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泥煮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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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來,我經常翻閱《紅樓夢》,自然就留下一些想法。

    有時,邊看邊記上幾個字,或作個記号,以便再閱讀時自己對照、檢查。

    有時,心血來潮,也寫幾篇短文,發表一些讀書筆記式的意見。

    就像蜻蜓點水似的,剛剛沾到水面就飛走了。

    雖然也明知意猶未盡,但總覺平日儲存的語言貧乏,文字又不聽我調動,所以,寫出來的有關《紅樓夢》的看法,不但不能算多,而且既不深,更不透。

     今承上海書店約我編成一本探索《紅樓夢》的書,因為有耀群能為我編輯,我便欣然應命了。

     《紅樓夢》的燭光,照亮過我的書桌。

    何況,我也和呆香菱一起學過詩,說來可謂自有一種傻緣分呢。

     現在,耀群經過多方協助,編成了這本小冊子,并告訴我,書店還要我寫一篇新序。

    我想,何不趁此機會,抒發一些欲了未了的見解,以就正于廣大讀者面前。

    所以就寫下了幾篇小文章,因為零碎拉雜,就有了一個題目——《紅泥煮雪錄》,把它歸總起來,使讀者看了方便。

     說來也很平常,紅泥小火爐,是到處都有的日常炊具,就是這個不起眼的玩藝兒,曾受到過大詩人酒仙的青睐。

    我又聯想到蘆雪庵雪夜聯句:“烹茶水漸沸,煮酒葉難燒。

    ”覺得雪天無俚,煮茶談心,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不過,我這紅泥煮雪,又無落葉可燒,隻能是“山僧掃徑,稚子挑琴”一般,請大家吃一盞盡煮不開的茶吧。

    因此,就取名《紅泥煮雪錄》,是為序。

     一、突破與創新 我們考察一些脂評本系列中的《紅樓夢》回目前的解題詩和回目後的評詩時,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作者在寫書之前,對于采取什麼樣的形式,是經過一番思考的,對于人物的交待、事物的發展,心中都有着全盤規劃,所以寫起來,前後呼應,絲絲入扣。

     作者事先曾立過一個“凡例”,比如,在每一回目前要寫一首解題詩,在一回結束時,又寫一首評詩。

    就像現在的電視連續劇似的,在每一集前後,都要重複幾個重要鏡頭,以使觀衆得以連貫,理解全局。

     但是,顯而易見,在寫作進行中,作者就已經破壞了自己立下的“軍令狀”,突破了傳統的寫法,越走越遠。

    好像是邊寫邊說:“我豈能為形式所縛?” 當然,曹雪芹怎樣創作《紅樓夢》這部“百回大書”,整個過程,我們已經無從知曉。

    但有一點還不難看出,那就是曹雪芹已經不滿足于那些“話本”、“詞話”等形式,也不滿足于《水浒傳》裡面那種“十分光”的心理描寫了。

    他要在寫人物的颦笑裡突出性格,他要使人物從話語口氣中,顯現出心靈深處的思想感情來,他要使人物從書本裡走到讀者面前來。

     這個問題,在“列藏本”中表現得最為清楚。

    它是個抄寫得比較工整的本子,其中略去一些“話說”、“且聽下回分解”等語,有時是把“聽”字寫成“看”,把“回”寫成“冊”、“卷”等。

    這不會是抄錯的原故,也決不可能是抄書人擅自作主;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原作如此。

     從這兒也可見,就已發現的本子以外,還有未曾發現的本子,也就是“列藏”的祖本。

    它也自成一個系統,可惜至今都沒有看到。

     “列藏本”在收藏“概述”中,早已指出:“這些改動,證明了作者在選擇是否保留傳統的說書形式來劃分章回,或是采取一種新的形式,這裡作者已經不掩飾他在寫書,而不是在講故事,這書得按章回、冊子來劃分,因此作者面對的,已不是聽者,而是讀者。

    ” 毫無疑問,“概述”的論斷是對的。

     這樣,使我們認識到一個客觀存在: 《紅樓夢》就是要結束那種以聽覺為主的說部形式的傳統,開創了一種訴諸視覺的長篇小說,并且取得了超前的成功。

     曹雪芹對中國古典文學和民間的風土人情感受都特别豐富,因此他運用語言,就像音樂家運用音符一般,知道怎樣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紅樓夢》對于語言的運用,也出現了大的突破。

     中國古典小說,到清代讀者層越來越廣泛,驅使作品在語言方面越來越需口語化。

    《三國演義》已從“以聲仗勢”的“說三分”,從瓦子書棚中走出來,成為新興的客商遊賈的随行讀物,但運用的還是半文半白的語言,它還沒有脫掉因襲的程式,還是給說書人作為底本,由說書人自行添加作料,像外國花腔女高音一樣,曲中有一段可由演唱者即興發揮,以達到更好的藝術效果。

    待到《水浒傳》,則完全用語體文完成,李逵的話語和宋江的話語,都從語氣和聲調中作到各如其人。

    《金瓶梅》對于寫人情細事,更有發展,但它還納入很多“評話”成分。

    據林辰作的《〈金瓶梅〉詩詞曲文出處考源》,便可看出《金瓶梅》在語言方面,不但沒有比《水浒傳》有更大的發展,反而把“詞話”的外套,縫補得更加完整。

    不過,到《紅樓夢》便大不相同了。

    《紅樓夢》有意識地運用口語,胡适之一些人都認為《紅樓夢》可作語體文的範本。

    其實,曹雪芹的話是受到南方話和北方話兩方面的影響,并不是地道北京地方的流行話。

    直到《兒女英雄傳》出現時,因有許多八旗子弟“玩票”,說書唱曲,北京話已被公認為正式的官話。

    後來文康也有意要賣弄一下自家的語言特色,所以《兒女英雄傳》語體文就更富于京味了。

    《紅樓夢》作者,在調遣語言時,能夠兼蓄并取,要它為主題服務,所以在文字語言方面(盡管不純),可以說是古今獨步的。

     曹雪芹為了要使自己的作品生動,人物的性格突出,所以他還仿口語創制了一些新字、新詞兒。

    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