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忏悔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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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精緻的描寫。
德國人，尤其是德國女人有着許多虛假的激情——這是指那些自己造出來的、空想的、不自然的對文學的嗜好。
這是一種癡狂，……一種到了熱狂的讀書癖，一種人為的、淡薄和感情高揚，時時等待着受到大的影響或感動，并不去管有沒有充足的理由。
這不是故意裝假，這是認識錯誤，這是一種心理的放縱，倫理的歇斯底裡症。
這病症并沒有給她們什麼損害，不過引起了她們的許多眼淚，許多快樂和悲哀，許多煩悶和感動。
甚至像貝丁娜·馮·阿爾甯（是歌德和斐多汶同時的女友）那樣敏慧的女性，她一生都不能夠免掉這種德國病。
它的形态也許會有變換，它所牽涉的問題也許不同，可是對事情的心理上的處理方法還是一樣。
一切皆歸于各種不同的變化，皆歸于各種差别程度的淫逸的泛神論，即是對自然對人所采取的一種宗教地性愛的，與夫理論地鐘情的态度，這态度并不使那些寺院中基督的新婦或世俗的女信徒——她們耽于祈禱中得到的性愛的喜悅——排斥浪漫的貞潔或理論的淫逸。
她們都努力想做真正的從良娼妓……精神上的姐妹。
她們這樣做是由于好奇心以及她們對于犯規（她們自己決沒有勇氣去做）的同情。
她們随時準備着擔承别人的罪過，縱使别人并不要求她們這樣做。
她們中間最熱心的并不進入到實際生活中去，便經曆了激情的各個階段。
她們在别人的書本裡面，或者在她們自己的原稿中間，仿佛代替别人經曆了一切的罪過。
在所有熱情的德國仕女中間有一個差不多普遍的現象，這便是她們極端崇拜天才，極端崇拜一切偉人；這種宗教是從威瑪時代起的，是從維蘭德、席勒、歌德的日子起的。
然而因為天才不多見，海涅住在巴黎，洪波爾特又太老、太實際，她們便懷着一種饑餓的失望去追逐那些優秀的音樂家和畫家。
弗南茲·李斯特的容貌像閃電一般掠過所有德國女人的心胸，在她們的心上留下了高額長發的印象。
因全德國共同崇拜的偉人究竟少見，她們隻得去找本地的天才，任何人隻要在某一方面有所表顯，便受着她們的崇拜；所有的女人都愛上了他，所有的少女都為他瘋狂。
她們都給他繡背帶和拖鞋，她們秘密地匿名地送他各種紀念品。
四十年代中在德國發生了一種巨大的精神的激動。
這種精神的激動是她們政治要求的感情的表現。
“她們這樣做是由于好奇心以及她們對于犯規的同情。
她們随時準備着擔承别人的罪過，縱使别人并不要求她們這樣做。
” 她們這種做法也許是幼稚的，但是常常要加強後來殉教者的鼓勵。
在中華民國創造時代的殉教者秋瑾女士，她的出發點，和這些德國小姐們是相同的，她沒有做了些什麼，她是讓人家拍手拍死的。
但是即使在魯迅先生的筆下，秋瑾（夏瑜）光輝的人格之上，也是被用悲憫的心情放上了一個勝利的花環。
秋瑾在中國一直做着女性的抗争的象征。
這種象征，像農民的女兒貞德一樣屹立在人民大衆的面前，發着燦爛的金光。
所以在估計秋瑾的時候，不能直覺地來看的，應該看見她英勇的情緒之下強烈的政治号召。
中國的批評家對于政治的嗅覺是遲鈍的，他們不能把過去的作家的政治思想發掘出來，他們聽慣了禦用文人的政治宣傳，他們便随便地拿過來衍用，比如清談誤國，典論論文，李白仙才，長吉鬼才，《金瓶梅》是淫書，書邊還曾抹過藥的，《石頭記》是禅書，看了可以大徹大悟。
……他們上盡了禦用文人的當，禦用文人把這裡面的政治意義、政治感情完全模糊了，還給它一副絕對藝術的面貌，使它脫離了一切勞動的、經濟的、社會的關系，文章就是文章，好玩好玩罷了。
他們也這樣地接受。
到了民國創造時代，蔡元培先生首先注意到中國最偉大的一部小說《紅樓夢》價值的估定。
他說這是一部民族主義的作品，是宣傳反清複明的作品，賈寶玉愛紅，便是厚愛朱明的一個大證據。
賈寶玉和林黛玉結合的不能實現，是賈寶玉民族運動的悲劇的影射。
到了五四時代，胡适提倡重新估價，他說《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小說，《紅樓夢》就是描寫樹倒猢狲散的賈家的散場。
但是胡适運用着“自然主義”這四個字的時候，他并沒有懂得法國左拉的自然主義是什麼，他說的自然主義和左拉的自然主義完全不同，這是一種字面上的吻合。
《紅樓夢》的自然主義的成分還得在估計了法國的自然主義之後才能估計得正确。
