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皮裡陽秋”
關燈
小
中
大
皇帝老子的随時詢問。
清兵入關，跑馬圈地，各旗都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勢，來占據肥田富地。
對于旗地分割的糾紛，反映出皇室内部鬥争的尖銳來。
清代在開國時，還保有“元老制”。
可能在皇太極時，還實行“軍事會議”制度。
康熙作了必要的改革，雍正大刀闊斧阻止滿洲貴族的擅權，有意識地杜絕明代那種分封，防止朋黨傾軋，從而達到了專制制，權力集中于皇帝自家手中，為乾隆鋪平了統治道路。
乾隆在位期間，中國出現了一個奇迹般的繁榮景象。
他向全世界來擺弄龍威的本錢，正是雍正講求息養生殖的結果。
乾隆一變“與民生息”的作法成為“由民供養”的作法，當他多方面吸引有才有智的人物為他所用，他的成就，足使當時臣子為之高呼萬歲。
但在繁榮的帏幕下，農民的反抗正以多種形式蔓延着。
人民發出疑問，好景到底能維持多久，帝國的支柱是什麼？ 清朝的出現，是對明朝的否定；乾隆的末世到嘉慶，又是對清代自我否定的開端。
“内囊”已空的局面，在曹雪芹時代已經露出，這就迫使整個“龍之帝國”從龍的金光閃爍中開始清醒。
在名揚中外的“萬王之王”的氣派中，那種把金錢往水裡抛的聲音，已經傳入人們的耳中。
雖然還在“一局輸赢尚未真”的情況之下，但是曹雪芹已從虛假中看到什麼是真了！從理中發現非理，從正面看到反面。
熱河行宮的外八廟有一尊大佛，據說是按乾隆面容塑造的。
這透露出他内心的秘密：不但要統治人事，還要統治臣民的靈魂。
這位“寶”皇帝十分重視形式，突出一例，即是以貌取人。
和珅就以面容姣好，應對得體，為乾隆看中，從小奴才提拔為富甲天下的一等公（當然，這是就一般風氣而言，像于敏中也被重用的，但他也嘲笑過于敏中的長相）。
按這個标準，曹雪芹定會上選。
然而卻适得其反，這才是矛盾的主要點。
現在，再回頭看看清代皇上出巡圖，很清楚了，連穿“黃馬褂”的大臣，也都有幾分聳肩曲背的架勢。
這才是那個時代的特征：人像是以奴像來顯示着的。
如果說希臘是讓諸神和人十分接近，神被人化了；那麼，清代的畫卷中它使人和奴十分接近，人被奴化了。
人類的每個時代都有着它的反面。
而在清代，人們考慮的會更多些，因為對明代還記憶猶新，加之海禁複開，神州之外還有另外的州；外邦人也帶來同時代的一些奇巧事物來。
這些不光是産生物質的效果，也起到精神的影響。
有學者說，康熙要曹寅到東洋，是為學習織錦技術去的。
這是可能的。
我在蘇州考察時，從碑文上看到記載李煦在職時的織造局，有織工千人之衆，可見當時織錦業的發達。
都市在發展，人們愈離開自然的賜予，便愈在更多方面來控制自然。
但是正如馬克思說的：“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别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
”他這話是在人大量使用機械的時代說的，但在人們已經開始湧向都市來找飯吃的時代起，這話就已可以适用了。
毫無疑問，人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
然而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蠢的物質力量”，中國古語中習慣用“子女玉帛”這個詞來顯示财富，便是很形象的時代語言。
這樣，曹雪芹在他所處的時代“體會”到什麼呢？他體會到那與他休戚相關的“悲哀和問題”，也就是時代的反面。
即便不提曹雪芹公開宣揚“皮裡陽秋”的寫法的話，那半部《紅樓夢》也早已說明了這個問題。
《紅樓夢》本身會說明，它記錄的不是别的，正是“當代的悲哀和問題”。
曹雪芹的“當代”，自然是封建主義的時代了。
曹雪芹不是為它唱挽歌的，而是為那時代的“悲哀和問題”作原告的。
1983年元月于北京 （原載《随筆》1983年第3期，1983年5月）
