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紫的小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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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産與無産相為對峙,假如無産這方面失敗了,他給無産留下象征的希望。

    在真實的叙寫之中,我們常常感到勉強與誇張。

    決定他觀察的角度的,不是一個藝術家的心情,而是态度和理論。

    《秋收》裡面的通寶是一個典型的勞而無功的老農,猶如《櫻桃園》裡面的費爾司(Firse),在封建社會長大,随着破滅的封建社會死去,然而茅盾先生的政治意識不肯讓他糊裡糊塗撒手: 當他斷氣的時候,舌頭已經僵硬不能說話,眼睛卻還是明朗朗的他的眼睛看着多多頭似乎說:“真想不到你是對的!真奇怪!” 這裡積極的暗示超出了正常的自然主義。

    我們接受這種“似乎”的字樣,因為這在我們理想的人性之内。

    同茅盾先生一比,葉紫成了一位百折不撓的軍官。

    他的人馬出生入死,瘡痍滿身,踬而複起。

    雲普叔的遭際把老通寶的痛苦比成黯然無色,雖說病倒了,雖說“遲疑”,他有一口活氣鼓勵他的兒子造反。

    《電網外》裡面的王伯伯還要悲慘然而他不自殺,他跳下上吊的腳凳,“背起一個小小的包袱,離開了他的小茅棚子,放開着大步,朝着有太陽的那邊走去了!”同樣是《星》裡面的梅春姐,丢下陰沉的家屋,“沒有留戀,沒有悲哀,而且還沒有目的地走着。

    ”她有目的。

    星光在指點她: 你向那東方去罷! 當時的東方是江西。

     要是老通寶失敗,茅盾先生另外給我們安排了一個小兒子,那不長進的反抗的多多頭。

    他們屬于同一階級,象征兩種存在:前者是過去在現實之中結束,後者是未來在現實之中成長。

    階級在鬥争,老少在交替。

    這是一種題目的對比。

    這種同一階級的對比,我們不時在葉紫的小說看見。

    雲普叔有一個不孝的兒子立秋同他山上的夥伴,楊七公公有一個倔強的兒子福生和他們的同鄉小五子。

    父親與父親的一代(《星》裡面的四公公,老六伯伯和關胡子……)是迷信的,安于命的兒子與兒子的一代(那數點不清的凸出的一群……)是堅強的,叛逆的。

    然而,息息相關,在這同一階級,服從與友愛滋潤着外來的暴戾之氣。

     他們全要活着。

    他們沒有道路去活。

    這種生之意志的執着,猶如地之戀的深水,正是我們農人美好的品德。

    為了少許希望,一線光明,中國人可以忍受豬狗不如的生存。

    葉紫的觀察并不錯誤。

    王伯伯的出走不合情理,然而從這一點去看,未嘗不是應當。

    還有比人世本身更不合情理的?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内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他們是逼上梁山。

    自古如此。

    強壯,仁厚,他們結成不可輕侮的一群。

    雲普叔備了一桌豐盛的打租飯,未曾軟化地主者群,反而遭受他們的搶掠。

    他是一個前車之鑒。

    佃戶挽成一道絕崖,何八爺之流站立不得,滾下萬劫不複的深淵。

    《火》是積極的指引,《山村一夜》是消極的教訓。

     作者無從把持他的情感。

    他憎恨那些虎伥,地主與軍警。

    他把愛全給了農夫,革命者,他們的輪廓因而粗大,卻并不因而多所真實。

    這是情人眼裡的西施,然而僅僅是些影子,缺乏深緻的心理存在。

    至于那些分不到他些微同情的男女,他的憎恨同樣不容他過細停留。

    他把他們勾成花臉小醜。

    這裡是盛怒,沉郁這裡是不饒恕。

    他不能夠平靜。

    他的回憶在沸騰。

    一切是力,然而一切是速寫。

    我們明白主宰是政治的意向,但是,我們煩躁,因為驚歎符志那樣多,我們在藝術領會之中,不時聽見作者枯啞的呼喊。

    父母出賣女兒,“目不轉睛的噙着淚水對英英注視着”,随即是: 再多看一眼罷,這是最後的相見啊! 作者不克自制,他從叙述一步跳到詩歌。

    劉媽為了複仇做假向導,把軍隊帶進埋伏的陣地。

    軍隊發見受了騙,給了她一槍。

    她“渾身的知覺在一刹那間消滅了”,作者安慰我們,“她微笑着”。

    雖說沒有驚歎符志,強烈的情感把現實化入象征的世界。

    我們接受作者的渲染,因為我們和他一樣敬仰劉媽。

    《星》的題目來自一個造作如若不是孩氣的象征,情人的眼睛類似北鬥星,北鬥星好像光明。

    在這部一九二七年事變的插曲裡面,驚歎符志多到不堪想象,俯拾即是: 當他們快要爬到那湖濱的時候,……突然地,給一個東西一絆,——梅春姐和黃便連身子都給絆倒下來了! 三四隻粗大的黑手,連忙捉着,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