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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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中大歡喜。
視曆複開書，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應。
“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 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
青雀白鹄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随風轉。
金車玉作輪，踯躅青骢馬，流蘇金镂鞍。
赍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
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鲑珍。
從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适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
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
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
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绫羅。
朝成繡夾裙，晚成單羅衫。
晻晻日欲瞑，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
未至二三裡，摧藏馬悲哀。
新婦識馬聲，蹑履相逢迎，怅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
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别我後，人事不可量。
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
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
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
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複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
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
故作不良計，勿複怨鬼神。
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為汝求，便複在旦夕。
” 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
轉頭向戶裡，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
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
“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
”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别離。
徘徊庭樹下，自挂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
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
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
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
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
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首空前的、僅有的、哀豔動人的長詩創作。
這樣樸素無華的文字，寫得真是真摯、誠實，宛如一幕真實的悲劇扮演在我們的面前。
作者描寫的技術真是高妙，他把劇中四五個人物——仲卿、仲卿母、蘭芝、蘭芝母及兄——各個不同的個性，都很生動地抒寫出來。
全文雖有一千七百餘字之多，但我們讀了，一點也不覺冗長。
全篇的結構，恰如一件無縫的天衣。
不但可作文學名著讀，還可以當作古代婦女生活史讀。
老實說，漢賦隻不過是當代貴族社會一種時髦的妝飾品、娛樂品而已；真正的時代文學、社會文學，真正有價值的文學，還是要算這些民間的詩歌呢。
五言詩和七言詩都是起源于民間，是無可懷疑的。
民間的歌謠初無一定的格式，他們任意地撰制，有時作出長短其句的歌，有時作出句調整齊的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歌。
後來大家作五言和七言作得順手，唱得順口，形式又整齊美觀，大家便都不約而同地趨向作五七言詩一途，五七言詩便自然地發達起來。
就中五言詩的發達又早于七言，我們看漢代的民間詩歌，以五言詩為最多，而且作得很長篇的出來了。
文人的詩歌是受了民間詩的影響才産生的，起來很遲。
舊說《古詩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推為五言詩的始創者；又有說李陵、蘇武的《河梁贈答》等詩為五言詩之祖。
這是壓根兒錯誤了的。
不但枚乘、李陵和蘇武沒有作過詩，所有的西漢文人并沒有一個曾作詩的，《古詩十九首》和《河梁贈答》等詩也不一定是西漢的作品。
說《古詩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始于劉勰，他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
”（《文心雕龍·明詩》篇）這還是疑似之言，至徐陵編《玉台新詠》則直錄《古詩十九首》中之九首為枚乘作。
這是不可靠的。
在徐陵之前有蕭統，蕭統的《文選》錄《古詩十九首》，皆不題作者姓名；在徐陵之前又有鐘嵘，鐘嵘的《詩品》也說：“《古詩》眇邈，人世難詳。
”更推上去說，東漢人班固作的《漢書》裡面的《枚乘傳》，也沒有說起枚乘作詩的話。
我們知道枚乘是當代很有名氣的文人，他如作了五言詩，決不會沒有人知道。
你看他作了一篇《七發》，引出後人多少的摸拟作品；倘使他創為五言新詩，定必轟動一時，人人争拟，何以竟“吟詠靡聞”？這都是解釋不通的。
至于李陵與蘇武的詩，雖蕭統《文選》明載李陵《與蘇武詩》三首、蘇武詩四首，鐘嵘《詩品》也說“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但也是不可信的。
班固的《漢書·蘇武傳》和《藝文志》也都不曾說起蘇李有五言詩。
梁劉勰則對于所傳西漢的詩根本懷疑，他在《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上略）至成帝（西漢末年），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也。
一種新文體的起來，是經過長期的醞釀，逐漸演化而成立的，絕不是哪一兩個文人所能獨創出來的。
西漢隻有民歌，文人隻會作淫麗鋪張的古典賦，還不是他們作得出整齊完美的五言詩的時候。
