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目集》——卞之琳先生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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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近二十年新文學運動裡面，和散文比較，詩的運氣顯然不佳。
直到如今，形式和内容還是一般少壯詩人的魔難。
我說少壯詩人，因為第一，新詩一直沒有征服舊詩的傳統，而且恐怕還有些人降了過去同時第二，詩本來也就永久屬于青春。
我不是有意用這兩個古老的名詞，形式和内容，證明新詩的落後。
其實，正相反，站在客觀而又親切的地位，我們可以看出，最初新詩僅隻屬于傳統的破壞。
這裡有兩種傾向：第一，廢除整齊的韻律，盡量采用語言自然的節奏，因為半路出家，形式上少不掉有意或無意的模拟第二，擴大材料選擇的範圍，盡量從醜惡的人生提取美麗的詩意，然而缺乏自有的文字，不得不使用舊日的典故辭藻，因之染有傳統的色彩。
一句話，人是半舊不新，自然也就詩如其人。
他們要解放，尋不見形式，隻好回到過去尋覓，于是曲，詞，歌謠，甚至于白樂天的詩，都成為他們眼前的典式。
他們的力量是大的，方面是多的其中最引後人注目的，就是音律的破壞。
也正是這一點，在他們是功績，後來者有一部分(最有勢力的一部分)卻視為遺憾。
這就是徐志摩領袖的《詩刊》運動。
他有舊學做根基，他用外國的形式為依據。
他要詩回到音樂，因為詩是音樂的。
從這一點來看，在接受之中，他們把前期的運動加以修正。
一方面這屬于反動，一方面這又繼承前人，用外國的形式做典式，追求一定的形式。
在某一意義上，這是一種思維之後的努力，不僅僅在破壞，而且希期有所建設。
但是在另一意義上，這卻形成頹廢(不是道德上)的趨勢，因為實際上，一切走向精美的力量都藏着頹廢的因子。
和這一派隐隐峙立的，有一部分人完全不顧形式，變本加厲，甚于前期，圖謀有所樹立。
這又可以分而為二：一者要力，從中國自然的語氣(短簡)尋找所需要的形式一者要深，從意象的聯結，企望完成詩的使命。
一者是宏大(主旨自然具有直接的關系)，一者是纖麗一者是流暢，一者是晦澀一者是熱情的，一者是涵蓄的：不用說，前者是郭沫若先生領袖的一派，後者是李金發先生領袖的一派。
然而郭沫若先生不等收獲就走了開(或許他失卻自信心，因為他最後的詩仍是粗犷的)。
李金發先生卻太不能把握中國的語言文字，有時甚至于意象隔着一層，令人感到過分濃厚的法國象征派詩人的氣息，漸漸為人厭棄。
于是天下廓清了，隻有《詩刊》一派統治。
然而徐志摩遇難。
有位先生或許出于敵意，以為徐氏死得其當。
因為他寫不好詩了。
他後來的詩歌便是明證。
坐實這證明的，就是他詩歌中情感的漸見涸竭。
他太浪費。
他不像另一個領袖，聞一多先生，那樣富于克臘西克的節制。
這位先生的刻薄，一種非友誼的挖苦，我不大贊同。
徐氏的遇難是一種不幸，對于他自己，尤其對于詩壇，尤其對于《新月》全體。
他後期的詩章與其看做情感的涸竭，不如譽為情感的漸就平衡。
他已經過了那熱烈的内心的激蕩的時期。
他漸漸在凝定，在擺脫誇張的辭藻，走進(正如某先生所謂)一種克臘西克的節制。
這幾乎是每一個天才者必經的路程，從情感的過剩來到情感的約束。
偉大的作品産生于靈魂的平靜，不是産生于一時的激昂。
後者是一種戟刺，不是一種持久的力量。
所以徐氏的死，對于他自己，與其看做幸，勿甯視為損失，特别是對于詩壇，特别是對于《新月》整個的合作。
因為實際，他的詩章影響不小，他整個的存在影響尤大。
談到新詩，我們必須打住，悼惜一下這赤熱的不幸短命的詩人。
但是宇宙的進行隐隐寓有一種自然的法度，看不見，然而感得到。
因為即使徐氏不死，新詩的運動依然不免流于反動。
我們說過，李金發先生仿佛一陣新穎過去了，也就失味了。
但是，他有一點可貴，就是意象的創造。
對于好些人，特别是反對音樂成分的詩作者，意象是他們的首務。
他們厭惡徐志摩之流的格式(一種人工的技巧或者拘束)這和現代的生活扞格他們第一個需要的是自由的表現，表現卻不就是形式。
内在的繁複要求繁複的表現，而這内在，類似夢的進行，無聲，有色無形，朦胧不可觸摸，可以意會是深緻，是涵蓄，不是流放，不是一洩無餘。
他們所要表現的，是人生微妙的刹那，在這刹那(猶如現代西歐一派小說的趨勢)裡面，中外古今荟萃，空時集為一體。
他們運用許多意象，給你一個複雜的感覺。
一個，然而複雜。
和李金發先生具有相同的氣質，然而他們屬于不同的來源。
一個顯明的區别，是他們用心抓住中國語言文字，所謂表現的工具。
一個尤其根本的區别，是這些年輕人不止模仿，或者改譯，而且企圖創造。
在這方面，我們第一個提到的詩人，應當是戴望舒先生。
但是戴氏不免法國象征和現代詩派有力的暗示，具有影響，然而缺乏豐富的收獲。
