主要原則和政策，并将其十點實業計劃列為其一部分。
（3）1931年國民大會通過的《六年計劃》。
（4）1931年8月國際聯盟通過的《十年計劃》。
（5）1932年11月正式成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拟定的《三年計劃》。
（6）專項和地區的計劃有： （a）孔祥熙的發展基礎工業的計劃，包括鐵、鋼、電氣化、機械車間、煉鹽、酸堿加工、棉紡、造紙和造酒等。
（b）陳公博的四年計劃，包括了長江流域12個獨立的工業項目。
（c）孫科的鐵路建設和公路建設的分項計劃。
（d）實業部提出的西北發展四年計劃。
注307 蘇聯的經驗取得了勢不可當的成功，這也許主要應歸功于其五年計劃中包括了教育計劃。
其堅定無畏的大衆熱情，實現計劃的速度，使人們很容易聯想到他們開發的規模龐大的民衆教育和宣傳體系，特别是技術專門人才和熟練工人的培訓。
這種計劃與其叫作“經濟計劃”，不如叫作“社會經濟計劃”。
幸運的是，中國也開始考慮走這條路了。
1932年成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設立了五個技術委員會，其中就包括教育技術委員會。
參加經濟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行政院院長和副院長、内政部長、财政部長、鐵道部長、交通部長、實業部長，而教育部長則被認為是當然委員。
隻有通過這樣一種組織，才能更加充分地實現一個統一協調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建設計劃。
委員會的三年計劃包括一份明确的教育方案。
蔣介石委員長宣布，已經邀請國際聯盟教育專家代表團來中國進行教育調查，其建議書将受到“國家經濟委員會的特别關注”。
他說： 教育部将在這方面向委員會提交一個特别建議書。
國民政府表示，未來根據委員會研究和計劃，将按國家需要而進行改革，為新的項目而動用任何經費支出，将聽取委員會的意見。
注308 這樣，教育就從法律上被承認是經濟計劃的一個明确組成部分，并可從經濟委員會的預算得到支持了。
教育财政可以從經濟計劃預算獲得多少支持? 一個又一個計劃出台了，它們之間的互不一緻說明迄今沒有一個單獨的計劃得到持續遵行，各種計劃之間也互不協調配合。
有必要為這些計劃提供執行機制，這一點卻被普遍忽視了。
這就形成了一種習慣：隻管制定計劃，而不考慮财政問題。
注309 我們看到，為反映公衆日益廣泛的需求，每一個政府部門都提出自己的小計劃，而且所有這些小計劃都包括巨額的開支。
毫無疑問，這些計劃許多本身都是不錯的，但是，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的資金不足，而他們又沒有和其他部門的計劃協調。
所以，肯定行不通。
注310 于是，國家經濟委員會成立了，由它來統一支配政府各部門間無安排、不關聯或有沖突的計劃。
大部分計劃都沒有提到教育在培訓有知識、有技能的工人及技術人員的作用，而這才是它們做宣傳、講道理的成功基礎。
在教育部制定其教育計劃時，隻要不與其他經濟建設機構密切協調，必然不能适應國家具體行業的需求。
孫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原文中就考慮到這一點，并提出了一個“心理建設大綱”。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統一财政計劃，隻用四年半時間就完成了，其間實際上用于教育的經費為145億盧布，即總預算1，201億盧布的11.7%。
這還不包括地方教育支出以及經濟機構為社會文化需要（包括教育需要）而進行的基本建設的開支。
注311蘇聯計劃者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可從下面的陳述中看出： 考慮到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重大的經濟、技術和組織問題的必要性，第五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要求蘇聯對文化問題總其責，并通過下述努力以完成文化革命的最重要任務：即普及義務初等教育，掃盲，提高人民群衆普通教育和技術職業教育的水平，從工人階級隊伍和一般勞苦大衆中培養大批專業幹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改革整個公共教育體制以适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任務。
這是一個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生産類型和條件的龐大計劃，是一個在最廣泛地掌握了世界技術最新成果和最佳模式的基礎上制訂的計劃，它直接提出了新的幹部問題，提出了将要成為我國技術和社會建設者的問題。
注312 讓我們僅觀察接受了統一财政計劃培訓的生産人員情況。
1928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行時，連同國民經濟各部門受過訓練的技術員和幹部在内，隻有493,000位專家。
到1932年，這個數字增至973，200人，工業中每100個工人中就有6.9個專家，其中包括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及受過實際培訓的專門人才。
職業教育日益發展，對培訓幹部的新機構的需求急劇增長，表78顯示了這類院校的發展狀況。
表78蘇聯新型幹部培訓機構學生注冊人數表 資料來源：SummaryoftheFulfillmentoftheFirstFive-YearPlanfortheDevelopmentofNationalEconomyoftheU.S.S.R，p.295. 在中國，所有的行業都經常呼籲訓練有素的工人和專家不夠。
表4的數字表明，1930—1931年各層次生産教育學校注冊的總數僅有55，226人，即僅占所有學校注總數的0.44%。
表4還表明，1930—1931年度職業中學的學生數隻占所有中學注冊總學生的10%。
這種現狀使國家經濟委員會在實行其工業、農業計劃時不得不面對一個最緊迫的問題：即無論是從蘇聯的經驗還是從中國的現實需要來看，都絕對要讓經濟計劃的預算為各類生産教育提供财政支持。
蘇聯的經驗（見表78）表明，經濟計劃的總預算中投入教育的部分至少要占10%。
如果普通教育由教育部支持，那麼，就可以斷然要求從實業計劃預算中撥出5%來支持生産教育。
各項實業計劃概算總額見表79。
表79各項實業計劃概算總額表 資料來源：陳其田，同前所引。
注：▲這些計劃的排列順序與上文六項實業計劃的順序相同。
▲▲這些數字是按教育經費每年占5%的建議計算的。
因此很明顯,生産教育應從全國實業計劃的預算中每年至少撥款2，500萬元，要求從行業或地區計劃中每年至少撥款500萬至1，000萬元。
具體的數字須由教育技術委員會提出。
