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餘論：考古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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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機關，凡掘出古物，售出時許得納稅，于是成為公開的發掘。
由數人組織公司，或單獨一人出資，雇用工人若幹名，用鐵鏟曲為多半圓洞形，置長木柄，在地上隔五尺鑿一洞，因持鏟鑿地，土攢入鏟中，用手将土取出，看土為活土死土。
所謂死土即天然的地層，活土是地層混亂，地層混亂由于曾掘地埋人，将土翻過所緻。
遇見活土，鑿能容身的大洞而下，十九必得古物。
地主亦為股分之一，故各地不種農産物，專為從事發掘。
每一處發掘，有數十百人，賣小食的亦随之而至，俨然如邊地的集會。
餘于民國十七年大學院派餘接受北平文化學術機關，事畢返晉，路過洛陽，目睹其事，返京始設法禁止其事。
洛陽既禁，壽州又起，于民國二十二年春間，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土人鸠工六十餘人，掘地深五六丈，長約二丈，發現楚藏物庫，見四周皆架以大木，木料堅緻，排列數層，有七八間房之大，其中銅器有鼎盤之屬，玉器有珪璧之類。
鼎有重七百餘斤者，鼎蓋刻有文字，花紋極精細。
總計出共八百餘件，安徽省政府僅收到少數，大部入于估人之手而散佚。
河南的安陽，陝西的寶雞，以及山西至現在亦有同樣的事在那裡做着。
民國十七年孫殿英軍隊盜發清之東陵，民國二十又在山西長子縣公然發掘春秋時潞國都城，得到不少古物，二十年石友三部在河南汲縣亦掘取古物甚多。
學術團體不忠實的發掘，發掘出未陳列無報告，亦為考古上之損失。
（丙）監守自盜 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入北京，焚圓明園，失去古物及《永樂大典》等，而宮内古物亦失去不少。
迨至民國十五年故宮博物院由警察駐内守衛，其古物已有被盜。
自民國十八年易培基為院長，乘二十二年華北緊急古物南運之際，盜去古物甚多，于二十三年十月由最高法院檢舉，交江甯地方法院偵察，于十月十三日起訴，其起訴書于二十三年十一月四、五兩日登載于上海《新聞報》，以易培基、李宗侗、陳侑、蕭瑜、崔燮邦、晏遠懷、秦漢功、董琳、張浙九人為被告，其起訴書雲“陸續将保管之珠寶部分，盜取真珠一千三百一十九粒，寶石五百二十六顆，以假珠掉換真珠者九千六百零六顆，以假寶石掉換真寶石者三千二百五十一顆。
其餘原件内拆去珠寶配件者計一千四百九十六處。
此外尚有将緝米珠流蘇及翠花嵌珠寶手镯等類整件盜取者，為數甚巨”。
于十一月二十九日開審時僅告發人尹起文到案，被告等均離職逃避，至今尚未結束。
二 僞造 考古為證實曆史的真确性，但古物少考古多，考古者以不得目睹古物為憾，應有仿古的古物以補其缺。
仿古之作，隋時何稠已精為之，唐天寶及南唐後主、宋宣和時均為之《格古要論補》卷六雲“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于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宋句容縣及台州鑄者，多是小雷紋花”，王字多用為帝字，明宣德時亦為仿造《宣德鼎彜譜》雲“宣德三年……上谕……可照《博古》《考古》諸書，并内庫所藏汝官哥均定等窯，器皿款式典雅者，照式鑄來……共計三千三百六十五件”。
現在中央研究院陶瓷研究所亦可仿造宋瓷。
不過有的以仿的誤認為真，有的去仿而冒充真。
《宣爐彙釋》雲“款曰‘大清巴格仿宣’……俗賈不知寶貴，冀以射明仿，乃将款中清字鑿去”。
怕的是向壁虛造，影響文化不少。
古物的僞造，春秋時已見其端倪：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
’魯君請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于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
’于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
”《呂氏春秋·審己》。
漢時新垣平僞造古鼎埋藏汾陰： 方士新垣平告漢文帝說“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
漢文帝聽其說，“于是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史記·封禅書》，至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乃改元為“元鼎”《漢書·郊祀志》。
這明明新垣平的僞造，第一周鼎是否亡在泗水中，不得而知，即使亡于泗水中，河溢通泗，但泗水距汾陰千餘裡，鼎乃重物，何能逆流而上？第二即使汾陰有他鼎汾城縣有晉文公都城，因地震遷于曲沃，古物埋入地中，大水沖于汾水中，沿汾而下，至汾水入黃河處榮河縣，陷入沙中，故榮河常出鐘鼎，他何以能望見？第三于元鼎四年六月于汾陰後土祠旁得鼎，何以“天子使使驗……得鼎無奸詐”《史記·封禅書》？這明是于元鼎元年得鼎被欺，第二次就不得不小心翼翼了。