目前最有絢爛的前途的，卻是幾個純粹自食其力的青年。
來日如何演進，不可預測離開大衆漸遠，或許将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止。
一個最
直到如今，形式和内容還是一般少壯詩人的魔難。
我說少壯詩人，因為第一，新詩一直沒有征服舊詩的傳統，而且恐怕還有些人降了過去同時第二，詩本來也就永久屬于青春。
我不是有意用這兩個古老的名詞，形式和内容，證明新詩的落後。
其實，正相反，站在客觀而又親切的地位，我們可以看出，最初新詩僅隻屬于傳統的破壞。
這裡有兩種傾向：第一，廢除整齊的韻律，盡量采用語言自然的節奏，因為半路出家，形式上少不掉有意或無意的模拟第二，擴大材料選擇的範圍，盡量從醜惡的人生提取美麗的詩意，然而缺乏自有的文字，不得不使用舊日的典故辭藻，因之染有傳統的色彩。
一句話，人是半舊不新，自然也就詩如其人。
他們要解放，尋不見形式，隻好回到過去尋覓，于是曲，詞，歌謠，甚至于白樂天的詩，都成為他們眼前的典式。
他們的力量是大的，方面是多的其中最引後人注目的，就是音律的破壞。
也正是這一點，在他們是功績，後來者有一部分(最有勢力的一部分)卻視為遺憾。
這就是徐志摩領袖的《詩刊》運動。
他有舊學做根基，他用外國的形式為依據。
他要詩回到音樂，因為詩是音樂的。
從這一點來看，在接受之中，他們把前期的運動加以修正。
一方面這屬于反動，一方面這又繼承前人，用外國的形式做典式，追求一定的形式。
在某一意義上，這是一種思維之後的努力，不僅僅在破壞，而且希期有所建設。
但是在另一意義上，這卻形成頹廢(不是道德上)的趨勢，因為實際上，一切走向精美的力量都藏着頹廢的因子。
和這一派隐隐峙立的，有一部分人完全不顧形式，變本加厲，甚于前期，圖謀有所樹立。
這又可以分而為二：一者要力，從中國自然的語氣(短簡)尋找所需要的形式一者要深，從意象的聯結，企望完成詩的使命。
一者是宏大(主旨自然具有直接的關系)，一者是纖麗一者是流暢，一者是晦澀一者是熱情的，一者是涵蓄的：不用說，前者是郭沫若先生領袖的一派，後者是李金發先生領袖的一派。
然而郭沫若先生不等收獲就走了開(或許他失卻自信心，因為他最後的詩仍是粗犷的)。
李金發先生卻太不能把握中國的語言文字，有時甚至于意象隔着一層，令人感到過分濃厚的法國象征派詩人的氣息，漸漸為人厭棄。
于是天下廓清了，隻有《詩刊》一派統治。
然而徐志摩遇難。
有位先生或許出于敵意，以為徐氏死得其當。
因為他寫不好詩了。
他後來的詩歌便是明證。
坐實這證明的，就是他詩歌中情感的漸見涸竭。
他太浪費。
他不像另一個領袖，聞一多先生，那樣富于克臘西克的節制。
這位先生的刻薄，一種非友誼的挖苦，我不大贊同。
徐氏的遇難是一種不幸，對于他自己，尤其對于詩壇，尤其對于《新月》全體。
他後期的詩章與其看做情感的涸竭，不如譽為情感的漸就平衡。
他已經過了那熱烈的内心的激蕩的時期。
他漸漸在凝定，在擺脫誇張的辭藻，走進(正如某先生所謂)一種克臘西克的節制。
這幾乎是每一個天才者必經的路程，從情感的過剩來到情感的約束。
偉大的作品産生于靈魂的平靜，不是産生于一時的激昂。
後者是一種戟刺，不是一種持久的力量。
所以徐氏的死，對于他自己，與其看做幸，勿甯視為損失，特别是對于詩壇，特别是對于《新月》整個的合作。
因為實際，他的詩章影響不小，他整個的存在影響尤大。
談到新詩，我們必須打住，悼惜一下這赤熱的不幸短命的詩人。
但是宇宙的進行隐隐寓有一種自然的法度，看不見，然而感得到。
因為即使徐氏不死，新詩的運動依然不免流于反動。
我們說過，李金發先生仿佛一陣新穎過去了，也就失味了。
但是，他有一點可貴，就是意象的創造。
對于好些人，特别是反對音樂成分的詩作者，意象是他們的首務。
他們厭惡徐志摩之流的格式(一種人工的技巧或者拘束)這和現代的生活扞格他們第一個需要的是自由的表現，表現卻不就是形式。
内在的繁複要求繁複的表現，而這内在，類似夢的進行，無聲，有色無形，朦胧不可觸摸，可以意會是深緻，是涵蓄，不是流放，不是一洩無餘。
他們所要表現的，是人生微妙的刹那，在這刹那(猶如現代西歐一派小說的趨勢)裡面，中外古今荟萃，空時集為一體。
他們運用許多意象，給你一個複雜的感覺。
一個，然而複雜。
和李金發先生具有相同的氣質，然而他們屬于不同的來源。
一個顯明的區别，是他們用心抓住中國語言文字，所謂表現的工具。
一個尤其根本的區别，是這些年輕人不止模仿，或者改譯，而且企圖創造。
在這方面，我們第一個提到的詩人，應當是戴望舒先生。
但是戴氏不免法國象征和現代詩派有力的暗示，具有影響，然而缺乏豐富的收獲。
目前最有絢爛的前途的，卻是幾個純粹自食其力的青年。
來日如何演進，不可預測離開大衆漸遠，或許将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止。
一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