2.舉債辦教育 亞當斯把一個政府單位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公務經濟”的名義進行“政府貸款”的條件，做了如下分類： （1）估計收入和實際收入不一緻，若差誤以赤字形式出現，那就需要臨時貸款。
（2）出現一些無法預知的财政緊急情況，如戰争、饑荒、火災、洪水等，要求政府立即行動，這種場合無論如何都可認為應該借助金融市場了。
（3）政府下決心從事某些公共事務，其性質要求有相當時間必須在起始和終結之間完成，這就有使用國家信貸的必要了。
人們可能很快見到，這些原則如何得到堅持及不健全的财政狀況會導緻什麼樣的後果……注313 不管看法如何，借款是一項合法的政府業務程序，并且還将進行下去。
注314 上述三項原則中國政府在借款時都堅持了，但政府的财政部門除教育工作者外卻很少考慮舉債辦公共教育，表71、73和75顯示，一筆筆巨額貸款浪費在破壞性用途上。
而舉債辦教育卻可用來減輕那些借款的罪過。
經濟學家布朗堅持認為： 如果按照現行對擔保良好的借款的利率，為教育借到資金，那麼，這項投資可以得到的收益，要比用于其他的投資多得多……注315 教育是一項很有價值的經濟投資，這個論點得到其他經濟學家和教育學家的進一步支持。
克拉克教授注316收集了各國經濟學家關于教育對經濟影響的觀點，在此引用一部分： 亞當·斯密認為：居民先天具有和後天學到的才能都是一個民族的固定資本。
所有為培訓青年的支出都是花費當前的價值以換取生産力的增長。
注317 李斯特曾糾正一個錯誤的哲學觀點：“有一派人認為，養豬的人是社會的生産者，而教育人的人卻是非生産者。
”他說: 精神生産者在促進啟蒙和增長知識方面的成功越大，物質财富的生産才會相應越多。
注318 例如，我們不是一直盡一切應有的努力，傳存教育工具的集體所有權嗎?時下的經濟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即這樣的開支，才是真正的經濟。
注319 總之，教育的所有那些促進演變的品性，推動着社會從低級向上前進，使人們因生産的提高而得到工資的提高。
注320 然而，公共教育的經濟影響之大，無論怎麼說都不為過。
作為生産者和對其産品各自份額的取得者，而且作為财富的消費者，一國人民的整體特性，都是由他們所受教育的程度和性質制約的。
美國及其他先進國家的經濟優勢，或同樣說，像中國、印度這樣國家的經濟劣勢，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要歸之于教育上的差别。
有了這樣的理解，即如讀者已經懂得生産諸要素及決定分配和消費的原理，那麼教育在經濟領域的巨大意義，就很少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了。
注321 施菊野和海格指出了教育的經濟價值所包含的更廣泛的概念。
他們說： 教育體系能産生技術技藝，并且能提高生産能力。
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們的智力和道德水準，為他們明智地參加國家政府工作做好準備。
最近幾年，教育還被用于健康和節儉等具有巨大經濟意義的方面，卓有成效地促進社會品質的提高。
最後，教育在培養鑒賞能力方面做了重要貢獻，這種能力能鑒定社會需求和消費的有價财物和服務的品質。
注322 支持科學研究……為生産率的提高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根據赫胥黎的說法，巴斯德關于阻止炭疽熱、蠶病和雞霍亂蔓延的發現，為法國每年增加的财富總額，等于1870年戰争的全部賠償款。
注323 諾頓注324對教育在縮小潛在生産率和現實生産率之間的差距所起的作用，歸結了以下幾點： 1.根據經濟學家維布倫、金、卡弗、海格等人的觀點，教育可以減少個人對于經濟的無知。
2.教育可以強化社會目的，為加強社會規劃奠定基礎。
3.教育可以改變經濟消費的價值标準。
因此，從亞當斯論政府貸款的第三條原則的基本設想看，教育可以證明借款有理。
根據其第二條緊急情況下借款的原則，在中國的情況下，舉債辦教育甚至有更大的理由。
鑒于極有可能爆發的太平洋戰争和經濟危機，教育的緊迫性不亞于戰争，事實上教育就是基本的備戰。
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和教育學家托尼教授在他最近評論中國的一本書的結尾中說： 在她（中國）出現任何顯著的經濟提高之前，必須發展一個适當的公共教育體系作為先導。
注325 的确有必要馬上動員起來，通過極大的“犧牲”，展開一場反對無知和貧困的戰争。
很久以前，張之洞總督就認識到了犧牲當前的必要性。
那時，他上疏“請專籌巨款舉行要政”，其中包括雄心勃勃的教育建設。
根據湖北有關他的記載，他在奏議中說： 臣等此次所奏變通政治諸條，或養人才，或厚民生，或整軍實，或肅官方，所需經費，必皆不少。
此次賠款極巨，籌措艱難，論者必以度支困绌為詞，謂諸事方求節省，豈宜更增費用，遂不免顧惜遲疑。
臣等之愚，竊以為不可。
今若竭海内之力，百計搜括，但供每年賠款，以冀無事，則外國必将視我中國皆苟安無志之人。
士無奮心，民無固志，各國之輕我侮我，更将得步進步，不待賠款還清，而中國已不能立國矣。
注326 現在看來這話太真實了！ 美國的先例 1929—1930年度，美國未償還的教育公債和國家教育系統其他形式的債務，總額約為2，425，796，439美元。
注327這個數字幾乎與同年美國公共教育的經常支出2，656，420，316美元相等。
注328債務的利息是92，535，800美元，即占經常性支出的3.6%左右。
還本付息包括轉入償債基金部分的債務金額為251，466，228美元，即占上述經常支出的9.5%。
這裡舉例并不是說，中國也應該和美國一樣借債借到如此程度，而隻是說，舉債辦教育是有先例的。
而且，美國的長期貸款大概毫無例外是用于學校的建築或其他固定資産的投資，而臨時貸款則被用于度過有可預期收入的那些時期。
注329如果中國容許舉債辦教育，就可以遵循相同的資金支配原則。
中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建議的借款數目 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如下決議注330： （1）以海關噸位稅（CustomsTonnageDuty）作擔保，發行期限為1929—1944年的3，000萬元系列公債。
每年從這筆收入中分出300萬元給永久基金保管委員會，存在國家銀行作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基金貸款。
這筆公債将全部用作各省的永久性教育基金。
（2）從1929年至1938年，以俄國庚款退賠的剩餘部分作擔保，發行500萬元國庫券，作為永久性教育基金。
該國庫卷的期限為1929年至1938年。
（3）以比利時和意大利庚款退賠作擔保，發行2，000萬元國庫券，作為永久性教育基金。
這樣，中國用于永久性教育基金的借款總額将達1億元。
五年過去了，這個建議卻仍然是一紙空文。
