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國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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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任何一種學問，如無适當的方法，不但往往事倍功半，有時竟至全盤都錯。研究國學也是如此。在大學文科國學系的課程表上，有“古書校讀法”那麼一種科目，就是為了應付這種需要。不過那是屬于專門的學科，我們隻要略知大意已經夠了。
研究國學的方法，不外四端：一為辨真僞，二為知重輕，三為明地理，四為通人情。
為什麼要辨别真僞呢？因為中國曆史年代的過長，古代傳下來的書籍，其中多雜僞作。如真僞不分，容易使我們走入歧途。四部的中間，集部的僞作較少；其餘經、子、史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僞書，而以子部中為尤多。經部如梅赜所獻的《尚書》二十五篇，即系梅赜自作；稱為子貢作的《詩傳》，出自明人豐坊之手。注釋經典的書也有後人僞托的，如孔安國《尚書傳》、鄭氏《孝經注》、《孟子》孫奭《疏》之類，都是晉代的産品。子部如《莊子》、《韓非子》、《管子》，大半經過後人竄改；僞作的著名者，有《吳子》、《文子》、《列子》、《關尹子》、《孔叢子》等。此外尚多，不勝枚舉。以史部論，如《越絕書》為漢人袁康所作，托名子貢；《史記》中雜有褚少孫文字；《竹書紀年》為晉人所作，更為我們所必須知道。至于辨别的方法，全在酌斟文字人情的變更，名物制度的遷移，那才不至于以僞作真，上前人的大當。
為什麼要知道輕重呢？因為國學浩如煙海，如果我們不分輕重，瑣碎必讨，像漢學家解《尚書》中的五個字，至于二三萬言；解釋《毛詩》中的物類，必欲分明雌雄年歲；那麼不但“玩物喪志”，而且毫無應用。我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所以我們必須提綱挈領，分别緩急。凡是探赜索隐的工作，讓專家去做；我們隻要研究它的重且大者。
為什麼要明白地理呢？因為凡一種學術思想的産生，必有他地理上的關系。如中國上古文明起于北部，所以典章文物，都盛于北方；中古以後，文化南漸，于是南方的風氣亦漸改變。如井田制度，利于平原而不便于薮澤之區，故水鄉的人不會崇揚；魚鹽的利，盛于斥鹵而不宜于膏腴的地方，所以僅有管仲在他的書中提倡。北方政治具備，故有孔、孟倡禮、樂、仁、義之教；南方民智鄙塞，故有老、莊主清靜無為之說。至如北魏郦道元注《水經》，于南方的水道多錯誤；南宋鄭樵作《通志》，于北方的制度多失真。因了地理的阻隔，他們的成績就分了優劣。所以我們要研求國學，第一宜熟知地理；正像司馬遷作《史記》，必先遍遊名山大川，然後叙事無舛，而文筆也加倍的生動呢！
為什麼要通達人情呢？因為社會更疊地變換，物質生活繼續地進步，那人情風俗也随着變遷。如若不明此理，就要産生種種謬誤的觀念。如上古國土分立，故君權不張。後來周代封建制度完成，秦代改設郡縣制度，故至兩漢以後，君權日益高漲。堯、舜禅讓，本出于自然，如見于後代，則不能不稱為聖德。因始皇為統一專制的第一人，便号為暴主，其實後來的人君，盡多像他一樣的。三代時侯伯的地位很尊貴，但在漢、隋時則稱為割據；縱橫遊說，不适于統一的局面，所以西漢時的詩賦稱盛。像這種種，如不通達人情，而以此例彼，那麼必誤認為矛盾而受人笑話。