據此可知新垣平之僞造古物，目的在欺騙當局以取信。
唐時有僞鐵盎： 《阙史》言裴休“有親表宰曲阜，耕人墾田得古鐵盎，隐隐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
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書生姓魯，善八分書，召緻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邱歲鑄’。
’令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乃辇緻于休，休以為《麟經》《春秋》時物，得以為古矣，京辇亦聲為至寶。
休得士之後，生徒有以盎寶為請者，一日設食會門生，器出于庭，則雜立環觀，造詞以贊，獨蛻劉蛻系唐鹹通時中書舍人，以為非當時之物，乃近世矯作也。
休不悅曰：‘果有說乎？’蛻曰：‘某幼專邱明《左傳》之書，齊侯小白谥曰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邱之會是第八盟。
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而後反虞，既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谥。
則葵邱之會，實在生前，不得以谥稱之，此乃近世矯作也。
’休恍然始悟，立命擊碎，然後舉爵盡歡而罷”。
按以“會于某某之歲作某”，《左傳》本有其例，生前稱谥，亦有先例，其物似不僞。
但春秋初年為銅器的盛期，鐵器的萌芽期，而即以鐵鑄盎，并有銘文九字，其物不古可知。
宋代僞物甚多，好古者多具鑒别之力： “今士大夫間古器，以極薄為真。
”《遊宦紀聞》。
石刻亦有僞造者： “石鼓……五代之亂……而亡其一，并有僞為一鼓者，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民間足之，蓋至是真鼓始複。
”《金石學雜》卷二司馬池條。
元代造僞者為姜娘子與王吉： “元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鑄銅器皆得名，花紋卻粗，姜鑄勝于王吉，俱不甚值錢。
”《格古要論》卷六《新銅器》。
明人僞造銅器的方法是： “用酽醋調碙砂末白傅新銅器上，候成蠟茶色或漆色或綠色，入水浸後，用糯稻草燒煙熏之，以新布擦光，棕刷刷之，僞朱砂斑，以漆調朱為之。
”《格古要論》卷六《僞古銅》。
僞造者則分南北派： “施家，萬曆、天啟間人，與學道嘉靖時人皆稱北鑄……蔡家，蘇州人，稱蘇鑄，與甘文堂同時甘文堂金陵人，萬曆末年以鼓鑄名，稱
由數人組織公司，或單獨一人出資，雇用工人若幹名，用鐵鏟曲為多半圓洞形，置長木柄，在地上隔五尺鑿一洞，因持鏟鑿地，土攢入鏟中，用手将土取出，看土為活土死土。
所謂死土即天然的地層，活土是地層混亂，地層混亂由于曾掘地埋人，将土翻過所緻。
遇見活土，鑿能容身的大洞而下，十九必得古物。
地主亦為股分之一，故各地不種農産物，專為從事發掘。
每一處發掘，有數十百人，賣小食的亦随之而至，俨然如邊地的集會。
餘于民國十七年大學院派餘接受北平文化學術機關，事畢返晉，路過洛陽，目睹其事，返京始設法禁止其事。
洛陽既禁，壽州又起，于民國二十二年春間，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土人鸠工六十餘人，掘地深五六丈，長約二丈，發現楚藏物庫，見四周皆架以大木，木料堅緻，排列數層，有七八間房之大，其中銅器有鼎盤之屬，玉器有珪璧之類。
鼎有重七百餘斤者，鼎蓋刻有文字，花紋極精細。
總計出共八百餘件，安徽省政府僅收到少數，大部入于估人之手而散佚。
河南的安陽，陝西的寶雞，以及山西至現在亦有同樣的事在那裡做着。
民國十七年孫殿英軍隊盜發清之東陵，民國二十又在山西長子縣公然發掘春秋時潞國都城，得到不少古物，二十年石友三部在河南汲縣亦掘取古物甚多。
學術團體不忠實的發掘，發掘出未陳列無報告，亦為考古上之損失。
（丙）監守自盜 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入北京，焚圓明園，失去古物及《永樂大典》等，而宮内古物亦失去不少。
迨至民國十五年故宮博物院由警察駐内守衛，其古物已有被盜。
自民國十八年易培基為院長，乘二十二年華北緊急古物南運之際，盜去古物甚多，于二十三年十月由最高法院檢舉，交江甯地方法院偵察，于十月十三日起訴，其起訴書于二十三年十一月四、五兩日登載于上海《新聞報》，以易培基、李宗侗、陳侑、蕭瑜、崔燮邦、晏遠懷、秦漢功、董琳、張浙九人為被告，其起訴書雲“陸續将保管之珠寶部分，盜取真珠一千三百一十九粒，寶石五百二十六顆，以假珠掉換真珠者九千六百零六顆，以假寶石掉換真寶石者三千二百五十一顆。
其餘原件内拆去珠寶配件者計一千四百九十六處。
此外尚有将緝米珠流蘇及翠花嵌珠寶手镯等類整件盜取者，為數甚巨”。
于十一月二十九日開審時僅告發人尹起文到案，被告等均離職逃避，至今尚未結束。
二 僞造 考古為證實曆史的真确性，但古物少考古多，考古者以不得目睹古物為憾，應有仿古的古物以補其缺。