而且，意大利庚款部分已被挪用于另一項政府用途的擔保。
現在很難說教育應該以及能夠借款多少。
這是一樁需要充分的真實信息并且牽涉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财政學家們的任務了。
所以，我們的研究就該到此為止了。
附錄湖北省教育支持的統計分析及其重建中的問題 湖北省的地位 在通常年份，湖北是中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
湖北省位于中國中部，人口2，600多萬人，在長江流域的政治和經濟上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全省總面積約為美國的紐約州、新澤西州、康涅狄格州、馬薩諸塞州和羅得島州五個州的總和。
人口數約為上述五州加上密歇根州的總和，是土耳其或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的兩倍。
注331 湖北省的經濟重要性主要在于其工業、商業、棉田以及号稱“中國的芝加哥”的貿易港漢口。
如果時局恢複正常的話，沙市和宜昌貿易港也會越來越重要。
湖北省的鐵路貫穿南北，輪船航運通達六省，并有“九省通衢”的商業中心漢口，因此，掌握了解決至少一半中國人生計問題的鑰匙。
現行教育方案 表80顯示了目前湖北省現代學校的注冊學生人數及其趨勢。
表801902—1932年間湖北省現代公私立學校學生注冊趨勢表 續表 資料來源： 1902—1909年，來自官方報告A、B、C。
1912—1916年，來自官方報告D、E、F、G、H。
1922年,來自官方報告I。
1928—1929年，來自官方報告J，但不包括（A）17b。
1930年，來自湖北代表的報告。
見《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紀要》，第八部分，第25頁。
1931年，來自《最近湖北教育一覽》，第2部分第2-5頁，第3部分第4頁。
1922年數據包括教會學校的學生注冊人數。
據M.T.Stauffer，TheChristianOccupationofChina湖北部分記載，教會初等和中等學校學生注冊的人數分别為10，235人和852人。
（A）17.根據各區學校統計表重新計算和核正。
見《1929—1930年度湖北教育現況》，第四部分。
原始數字是145，090人，不包括漢口，可能還不包括1931年省立初等學校的注冊人數12，657人。
（B）包括（E）。
若不包括教會學校的學生，則（B）14為7，437人。
（C）除了1922年外，近幾年的數字大概都不包括國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在校學生。
（C）16—18包括86名留學生。
（D）16—18包括大衆教育和成人繼續教育學校的學生（5，115人）。
（D）19包括大衆教育和成人繼續教育學校的學生（7，443人）。
（F）包括獨立師範學校的學生，但可能不包括中學辦的師範班，特别是在1922年以後。
（G）包括各級職業學校學生。
（G）16和（F）19不包括以職業教育為主的省二中和省三中。
湖北省教育廳：《民國22年湖北省教育概況統計》，1932年，表B，第12—13頁（不包括社會教育的14，886名學生）。
從表80可以看出，1931年湖北省各級公立和私立學校的注冊學生總數為224，539人，因1931年水災的影響，1932年銳減至176，961人。
其中，初等學校159，670人，中等學校16，422人，高等院校869人，師範學校1，096人，職業學校僅有1，033人。
1902年，湖北省現代學校僅有400名學生，到1909年穩步增長到99,064人，到1912年激增至203，212人。
之後，波動下降，1912—1922年間各年注冊學生人數，竟比後來的1929—1932年間（1931年除外）高得多。
教育方案不但沒有進展反而退步了。
教育機會的覆蓋度 圖6和地圖1陸續展示了教育機會的覆蓋程度。
圖6以圖解形式觸目驚心地展示了未得到現代教育機會的人口的巨大比例。
學校注冊總數為225，591人（表80所示的224，539人，不包括海外留學生），1932年下降至176，961人，比1931年下降了17%。
圖6湖北省動态型教育方案所需規模示意圖 地圖1湖北省各縣教育支出差異及教育機會覆蓋度示意圖 圖中灰色塊标示了各級在校男女兒童占相應年齡段的男女人口的比例。
湖北省女童獲得教育機會比男童少得多。
大約還有2，445，406名學齡兒童需要上學，而且切實需要為13，000，000年齡在12—50歲的人制定一項大衆掃盲教育計劃。
還有總人口1%的人屬于特殊教育的範疇。
這是根據美國0.77%的百分比推算而得。
注332由于缺乏實際學校普查，6—12歲的學齡兒童占總人口的10%，是估算的。
筆者下了很大功夫，根據16份資料，包括有年齡分組的各縣總人口的95個實例，才算出了這個近似百分比。
詳細情況請見圖7。
1929—1930年度，湖北省僅有5.2%的學齡兒童在校，在全國34個省和特别市中名列第23。
1931年，這個百分比達到了6.9%或僅占總人口的0.69%（請見表90第35欄）。
地圖1提供的數據部分源于表90的第35欄。
它說明，在68個縣中，學齡兒童在校的比例，從漢川的0.06%到浠水的3.27%不等。
武漢的32.5%是包括中等學校和高等院校的注冊數在内的。
縣級學校的注冊數也包括中等學校的注冊數在内。
不過，可以确定，教育機會集中在大城市。
隻有15個縣的學齡兒童有超過10%入學率，或者說有超過總人口1%的人上學。
如表80顯示，1932年注冊人數銳減，在校學生人數所占比例估計也降至同樣程度。
湖北省教育機會指數在各省和特别市中的排位 為顯示湖北省教育機會的相關各項指數與其他省及特别市相比較的情況，特制表81如下。
表中列出九個教育因素和九個财政因素，作為比較的主要根據。
從表81可以看出，在張之洞的推動下，湖北省曾一度（1907）在教育财政收支總量上在各省中排名第一或第二，校産價值排名第五。
各類學校學生數排名從第四到第七。
而自那以後就退步了。
湖北省在教育和财政兩方面，與其他有報告的省和特别市相比，各項排名都落到第10至第29名之間。
隻有省教育預算占省政府總預算的百分比一項，排名第4。
（而與這個預算相應的實際支出，還會把它拉低許多名。
）如果把此表與顯示湖北省經濟實力排名的表89比較，人們就會相信，湖北省在大水災前的20年間，并沒有做出與其經濟實力相當的努力，如果做到的話，湖北省的排名應該很容易提到第五或第六，這是毋須更多證明的。
表811929—1930年度湖北省教育機會的各項指标在29省7特别市中的排位表 續表 續表 ▲1929年。
f.各項根據J1、J2、J4原始數據重新計算。
為了确定湖北省的排名，計算其他行政單位的可比數據花去了許多功夫。
項目1和2中，湖北的注冊數據是筆者自己計算得來。
Ⅳ來自統計來源Ａ。
現行教育方案的經費及其總支出和生均支出的走勢 表82和表83陸續顯示了現行教育方案的經費，以及總支出和生均支出的走勢。