我們如真能應用這四種方法，那麼它的結果，不特事半功倍，且必不至于有重大的差誤。否則“失之毫厘，謬以千裡”，自誤誤人，研究反遜于不研究了。
〔問題〕
（1）研究的方法有什麼重要？
（2）研究國學的方法有哪幾種？
（3）為什麼要“辨真僞”？
（4）為什麼要“知重輕”？
（5）為什麼要“明地理”？
（6）為什麼要“通人情”？
研究國學的方法，不外四端：一為辨真僞，二為知重輕，三為明地理，四為通人情。
為什麼要辨别真僞呢？因為中國曆史年代的過長，古代傳下來的書籍，其中多雜僞作。如真僞不分，容易使我們走入歧途。四部的中間，集部的僞作較少；其餘經、子、史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僞書，而以子部中為尤多。經部如梅赜所獻的《尚書》二十五篇，即系梅赜自作；稱為子貢作的《詩傳》，出自明人豐坊之手。注釋經典的書也有後人僞托的，如孔安國《尚書傳》、鄭氏《孝經注》、《孟子》孫奭《疏》之類，都是晉代的産品。子部如《莊子》、《韓非子》、《管子》，大半經過後人竄改；僞作的著名者，有《吳子》、《文子》、《列子》、《關尹子》、《孔叢子》等。此外尚多，不勝枚舉。以史部論，如《越絕書》為漢人袁康所作，托名子貢；《史記》中雜有褚少孫文字；《竹書紀年》為晉人所作，更為我們所必須知道。至于辨别的方法，全在酌斟文字人情的變更，名物制度的遷移，那才不至于以僞作真，上前人的大當。
為什麼要知道輕重呢？因為國學浩如煙海，如果我們不分輕重，瑣碎必讨，像漢學家解《尚書》中的五個字，至于二三萬言；解釋《毛詩》中的物類，必欲分明雌雄年歲；那麼不但“玩物喪志”，而且毫無應用。我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所以我們必須提綱挈領，分别緩急。凡是探赜索隐的工作，讓專家去做；我們隻要研究它的重且大者。
為什麼要明白地理呢？因為凡一種學術思想的産生，必有他地理上的關系。如中國上古文明起于北部，所以典章文物，都盛于北方；中古以後，文化南漸，于是南方的風氣亦漸改變。如井田制度，利于平原而不便于薮澤之區，故水鄉的人不會崇揚；魚鹽的利，盛于斥鹵而不宜于膏腴的地方，所以僅有管仲在他的書中提倡。北方政治具備，故有孔、孟倡禮、樂、仁、義之教；南方民智鄙塞，故有老、莊主清靜無為之說。至如北魏郦道元注《水經》，于南方的水道多錯誤；南宋鄭樵作《通志》，于北方的制度多失真。因了地理的阻隔，他們的成績就分了優劣。所以我們要研求國學，第一宜熟知地理；正像司馬遷作《史記》，必先遍遊名山大川，然後叙事無舛，而文筆也加倍的生動呢！
為什麼要通達人情呢？因為社會更疊地變換，物質生活繼續地進步，那人情風俗也随着變遷。如若不明此理，就要産生種種謬誤的觀念。如上古國土分立，故君權不張。後來周代封建制度完成，秦代改設郡縣制度，故至兩漢以後，君權日益高漲。堯、舜禅讓，本出于自然，如見于後代，則不能不稱為聖德。因始皇為統一專制的第一人，便号為暴主，其實後來的人君，盡多像他一樣的。三代時侯伯的地位很尊貴，但在漢、隋時則稱為割據；縱橫遊說，不适于統一的局面，所以西漢時的詩賦稱盛。像這種種，如不通達人情，而以此例彼，那麼必誤認為矛盾而受人笑話。
我們如真能應用這四種方法，那麼它的結果，不特事半功倍，且必不至于有重大的差誤。否則“失之毫厘，謬以千裡”，自誤誤人，研究反遜于不研究了。
〔問題〕
（1）研究的方法有什麼重要？
（2）研究國學的方法有哪幾種？
（3）為什麼要“辨真僞”？
（4）為什麼要“知重輕”？
（5）為什麼要“明地理”？
（6）為什麼要“通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