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紫的小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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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在全中國肥沃的稻田之中，這算得上一個。
山光水色映在葉紫的心靈。
但是，大自然遮攔不住他情智的發育。
他依戀風景，并不感傷。
猶如沈從文先生(另一位湖南人)，他知道運用風景配合心理的變化，雖說沒有灌輸生命的語言織繪，他用心追求這種效果，他們全愛故鄉的男女沈從文先生愛的是本位的人，葉紫卻是某類的人。
說實話，隻有一類人為葉紫活着，他活着也就是為了他們，那被壓迫者，那哀哀無告的農夫，那苦苦在人間掙紮的工作者。
我們不知道葉紫是否田舍出身，實際這沒有關系，對于中國人，土地是他們的保姆，看護和送終的道姑。
它是我們起碼的保障，然而忘恩負義，我們把它看做低矮的腳座。
但是，以農立國，中國傳說之中的第一首民歌便是關于農耕的：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這表示快樂，也象征反抗，充滿了獨立自得的情緒。
我們在這裡聽到一個黃金時代農人驕傲的自白。
經了三四千年封建制度的統治，物質文明(工商的造詣)與享受的發揚開始把農人投入地獄。
正常成了反常，基本成了附着，豐收成了饑荒。
“凡物不平則鳴。
”讴歌田園的陶潛不複存在，如今來了一片忿怒的詛咒的抗議。
不是詛咒田地，因為我們還有良心然而是抗議，抗議那可詛咒的不公道的遭遇。
最初，忿怒是一般的，情感的，漸漸一個新法則與其構成的理想的憧憬出現，我們有了理智的解釋，有了社會主義。
不過，我們的忿怒那樣激越，那樣出人意表，一方面毫無準備，一方面毫無提防，便火山一樣崩裂，狂飙一樣卷起，一九二七年的事變向原野疾馳而下。
風腳橫掃過去，湖南正好首先輪到。
“共産”兩個字變成青年的口号，耄耋的蛇蠍。
這和春夢一樣，和噩夢一樣，驟雨似地流了一陣血，火花似地散失了。
但是，這沒有消滅。
這成了野火。
僥幸逃出虎口的青年活了下來。
有的修正他們的行動，繼續他們的行動有的把火郁在筆梢，用紙墨宣洩各自的痛苦和希望。
葉紫應該歸在這後一類。
他的全家曾經浴血，他說他的作品，“無論如何，都脫不了那個時候的影響和教訓”。
不幸是，“體力和生活條件都不夠”，他的嘗試一次一次失敗他“不能夠一氣地寫下去”，然而僅僅材料，便堆滿一隻破箱。
他的《星》勉強“補綴”成功，他指望用《菱》達到“一個較好的結果”，然而我們如今看到的，不過是沒有完結的一章，至于他要寫的“那久久被血和淚所凝固着的巨大的東西”，——不知是否即《太陽從西邊出來》，那應該做為一部傑作的，永遠随着作者西沉了。
農人和一九二七年是他的前倉後庫。
然而，人人知道，許久以前，茅盾先生已然采用武漢政變，寫成他一鳴驚人的《蝕》與若幹長短小說同樣，江南的農人在他小型的三部曲出現：《春蠶》《秋收》與《殘冬》。
最後，他以凝重的《水藻行》再度表示他缜密的注意和廣大的同情。
他為自己也為文學征服了萬千讀衆，為同代也為後人開辟了若幹道路。
我們時常聽人講起，魯迅創造的阿Q最是中國農民的典型。
這話未免似是而非。
阿Q是一個農村的短工，一個在田舍漂泊的流氓，自然這不是他的罪過，因為他同正人君子一樣需要活着，可憐是他沒有田，也不曾租田，我們從他看不見真正願實的道地農人。
阿Q有的是本能，一種弱者自衛的本能——人家把這叫做阿Q主義。
其實我們在這裡看見的，倒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的弱點，并非農民愛土愛鄉的特征。
仿佛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的一種寄生蟲，所謂政客者是，最機詐也最愚蠢。
他的痛苦出于社會積層的壓軋。
然而他的悲哀生在他的人性。
來到茅盾先生的時代，經過将近二十年的相為因果的擾攘，交通方便了，思想展開了，好像齊太後的镯子，一切挽成一環，不知道什麼地方開端，什麼地方結尾，隻見潮汐在都市鄉村之間漲落。
或者說的更正确些，一個什麼樣的酵母在發作，都市騷動，鄉村鼎沸。
政治革命不曾停息，社會革命放寬我們的視野。
沒有比我們這個時代更其需要力的。
