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門拾記》——蘆焚先生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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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譴責的。
在《巨人》的起首，他告訴我們： 我不喜歡我的家鄉可是懷念着那廣大的原野。
在《叙》裡，他描寫一段風景說道： 漸漸的樹影長了，牛犢鳴了，砍草的孩子負着滿滿的荊籃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了，直到黃昏，這叫做散步。
為什麼要這末一句，在田園的景色之後?“這叫做散步。
”你可以聽見他揶揄的聲音。
對于一個城市人，這種反感近乎不可解。
但是，作者是從鄉下來的，一個荒旱兵匪，土棍惡紳，孤寡老弱的凄慘世界，一切隻是一種不諧和的拼湊：自然的美好，人事的醜陋。
尤其可怕的是自然的冷靜，人事的鼎沸。
所以作者會說： 一個人說“那樣的地方連一天也不能住”，至于我呢，倒以為能在那裡住一天的人，世間的事，便沒有不能忍受的了。
帶着這樣一顆厭惡的心情，他開始他的“素描”。
《霧的晨》是他最早的一篇。
一個詩意的題目，藏着一件慘絕的事實一段文靜的描寫，接着便是兩句粗淺的揶揄。
主人公是一條有人性(最劣等的人性)的狗。
為什麼用狗?因為作者有所譏諷。
我們現代文學出了一位諷刺的巨匠，無論熱嘲，無論冷罵，都是他的本色。
不用說，這是《阿Q正傳》的魯迅。
蘆焚先生的失敗不在于他的熱衷，而在于他的笨拙：他不能不叫我們覺出他的有意。
一件藝術作品，一件作者想要求得他的效果的作品，即使是着眼在内容的魯迅，必須避免他的有意：因為這會破壞他所需要的力量。
他必須跳出俗淺的比喻。
我們用不着指責《裡門拾記》的作者，因為他的自覺心，或者他的同情心，此後不由自主，潛移默化了他的忿怒。
我們憎恨生命，卻熱戀着生命。
蘆焚先生不喜歡他的家鄉，臨了他把公道還給他的家鄉。
說實話，處在今日的我們，即使是最厭世的鐵石心腸，也難免七分人道主義的情緒。
象牙之塔倒了，人人站在曠野受風襲着。
蘆焚先生的怒氣，漸漸變了質，不是變了質，是蒸成水汽，化在太空，留下那絕對不能蒸化的，那更有勢力的，那暗中維系着人與人的，我是說，人類的同情心。
一個作者需要平衡(不是中庸)。
對于一個年輕人，便是像蘆焚先生那樣愛好诮讓的心靈，把握平衡不是一樁容易事。
他必須遊離自我，認清他極端的傾向，還它一個相當的分量。
蘆焚先生的憎恨不容他停留，或者不容他分心。
他較長的《谷》的人物不過是一個速寫。
他把情感給了景色，卻把憎恨給了人物。
和《村中喜劇》類似的一個故事，沈從文先生的《蕭蕭》(收在《新與舊》裡面)才像一出喜劇，因為他有一點兒愛他的人物。
然而蘆焚先生另一個真實的自我，會不時出來修正他的諷刺的。
這就是他的同情。
詩是他的衣飾，諷刺是他的皮肉，而人類的同情，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
我們必須多讀幾遍那篇動人的傑作《過嶺記》(收在《谷》裡面)。
無論是沒有未來的退伍的老兵，無論是充滿希望的健康的小茨兒，我們全該手拉手來翻山越嶺——人生。
無論是中途踬覆的過客，巨人，酒徒，寡婦，女巫，都是強壯的，倔強的，和平的，勿怪那位新來的美國牧師會看做：“那些中國人的臉有多麼平靜!”也就是這一點共同的命運，這種永生的人類的同情，把《南行記》《湘行散記》和《裡門拾記》挽在一道，證明我們的作家有一個相同的光榮的起點：無論遠在雲南，鄙在湘西，或者活在破了産的内地。
