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體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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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史伯的話都解說得非常詳細，“和”如五味的調和，八音的和諧，一定要有水、火、醬、醋各種不同的材料才能調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長短、疾徐各種不同的聲調才能使樂曲和諧。
晏子說：“君臣亦然。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因此史伯也說，“以他平他謂之和”。
“同”就不如此，用晏子的話說：“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我又認為這個“和”字與“禮之用，和為貴”的“和”有相通之處。
因此譯文也出現了“恰到好處”的字眼。
老子像 《論語》書影 楊先生把“君子和而不同”，譯成“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見來糾正别人的錯誤意見，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處，都不肯盲從附和”。
那末孔子講的“克己複禮為仁”，就“複禮”說，還要講“和”。
這個“和”，對當時的君主說，即“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即“君主所肯定的，其中有應該否定的，臣子就獻上應該否定的，使君主肯定得正确。
君主所否定的，其中有應該肯定的，臣子獻上肯定的，來去掉君主所否定的”。
目的是使事情做到恰到好處。
這樣，不論君主肯定的也好，否定的也好，臣子倘認為肯定或否定得不夠正确，都要對君主提意見。
所以《憲問》篇：“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即對君主要說真話，即“君子和而不同”，“同”是“盲從附和”，即說假話。
“犯之”，即犯顔谏诤，向君主提意見，即君主的話不論肯定或否定，隻要有不恰當的，都要向他提意見。
要是君主反對臣下向他提意見，那怎麼辦呢？ 《子路》篇引孔子說：“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子在這裡提出警告，要是君主的話不正确又不準别人違抗他，不近乎要亡國嗎！用亡國來警告君主，不要堅持自己錯誤的話。
這樣，孔子講的“克己複禮為仁”，還要“君子和而不同”，敢于對君主的不正确的意見提出批評，宣揚一種民主精神。
還有，《論語·憲問》篇：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渎而莫之知也。
” 孔子的學生子貢，認為管仲輔佐公子糾，是公子糾的臣子。
齊桓公逼迫魯國殺了公子糾，管仲不為公子糾報仇，反而去輔助齊桓公，這是不忠，不忠當然不仁。
子貢從仁德高于忠德來看，所以認為管仲不仁。
孔子不這樣看，認為管仲輔佐桓公，聯合諸侯，建立霸業，使天下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還受到他的好處。
假使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着頭發，衣襟向左邊開，淪為夷狄了。
他難道像普通人一樣守着小忠小信，在山溝中自殺，還沒有人知道的嗎？孔子認為管仲倘為了公子糾而自殺，對人民沒有好處，是小忠小信。
管仲不死，輔佐桓公，建立霸業，能夠抵抗少數民族奴役漢族，使人民得到好處，這是對人民、對民族建立了大功，這種大功就值得稱為仁德，說“如其仁，如其仁”，重重地贊美管仲的仁德。
他認為這種大功，勝過為公子糾而自殺的小忠小信。
這是他把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為君主的小忠小信，在看重對君主的忠信的時代，這種看法是辯證的。
再說，孔子講“克己複禮為仁”，要視聽言動都合于禮才能稱仁。
《八佾》篇有人問：“‘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立照壁），管氏亦樹塞門。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有放器物的土台），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既然不能複禮，本不應稱仁。
但因他對人民、對民族建了大功，還是稱他為仁。
這種看法也是辯證的。
《論語》裡講到仁的地方還有很多，以上所舉是比較著名的。
即就以上所舉幾點看，孔子講仁，是一種很高的道德标準，它是與“義”結合的，是正義的；它是與“和”結合的，是民主的；它是從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來考慮的，是有辯證觀點的。
這說明就“仁”字的理論意義看，立體的懂，是看得比較全面，比較确切的。
這是立體的懂的好處。
這樣的立體的懂，是不是符合《實踐論》講的“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内部聯系的東西”。
《實踐論》又提到“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内在的矛盾”，這就接觸到孔子講的仁，“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了。
像文天祥在犧牲前，他的衣帶中有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文天祥是真正懂得仁的理論意義的，認為仁是和義結合的，所以“義盡”才能“仁至”；認識到仁是為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來考慮，他為了反對蒙古軍對漢族人民的屠殺和壓迫，甘于犧牲。
通過他的犧牲，來“暴露周圍世界的内在的矛盾”，來激發漢族人民反抗民族壓迫的崇高精神。