必須注意，這些經費數字隻代表各個學校和機構上報的各項支出，也就是說，是不包括行政間接費用的。
表82表明，所有公立和私立各類教育的實際支出總額,從1907年的1，877，140元穩步增長到了1932年的5，618,060元注333。
按等值貨币計算，1932年比1913年實際增長了198%，但根據表80，1932年學生注冊人數卻比1913年下降了32%。
這也許表明，大量的金錢被浪費了，或者說，也許意味着現行教育方案的經費無須增加總預算，就至少可以支付兩倍于1913年注冊的學生的費用。
這種情況在生均經費上也得到了反映（參見表83）。
1913年初小學生的生均費用為2.92元，而到了1931年則為7.11元，即漲了244%。
1913年高小或完小的生均費用為16.90元，到了1931年則為39.35元，漲到了232%。
1913年中等教育生均費用為52.84元，到1931年則為137.55元，漲到260%。
表82湖北省教育實際總支出走勢表 （包括公立和私立、省級和地方） 續表 資料來源： （1）實際支出。
（4）1912=100，是為了與1912年以來學校注冊人數趨勢相比較。
（5）來自有關學校注冊人數的同一資料來源。
a.另一表格給出的數據是1，200，152元。
b.另一表格給出的數據是1，394，404元。
c.加入了引自資料Ⅰ的各類學校的支出。
d.部分引自《民國21年湖北省财政報告書》。
1932年的另一數據——見1932—1933年度湖北省教育廳報告（包括社會教育支出，為5，618，060元）。
私立學校總支出=2，418，657元（43%）。
公立學校總支出=3，199，403元（57%，人均12分）。
▲隻是小學。
注：1931年省預算為4，998，862元；批準的預算為3，787，671元；但實際支出隻有2，389，759元，隻占預算的48%。
因此，1929、1930和1931年給出的預算數字都不實在，所以這裡沒有采用。
實際支出也許隻有預算數的二分之一。
表83湖北省生均教育支出走勢表 （單位：元） 續表 資料來源：a.這是由教育部提供的小學注冊的低數字111,662人引起的。
根據筆者的計算，這個數字至少應為136,952人。
因為單初小注冊人數至少應是113,074人，而不是97,942人。
b.初中生均數：省立77.12元；縣立40.51元。
c.省立237.85元；縣立22.38元。
d.初等。
f.所有的數據都經過重新算。
注：▲根據筆者掌握的數據計算，參見關于注冊的表格。
▲▲是指每年，根據教育部官方報告中對大衆學校提供的數據，是每年2.40元（筆者自己算的是2.50元）。
筆者算的職業學校生均經費是5.62元。
兩者有很大不同，可理解為官方報告是用總經費來除注冊總數的，而大部分注冊者卻沒有報告經費，正如193
其一，财政部就沒有抱支持的态度。
例如，孔祥熙部長一上任就把意大利那一部分庚款用作擔保，借了一筆4，400萬元的新貸款，供中央支出。
注298其二，經濟建設的負責人要求退賠款首先用于鐵路和基本投資。
注299第三，有關列強要求履行某些會使形勢複雜化的條件（參見表76，D欄）。
考慮上述情況後，可資利用的退賠總額和教育可資利用的總額，均見于表76和表77。
表76表明，根據中國和列強間的協議，隻有截至1934年1月1日未清償的庚款的33%，即260，637，132元，可用于教育、文化和慈善事業。
鑒于何蔭棠博士已從一個學者的角度非常透徹地思考了這個問題，所以筆者這裡隻需引用他的一些發現和建議。
何博士注300發現，高等教育曆來占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如派遣留學生出國，補助高等院校、科學研究和文化項目等。
沿海、沿江各省的居民，特别是大城市較富裕的居民，一直以妨害三億多鄉村居民的利益為代價受到偏愛。
考慮到這些活動有其經過考驗的優點，我們在繼續這些活動的同時，必須基于正義的原則，為了政治、經濟和人道的理由，公平地考慮到那些被遺忘的成千上萬的民衆的利益。
注301 表76庚子退款的狀況及可用于教育的金額表 續表 續表 資料來源： A、B、D參見HohYam-Tong（何蔭棠）,TheBoxerIndemnityRemissionsandEducationinChina,Table35,p.442.略有增訂。
C.見《民國22年财政部現負内外債款之清算》，《中國銀行月刊》，1934年3月。
E.經過重新計算。
表77拟用于鄉村教育的庚子退款估算數額表 續表 資料來源： （A）見表76注釋C。
（B）和（C）為重新計算的數據。
何博士還建議，随着庚款退賠和相應基金數額的大幅度增加，應該啟動一個農村教育計劃，将總數三分之一到一半用于中國農民的教育。
由于表76所示的複雜情況，已經不可能将總額的一半用于何博士的提議了。
而且，1934年,意大利的庚款份額（1934—1948年間的收益為73,004，497元）還被轉挪為一項政府新貸款做擔保了。
表77顯示，從1934年到1948年可用于教育和文化等的資金總數為187，931，536.2元。
如果這筆款項用于擴大改進教育方案内的農村教育，那麼在最初的七年裡，每年隻有19，716，683元可用。
這僅是中央政府要求的每年123，500,000元的16%。
甚至連這個數額都可能不易實現，因為根據中國政府和列強們達成的協議，限制将這些基金用于互惠的企業，包括慈善項目。
庚款中唯一不受這種限制的隻有蘇聯的那部分。
根據序東的估計注302，截至1940年（賠付的最後一年），扣除政府債務擔保抵償和國立北平大學要求部分之後，按複利6%計算，蘇聯的份額可收益213,163,533.03元。
如果不動本金，僅利息每年平均就有12,789,813元。
由于這項基金由财政部掌控，有被挪作他用的嚴重危險，現已有人提出用它來修鐵路了。
首先必須考慮那些“被遺忘的千百萬”的利益，而且現在正是大好時機，我國的教育工作者們要加緊使這筆基金能合法地用于教育，而不由政府散花了。
其他可能性 中國對生産教育即職業教育的扶持： 生産教育因其涉及專業的技術和工業類學校，直接有利于實業發展，因而在财政方面，理應至少部分得到有關行業的支持。
這類生産教育與有利于城市整體的公民訓練不同。
正如拟議中的改革方案所強調的，建立職業學校的财政負擔可分三個合理的擁贊渠道：即實業界本身，分管工、交建設的政府部門，以及工業或經濟計劃單位的預算。
無須說明，在創立階段，負擔的重頭應該由第二和第三渠道承擔。
實業界本身 在工業國家，實業界在扶持職業教育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以英國為例，英國實業界支持教育的方式如下： （a）捐贈校舍和場地。
如紡織業向哈德斯菲爾德的技術學院紡織系提供了校舍和設備資金。
（b）提供獎學金和年度補助。
如曼徹斯特棉制品出口貿易公會提供了大量的獎學金。
卡萊爾化學系和倫敦印刷學院都受到貿易團體的支持。
（c）提供設備。
截至1925年3月前的三年裡，實業界共向92所學校捐贈了價值12萬英鎊的設備。
（d）建立繼續教育學校。
譬如布特先生建立的那種，卡德伯裡、克拉克、弗賴、李氏等公司都創建過這樣的學校。
（e）改組就業方式以促進“三明治學制”（SandwichSystem）的發展。
