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晴雯撕扇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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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難”，而是從降生那天起，萬物皆備于我。
他就是“天之驕子”了。
他得到宮廷式的待遇，再加上宮廷中所得不到的待遇。
他命定的是王子中的王子。
曹雪芹的曆史背景和家庭環境，是極端特殊的，這種特殊環境形成他特殊的心理和思想，是毫不足奇的，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曆史上有兩個王子，經曆是最不尋常的。
一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釋迦牟尼。
他經曆了繁華生活，看破了生、老、病、死的百态萬象，他想找尋出一種解脫的途徑來，并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全人類，甚至擴大到所有生命。
還有一個是離曹雪芹時代不遠的皇帝，那就是傳說紛纭的順治皇帝。
這位生命短促的皇帝，是否真正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還是個不解之謎。
但他不止有過這個念頭，而且已在宮裡剃度過，這都是可以考查到的。
這位年輕的皇帝不是為了全人類，倒是想超脫自己。
毫無疑問，他們兩個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前者，的确是位大哲學家，也和他所追求的救世的道路相稱。
而後者則微不足道，順治想用蟬蛻的辦法，逃脫出血族社會政治生活的桎梏。
适得其反，他得到的是加倍的還擊。
不管他下的“罪己诏”，是别人強迫他頒發的，還是他自願頒發的，反正都一樣，說明他不過是一個兒皇帝。
甚至想逃入禅門亦未可得。
金銮座保不了他，蓮花座也救不了他。
曹雪芹雖不生在帝王家，而生在包衣世家，但如果說對人生，由不知到知的過程，則和兩位前人有極大相近的地方。
因此很多人把他們互相比附，這也不足為怪。
“色空說”和“索隐派”的出現，都充分可以證明這一點。
釋迦牟尼認為了解人生的終極，是無“我”，從這兒才能得大智慧，才能一切解脫，無挂礙，無恐怖，究竟涅槃。
這時，也無所謂“法”，可以遨遊大自在天，達到了真如境界。
實際上，釋迦牟尼度化不了世人的，他隻能做到自我完成。
他确實做到了。
順治則什麼也沒有做到。
他在政治文化方面，向往漢化，反而促使滿族元老更加緊滿化的統治；他想使政教合一，但他又不懂得是宗教先行呢，還是政治先行？結果兩下落空。
他想使現實和理想統一，但他的理想，卻是屬于他個人的，不是屬于人民的，所以這種破滅，隻能促進他的自我毀滅…… 曹雪芹看到這兩條路都不屬于他的。
他想走另外一條路，這就是“升華”的道路。
當然，這“升華”的道路，也不是曹雪芹發明的，這在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最光輝的例子，就是屈原、司馬遷、關漢卿、湯顯祖…… 他們都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的血和淚，凝結成為文字，用它記錄下内心的向往和理想，使自己的感情升華，利用一種藝術形式，把它記錄下來。
因此，曹雪芹才寫下了《紅樓夢》（《石頭記》）。
如果沒有這一段經曆，他是不會制作出這部長篇小說的。
在這種實踐中，曹雪芹離開莊周，就走得更遠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莊周提倡“坐忘”，還說顔回說自己能達到“坐忘”的境界，孔子佩服之餘，也要追随在顔回之後。
莊周假托這段故事，是為了加重這個“坐忘”的分量。
其實，“坐忘”的不是顔回，而是莊周自己。
《紅樓夢》開卷第一回，便說： “作者自雲：因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又自雲：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 由這段“作者自雲”中，就宣布他不但不能“坐忘”，而且在“念及”之餘，還要“一一細考”，使這段記憶“坐實”，不但不“忘”，而且刻石為“記”，“記”和“忘”剛好相反。
這就更證明曹雪芹的思想，不是莊周思想的餘續，他已完成他情極之毒的“至極”的思想了。
由以上的認識，不難看出，曹雪芹是不會真正地向色空中來尋求解脫的，而是在藝術升華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出路。
近來經常有人問我：你寫曹雪芹時，如何來寫他要寫《紅樓夢》的動機和要求呢？我想，就試着先談談曹雪芹與莊子思想的異同，來作為這個問題的粗淺回答吧。
至于這個“升華”說，并不是我的發明，早在幾十年前，似乎就有人覺察到了。
當然，光是個“升華”說，并不足以概括曹雪芹。
這倒不是故作跌宕，因為寫作本身，并不光是精神的轉化過程，或是一種内心的記錄而已。
創作當然是以情感來感染别人的情感。
但是，作為一個作家，最後還是要以他思想的高度，來作為衡量他的最後标準的。
因為一個作家，總是受着他的思想支配的。