假如中國新文學有什麼高貴所在，假如藝術的價值有什麼标志，我們相信力是五四運動以來最中心的表征。
它從四面八方來，再奔四面八方去。
它以種種面目出現，反抗是它們共同的特點。
銷毀如《沉淪》，铿锵如
在全中國肥沃的稻田之中，這算得上一個。
山光水色映在葉紫的心靈。
但是，大自然遮攔不住他情智的發育。
他依戀風景，并不感傷。
猶如沈從文先生(另一位湖南人)，他知道運用風景配合心理的變化，雖說沒有灌輸生命的語言織繪，他用心追求這種效果，他們全愛故鄉的男女沈從文先生愛的是本位的人，葉紫卻是某類的人。
說實話，隻有一類人為葉紫活着，他活着也就是為了他們，那被壓迫者，那哀哀無告的農夫，那苦苦在人間掙紮的工作者。
我們不知道葉紫是否田舍出身，實際這沒有關系，對于中國人，土地是他們的保姆，看護和送終的道姑。
它是我們起碼的保障，然而忘恩負義，我們把它看做低矮的腳座。
但是，以農立國，中國傳說之中的第一首民歌便是關于農耕的：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這表示快樂，也象征反抗，充滿了獨立自得的情緒。
我們在這裡聽到一個黃金時代農人驕傲的自白。
經了三四千年封建制度的統治，物質文明(工商的造詣)與享受的發揚開始把農人投入地獄。
正常成了反常，基本成了附着，豐收成了饑荒。
“凡物不平則鳴。
”讴歌田園的陶潛不複存在，如今來了一片忿怒的詛咒的抗議。
不是詛咒田地，因為我們還有良心然而是抗議，抗議那可詛咒的不公道的遭遇。
最初，忿怒是一般的，情感的，漸漸一個新法則與其構成的理想的憧憬出現，我們有了理智的解釋，有了社會主義。
不過，我們的忿怒那樣激越，那樣出人意表，一方面毫無準備，一方面毫無提防，便火山一樣崩裂，狂飙一樣卷起，一九二七年的事變向原野疾馳而下。
風腳橫掃過去，湖南正好首先輪到。
“共産”兩個字變成青年的口号，耄耋的蛇蠍。
這和春夢一樣，和噩夢一樣，驟雨似地流了一陣血，火花似地散失了。
但是，這沒有消滅。
這成了野火。
僥幸逃出虎口的青年活了下來。
有的修正他們的行動，繼續他們的行動有的把火郁在筆梢，用紙墨宣洩各自的痛苦和希望。
葉紫應該歸在這後一類。
他的全家曾經浴血，他說他的作品，“無論如何，都脫不了那個時候的影響和教訓”。
不幸是，“體力和生活條件都不夠”，他的嘗試一次一次失敗他“不能夠一氣地寫下去”，然而僅僅材料，便堆滿一隻破箱。
他的《星》勉強“補綴”成功，他指望用《菱》達到“一個較好的結果”，然而我們如今看到的，不過是沒有完結的一章，至于他要寫的“那久久被血和淚所凝固着的巨大的東西”，——不知是否即《太陽從西邊出來》，那應該做為一部傑作的，永遠随着作者西沉了。
農人和一九二七年是他的前倉後庫。
然而，人人知道，許久以前，茅盾先生已然采用武漢政變，寫成他一鳴驚人的《蝕》與若幹長短小說同樣，江南的農人在他小型的三部曲出現：《春蠶》《秋收》與《殘冬》。
最後，他以凝重的《水藻行》再度表示他缜密的注意和廣大的同情。
他為自己也為文學征服了萬千讀衆，為同代也為後人開辟了若幹道路。
我們時常聽人講起，魯迅創造的阿Q最是中國農民的典型。
這話未免似是而非。
阿Q是一個農村的短工，一個在田舍漂泊的流氓，自然這不是他的罪過，因為他同正人君子一樣需要活着，可憐是他沒有田，也不曾租田，我們從他看不見真正願實的道地農人。
阿Q有的是本能，一種弱者自衛的本能——人家把這叫做阿Q主義。
其實我們在這裡看見的，倒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的弱點，并非農民愛土愛鄉的特征。
仿佛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的一種寄生蟲，所謂政客者是，最機詐也最愚蠢。
他的痛苦出于社會積層的壓軋。
然而他的悲哀生在他的人性。
來到茅盾先生的時代，經過将近二十年的相為因果的擾攘，交通方便了，思想展開了，好像齊太後的镯子，一切挽成一環，不知道什麼地方開端，什麼地方結尾，隻見潮汐在都市鄉村之間漲落。
或者說的更正确些，一個什麼樣的酵母在發作，都市騷動，鄉村鼎沸。
政治革命不曾停息，社會革命放寬我們的視野。
沒有比我們這個時代更其需要力的。
假如中國新文學有什麼高貴所在，假如藝術的價值有什麼标志，我們相信力是五四運動以來最中心的表征。
它從四面八方來，再奔四面八方去。
它以種種面目出現，反抗是它們共同的特點。
銷毀如《沉淪》，铿锵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