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沈從文先生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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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大相信批評是一種判斷。
一個批評家，與其說是法庭的審判，不如說是一個科學的分析者。
科學的，我是說公正的。
分析者，我是說要獨具隻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靈魂的深處。
一個作者不是一個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片罪狀。
把對手看做罪人，即使無辜，尊嚴的審判也必須收回他的同情，因為同情和法律是不相容的。
歐陽修以為王法不外乎人情，實際屬于一個常人的看法，不是一個真正法家的态度。
但是，在文學上，在性靈的開花結實上，誰給我們一種絕對的權威，掌握無上的生死?因為，一個批評家，第一先得承認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靈性活動的可能，所有人類最可貴的自由，然後才有完成一個批評家的使命的機會。
他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證明或者修正自己的解釋。
他要公正，同時一種富有人性的同情，時時潤澤他的智慧，不緻公正陷于過分的幹枯。
他不僅僅是印象的，因為他解釋的根據，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證别人一個更深更大的存在，所謂靈魂的冒險者是，他不僅僅在經驗，而且要綜合自己所有的觀察和體會，來鑒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隐秘的關系。
也不應當盡用他自己來解釋，因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類已往所有的傑作，用作者來解釋他的出産。
所以，在我們沒有了解一個作者以前，我們往往流于偏見——一種自命正統然而頑固的議論。
這些高談闊論和作者作品完全不生關聯，因為作者創造他的作品，傾全靈魂以赴之，往往不是為了證明一種抽象的假定。
一個批評家應當有理論(他合起學問與人生而思維的結果)。
但是理論，是一種強有力的佐證，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标準一個批評家應當從中衡的人性追求高深，卻不應當憑空架高，把一個不相幹的同類硬扯上去。
普通卻是，最壞而且相反的例子，把一個作者由較高的地方揪下來，揪到批評者自己的淤泥坑裡。
他不奢求，也不妄許。
在批評上，尤其甚于在财務上，他要明白人我之分。
這就是為什麼，稍不加意，一個批評者反而批評的是自己，指摘的是自己，暴露的是自己，一切不過是絆了自己的腳，丢了自己的醜，返本還原而已。
有人問他朋友，“我最大的奸細是誰?”朋友答道：“最大的奸細是你自己。
” 我不得不在正文以前唱兩句加官，唯其眼前論列的不僅僅是一個小說家，而且是一個藝術家。
在今日小說獨尊的時代，小說家其多如鲫的現代，我們不得不稍示區别，表示各個作家的造詣。
這不是好壞的問題，而是性質的不同，例如巴爾紮克(Balzac)是個小說家，偉大的小說家，然而嚴格而論，不是一個藝術家，更遑論乎偉大的藝術家。
為方便起見，我們甚至于可以說巴爾紮克是人的小說家，然而福樓拜，卻是藝術家的小說家。
前者是天真的，後者是自覺的。
同是小說家，然而不屬于同一的來源。
他們的性格全然不同，而一切完成這性格的也各各不同。
沈從文先生便是這樣一個漸漸走向自覺的藝術的小說家。
有些人的作品叫我們看，想，了解然而沈從文先生一類的小說，是叫我們感覺，想，回味想是不可避免的步驟。
廢名先生的小說似乎可以歸入後者，然而他根本上就和沈從文先生不一樣。
廢名先生仿佛一個修士，一切是内向的他追求一種超脫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種交織在文字上的思維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麗自身。
沈從文先生不是一個修士。
他熱情地崇拜美。
在他藝術的制作裡，他表現一段具體的生命，而這生命是美化了的，經過他的熱情再現的。
大多數人可以欣賞他的作品，因為他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裡的。
但是廢名先生的作品，一種具體化的抽象的意境，僅僅限于少數的讀者。
他永久是孤獨的，簡直是孤潔的。
他那少數的讀者，雖然少數，卻是有了福的(耶稣對他的門徒這樣說)。
沈從文先生從來不分析。
一個認真的熱情人，有了過多的同情給他所要創造的人物是難以冷眼觀世的。
他曉得怎樣揶揄，猶如在《邊城》裡他揶揄那赤子之心的老船夫，或者在《八駿圖》裡，他揶揄他的主人公達士先生，在這裡，揶揄不是一種智慧的遊戲，而是一種造化小兒的不意的轉變(命運)。
司湯達(Stendhal)是一個熱情人，然而他的智慧(狡猾)知道撒诳，甚至于取笑自己。
喬治桑是一個熱情人，然而博愛為懷，不唯抒情，而且說教。
沈從文先生是熱情的，然而他不說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詩的。
(沈從文先生文章的情趣和細緻不管寫到怎樣粗野的生活，能夠有力量叫你信服他那玲珑無比的靈魂!)《邊城》是一首詩，是二佬唱給翠翠的情歌。
《八駿圖》是一首絕句，猶如那女教員留在沙灘上神秘的絕句。
然而與其說是詩人，作者才更是藝術家，因為說實話，在他制作之中，藝術家的自覺心是那真正的統治者。
詩意來自材料或者作者的本質，而調理材料的，不是詩人，卻是藝術家! 他知道怎樣調理他需要的分量。
他能把醜惡的材料提煉成功一篇無瑕的玉石。