學生在學校和工廠分段輪番學習和工作。
這種計劃在工程技術業組織得特别好。
一些公司開設工校，如造船廠徒工、機車裝配工、電氣裝配工學校都是很好的例子。
（f）獎學金。
學生在校的成績冊是雇主在考慮晉升其時的重要依據。
獎勵以教科書和工具的形式發給學習好的學生。
注303 甚至在蘇聯，即便國家控制下的集體經濟占優勢，除了五年計劃統一的财政預算外，還得有工業來支持教育。
從1928年到1932年，蘇聯經濟組織為社會文化基本建設投入了2,080，900,000盧布。
注304 中國的工商業團體應該組織起來以類似的方式幫助生産教育。
幾百年來，中國的行會系統和個體工商業，都是依靠被學術教育體系所忽視的、獨立的學徒訓練方式，世代相傳。
而今新的強調生産教育的聲音起來了，老的傳統就可以走向現代化，并與“精英”教育制度相結合。
這是學校收入的一個重要的源泉，應該盡快地系統化和開發。
分管工業、交通和建設的政府部門 如果實業部、交通部和各省建設廳的教育功能得到擴大的話，那麼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廳所面臨的财政負擔就會減輕。
迄今為止，交通部和鐵道部一直擁有令人贊歎的、較高水準的技術教育學校，以及為其員工子弟提供的一些普通教育學校。
實業部也應該負起資助職業教育的部分負擔。
如果這些部門能與教育部密切合作，成立一個類似美國聯邦職業教育理事會的協調機構，來制定并資助一個全面的生産教育方案，那麼就會在這些方面跨進一大步了。
各省建設廳也應當按照同樣模式協調技術和财政資源。
最近，浙江和安徽兩省啟動了類似的計劃，不過，還不知道這兩個省的建設廳是否将其預算中的一部分明确撥給技術和職業培訓。
經濟建設要以技術技藝、科學知識和受過教育的勞工為基礎。
無須多說，經濟建設的預算應該保證為這類培訓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
美國農業部是為生産教育提供後援的最佳範例。
1933—1934年度該農業部的總預算是116,000,000美元，在聯邦政府十個部門（不包括其他機構和執行辦公廳［executiveoffice］）中名列第四。
預算的主要用途是教育，絕大部分用于研究、實驗和推廣活動的機構。
注305 英國的農業教育資金由農業部籌措。
在比利時，農業部将其預算的三分之一用于教育，工業勞動部将其預算的11.9%用于教育。
注306 這些不過是非計劃經濟如何給予生産教育财政支持的案例而已。
而蘇聯的試驗呢，則驅使世界範圍的興趣從無序競争的放任政策和重複生産的企業，轉移到計劃經濟了。
中國談論實業計劃已有不少年了，但是，要實行實業計劃，不具備某些根本要素是不行的，譬如統一的國家、穩定的政府、健全的财政制度以及與社會和經濟狀況相關的控制數字，即詳細而精确的統計資料等。
中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指望達到蘇聯的計劃規模。
即使在部分實行這種計劃之前的時間裡，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必須依靠這些分立的政府建設機關。
于是，要求這些機關從每年度預算中拿出一部分，為經濟發展培訓工作人員和資助生産教育，就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了。
正是孫中山先生本人，按照現代詞義首創了講究“計劃”的思想。
大約在1919年，蘇聯最高經濟委員會為烏拉爾地區金屬工業草拟了第一個工業計劃，因而作為計劃機構的經濟委員會的思想，在整個西歐成為鮮活的争論話題。
就在那個時候，中山先生為“中國的國際發展”提出了他的十點實業計劃。
該計劃至今仍是國民政府經濟建設方案的指南。
1927年以後，又出現了如下的許多實業計劃： （1）孫科的《十年計劃》。
包括交通、商港、現代化城市、水利發展、基礎工業、礦業發展、農業發展、蒙古和新疆的灌溉工程、華中和華北的造林及墾殖等。
（2）1929年國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物質建設方案及預算》。
該文件遵循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的主要原則和政策，并将其十點實業計劃列為其一部分。
（3）1931年國民大會通過的《六年計劃》。
（4）1931年8月國際聯盟通過的《十年計劃》。
（5）1932年11月正式成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拟定的《三年計劃》。
（6）專項和地區的計劃有： （a）孔祥熙的發展基礎工業的計劃，包括鐵、鋼、電氣化、機械車間、煉鹽、酸堿加工、棉紡、造紙和造酒等。
（b）陳公博的四年計劃，包括了長江流域12個獨立的工業項目。
（c）孫科的鐵路建設和公路建設的分項計劃。
（d）實業部提出的西北發展四年計劃。
注307 蘇聯的經驗取得了勢不可當的成功，這也許主要應歸功于其五年計劃中包括了教育計劃。
其堅定無畏的大衆熱情，實現計劃的速度，使人們很容易聯想到他們開發的規模龐大的民衆教育和宣傳體系，特别是技術專門人才和熟練工人的培訓。
這種計劃與其叫作“經濟計劃”，不如叫作“社會經濟計劃”。
幸運的是，中國也開始考慮走這條路了。
1932年成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設立了五個技術委員會，其中就包括教育技術委員會。
參加經濟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行政院院長和副院長、内政部長、财政部長、鐵道部長、交通部長、實業部長，而教育部長則被認為是當然委員。
隻有通過這樣一種組織，才能更加充分地實現一個統一協調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建設計劃。
委員會的三年計劃包括一份明确的教育方案。
蔣介石委員長宣布，已經邀請國際聯盟教育專家代表團來中國進行教育調查，其建議書将受到“國家經濟委員會的特别關注”。
他說： 教育部将在這方面向委員會提交一個特别建議書。
國民政府表示，未來根據委員會研究和計劃，将按國家需要而進行改革，為新的項目而動用任何經費支出，将聽取委員會的意見。
注308 這樣，教育就從法律上被承認是經濟計劃的一個明确組成部分，并可從經濟委員會的預算得到支持了。
教育财政可以從經濟計劃預算獲得多少支持? 一個又一個計劃出台了，它們之間的互不一緻說明迄今沒有一個單獨的計劃得到持續遵行，各種計劃之間也互不協調配合。
有必要為這些計劃提供執行機制，這一點卻被普遍忽視了。
這就形成了一種習慣：隻管制定計劃，而不考慮财政問題。
注309 我們看到，為反映公衆日益廣泛的需求，每一個政府部門都提出自己的小計劃，而且所有這些小計劃都包括巨額的開支。
毫無疑問，這些計劃許多本身都是不錯的，但是，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的資金不足，而他們又沒有和其他部門的計劃協調。
