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經學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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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
這是孔子以後的儒者研究禮，選取講禮的文篇作參考材料。
漢時有131篇。
後來劉向增至214篇。
戴德從中選了85篇教學生，即《大戴記》。
他的侄子戴聖，選了49篇，比較簡要，即《小戴記》。
《小戴記》後來上升為經，《大戴記》地位反而較低。
《禮記》有《曲禮篇》，都是記日常行動的規則，其中有些很有些道理。
例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并坐不橫肱”等，在春秋時，諸侯經常互相攻襲，有人在城上指點大叫，可能引起城中人的驚擾；兩人并坐，一人橫肱，另一人活動就受妨礙。
這些雖然是小事，但也要注意，記這些小事的禮，叫做曲（小）禮。
《春秋》。
周代除了周天子有史官紀事外，諸侯也都有國史。
魯國的史書就叫作《春秋》。
春秋是按四季編年的意思。
孔子根據舊有的魯國史編為《春秋》。
《春秋》的文字很簡單，用字根據孔子的觀點，有褒有貶。
孔子修《春秋》一直到他死前二年止。
被寫在《春秋》上的都是魯國有權勢的人物，所以“定、哀之間多微詞”。
還有些事不敢明寫，就用“大義微言”口授弟子。
由于各個弟子領會不同，所以說法也就不同。
《左氏春秋》把春秋的事實寫出，《公羊》和《穀梁》根據師傳的“大義微言”寫下來，不講事實。
因此，《春秋》就分成了三傳。
《公羊》傳講大一統，複九世之仇，最能适合漢武帝的需要，故西漢時《公羊》最盛行。
孔子死後，他的學生各立門戶。
韓非子說，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即子張氏、子思氏、顔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
八派之中，孟、荀是明顯對立的兩派。
孟子學問出自《詩》《書》，荀子學問出自《禮》《樂》。
孟子的後學與陰陽五行家合流。
孟子的思想本來有近乎五行推運的說法，例如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所以與陰陽五行家合流是很自然的。
荀子說子思、孟子是五行學說的創始者，有根據。
荀子與名法合流。
禮，就是規矩，再推廣就是刑。
荀子講禮，他的學生必講名法，如韓非即是。
孟子講仁義，荀子講刑名，這兩派對立是很清楚的。
但是，儒家不論那一派，都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隻是各派政見不同，這反映封建地主階級内部的矛盾，故派系鬥争一直存在。
戰國時，封建領主制崩潰，地主階級興起，失去土地的人一天天多起來。
如何治理天下，對當前的政治問題如何解決，荀、孟二派意見很不同。
一個主張法後王，一個主張法先王。
孟子說要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經界始。
經界就是将地劃分開，每人有百畝之地，大夫有祿田。
孟子認為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就不能行仁政。
暴君污吏必去其經界，而行仁政必使經界正，分田制祿；天下可坐而定也。
孟子的政治思想即如此。
井田制是孟子想出來的，他以西周的授田制作為根據。
所以說要法先王。
荀子正相反，要法後王，即當代的王（戰國時期的王）。
荀子贊成秦國的作法，承認地主占領既有的土地，實行以刑名為主的新法。
孟子要農民不失土地，他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反對土地的自由兼并，要改變現有的土地占有情況，但如何去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滕文公問他怎麼辦，他說不出來。
孟子學派與陰陽五行結合後，勢力大起來。
秦始皇時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
荀派李斯在朝廷作大官，有權力。
孟派喜歡是古非今，否認現狀，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厭惡，結果被秦始皇坑殺四百多人，孟派的重要人物大都死光了。
但孟派潛在勢力仍很大。
漢初荀派失勢，孟派與陰陽五行結合，很受統治者歡迎。
漢文帝時，《孟子》曾立博士（不久又取消）。
傳授五經的儒生，一般出于荀子之門，學風比較樸素，不講陰陽五行去迎合朝廷的好尚，始終與孟子學派對立。
西漢陰陽五行大盛，孟派與陰陽五行合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在漢代地位崇高，漢人把他看成是漢朝的孔子。
孔子以周公的繼承人自居，所以自稱常常夢見周公。
據說董仲舒也常常夢見孔子，他的學問是孔子在夢中親授給他的。
這當然是胡說，但也可見他的學問的正統性為漢儒所公認，連積極提倡古文的劉歆，也承認董仲舒是群儒之首的地位。
董仲舒是今文家，一生專治《春秋》，把春秋陰陽五行化了，其他各經也跟着陰陽五行化。
他在政治上主張用限田的辦法來解決西漢的土地問題和奴隸問題，但是都解決不了。
後來王莽主張将土地收歸國有，改成王田，重新分配給百姓。
王莽是以《周禮》作為改革的根據的，于是古文經就被提倡起來。