他有美的感覺，可以從亂石堆發見可能的美麗。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的小說具有一種特殊的空氣，現今中國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種舒适的呼吸。
在《邊城》的開端
一個批評家，與其說是法庭的審判，不如說是一個科學的分析者。
科學的，我是說公正的。
分析者，我是說要獨具隻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靈魂的深處。
一個作者不是一個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片罪狀。
把對手看做罪人，即使無辜，尊嚴的審判也必須收回他的同情，因為同情和法律是不相容的。
歐陽修以為王法不外乎人情，實際屬于一個常人的看法，不是一個真正法家的态度。
但是，在文學上，在性靈的開花結實上，誰給我們一種絕對的權威，掌握無上的生死?因為，一個批評家，第一先得承認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靈性活動的可能，所有人類最可貴的自由，然後才有完成一個批評家的使命的機會。
他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證明或者修正自己的解釋。
他要公正，同時一種富有人性的同情，時時潤澤他的智慧，不緻公正陷于過分的幹枯。
他不僅僅是印象的，因為他解釋的根據，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證别人一個更深更大的存在，所謂靈魂的冒險者是，他不僅僅在經驗，而且要綜合自己所有的觀察和體會，來鑒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隐秘的關系。
也不應當盡用他自己來解釋，因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類已往所有的傑作，用作者來解釋他的出産。
所以，在我們沒有了解一個作者以前，我們往往流于偏見——一種自命正統然而頑固的議論。
這些高談闊論和作者作品完全不生關聯，因為作者創造他的作品，傾全靈魂以赴之，往往不是為了證明一種抽象的假定。
一個批評家應當有理論(他合起學問與人生而思維的結果)。
但是理論，是一種強有力的佐證，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标準一個批評家應當從中衡的人性追求高深，卻不應當憑空架高，把一個不相幹的同類硬扯上去。
普通卻是，最壞而且相反的例子，把一個作者由較高的地方揪下來，揪到批評者自己的淤泥坑裡。
他不奢求，也不妄許。
在批評上，尤其甚于在财務上，他要明白人我之分。
這就是為什麼，稍不加意，一個批評者反而批評的是自己，指摘的是自己，暴露的是自己，一切不過是絆了自己的腳，丢了自己的醜，返本還原而已。
有人問他朋友，“我最大的奸細是誰?”朋友答道：“最大的奸細是你自己。
” 我不得不在正文以前唱兩句加官，唯其眼前論列的不僅僅是一個小說家，而且是一個藝術家。
在今日小說獨尊的時代，小說家其多如鲫的現代，我們不得不稍示區别，表示各個作家的造詣。
這不是好壞的問題，而是性質的不同，例如巴爾紮克(Balzac)是個小說家，偉大的小說家，然而嚴格而論，不是一個藝術家，更遑論乎偉大的藝術家。
為方便起見，我們甚至于可以說巴爾紮克是人的小說家，然而福樓拜，卻是藝術家的小說家。
前者是天真的，後者是自覺的。
同是小說家，然而不屬于同一的來源。
他們的性格全然不同，而一切完成這性格的也各各不同。
沈從文先生便是這樣一個漸漸走向自覺的藝術的小說家。
有些人的作品叫我們看，想，了解然而沈從文先生一類的小說，是叫我們感覺，想，回味想是不可避免的步驟。
廢名先生的小說似乎可以歸入後者，然而他根本上就和沈從文先生不一樣。
廢名先生仿佛一個修士，一切是内向的他追求一種超脫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種交織在文字上的思維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麗自身。
沈從文先生不是一個修士。
他熱情地崇拜美。
在他藝術的制作裡，他表現一段具體的生命，而這生命是美化了的，經過他的熱情再現的。
大多數人可以欣賞他的作品，因為他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裡的。
但是廢名先生的作品，一種具體化的抽象的意境，僅僅限于少數的讀者。
他永久是孤獨的，簡直是孤潔的。
他那少數的讀者，雖然少數，卻是有了福的(耶稣對他的門徒這樣說)。
沈從文先生從來不分析。
一個認真的熱情人，有了過多的同情給他所要創造的人物是難以冷眼觀世的。
他曉得怎樣揶揄，猶如在《邊城》裡他揶揄那赤子之心的老船夫，或者在《八駿圖》裡，他揶揄他的主人公達士先生，在這裡，揶揄不是一種智慧的遊戲，而是一種造化小兒的不意的轉變(命運)。
司湯達(Stendhal)是一個熱情人，然而他的智慧(狡猾)知道撒诳，甚至于取笑自己。
喬治桑是一個熱情人，然而博愛為懷，不唯抒情，而且說教。
沈從文先生是熱情的，然而他不說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詩的。
(沈從文先生文章的情趣和細緻不管寫到怎樣粗野的生活，能夠有力量叫你信服他那玲珑無比的靈魂!)《邊城》是一首詩，是二佬唱給翠翠的情歌。
《八駿圖》是一首絕句，猶如那女教員留在沙灘上神秘的絕句。
然而與其說是詩人，作者才更是藝術家，因為說實話，在他制作之中，藝術家的自覺心是那真正的統治者。
詩意來自材料或者作者的本質，而調理材料的，不是詩人，卻是藝術家! 他知道怎樣調理他需要的分量。
他能把醜惡的材料提煉成功一篇無瑕的玉石。
他有美的感覺，可以從亂石堆發見可能的美麗。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的小說具有一種特殊的空氣，現今中國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種舒适的呼吸。
在《邊城》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