鄭闆橋畫竹子，要求人們還要到畫面外面去看他的竹子，現在說作家的背後，也就是這個意思。
同時，作者創造出來的背後，也就是我們要加以“鈎沉”的世界。
（原載《說不完的紅樓夢》，上海書店出版社，1981年7月）
他就是“天之驕子”了。
他得到宮廷式的待遇，再加上宮廷中所得不到的待遇。
他命定的是王子中的王子。
曹雪芹的曆史背景和家庭環境，是極端特殊的，這種特殊環境形成他特殊的心理和思想，是毫不足奇的，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曆史上有兩個王子，經曆是最不尋常的。
一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釋迦牟尼。
他經曆了繁華生活，看破了生、老、病、死的百态萬象，他想找尋出一種解脫的途徑來，并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全人類，甚至擴大到所有生命。
還有一個是離曹雪芹時代不遠的皇帝，那就是傳說紛纭的順治皇帝。
這位生命短促的皇帝，是否真正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還是個不解之謎。
但他不止有過這個念頭，而且已在宮裡剃度過，這都是可以考查到的。
這位年輕的皇帝不是為了全人類，倒是想超脫自己。
毫無疑問，他們兩個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前者，的确是位大哲學家，也和他所追求的救世的道路相稱。
而後者則微不足道，順治想用蟬蛻的辦法，逃脫出血族社會政治生活的桎梏。
适得其反，他得到的是加倍的還擊。
不管他下的“罪己诏”，是别人強迫他頒發的，還是他自願頒發的，反正都一樣，說明他不過是一個兒皇帝。
甚至想逃入禅門亦未可得。
金銮座保不了他，蓮花座也救不了他。
曹雪芹雖不生在帝王家，而生在包衣世家，但如果說對人生，由不知到知的過程，則和兩位前人有極大相近的地方。
因此很多人把他們互相比附，這也不足為怪。
“色空說”和“索隐派”的出現，都充分可以證明這一點。
釋迦牟尼認為了解人生的終極，是無“我”，從這兒才能得大智慧，才能一切解脫，無挂礙，無恐怖，究竟涅槃。
這時，也無所謂“法”，可以遨遊大自在天，達到了真如境界。
實際上，釋迦牟尼度化不了世人的，他隻能做到自我完成。
他确實做到了。
順治則什麼也沒有做到。
他在政治文化方面，向往漢化，反而促使滿族元老更加緊滿化的統治；他想使政教合一，但他又不懂得是宗教先行呢，還是政治先行？結果兩下落空。
他想使現實和理想統一，但他的理想，卻是屬于他個人的，不是屬于人民的，所以這種破滅，隻能促進他的自我毀滅…… 曹雪芹看到這兩條路都不屬于他的。
他想走另外一條路，這就是“升華”的道路。
當然，這“升華”的道路，也不是曹雪芹發明的，這在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最光輝的例子，就是屈原、司馬遷、關漢卿、湯顯祖…… 他們都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的血和淚，凝結成為文字，用它記錄下内心的向往和理想，使自己的感情升華，利用一種藝術形式，把它記錄下來。
因此，曹雪芹才寫下了《紅樓夢》（《石頭記》）。
如果沒有這一段經曆，他是不會制作出這部長篇小說的。
在這種實踐中，曹雪芹離開莊周，就走得更遠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莊周提倡“坐忘”，還說顔回說自己能達到“坐忘”的境界，孔子佩服之餘，也要追随在顔回之後。
莊周假托這段故事，是為了加重這個“坐忘”的分量。
其實，“坐忘”的不是顔回，而是莊周自己。
《紅樓夢》開卷第一回，便說： “作者自雲：因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又自雲：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 由這段“作者自雲”中，就宣布他不但不能“坐忘”，而且在“念及”之餘，還要“一一細考”，使這段記憶“坐實”，不但不“忘”，而且刻石為“記”，“記”和“忘”剛好相反。
這就更證明曹雪芹的思想，不是莊周思想的餘續，他已完成他情極之毒的“至極”的思想了。
由以上的認識，不難看出，曹雪芹是不會真正地向色空中來尋求解脫的，而是在藝術升華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出路。
近來經常有人問我：你寫曹雪芹時，如何來寫他要寫《紅樓夢》的動機和要求呢？我想，就試着先談談曹雪芹與莊子思想的異同，來作為這個問題的粗淺回答吧。
至于這個“升華”說，并不是我的發明，早在幾十年前，似乎就有人覺察到了。
當然，光是個“升華”說，并不足以概括曹雪芹。
這倒不是故作跌宕，因為寫作本身，并不光是精神的轉化過程，或是一種内心的記錄而已。
創作當然是以情感來感染别人的情感。
但是，作為一個作家，最後還是要以他思想的高度，來作為衡量他的最後标準的。
因為一個作家，總是受着他的思想支配的。
鄭闆橋畫竹子，要求人們還要到畫面外面去看他的竹子，現在說作家的背後，也就是這個意思。
同時，作者創造出來的背後，也就是我們要加以“鈎沉”的世界。
（原載《說不完的紅樓夢》，上海書店出版社，198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