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海》和《沉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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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全在上海發生，然而《夜上海》和《沉淵》卻像兩個完整的世界：一個是表面複雜而實際單純，一個是表面單純而實際複雜一個有更多的生活，一個有更多的心理一個正常，一個反常一個平易，一個險巇一個如萬籁齊鳴，置身其中而不複自覺，一個如幽靈獨語，心有所怵而難以自拔。這裡是兩個境界，同時是兩種力量，兩種啟示。
它們的對象是現實。什麼是現實?十九世紀的初葉把這看做醜惡的别名而天真的詩人往往把它叫做美麗。經驗告訴我們，二者也是也不是。它是人生，有人在這裡看見了醜惡，有人在這裡看見了美麗。這第三者看見的是現實，沒有歪扭和不走極端的現實。什麼是現實?它也許是時代和精神兩個齒輪交相旋轉之下的人生。它不等于時代，因為等于時代，結局隻是現世(Actuality)，或者現時。現實是什麼?也許是經過選擇的現世的色相。誰在選擇?精神。
在這廣大人生色相裡面，好比“衆志成城”，精神是那推動的向上的意志。就一個作者和他的作品來說，精神應該是“海可枯，石可爛，此志不可移”的原則之下的智慧。
回到《夜上海》和《沉淵》，它們的對象是現實。那涵育未來，服役理想的現實。它們幾乎沒有一點相同，一個南極，一個北極，卻發出同一的光輝，照着這黃昏已去，黎明未屆的孤島。
猶如他們各自的作品，兩位值得敬愛的作者——于伶先生和林柯先生——給我們兩種不同的性格。有誰見過于伶先生嗎?見過的人幫我想想，沒有見過的人可以根據他曆來的制作。有人會奇怪為什麼這裡談到人。我們不預備揭示私人的生活。有些小報在為我們做這種工作。做的那樣壞，那樣無聊，以至于那樣居心不可問。假如我們說，為了奔忙劇運，活生生把一個小孩子犧牲掉，偏偏就在犧牲掉的那慘痛的一早晨，有人卻歇斯特裡地誣謗他，誰能相信我們嗎?是的，讓我們把那些私事放開，因為對于朋友，尤其對于自己，那太神聖了，最大的敬意是沉默。我們所要談的是人的基本的成分，最有影響于他的制作的物質和精神的作用。
這裡沒有多少紙墨容我們往細裡推敲。而且，将來會有更适當的機會留給我們的。現在，我們略舉一二，且供參考：
第一，貧弱的身體。
第二，詩情的心靈。
第三，銳敏的感受。
第四，樂觀的信仰。
這末一點或許是于伶先生，在最惡劣的心情和最困難的環境之下，能以不斷地創作的堅強的支柱。另外一點，我們應當指明的是，他沒有清閑的時間做更長更細的推敲。匆促是他近年制作的一個平常現象。但是匆促雖說匆促，他抒情的心性卻流灌在字裡行間，形成作品一貫的情調，即令最俗淺的材料，也有它們感染的力量。
不怕俗淺，而且，有甚于此，從俗之中提煉驚心動魄的氣韻，我們必須承認，是于伶先生敏感的靈魂的非常的成就。他懂得日常生活，熟悉他的材料，人情地熟悉。也就是這種奇怪的聚攏，詩和俗的化合，讓我們不時感到一種親切的情趣，為一般中小産階級所鐘愛。也正是這種特征，把他和另一位熟悉上海生活的劇作者分開，更其理智的夏衍先生。
所以，假如有誰問道，什麼戲最能說出上海生活?我們馬上回答：在“八一三”以前，有夏衍先生的《上海屋檐下》在“八一三”以後，有于伶先生的《夜上海》。
關于作品的批評，因為劇本沒有發表，一切全看演出，我們願意把批評最大的愉快留給觀衆自己。我們這裡隻是幫助觀衆了解。然而，話雖如此說，輪到林柯先生，我們還不便用分析于伶先生的無情的筆墨分析。這是一位新人，而且，《沉淵》是他第一次嘗試。事先褒貶如今成了多餘。讓觀衆去發見這位新人和他的作品。快樂是雙方的。有了觀衆的同情，作者會知道所以自勵。