在這裡接觸到《荀子·勸學》裡講的：“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端（同喘，微言）而言，蝡（微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朱子語類》裡對這作了反複闡說，如卷十一： 讀書，不可隻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
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隻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
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裡。
自家隻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今人讀書，都不就切己上體察，但于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
如此，濟得甚事！……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
如此，于病何補！”文字浩瀚，難看，亦難記。
将已曉得底體在身上，卻是自家易曉易做的事。
解經已是不得已，若隻就注解上說，将來何濟！ 三 探索文章用意 古人寫文章，有的有針對性。
比方寫信，是給對方看的，隻要對方看懂就夠。
因此信裡的話，對方了解情況，看了就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寫。
後來的讀者不了解情況，隻就信裡寫的話來探索作者的用意，就可能猜錯。
立體的懂，要求不光懂得書中寫的話，還要懂得當時的情況，懂得他為什麼這樣寫的用意。
否則把作者的用意搞錯了，就沒有弄懂，談不上立體的懂了。
比方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他寫這封信的用意是什麼，引起了後人的猜測，清朝包世臣在《複石贛州書》裡說： 上年曾于席間，論史公《答任安書》，二千年無能通者。
閣下比诘（近問）其故，世臣答以閣下博聞深思，誦之數十過，則自生疑；又百過，當自悟。
閣下次日見過雲：“客散後，即檢本讨尋，竟不能得端緒，唯覺通篇文章，與推賢薦士不相貫串耳，敢請其指歸。
”世臣複答以閣下半夜之間，多則十數過，何能即悟。
請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則有得已。
非敢吝也，凡以學問之道。
聞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
閣下旋即奉差出省，繼複攝郡赴虔，遂爾遠違，忽複更歲。
昨奉手書，具問前事，委曲詳缛。
大君子之虛中，真學人之果力，悉見簡内。
世臣不敢不遂進其愚，以明麗澤（兩澤相連，比朋友互相切磋）互師之道矣。
竊謂推賢薦士，非少卿來書中本語。
史公諱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約來書之意，而斥（指）少卿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
中間述李陵事者，明與陵非素相善，尚力為引救，況少卿有許死之誼乎？實緣自被刑後，所為不死者，以《史記》未成之故。
是史公之身，乃《史記》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
史公可為少卿死，而《史記》必不能為少卿廢也。
結以“死日是非乃定”，則史公與少卿所共者，以廣少卿而釋其私憾。
是故文瀾雖
晏子說：“君臣亦然。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因此史伯也說，“以他平他謂之和”。
“同”就不如此，用晏子的話說：“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我又認為這個“和”字與“禮之用，和為貴”的“和”有相通之處。
因此譯文也出現了“恰到好處”的字眼。
老子像 《論語》書影 楊先生把“君子和而不同”，譯成“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見來糾正别人的錯誤意見，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處，都不肯盲從附和”。
那末孔子講的“克己複禮為仁”，就“複禮”說，還要講“和”。
這個“和”，對當時的君主說，即“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即“君主所肯定的，其中有應該否定的，臣子就獻上應該否定的，使君主肯定得正确。
君主所否定的，其中有應該肯定的，臣子獻上肯定的，來去掉君主所否定的”。
目的是使事情做到恰到好處。
這樣，不論君主肯定的也好，否定的也好，臣子倘認為肯定或否定得不夠正确，都要對君主提意見。
所以《憲問》篇：“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即對君主要說真話，即“君子和而不同”，“同”是“盲從附和”，即說假話。
“犯之”，即犯顔谏诤，向君主提意見，即君主的話不論肯定或否定，隻要有不恰當的，都要向他提意見。
要是君主反對臣下向他提意見，那怎麼辦呢？ 《子路》篇引孔子說：“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子在這裡提出警告，要是君主的話不正确又不準别人違抗他，不近乎要亡國嗎！用亡國來警告君主，不要堅持自己錯誤的話。
這樣，孔子講的“克己複禮為仁”，還要“君子和而不同”，敢于對君主的不正确的意見提出批評，宣揚一種民主精神。
還有，《論語·憲問》篇：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渎而莫之知也。
” 孔子的學生子貢，認為管仲輔佐公子糾，是公子糾的臣子。
齊桓公逼迫魯國殺了公子糾，管仲不為公子糾報仇，反而去輔助齊桓公，這是不忠，不忠當然不仁。
子貢從仁德高于忠德來看，所以認為管仲不仁。
孔子不這樣看，認為管仲輔佐桓公，聯合諸侯，建立霸業，使天下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還受到他的好處。
假使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着頭發，衣襟向左邊開，淪為夷狄了。