清兵入關，跑馬圈地，各旗都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勢，來占據肥田富地。
對于旗地分割的糾紛，反映出皇室内部鬥争的尖銳來。
清代在開國時，還保有“元老制”。
可能在皇太極時，還實行“軍事會議”制度。
康熙作了必要的改革，雍正大刀闊斧阻止滿洲貴族的擅權，有意識地杜絕明代那種分封，防止朋黨傾軋，從而達到了專制制，權力集中于皇帝自家手中，為乾隆鋪平了統治道路。
乾隆在位期間，中國出現了一個奇迹般的繁榮景象。
他向全世界來擺弄龍威的本錢，正是雍正講求息養生殖的結果。
乾隆一變“與民生息”的作法成為“由民供養”的作法，當他多方面吸引有才有智的人物為他所用，他的成就，足使當時臣子為之高呼萬歲。
但在繁榮的帏幕下，農民的反抗正以多種形式蔓延着。
人民發出疑問，好景到底能維持多久，帝國的支柱是什麼？ 清朝的出現，是對明朝的否定；乾隆的末世到嘉慶，又是對清代自我否定的開端。
“内囊”已空的局面，在曹雪芹時代已經露出，這就迫使整個“龍之帝國”從龍的金光閃爍中開始清醒。
在名揚中外的“萬王之王”的氣派中，那種把金錢往水裡抛的聲音，已經傳入人們的耳中。
雖然還在“一局輸赢尚未真”的情況之下，但是曹雪芹已從虛假中看到什麼是真了！從理中發現非理，從正面看到反面。
熱河行宮的外八廟有一尊大佛，據說是按乾隆面容塑造的。
這透露出他内心的秘密：不但要統治人事，還要統治臣民的靈魂。
這位“寶”皇帝十分重視形式，突出一例，即是以貌取人。
和珅就以面容姣好，應對得體，為乾隆看中，從小奴才提拔為富甲天下的一等公（當然，這是就一般風氣而言，像于敏中也被重用的，但他也嘲笑過于敏中的長相）。
按這個标準，曹雪芹定會上選。
然而卻适得其反，這才是矛盾的主要點。
現在，再回頭看看清代皇上出巡圖，很清楚了，連穿“黃馬褂”的大臣，也都有幾分聳肩曲背的架勢。
這才是那個時代的特征：人像是以奴像來顯示着的。
如果說希臘是讓諸神和人十分接近，神被人化了；那麼，清代的畫卷中它使人和奴十分接近，人被奴化了。
人類的每個時代都有着它的反面。
而在清代，人們考慮的會更多些，因為對明代還記憶猶新，加之海禁複開，神州之外還有另外的州；外邦人也帶來同時代的一些奇巧事物來。
這些不光是産生物質的效果，也起到精神的影響。
有學者說，康熙要曹寅到東洋，是為學習織錦技術去的。
這是可能的。
我在蘇州考察時，從碑文上看到記載李煦在職時的織造局，有織工千人之衆，可見當時織錦業的發達。
都市在發展，人們愈離開自然的賜予，便愈在更多方面來控制自然。
但是正如馬克思說的：“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别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
”他這話是在人大量使用機械的時代說的，但在人們已經開始湧向都市來找飯吃的時代起，這話就已可以适用了。
毫無疑問，人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
然而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蠢的物質力量”，中國古語中習慣用“子女玉帛”這個詞來顯示财富，便是很形象的時代語言。
這樣，曹雪芹在他所處的時代“體會”到什麼呢？他體會到那與他休戚相關的“悲哀和問題”，也就是時代的反面。
即便不提曹雪芹公開宣揚“皮裡陽秋”的寫法的話，那半部《紅樓夢》也早已說明了這個問題。
《紅樓夢》本身會說明，它記錄的不是别的，正是“當代的悲哀和問題”。
曹雪芹的“當代”，自然是封建主義的時代了。
曹雪芹不是為它唱挽歌的，而是為那時代的“悲哀和問題”作原告的。
1983年元月于北京 （原載《随筆》1983年第3期，198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