三月二十九日 (選自《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 *** [1]原載《文學雜志》第1卷第2期，後收入《咀華二集》。
——編者
在《巨人》的起首，他告訴我們： 我不喜歡我的家鄉可是懷念着那廣大的原野。
在《叙》裡，他描寫一段風景說道： 漸漸的樹影長了，牛犢鳴了，砍草的孩子負着滿滿的荊籃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了，直到黃昏，這叫做散步。
為什麼要這末一句，在田園的景色之後?“這叫做散步。
”你可以聽見他揶揄的聲音。
對于一個城市人，這種反感近乎不可解。
但是，作者是從鄉下來的，一個荒旱兵匪，土棍惡紳，孤寡老弱的凄慘世界，一切隻是一種不諧和的拼湊：自然的美好，人事的醜陋。
尤其可怕的是自然的冷靜，人事的鼎沸。
所以作者會說： 一個人說“那樣的地方連一天也不能住”，至于我呢，倒以為能在那裡住一天的人，世間的事，便沒有不能忍受的了。
帶着這樣一顆厭惡的心情，他開始他的“素描”。
《霧的晨》是他最早的一篇。
一個詩意的題目，藏着一件慘絕的事實一段文靜的描寫，接着便是兩句粗淺的揶揄。
主人公是一條有人性(最劣等的人性)的狗。
為什麼用狗?因為作者有所譏諷。
我們現代文學出了一位諷刺的巨匠，無論熱嘲，無論冷罵，都是他的本色。
不用說，這是《阿Q正傳》的魯迅。
蘆焚先生的失敗不在于他的熱衷，而在于他的笨拙：他不能不叫我們覺出他的有意。
一件藝術作品，一件作者想要求得他的效果的作品，即使是着眼在内容的魯迅，必須避免他的有意：因為這會破壞他所需要的力量。
他必須跳出俗淺的比喻。
我們用不着指責《裡門拾記》的作者，因為他的自覺心，或者他的同情心，此後不由自主，潛移默化了他的忿怒。
我們憎恨生命，卻熱戀着生命。
蘆焚先生不喜歡他的家鄉，臨了他把公道還給他的家鄉。
說實話，處在今日的我們，即使是最厭世的鐵石心腸，也難免七分人道主義的情緒。
象牙之塔倒了，人人站在曠野受風襲着。
蘆焚先生的怒氣，漸漸變了質，不是變了質，是蒸成水汽，化在太空，留下那絕對不能蒸化的，那更有勢力的，那暗中維系着人與人的，我是說，人類的同情心。
一個作者需要平衡(不是中庸)。
對于一個年輕人，便是像蘆焚先生那樣愛好诮讓的心靈，把握平衡不是一樁容易事。
他必須遊離自我，認清他極端的傾向，還它一個相當的分量。
蘆焚先生的憎恨不容他停留，或者不容他分心。
他較長的《谷》的人物不過是一個速寫。
他把情感給了景色，卻把憎恨給了人物。
和《村中喜劇》類似的一個故事，沈從文先生的《蕭蕭》(收在《新與舊》裡面)才像一出喜劇，因為他有一點兒愛他的人物。
然而蘆焚先生另一個真實的自我，會不時出來修正他的諷刺的。
這就是他的同情。
詩是他的衣飾，諷刺是他的皮肉，而人類的同情，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
我們必須多讀幾遍那篇動人的傑作《過嶺記》(收在《谷》裡面)。
無論是沒有未來的退伍的老兵，無論是充滿希望的健康的小茨兒，我們全該手拉手來翻山越嶺——人生。
無論是中途踬覆的過客，巨人，酒徒，寡婦，女巫，都是強壯的，倔強的，和平的，勿怪那位新來的美國牧師會看做：“那些中國人的臉有多麼平靜!”也就是這一點共同的命運，這種永生的人類的同情，把《南行記》《湘行散記》和《裡門拾記》挽在一道，證明我們的作家有一個相同的光榮的起點：無論遠在雲南，鄙在湘西，或者活在破了産的内地。
三月二十九日 (選自《咀華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 *** [1]原載《文學雜志》第1卷第2期，後收入《咀華二集》。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