他難道像普通人一樣守着小忠小信，在山溝中自殺，還沒有人知道的嗎？孔子認為管仲倘為了公子糾而自殺，對人民沒有好處，是小忠小信。
管仲不死，輔佐桓公，建立霸業，能夠抵抗少數民族奴役漢族，使人民得到好處，這是對人民、對民族建立了大功，這種大功就值得稱為仁德，說“如其仁，如其仁”，重重地贊美管仲的仁德。
他認為這種大功，勝過為公子糾而自殺的小忠小信。
這是他把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為君主的小忠小信，在看重對君主的忠信的時代，這種看法是辯證的。
再說，孔子講“克己複禮為仁”，要視聽言動都合于禮才能稱仁。
《八佾》篇有人問：“‘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立照壁），管氏亦樹塞門。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有放器物的土台），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既然不能複禮，本不應稱仁。
但因他對人民、對民族建了大功，還是稱他為仁。
這種看法也是辯證的。
《論語》裡講到仁的地方還有很多，以上所舉是比較著名的。
即就以上所舉幾點看，孔子講仁，是一種很高的道德标準，它是與“義”結合的，是正義的；它是與“和”結合的，是民主的；它是從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來考慮的，是有辯證觀點的。
這說明就“仁”字的理論意義看，立體的懂，是看得比較全面，比較确切的。
這是立體的懂的好處。
這樣的立體的懂，是不是符合《實踐論》講的“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内部聯系的東西”。
《實踐論》又提到“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内在的矛盾”，這就接觸到孔子講的仁，“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了。
像文天祥在犧牲前，他的衣帶中有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文天祥是真正懂得仁的理論意義的，認為仁是和義結合的，所以“義盡”才能“仁至”；認識到仁是為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來考慮，他為了反對蒙古軍對漢族人民的屠殺和壓迫，甘于犧牲。
通過他的犧牲，來“暴露周圍世界的内在的矛盾”，來激發漢族人民反抗民族壓迫的崇高精神。
在這裡接觸到《荀子·勸學》裡講的：“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端（同喘，微言）而言，蝡（微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朱子語類》裡對這作了反複闡說，如卷十一： 讀書，不可隻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
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隻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
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裡。
自家隻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今人讀書，都不就切己上體察，但于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
如此，濟得甚事！……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
如此，于病何補！”文字浩瀚，難看，亦難記。
将已曉得底體在身上，卻是自家易曉易做的事。
解經已是不得已，若隻就注解上說，将來何濟！ 三 探索文章用意 古人寫文章，有的有針對性。
比方寫信，是給對方看的，隻要對方看懂就夠。
因此信裡的話，對方了解情況，看了就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寫。
後來的讀者不了解情況，隻就信裡寫的話來探索作者的用意，就可能猜錯。
立體的懂，要求不光懂得書中寫的話，還要懂得當時的情況，懂得他為什麼這樣寫的用意。
否則把作者的用意搞錯了，就沒有弄懂，談不上立體的懂了。
比方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他寫這封信的用意是什麼，引起了後人的猜測，清朝包世臣在《複石贛州書》裡說： 上年曾于席間，論史公《答任安書》，二千年無能通者。
閣下比诘（近問）其故，世臣答以閣下博聞深思，誦之數十過，則自生疑；又百過，當自悟。
閣下次日見過雲：“客散後，即檢本讨尋，竟不能得端緒，唯覺通篇文章，與推賢薦士不相貫串耳，敢請其指歸。
”世臣複答以閣下半夜之間，多則十數過，何能即悟。
請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則有得已。
非敢吝也，凡以學問之道。
聞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
閣下旋即奉差出省，繼複攝郡赴虔，遂爾遠違，忽複更歲。
昨奉手書，具問前事，委曲詳缛。
大君子之虛中，真學人之果力，悉見簡内。
世臣不敢不遂進其愚，以明麗澤（兩澤相連，比朋友互相切磋）互師之道矣。
竊謂推賢薦士，非少卿來書中本語。
史公諱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約來書之意，而斥（指）少卿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
中間述李陵事者，明與陵非素相善，尚力為引救，況少卿有許死之誼乎？實緣自被刑後，所為不死者，以《史記》未成之故。
是史公之身，乃《史記》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
史公可為少卿死，而《史記》必不能為少卿廢也。
結以“死日是非乃定”，則史公與少卿所共者，以廣少卿而釋其私憾。
是故文瀾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