所以，肯定行不通。
注310 于是，國家經濟委員會成立了，由它來統一支配政府各部門間無安排、不關聯或有沖突的計劃。
大部分計劃都沒有提到教育在培訓有知識、有技能的工人及技術人員的作用，而這才是它們做宣傳、講道理的成功基礎。
在教育部制定其教育計劃時，隻要不與其他經濟建設機構密切協調，必然不能适應國家具體行業的需求。
孫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原文中就考慮到這一點，并提出了一個“心理建設大綱”。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統一财政計劃，隻用四年半時間就完成了，其間實際上用于教育的經費為145億盧布，即總預算1，201億盧布的11.7%。
這還不包括地方教育支出以及經濟機構為社會文化需要（包括教育需要）而進行的基本建設的開支。
注311蘇聯計劃者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可從下面的陳述中看出： 考慮到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重大的經濟、技術和組織問題的必要性，第五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要求蘇聯對文化問題總其責，并通過下述努力以完成文化革命的最重要任務：即普及義務初等教育，掃盲，提高人民群衆普通教育和技術職業教育的水平，從工人階級隊伍和一般勞苦大衆中培養大批專業幹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改革整個公共教育體制以适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任務。
這是一個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生産類型和條件的龐大計劃，是一個在最廣泛地掌握了世界技術最新成果和最佳模式的基礎上制訂的計劃，它直接提出了新的幹部問題，提出了将要成為我國技術和社會建設者的問題。
注312 讓我們僅觀察接受了統一财政計劃培訓的生産人員情況。
1928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行時，連同國民經濟各部門受過訓練的技術員和幹部在内，隻有493,000位專家。
到1932年，這個數字增至973，200人，工業中每100個工人中就有6.9個專家，其中包括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及受過實際培訓的專門人才。
職業教育日益發展，對培訓幹部的新機構的需求急劇增長，表78顯示了這類院校的發展狀況。
表78蘇聯新型幹部培訓機構學生注冊人數表 資料來源：SummaryoftheFulfillmentoftheFirstFive-YearPlanfortheDevelopmentofNationalEconomyoftheU.S.S.R，p.295. 在中國，所有的行業都經常呼籲訓練有素的工人和專家不夠。
表4的數字表明，1930—1931年各層次生産教育學校注冊的總數僅有55，226人，即僅占所有學校注總數的0.44%。
表4還表明，1930—1931年度職業中學的學生數隻占所有中學注冊總學生的10%。
這種現狀使國家經濟委員會在實行其工業、農業計劃時不得不面對一個最緊迫的問題：即無論是從蘇聯的經驗還是從中國的現實需要來看，都絕對要讓經濟計劃的預算為各類生産教育提供财政支持。
蘇聯的經驗（見表78）表明，經濟計劃的總預算中投入教育的部分至少要占10%。
如果普通教育由教育部支持，那麼，就可以斷然要求從實業計劃預算中撥出5%來支持生産教育。
各項實業計劃概算總額見表79。
表79各項實業計劃概算總額表 資料來源：陳其田，同前所引。
注：▲這些計劃的排列順序與上文六項實業計劃的順序相同。
▲▲這些數字是按教育經費每年占5%的建議計算的。
因此很明顯,生産教育應從全國實業計劃的預算中每年至少撥款2，500萬元，要求從行業或地區計劃中每年至少撥款500萬至1，000萬元。
具體的數字須由教育技術委員會提出。
2.舉債辦教育 亞當斯把一個政府單位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公務經濟”的名義進行“政府貸款”的條件，做了如下分類： （1）估計收入和實際收入不一緻，若差誤以赤字形式出現，那就需要臨時貸款。
（2）出現一些無法預知的财政緊急情況，如戰争、饑荒、火災、洪水等，要求政府立即行動，這種場合無論如何都可認為應該借助金融市場了。
（3）政府下決心從事某些公共事務，其性質要求有相當時間必須在起始和終結之間完成，這就有使用國家信貸的必要了。
人們可能很快見到，這些原則如何得到堅持及不健全的财政狀況會導緻什麼樣的後果……注313 不管看法如何，借款是一項合法的政府業務程序，并且還将進行下去。
注314 上述三項原則中國政府在借款時都堅持了，但政府的财政部門除教育工作者外卻很少考慮舉債辦公共教育，表71、73和75顯示，一筆筆巨額貸款浪費在破壞性用途上。
而舉債辦教育卻可用來減輕那些借款的罪過。
經濟學家布朗堅持認為： 如果按照現行對擔保良好的借款的利率，為教育借到資金，那麼，這項投資可以得到的收益，要比用于其他的投資多得多……注315 教育是一項很有價值的經濟投資，這個論點得到其他經濟學家和教育學家的進一步支持。
克拉克教授注316收集了各國經濟學家關于教育對經濟影響的觀點，在此引用一部分： 亞當·斯密認為：居民先天具有和後天學到的才能都是一個民族的固定資本。
所有為培訓青年的支出都是花費當前的價值以換取生産力的增長。
注317 李斯特曾糾正一個錯誤的哲學觀點：“有一派人認為，養豬的人是社會的生産者，而教育人的人卻是非生産者。
”他說: 精神生産者在促進啟蒙和增長知識方面的成功越大，物質财富的生産才會相應越多。
注318 例如，我們不是一直盡一切應有的努力，傳存教育工具的集體所有權嗎?時下的經濟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即這樣的開支，才是真正的經濟。
注319 總之，教育的所有那些促進演變的品性，推動着社會從低級向上前進，使人們因生産的提高而得到工資的提高。
注320 然而，公共教育的經濟影響之大，無論怎麼說都不為過。
作為生産者和對其産品各自份額的取得者，而且作為财富的消費者，一國人民的整體特性，都是由他們所受教育的程度和性質制約的。
美國及其他先進國家的經濟優勢，或同樣說，像中國、印度這樣國家的經濟劣勢，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要歸之于教育上的差别。
有了這樣的理解，即如讀者已經懂得生産諸要素及決定分配和消費的原理，那麼教育在經濟領域的巨大意義，就很少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了。