我們隻能說：上海劇藝社有光榮把一位一位的新人和一部一部的新作介紹給社會，希望它永久在這方面努力，為國家文化不斷争取新的紀錄。
民國廿八年八月
(載1939年8月上海劇藝社《夜上海》公演特刊)
它們的對象是現實。什麼是現實?十九世紀的初葉把這看做醜惡的别名而天真的詩人往往把它叫做美麗。經驗告訴我們，二者也是也不是。它是人生，有人在這裡看見了醜惡，有人在這裡看見了美麗。這第三者看見的是現實，沒有歪扭和不走極端的現實。什麼是現實?它也許是時代和精神兩個齒輪交相旋轉之下的人生。它不等于時代，因為等于時代，結局隻是現世(Actuality)，或者現時。現實是什麼?也許是經過選擇的現世的色相。誰在選擇?精神。
在這廣大人生色相裡面，好比“衆志成城”，精神是那推動的向上的意志。就一個作者和他的作品來說，精神應該是“海可枯，石可爛，此志不可移”的原則之下的智慧。
回到《夜上海》和《沉淵》，它們的對象是現實。那涵育未來，服役理想的現實。它們幾乎沒有一點相同，一個南極，一個北極，卻發出同一的光輝，照着這黃昏已去，黎明未屆的孤島。
猶如他們各自的作品，兩位值得敬愛的作者——于伶先生和林柯先生——給我們兩種不同的性格。有誰見過于伶先生嗎?見過的人幫我想想，沒有見過的人可以根據他曆來的制作。有人會奇怪為什麼這裡談到人。我們不預備揭示私人的生活。有些小報在為我們做這種工作。做的那樣壞，那樣無聊，以至于那樣居心不可問。假如我們說，為了奔忙劇運，活生生把一個小孩子犧牲掉，偏偏就在犧牲掉的那慘痛的一早晨，有人卻歇斯特裡地誣謗他，誰能相信我們嗎?是的，讓我們把那些私事放開，因為對于朋友，尤其對于自己，那太神聖了，最大的敬意是沉默。我們所要談的是人的基本的成分，最有影響于他的制作的物質和精神的作用。
這裡沒有多少紙墨容我們往細裡推敲。而且，将來會有更适當的機會留給我們的。現在，我們略舉一二，且供參考：
第一，貧弱的身體。
第二，詩情的心靈。
第三，銳敏的感受。
第四，樂觀的信仰。
這末一點或許是于伶先生，在最惡劣的心情和最困難的環境之下，能以不斷地創作的堅強的支柱。另外一點，我們應當指明的是，他沒有清閑的時間做更長更細的推敲。匆促是他近年制作的一個平常現象。但是匆促雖說匆促，他抒情的心性卻流灌在字裡行間，形成作品一貫的情調，即令最俗淺的材料，也有它們感染的力量。
不怕俗淺，而且，有甚于此，從俗之中提煉驚心動魄的氣韻，我們必須承認，是于伶先生敏感的靈魂的非常的成就。他懂得日常生活，熟悉他的材料，人情地熟悉。也就是這種奇怪的聚攏，詩和俗的化合，讓我們不時感到一種親切的情趣，為一般中小産階級所鐘愛。也正是這種特征，把他和另一位熟悉上海生活的劇作者分開，更其理智的夏衍先生。
所以，假如有誰問道，什麼戲最能說出上海生活?我們馬上回答：在“八一三”以前，有夏衍先生的《上海屋檐下》在“八一三”以後，有于伶先生的《夜上海》。
關于作品的批評，因為劇本沒有發表，一切全看演出，我們願意把批評最大的愉快留給觀衆自己。我們這裡隻是幫助觀衆了解。然而，話雖如此說，輪到林柯先生，我們還不便用分析于伶先生的無情的筆墨分析。這是一位新人，而且，《沉淵》是他第一次嘗試。事先褒貶如今成了多餘。讓觀衆去發見這位新人和他的作品。快樂是雙方的。有了觀衆的同情，作者會知道所以自勵。
我們隻能說：上海劇藝社有光榮把一位一位的新人和一部一部的新作介紹給社會，希望它永久在這方面努力，為國家文化不斷争取新的紀錄。
民國廿八年八月
(載1939年8月上海劇藝社《夜上海》公演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