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譯的名家小說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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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因為我醒的時候，剛好天亮。
我嘗試起來，卻動不得…… 如若有人說這是“流利而不浮泛”，弟弟們程度淺，也許囫囵吞下去，但是你，我高貴的作者，你寫的文章，“峭麗雄健，簡潔明白”，如若你也有中文的修養，你能承認這種令人欲睡的繁冗的文筆嗎?這不是字數多少的問題，而是全盤印象美好的問題： 我累極了，加以天熱，下船時候又喝了半合白蘭地，我真有點兒沉沉思睡。
我躺在松軟的短草上，睡得熟極了，如今記起來，生平怕也就是這麼一次，自己一計算，足足超過九個小時，因為醒的時候，正好天亮，我打算起來，可是不能夠…… 和伍先生的譯文一比，這也隻是半斤八兩，然而我的弟弟們，至少不用嘗試，便知道打算。
我不相信伍先生是直譯，魯迅先生所謂的直譯，因為伍先生是硬譯或者死譯。
全不知道譯文也有生命，應該在字斟句酌以外，追尋一種語言的自然節奏。
最好的翻譯也是一種創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樣愛好佛經，因為它自身完美。
有時我想，像伍先生這樣的名譯，真正應該學學隋唐時代的僧侶，不僅僅将這當做一日三餐的生計，而且更加神聖其事，舍了心，發了願，犧牲一輩子，看做理想跟上去。
佛也笑着臉，鼓着個大腹，好叫徒衆打進他的髒腑，然後才堪宣講他的真谛。
我是說，譯者應該鑽進作者的生命，重新創造，才不至于有失他的精神。
這是事實，是信仰，是真實與美麗的結晶，然後不至于陷入一個永生嘗試的圈子。
我回到家，收起這五本書，放在書架最後最低一格，一點不想叫弟弟和我糾纏，因為，我怕極了這種無聊的請問，倒不如讓他們抱住字典，一個字一個字地自為思索。
我說五本書，因為任何一本的第一頁，都逃不出《雙城記》和《高利佛遊記》的可悲的命運。
中學生太老實，人家給什麼咽什麼，于是有人看準了他們良弱可欺，便如此這般來和他們開胃。
他們全然信托，一點不曉得對方葫蘆裡賣些什麼藥，而所謂一付良藥者，正不過是走江湖的套數。
上了當的，隻是我弟弟那群羊羔似的中學生而已。
其實伍先生的譯文自有他的特長，就是：他有他特殊的調子，一個非常老氣橫秋的調子。
如若有人說我譏諷，我願意改做老練，不過你不覺得，他有時譯的太不費力氣?他譯的日子久了，而且譯熟了，于是一管筆滑了下來。
他漸漸失去他早年那點兒質樸。
這很可惜，尤其像我那樣愛過他的《俠隐記》。
但是，說到《俠隐記》，我現在有時想，固然伍先生譯得不壞，而另外還有易于成功的原因：大仲馬的文字本身粗窳、簡單、容易上筆，而譯者何況是根據英文重譯……這一切推不倒伍先生在翻譯上的功績，特别是他經年不辍的努力，值得我們後學欽敬。
但是伍先生太疏忽，例如最近他給《文學雜志》譯了一篇短篇小說，竟然不見作者的名字，除去伍光健三個白心黑地的大字……這，我不說了，隻有原作者明白自己委屈了多少。
可憐的原作者，他唯有接受他的命運，因為沒有一個人想知道那篇小說是誰寫的，而譯者這三個大字，便足夠為他門楣增光了。
至少原作者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他成全了中國人的名譽。
然而，這隻是一個例子，随便翻看一本雜志，在标題之下，你一眼看見的是個耳熟的或者知名的中國人，如若不是看到最後，有一個小注，簡直不知道這是創作還是翻譯。
這和歐西雜志正好來個相反，所以中國雜志比起來進步多了，和一般譯者一樣，知道了商業化的重要，于是原作者朽矣。