戰國至秦的荀、孟之争，也可以說是原始儒學中保守（法先王）、适時（法後王）兩個學派的鬥争。
從西漢後期開始就變成今、古文之争，這一鬥争直到唐朝才告一結束。
這是孔子以後的儒者研究禮，選取講禮的文篇作參考材料。
漢時有131篇。
後來劉向增至214篇。
戴德從中選了85篇教學生，即《大戴記》。
他的侄子戴聖，選了49篇，比較簡要，即《小戴記》。
《小戴記》後來上升為經，《大戴記》地位反而較低。
《禮記》有《曲禮篇》，都是記日常行動的規則，其中有些很有些道理。
例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并坐不橫肱”等，在春秋時，諸侯經常互相攻襲，有人在城上指點大叫，可能引起城中人的驚擾；兩人并坐，一人橫肱，另一人活動就受妨礙。
這些雖然是小事，但也要注意，記這些小事的禮，叫做曲（小）禮。
《春秋》。
周代除了周天子有史官紀事外，諸侯也都有國史。
魯國的史書就叫作《春秋》。
春秋是按四季編年的意思。
孔子根據舊有的魯國史編為《春秋》。
《春秋》的文字很簡單，用字根據孔子的觀點，有褒有貶。
孔子修《春秋》一直到他死前二年止。
被寫在《春秋》上的都是魯國有權勢的人物，所以“定、哀之間多微詞”。
還有些事不敢明寫，就用“大義微言”口授弟子。
由于各個弟子領會不同，所以說法也就不同。
《左氏春秋》把春秋的事實寫出，《公羊》和《穀梁》根據師傳的“大義微言”寫下來，不講事實。
因此，《春秋》就分成了三傳。
《公羊》傳講大一統，複九世之仇，最能适合漢武帝的需要，故西漢時《公羊》最盛行。
孔子死後，他的學生各立門戶。
韓非子說，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即子張氏、子思氏、顔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
八派之中，孟、荀是明顯對立的兩派。
孟子學問出自《詩》《書》，荀子學問出自《禮》《樂》。
孟子的後學與陰陽五行家合流。
孟子的思想本來有近乎五行推運的說法，例如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所以與陰陽五行家合流是很自然的。
荀子說子思、孟子是五行學說的創始者，有根據。
荀子與名法合流。
禮，就是規矩，再推廣就是刑。
荀子講禮，他的學生必講名法，如韓非即是。
孟子講仁義，荀子講刑名，這兩派對立是很清楚的。
但是，儒家不論那一派，都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隻是各派政見不同，這反映封建地主階級内部的矛盾，故派系鬥争一直存在。
戰國時，封建領主制崩潰，地主階級興起，失去土地的人一天天多起來。
如何治理天下，對當前的政治問題如何解決，荀、孟二派意見很不同。
一個主張法後王，一個主張法先王。
孟子說要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經界始。
經界就是将地劃分開，每人有百畝之地，大夫有祿田。
孟子認為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就不能行仁政。
暴君污吏必去其經界，而行仁政必使經界正，分田制祿；天下可坐而定也。
孟子的政治思想即如此。
井田制是孟子想出來的，他以西周的授田制作為根據。
所以說要法先王。
荀子正相反，要法後王，即當代的王（戰國時期的王）。
荀子贊成秦國的作法，承認地主占領既有的土地，實行以刑名為主的新法。
孟子要農民不失土地，他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反對土地的自由兼并，要改變現有的土地占有情況，但如何去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滕文公問他怎麼辦，他說不出來。
孟子學派與陰陽五行結合後，勢力大起來。
秦始皇時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
荀派李斯在朝廷作大官，有權力。
孟派喜歡是古非今，否認現狀，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厭惡，結果被秦始皇坑殺四百多人，孟派的重要人物大都死光了。
但孟派潛在勢力仍很大。
漢初荀派失勢，孟派與陰陽五行結合，很受統治者歡迎。
漢文帝時，《孟子》曾立博士（不久又取消）。
傳授五經的儒生，一般出于荀子之門，學風比較樸素，不講陰陽五行去迎合朝廷的好尚，始終與孟子學派對立。
西漢陰陽五行大盛，孟派與陰陽五行合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在漢代地位崇高，漢人把他看成是漢朝的孔子。
孔子以周公的繼承人自居，所以自稱常常夢見周公。
據說董仲舒也常常夢見孔子，他的學問是孔子在夢中親授給他的。
這當然是胡說，但也可見他的學問的正統性為漢儒所公認，連積極提倡古文的劉歆，也承認董仲舒是群儒之首的地位。
董仲舒是今文家，一生專治《春秋》，把春秋陰陽五行化了，其他各經也跟着陰陽五行化。
他在政治上主張用限田的辦法來解決西漢的土地問題和奴隸問題，但是都解決不了。
後來王莽主張将土地收歸國有，改成王田，重新分配給百姓。
王莽是以《周禮》作為改革的根據的，于是古文經就被提倡起來。
戰國至秦的荀、孟之争，也可以說是原始儒學中保守（法先王）、适時（法後王）兩個學派的鬥争。
從西漢後期開始就變成今、古文之争，這一鬥争直到唐朝才告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