《古詩十九首》與《河梁贈答》等詩，絕不是西漢時期的作品，更不是西漢中年做文丐的枚乘、武夫的李陵、牧羊的蘇武所能憑空創造的。
其餘，如卓文君的《白頭吟》、班婕妤的《怨歌行》，都不是她們自己的作品，而且都是東漢或東漢以後的作品。
文人作詩，始于東漢。
可稽考的如《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劉勰謂是傅毅之作；此外，班固有《詠史》，張衡有《四愁詩》。
這時，文人蓋已受着民間詩歌風氣的影響了，有眼光的文人都開始試作詩歌了。
至東漢末年建安時期，五七言詩歌很迅速地發展起來，便成為文人創作中的主要部分。
建安時期的文學 漢代文學至漢末起了一個大變化。
就時代說，東漢至靈帝獻帝時，太平時代已經過去，天下已經很紛亂了。
漢末的文人再沒有那樣安閑的工夫，花費百多天來作《子虛》《上林》，花費十年來寫《兩京賦》了。
他們隻好在戎馬倉皇中橫槊賦詩；他們隻好在客居異鄉的時候，登樓作賦。
他們再也歌詠不出太平時代的美景勝事，再也作不出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一般人的賦出來了。
漢末的文人，是亂世的文人，他們寫的是亂世的社會生活，是作者自己抑壓不住的情感的流露。
他們的作風，不是悲壯高曠，便是凄涼悲哀，不像以前的辭賦隻是一味的“靡靡之音”了。
這是漢末文學的特色。
在文學史上，這個時期的文學被稱為“建安文學”（196—220）。
漢末文學，以建安時期為中心；這個中心時期的文學，又以詩歌為主幹部分。
這，顯然是民間的歌謠發展到文人的社會裡來了。
在建安前的百多年，已經有文人在試作詩歌，這是在前面說過了的，如班固的五言《詠史詩》。
那時因為文人作詩的風氣未開，故班固隻是采用民間的詩體，而不敢模拟民間的作風，他的《詠史詩》實嫌倫理忠孝的氣味太濃，作得并不好。
直到章帝和帝之際，傅毅、張衡等出，才大膽地模仿民間的作風來作詩，才作出五七言好詩來。
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傅毅（？）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
千裡遠結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四愁詩 張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路遠莫緻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路遠莫緻倚惆怅，何為懷憂心煩怏？ （《四愁詩》共有四節，這裡選錄二節） 張衡、傅毅們的賦都是讀來令人煩厭的，而他倆這種模仿民間作風的詩卻寫得怪清新可愛，可見詩的時代是來了。
到了建安期，詩壇益繁盛。
建安的文人雖一方面作賦，一方面作詩，但他們作出來的賦還比不上他們的詩。
如曹植的《七哀詩》與《出婦賦》都是寫少婦的哀怨的，而《出婦賦》實不如《七哀詩》寫得好；這很顯然證明詩體是比較賦體更為适宜于抒情寫意的文學體裁。
從建安時起，詩歌便成為正統文學的主幹了。
建安期的文壇，曹氏父子實為領袖人物。
他們都是天生多才的文學家，又複敬愛文士；以帝王的資格來提倡文學，使“天下才人，競集魏都”，文學遂盛。
第一個要說的是曹操（155—220），字孟德，谯人。
他在政治舞台上是一位不世出的英雄，在文學界亦是一個怪傑。
他的作風憑着一團豪氣，如天馬行空，不可羁扼。
試讀他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風調悲壯，氣魄沉雄。
至他的《苦寒行》則更變為剛勁蒼涼，不許第二人寫得出來，其詩全文如下：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
羊腸坂诘屈，車輪為之摧。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
熊罴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頸
視曆複開書，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應。
“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 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
青雀白鹄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随風轉。
金車玉作輪，踯躅青骢馬，流蘇金镂鞍。
赍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
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鲑珍。
從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适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
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
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
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绫羅。
朝成繡夾裙，晚成單羅衫。
晻晻日欲瞑，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
未至二三裡，摧藏馬悲哀。
新婦識馬聲，蹑履相逢迎，怅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
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别我後，人事不可量。
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
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
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
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複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
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
故作不良計，勿複怨鬼神。
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為汝求，便複在旦夕。
” 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
轉頭向戶裡，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
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
“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
”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别離。
徘徊庭樹下，自挂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
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