在對付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時，我們還得像研究馬格利特、曼侬&midd
德國人，尤其是德國女人有着許多虛假的激情——這是指那些自己造出來的、空想的、不自然的對文學的嗜好。
這是一種癡狂，……一種到了熱狂的讀書癖，一種人為的、淡薄和感情高揚，時時等待着受到大的影響或感動，并不去管有沒有充足的理由。
這不是故意裝假，這是認識錯誤，這是一種心理的放縱，倫理的歇斯底裡症。
這病症并沒有給她們什麼損害，不過引起了她們的許多眼淚，許多快樂和悲哀，許多煩悶和感動。
甚至像貝丁娜·馮·阿爾甯（是歌德和斐多汶同時的女友）那樣敏慧的女性，她一生都不能夠免掉這種德國病。
它的形态也許會有變換，它所牽涉的問題也許不同，可是對事情的心理上的處理方法還是一樣。
一切皆歸于各種不同的變化，皆歸于各種差别程度的淫逸的泛神論，即是對自然對人所采取的一種宗教地性愛的，與夫理論地鐘情的态度，這态度并不使那些寺院中基督的新婦或世俗的女信徒——她們耽于祈禱中得到的性愛的喜悅——排斥浪漫的貞潔或理論的淫逸。
她們都努力想做真正的從良娼妓……精神上的姐妹。
她們這樣做是由于好奇心以及她們對于犯規（她們自己決沒有勇氣去做）的同情。
她們随時準備着擔承别人的罪過，縱使别人并不要求她們這樣做。
她們中間最熱心的并不進入到實際生活中去，便經曆了激情的各個階段。
她們在别人的書本裡面，或者在她們自己的原稿中間，仿佛代替别人經曆了一切的罪過。
在所有熱情的德國仕女中間有一個差不多普遍的現象，這便是她們極端崇拜天才，極端崇拜一切偉人；這種宗教是從威瑪時代起的，是從維蘭德、席勒、歌德的日子起的。
然而因為天才不多見，海涅住在巴黎，洪波爾特又太老、太實際，她們便懷着一種饑餓的失望去追逐那些優秀的音樂家和畫家。
弗南茲·李斯特的容貌像閃電一般掠過所有德國女人的心胸，在她們的心上留下了高額長發的印象。
因全德國共同崇拜的偉人究竟少見，她們隻得去找本地的天才，任何人隻要在某一方面有所表顯，便受着她們的崇拜；所有的女人都愛上了他，所有的少女都為他瘋狂。
她們都給他繡背帶和拖鞋，她們秘密地匿名地送他各種紀念品。
四十年代中在德國發生了一種巨大的精神的激動。
這種精神的激動是她們政治要求的感情的表現。
“她們這樣做是由于好奇心以及她們對于犯規的同情。
她們随時準備着擔承别人的罪過，縱使别人并不要求她們這樣做。
” 她們這種做法也許是幼稚的，但是常常要加強後來殉教者的鼓勵。
在中華民國創造時代的殉教者秋瑾女士，她的出發點，和這些德國小姐們是相同的，她沒有做了些什麼，她是讓人家拍手拍死的。
但是即使在魯迅先生的筆下，秋瑾（夏瑜）光輝的人格之上，也是被用悲憫的心情放上了一個勝利的花環。
秋瑾在中國一直做着女性的抗争的象征。
這種象征，像農民的女兒貞德一樣屹立在人民大衆的面前，發着燦爛的金光。
所以在估計秋瑾的時候，不能直覺地來看的，應該看見她英勇的情緒之下強烈的政治号召。
中國的批評家對于政治的嗅覺是遲鈍的，他們不能把過去的作家的政治思想發掘出來，他們聽慣了禦用文人的政治宣傳，他們便随便地拿過來衍用，比如清談誤國，典論論文，李白仙才，長吉鬼才，《金瓶梅》是淫書，書邊還曾抹過藥的，《石頭記》是禅書，看了可以大徹大悟。
……他們上盡了禦用文人的當，禦用文人把這裡面的政治意義、政治感情完全模糊了，還給它一副絕對藝術的面貌，使它脫離了一切勞動的、經濟的、社會的關系，文章就是文章，好玩好玩罷了。
他們也這樣地接受。
到了民國創造時代，蔡元培先生首先注意到中國最偉大的一部小說《紅樓夢》價值的估定。
他說這是一部民族主義的作品，是宣傳反清複明的作品，賈寶玉愛紅，便是厚愛朱明的一個大證據。
賈寶玉和林黛玉結合的不能實現，是賈寶玉民族運動的悲劇的影射。
到了五四時代，胡适提倡重新估價，他說《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小說，《紅樓夢》就是描寫樹倒猢狲散的賈家的散場。
但是胡适運用着“自然主義”這四個字的時候，他并沒有懂得法國左拉的自然主義是什麼，他說的自然主義和左拉的自然主義完全不同，這是一種字面上的吻合。
《紅樓夢》的自然主義的成分還得在估計了法國的自然主義之後才能估計得正确。
在對付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時，我們還得像研究馬格利特、曼侬&mi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