注321 施菊野和海格指出了教育的經濟價值所包含的更廣泛的概念。
他們說： 教育體系能産生技術技藝，并且能提高生産能力。
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們的智力和道德水準，為他們明智地參加國家政府工作做好準備。
最近幾年，教育還被用于健康和節儉等具有巨大經濟意義的方面，卓有成效地促進社會品質的提高。
最後，教育在培養鑒賞能力方面做了重要貢獻，這種能力能鑒定社會需求和消費的有價财物和服務的品質。
注322 支持科學研究……為生産率的提高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根據赫胥黎的說法，巴斯德關于阻止炭疽熱、蠶病和雞霍亂蔓延的發現，為法國每年增加的财富總額，等于1870年戰争的全部賠償款。
注323 諾頓注324對教育在縮小潛在生産率和現實生産率之間的差距所起的作用，歸結了以下幾點： 1.根據經濟學家維布倫、金、卡弗、海格等人的觀點，教育可以減少個人對于經濟的無知。
2.教育可以強化社會目的，為加強社會規劃奠定基礎。
3.教育可以改變經濟消費的價值标準。
因此，從亞當斯論政府貸款的第三條原則的基本設想看，教育可以證明借款有理。
根據其第二條緊急情況下借款的原則，在中國的情況下，舉債辦教育甚至有更大的理由。
鑒于極有可能爆發的太平洋戰争和經濟危機，教育的緊迫性不亞于戰争，事實上教育就是基本的備戰。
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和教育學家托尼教授在他最近評論中國的一本書的結尾中說： 在她（中國）出現任何顯著的經濟提高之前，必須發展一個适當的公共教育體系作為先導。
注325 的确有必要馬上動員起來，通過極大的“犧牲”，展開一場反對無知和貧困的戰争。
很久以前，張之洞總督就認識到了犧牲當前的必要性。
那時，他上疏“請專籌巨款舉行要政”，其中包括雄心勃勃的教育建設。
根據湖北有關他的記載，他在奏議中說： 臣等此次所奏變通政治諸條，或養人才，或厚民生，或整軍實，或肅官方，所需經費，必皆不少。
此次賠款極巨，籌措艱難，論者必以度支困绌為詞，謂諸事方求節省，豈宜更增費用，遂不免顧惜遲疑。
臣等之愚，竊以為不可。
今若竭海内之力，百計搜括，但供每年賠款，以冀無事，則外國必将視我中國皆苟安無志之人。
士無奮心，民無固志，各國之輕我侮我，更将得步進步，不待賠款還清，而中國已不能立國矣。
注326 現在看來這話太真實了！ 美國的先例 1929—1930年度，美國未償還的教育公債和國家教育系統其他形式的債務，總額約為2，425，796，439美元。
注327這個數字幾乎與同年美國公共教育的經常支出2，656，420，316美元相等。
注328債務的利息是92，535，800美元，即占經常性支出的3.6%左右。
還本付息包括轉入償債基金部分的債務金額為251，466，228美元，即占上述經常支出的9.5%。
這裡舉例并不是說，中國也應該和美國一樣借債借到如此程度，而隻是說，舉債辦教育是有先例的。
而且，美國的長期貸款大概毫無例外是用于學校的建築或其他固定資産的投資，而臨時貸款則被用于度過有可預期收入的那些時期。
注329如果中國容許舉債辦教育，就可以遵循相同的資金支配原則。
中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建議的借款數目 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如下決議注330： （1）以海關噸位稅（CustomsTonnageDuty）作擔保，發行期限為1929—1944年的3，000萬元系列公債。
每年從這筆收入中分出300萬元給永久基金保管委員會，存在國家銀行作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基金貸款。
這筆公債将全部用作各省的永久性教育基金。
（2）從1929年至1938年，以俄國庚款退賠的剩餘部分作擔保，發行500萬元國庫券，作為永久性教育基金。
該國庫卷的期限為1929年至1938年。
（3）以比利時和意大利庚款退賠作擔保，發行2，000萬元國庫券，作為永久性教育基金。
這樣，中國用于永久性教育基金的借款總額将達1億元。
五年過去了，這個建議卻仍然是一紙空文。
而且，意大利庚款部分已被挪用于另一項政府用途的擔保。
現在很難說教育應該以及能夠借款多少。
這是一樁需要充分的真實信息并且牽涉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财政學家們的任務了。
所以，我們的研究就該到此為止了。
附錄湖北省教育支持的統計分析及其重建中的問題 湖北省的地位 在通常年份，湖北是中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
湖北省位于中國中部，人口2，600多萬人，在長江流域的政治和經濟上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全省總面積約為美國的紐約州、新澤西州、康涅狄格州、馬薩諸塞州和羅得島州五個州的總和。
人口數約為上述五州加上密歇根州的總和，是土耳其或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的兩倍。
注331 湖北省的經濟重要性主要在于其工業、商業、棉田以及号稱“中國的芝加哥”的貿易港漢口。
如果時局恢複正常的話，沙市和宜昌貿易港也會越來越重要。
湖北省的鐵路貫穿南北，輪船航運通達六省，并有“九省通衢”的商業中心漢口，因此，掌握了解決至少一半中國人生計問題的鑰匙。
現行教育方案 表80顯示了目前湖北省現代學校的注冊學生人數及其趨勢。
表801902—1932年間湖北省現代公私立學校學生注冊趨勢表 續表 資料來源： 1902—1909年，來自官方報告A、B、C。
1912—1916年，來自官方報告D、E、F、G、H。
1922年,來自官方報告I。
1928—1929年，來自官方報告J，但不包括（A）17b。
1930年，來自湖北代表的報告。
見《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紀要》，第八部分，第25頁。
1931年，來自《最近湖北教育一覽》，第2部分第2-5頁，第3部分第4頁。
1922年數據包括教會學校的學生注冊人數。
據M.T.Stauffer，TheChristianOccupationofChina湖北部分記載，教會初等和中等學校學生注冊的人數分别為10，235人和852人。
（A）17.根據各區學校統計表重新計算和核正。
見《1929—1930年度湖北教育現況》，第四部分。
原始數字是145，090人，不包括漢口，可能還不包括1931年省立初等學校的注冊人數12，657人。
（B）包括（E）。
若不包括教會學校的學生，則（B）14為7，437人。
（C）除了1922年外，近幾年的數字大概都不包括國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在校學生。