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
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
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
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首空前的、僅有的、哀豔動人的長詩創作。
這樣樸素無華的文字，寫得真是真摯、誠實，宛如一幕真實的悲劇扮演在我們的面前。
作者描寫的技術真是高妙，他把劇中四五個人物——仲卿、仲卿母、蘭芝、蘭芝母及兄——各個不同的個性，都很生動地抒寫出來。
全文雖有一千七百餘字之多，但我們讀了，一點也不覺冗長。
全篇的結構，恰如一件無縫的天衣。
不但可作文學名著讀，還可以當作古代婦女生活史讀。
老實說，漢賦隻不過是當代貴族社會一種時髦的妝飾品、娛樂品而已；真正的時代文學、社會文學，真正有價值的文學，還是要算這些民間的詩歌呢。
五言詩和七言詩都是起源于民間，是無可懷疑的。
民間的歌謠初無一定的格式，他們任意地撰制，有時作出長短其句的歌，有時作出句調整齊的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歌。
後來大家作五言和七言作得順手，唱得順口，形式又整齊美觀，大家便都不約而同地趨向作五七言詩一途，五七言詩便自然地發達起來。
就中五言詩的發達又早于七言，我們看漢代的民間詩歌，以五言詩為最多，而且作得很長篇的出來了。
文人的詩歌是受了民間詩的影響才産生的，起來很遲。
舊說《古詩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推為五言詩的始創者；又有說李陵、蘇武的《河梁贈答》等詩為五言詩之祖。
這是壓根兒錯誤了的。
不但枚乘、李陵和蘇武沒有作過詩，所有的西漢文人并沒有一個曾作詩的，《古詩十九首》和《河梁贈答》等詩也不一定是西漢的作品。
說《古詩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始于劉勰，他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
”（《文心雕龍·明詩》篇）這還是疑似之言，至徐陵編《玉台新詠》則直錄《古詩十九首》中之九首為枚乘作。
這是不可靠的。
在徐陵之前有蕭統，蕭統的《文選》錄《古詩十九首》，皆不題作者姓名；在徐陵之前又有鐘嵘，鐘嵘的《詩品》也說：“《古詩》眇邈，人世難詳。
”更推上去說，東漢人班固作的《漢書》裡面的《枚乘傳》，也沒有說起枚乘作詩的話。
我們知道枚乘是當代很有名氣的文人，他如作了五言詩，決不會沒有人知道。
你看他作了一篇《七發》，引出後人多少的摸拟作品；倘使他創為五言新詩，定必轟動一時，人人争拟，何以竟“吟詠靡聞”？這都是解釋不通的。
至于李陵與蘇武的詩，雖蕭統《文選》明載李陵《與蘇武詩》三首、蘇武詩四首，鐘嵘《詩品》也說“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但也是不可信的。
班固的《漢書·蘇武傳》和《藝文志》也都不曾說起蘇李有五言詩。
梁劉勰則對于所傳西漢的詩根本懷疑，他在《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上略）至成帝（西漢末年），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也。
一種新文體的起來，是經過長期的醞釀，逐漸演化而成立的，絕不是哪一兩個文人所能獨創出來的。
西漢隻有民歌，文人隻會作淫麗鋪張的古典賦，還不是他們作得出整齊完美的五言詩的時候。
《古詩十九首》與《河梁贈答》等詩，絕不是西漢時期的作品，更不是西漢中年做文丐的枚乘、武夫的李陵、牧羊的蘇武所能憑空創造的。
其餘，如卓文君的《白頭吟》、班婕妤的《怨歌行》，都不是她們自己的作品，而且都是東漢或東漢以後的作品。
文人作詩，始于東漢。
可稽考的如《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劉勰謂是傅毅之作；此外，班固有《詠史》，張衡有《四愁詩》。
這時，文人蓋已受着民間詩歌風氣的影響了，有眼光的文人都開始試作詩歌了。
至東漢末年建安時期，五七言詩歌很迅速地發展起來，便成為文人創作中的主要部分。
建安時期的文學 漢代文學至漢末起了一個大變化。
就時代說，東漢至靈帝獻帝時，太平時代已經過去，天下已經很紛亂了。
漢末的文人再沒有那樣安閑的工夫，花費百多天來作《子虛》《上林》，花費十年來寫《兩京賦》了。
他們隻好在戎馬倉皇中橫槊賦詩；他們隻好在客居異鄉的時候，登樓作賦。
他們再也歌詠不出太平時代的美景勝事，再也作不出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一般人的賦出來了。
漢末的文人，是亂世的文人，他們寫的是亂世的社會生活，是作者自己抑壓不住的情感的流露。
他們的作風，不是悲壯高曠，便是凄涼悲哀，不像以前的辭賦隻是一味的“靡靡之音”了。
這是漢末文學的特色。
在文學史上，這個時期的文學被稱為“建安文學”（196—220）。
漢末文學，以建安時期為中心；這個中心時期的文學，又以詩歌為主幹部分。
這，顯然是民間的歌謠發展到文人的社會裡來了。
在建安前的百多年，已經有文人在試作詩歌，這是在前面說過了的，如班固的五言《詠史詩》。
那時因為文人作詩的風氣未開，故班固隻是采用民間的詩體，而不敢模拟民間的作風，他的《詠史詩》實嫌倫理忠孝的氣味太濃，作得并不好。
直到章帝和帝之際，傅毅、張衡等出，才大膽地模仿民間的作風來作詩，才作出五七言好詩來。
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傅毅（？）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
千裡遠結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四愁詩 張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路遠莫緻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路遠莫緻倚惆怅，何為懷憂心煩怏？ （《四愁詩》共有四節，這裡選錄二節） 張衡、傅毅們的賦都是讀來令人煩厭的，而他倆這種模仿民間作風的詩卻寫得怪清新可愛，可見詩的時代是來了。
到了建安期，詩壇益繁盛。
建安的文人雖一方面作賦，一方面作詩，但他們作出來的賦還比不上他們的詩。
如曹植的《七哀詩》與《出婦賦》都是寫少婦的哀怨的，而《出婦賦》實不如《七哀詩》寫得好；這很顯然證明詩體是比較賦體更為适宜于抒情寫意的文學體裁。
從建安時起，詩歌便成為正統文學的主幹了。
建安期的文壇，曹氏父子實為領袖人物。
他們都是天生多才的文學家，又複敬愛文士；以帝王的資格來提倡文學，使“天下才人，競集魏都”，文學遂盛。
第一個要說的是曹操（155—220），字孟德，谯人。
他在政治舞台上是一位不世出的英雄，在文學界亦是一個怪傑。
他的作風憑着一團豪氣，如天馬行空，不可羁扼。
試讀他的《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風調悲壯，氣魄沉雄。
至他的《苦寒行》則更變為剛勁蒼涼，不許第二人寫得出來，其詩全文如下：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
羊腸坂诘屈，車輪為之摧。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
熊罴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