仿古之作，隋時何稠已精為之，唐天寶及南唐後主、宋宣和時均為之《格古要論補》卷六雲“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于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宋句容縣及台州鑄者，多是小雷紋花”，王字多用為帝字，明宣德時亦為仿造《宣德鼎彜譜》雲“宣德三年……上谕……可照《博古》《考古》諸書，并内庫所藏汝官哥均定等窯，器皿款式典雅者，照式鑄來……共計三千三百六十五件”。
現在中央研究院陶瓷研究所亦可仿造宋瓷。
不過有的以仿的誤認為真，有的去仿而冒充真。
《宣爐彙釋》雲“款曰‘大清巴格仿宣’……俗賈不知寶貴，冀以射明仿，乃将款中清字鑿去”。
怕的是向壁虛造，影響文化不少。
古物的僞造，春秋時已見其端倪：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
’魯君請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于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
’于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
”《呂氏春秋·審己》。
漢時新垣平僞造古鼎埋藏汾陰： 方士新垣平告漢文帝說“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
漢文帝聽其說，“于是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史記·封禅書》，至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乃改元為“元鼎”《漢書·郊祀志》。
這明明新垣平的僞造，第一周鼎是否亡在泗水中，不得而知，即使亡于泗水中，河溢通泗，但泗水距汾陰千餘裡，鼎乃重物，何能逆流而上？第二即使汾陰有他鼎汾城縣有晉文公都城，因地震遷于曲沃，古物埋入地中，大水沖于汾水中，沿汾而下，至汾水入黃河處榮河縣，陷入沙中，故榮河常出鐘鼎，他何以能望見？第三于元鼎四年六月于汾陰後土祠旁得鼎，何以“天子使使驗……得鼎無奸詐”《史記·封禅書》？這明是于元鼎元年得鼎被欺，第二次就不得不小心翼翼了。
據此可知新垣平之僞造古物，目的在欺騙當局以取信。
唐時有僞鐵盎： 《阙史》言裴休“有親表宰曲阜，耕人墾田得古鐵盎，隐隐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
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書生姓魯，善八分書，召緻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邱歲鑄’。
’令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乃辇緻于休，休以為《麟經》《春秋》時物，得以為古矣，京辇亦聲為至寶。
休得士之後，生徒有以盎寶為請者，一日設食會門生，器出于庭，則雜立環觀，造詞以贊，獨蛻劉蛻系唐鹹通時中書舍人，以為非當時之物，乃近世矯作也。
休不悅曰：‘果有說乎？’蛻曰：‘某幼專邱明《左傳》之書，齊侯小白谥曰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邱之會是第八盟。
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而後反虞，既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谥。
則葵邱之會，實在生前，不得以谥稱之，此乃近世矯作也。
’休恍然始悟，立命擊碎，然後舉爵盡歡而罷”。
按以“會于某某之歲作某”，《左傳》本有其例，生前稱谥，亦有先例，其物似不僞。
但春秋初年為銅器的盛期，鐵器的萌芽期，而即以鐵鑄盎，并有銘文九字，其物不古可知。
宋代僞物甚多，好古者多具鑒别之力： “今士大夫間古器，以極薄為真。
”《遊宦紀聞》。
石刻亦有僞造者： “石鼓……五代之亂……而亡其一，并有僞為一鼓者，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民間足之，蓋至是真鼓始複。
”《金石學雜》卷二司馬池條。
元代造僞者為姜娘子與王吉： “元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鑄銅器皆得名，花紋卻粗，姜鑄勝于王吉，俱不甚值錢。
”《格古要論》卷六《新銅器》。
明人僞造銅器的方法是： “用酽醋調碙砂末白傅新銅器上，候成蠟茶色或漆色或綠色，入水浸後，用糯稻草燒煙熏之，以新布擦光，棕刷刷之，僞朱砂斑，以漆調朱為之。
”《格古要論》卷六《僞古銅》。
僞造者則分南北派： “施家，萬曆、天啟間人，與學道嘉靖時人皆稱北鑄……蔡家，蘇州人，稱蘇鑄，與甘文堂同時甘文堂金陵人，萬曆末年以鼓鑄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