（C）16—18包括86名留學生。
（D）16—18包括大衆教育和成人繼續教育學校的學生（5，115人）。
（D）19包括大衆教育和成人繼續教育學校的學生（7，443人）。
（F）包括獨立師範學校的學生，但可能不包括中學辦的師範班，特别是在1922年以後。
（G）包括各級職業學校學生。
（G）16和（F）19不包括以職業教育為主的省二中和省三中。
湖北省教育廳：《民國22年湖北省教育概況統計》，1932年，表B，第12—13頁（不包括社會教育的14，886名學生）。
從表80可以看出，1931年湖北省各級公立和私立學校的注冊學生總數為224，539人，因1931年水災的影響，1932年銳減至176，961人。
其中，初等學校159，670人，中等學校16，422人，高等院校869人，師範學校1，096人，職業學校僅有1，033人。
1902年，湖北省現代學校僅有400名學生，到1909年穩步增長到99,064人，到1912年激增至203，212人。
之後，波動下降，1912—1922年間各年注冊學生人數，竟比後來的1929—1932年間（1931年除外）高得多。
教育方案不但沒有進展反而退步了。
教育機會的覆蓋度 圖6和地圖1陸續展示了教育機會的覆蓋程度。
圖6以圖解形式觸目驚心地展示了未得到現代教育機會的人口的巨大比例。
學校注冊總數為225，591人（表80所示的224，539人，不包括海外留學生），1932年下降至176，961人，比1931年下降了17%。
圖6湖北省動态型教育方案所需規模示意圖 地圖1湖北省各縣教育支出差異及教育機會覆蓋度示意圖 圖中灰色塊标示了各級在校男女兒童占相應年齡段的男女人口的比例。
湖北省女童獲得教育機會比男童少得多。
大約還有2，445，406名學齡兒童需要上學，而且切實需要為13，000，000年齡在12—50歲的人制定一項大衆掃盲教育計劃。
還有總人口1%的人屬于特殊教育的範疇。
這是根據美國0.77%的百分比推算而得。
注332由于缺乏實際學校普查，6—12歲的學齡兒童占總人口的10%，是估算的。
筆者下了很大功夫，根據16份資料，包括有年齡分組的各縣總人口的95個實例，才算出了這個近似百分比。
詳細情況請見圖7。
1929—1930年度，湖北省僅有5.2%的學齡兒童在校，在全國34個省和特别市中名列第23。
1931年，這個百分比達到了6.9%或僅占總人口的0.69%（請見表90第35欄）。
地圖1提供的數據部分源于表90的第35欄。
它說明，在68個縣中，學齡兒童在校的比例，從漢川的0.06%到浠水的3.27%不等。
武漢的32.5%是包括中等學校和高等院校的注冊數在内的。
縣級學校的注冊數也包括中等學校的注冊數在内。
不過，可以确定，教育機會集中在大城市。
隻有15個縣的學齡兒童有超過10%入學率，或者說有超過總人口1%的人上學。
如表80顯示，1932年注冊人數銳減，在校學生人數所占比例估計也降至同樣程度。
湖北省教育機會指數在各省和特别市中的排位 為顯示湖北省教育機會的相關各項指數與其他省及特别市相比較的情況，特制表81如下。
表中列出九個教育因素和九個财政因素，作為比較的主要根據。
從表81可以看出，在張之洞的推動下，湖北省曾一度（1907）在教育财政收支總量上在各省中排名第一或第二，校産價值排名第五。
各類學校學生數排名從第四到第七。
而自那以後就退步了。
湖北省在教育和财政兩方面，與其他有報告的省和特别市相比，各項排名都落到第10至第29名之間。
隻有省教育預算占省政府總預算的百分比一項，排名第4。
（而與這個預算相應的實際支出，還會把它拉低許多名。
）如果把此表與顯示湖北省經濟實力排名的表89比較，人們就會相信，湖北省在大水災前的20年間，并沒有做出與其經濟實力相當的努力，如果做到的話，湖北省的排名應該很容易提到第五或第六，這是毋須更多證明的。
表811929—1930年度湖北省教育機會的各項指标在29省7特别市中的排位表 續表 續表 ▲1929年。
f.各項根據J1、J2、J4原始數據重新計算。
為了确定湖北省的排名，計算其他行政單位的可比數據花去了許多功夫。
項目1和2中，湖北的注冊數據是筆者自己計算得來。
Ⅳ來自統計來源Ａ。
現行教育方案的經費及其總支出和生均支出的走勢 表82和表83陸續顯示了現行教育方案的經費，以及總支出和生均支出的走勢。
必須注意，這些經費數字隻代表各個學校和機構上報的各項支出，也就是說，是不包括行政間接費用的。
表82表明，所有公立和私立各類教育的實際支出總額,從1907年的1，877，140元穩步增長到了1932年的5，618,060元注333。
按等值貨币計算，1932年比1913年實際增長了198%，但根據表80，1932年學生注冊人數卻比1913年下降了32%。
這也許表明，大量的金錢被浪費了，或者說，也許意味着現行教育方案的經費無須增加總預算，就至少可以支付兩倍于1913年注冊的學生的費用。
這種情況在生均經費上也得到了反映（參見表83）。
1913年初小學生的生均費用為2.92元，而到了1931年則為7.11元，即漲了244%。
1913年高小或完小的生均費用為16.90元，到了1931年則為39.35元，漲到了232%。
1913年中等教育生均費用為52.84元，到1931年則為137.55元，漲到260%。
表82湖北省教育實際總支出走勢表 （包括公立和私立、省級和地方） 續表 資料來源： （1）實際支出。
（4）1912=100，是為了與1912年以來學校注冊人數趨勢相比較。
（5）來自有關學校注冊人數的同一資料來源。
a.另一表格給出的數據是1，200，152元。
b.另一表格給出的數據是1，394，404元。
c.加入了引自資料Ⅰ的各類學校的支出。
d.部分引自《民國21年湖北省财政報告書》。
1932年的另一數據——見1932—1933年度湖北省教育廳報告（包括社會教育支出，為5，618，060元）。
私立學校總支出=2，418，657元（43%）。
公立學校總支出=3，199，403元（57%，人均12分）。
▲隻是小學。
注：1931年省預算為4，998，862元；批準的預算為3，787，671元；但實際支出隻有2，389，759元，隻占預算的48%。
因此，1929、1930和1931年給出的預算數字都不實在，所以這裡沒有采用。
實際支出也許隻有預算數的二分之一。
表83湖北省生均教育支出走勢表 （單位：元） 續表 資料來源：a.這是由教育部提供的小學注冊的低數字111,662人引起的。
根據筆者的計算，這個數字至少應為136,952人。
因為單初小注冊人數至少應是113,074人，而不是97,942人。
b.初中生均數：省立77.12元；縣立40.51元。
c.省立237.85元；縣立22.38元。
d.初等。
f.所有的數據都經過重新算。
注：▲根據筆者掌握的數據計算，參見關于注冊的表格。
▲▲是指每年，根據教育部官方報告中對大衆學校提供的數據，是每年2.40元（筆者自己算的是2.50元）。
筆者算的職業學校生均經費是5.62元。
兩者有很大不同，可理解為官方報告是用總經費來除注冊總數的，而大部分注冊者卻沒有報告經費，正如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