(載1934年8月29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97期) *** [1]本篇署名“劉西渭”。
——編者
我嘗試起來，卻動不得…… 如若有人說這是“流利而不浮泛”，弟弟們程度淺，也許囫囵吞下去，但是你，我高貴的作者，你寫的文章，“峭麗雄健，簡潔明白”，如若你也有中文的修養，你能承認這種令人欲睡的繁冗的文筆嗎?這不是字數多少的問題，而是全盤印象美好的問題： 我累極了，加以天熱，下船時候又喝了半合白蘭地，我真有點兒沉沉思睡。
我躺在松軟的短草上，睡得熟極了，如今記起來，生平怕也就是這麼一次，自己一計算，足足超過九個小時，因為醒的時候，正好天亮，我打算起來，可是不能夠…… 和伍先生的譯文一比，這也隻是半斤八兩，然而我的弟弟們，至少不用嘗試，便知道打算。
我不相信伍先生是直譯，魯迅先生所謂的直譯，因為伍先生是硬譯或者死譯。
全不知道譯文也有生命，應該在字斟句酌以外，追尋一種語言的自然節奏。
最好的翻譯也是一種創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樣愛好佛經，因為它自身完美。
有時我想，像伍先生這樣的名譯，真正應該學學隋唐時代的僧侶，不僅僅将這當做一日三餐的生計，而且更加神聖其事，舍了心，發了願，犧牲一輩子，看做理想跟上去。
佛也笑着臉，鼓着個大腹，好叫徒衆打進他的髒腑，然後才堪宣講他的真谛。
我是說，譯者應該鑽進作者的生命，重新創造，才不至于有失他的精神。
這是事實，是信仰，是真實與美麗的結晶，然後不至于陷入一個永生嘗試的圈子。
我回到家，收起這五本書，放在書架最後最低一格，一點不想叫弟弟和我糾纏，因為，我怕極了這種無聊的請問，倒不如讓他們抱住字典，一個字一個字地自為思索。
我說五本書，因為任何一本的第一頁，都逃不出《雙城記》和《高利佛遊記》的可悲的命運。
中學生太老實，人家給什麼咽什麼，于是有人看準了他們良弱可欺，便如此這般來和他們開胃。
他們全然信托，一點不曉得對方葫蘆裡賣些什麼藥，而所謂一付良藥者，正不過是走江湖的套數。
上了當的，隻是我弟弟那群羊羔似的中學生而已。
其實伍先生的譯文自有他的特長，就是：他有他特殊的調子，一個非常老氣橫秋的調子。
如若有人說我譏諷，我願意改做老練，不過你不覺得，他有時譯的太不費力氣?他譯的日子久了，而且譯熟了，于是一管筆滑了下來。
他漸漸失去他早年那點兒質樸。
這很可惜，尤其像我那樣愛過他的《俠隐記》。
但是，說到《俠隐記》，我現在有時想，固然伍先生譯得不壞，而另外還有易于成功的原因：大仲馬的文字本身粗窳、簡單、容易上筆，而譯者何況是根據英文重譯……這一切推不倒伍先生在翻譯上的功績，特别是他經年不辍的努力，值得我們後學欽敬。
但是伍先生太疏忽，例如最近他給《文學雜志》譯了一篇短篇小說，竟然不見作者的名字，除去伍光健三個白心黑地的大字……這，我不說了，隻有原作者明白自己委屈了多少。
可憐的原作者，他唯有接受他的命運，因為沒有一個人想知道那篇小說是誰寫的，而譯者這三個大字，便足夠為他門楣增光了。
至少原作者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他成全了中國人的名譽。
然而，這隻是一個例子，随便翻看一本雜志，在标題之下，你一眼看見的是個耳熟的或者知名的中國人，如若不是看到最後，有一個小注，簡直不知道這是創作還是翻譯。
這和歐西雜志正好來個相反，所以中國雜志比起來進步多了，和一般譯者一樣，知道了商業化的重要，于是原作者朽矣。
(載1934年8月29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97期) *** [1]本篇署名“劉西渭”。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