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周至唐的考古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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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記》，他是采取書本與訪問古迹的：
他采的書是《夏小正》《夏本紀》，《頌》《殷本紀》，《曆譜諜終始五德》及《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三代世表》，《春秋曆譜諜》、《春秋國語》《十二諸侯年表》，《秦記》《六國年表》，《秦楚之際》《秦楚之際月表》，《春秋尚書》《高祖功臣年表》，《列封》《惠景間侯者年表》，《虞書》《樂書》，《史記》《天官書》，《春秋古文》《吳世家》，《世家》《衛世家》，《管氏》及《晏子春秋》《管晏列傳》，《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傳》，《孫子》《孫子吳起列傳》，《論語·弟子問》《仲尼弟子列傳》，《商君》《商君列傳》，《孟子》《孟子荀卿列傳》，《離騷》……《屈原賈生列傳》，《新語》《郦生陸賈列傳》，《功令》《儒林傳》，《禹本紀》《山海經》《大宛列傳》。
他到的地方，北至察綏，東北至山東，東至徐州，東南至江浙，南至湖南，西南至四川雲貴，西至甘肅，中至河南。
他所訪的古迹，登箕山訪許由冢《伯夷列傳》，到楚觀春申君故城《春申君傳》，到長沙看屈原沉淵《屈原賈生列傳》，适北邊看蒙恬所築的長城《蒙恬列傳》，到淮陰看韓信母冢《淮陰列傳》，适澧沛看蕭曹樊哙滕公冢《樊郦滕灌列傳》，上會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蘇望五湖《河渠書》。
他以“餘以為其人張良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留侯世家》，“吾适大梁梁虛，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地也”《信陵君傳》。
看圖而校正其理想，訪問而知其所以，是司馬遷雖未據古物而依古迹，亦為考古之一道。
戴聖的考古“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
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銘者，論撰其先祖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
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于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随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突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鹹曰休哉。
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彜鼎”《禮記·祭統》。
而《大學》中又引湯之《盤銘》。
張敞的考古，當漢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
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後稷，後稷封于斄，公劉發迹于豳，太王建國于梁，文武興于酆鄗。
由此言之，則梁酆鄗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祠之藏。
今鼎出于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屍臣，官此栒邑，賜爾旗鸾黼黻琱戈’，屍臣拜手稽首曰‘敢對天子，丕顯休命’。
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揚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
”《漢書·郊祀志》。
此外，《漢書·藝文志》有《黃帝銘》六篇《道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其書不存，是否為叙述古物書，不得而知。
袁康的考古，袁康除将吳越以前、吳越及吳越以後的吳越兩地古迹記述外，他在《越絕書》卷十一記《寶劍篇》以工具劃分時代： “時各有使然： 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藏。
夫神聖主使然。
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
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
禹宂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阙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
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
” 他用工具分的階段為“石兵……玉兵……銅兵……鐵兵”，這與一八三二年丹麥皇家博物院院長湯姆生（C.J.Thomsen）分為石器時代（Steinzeit）、青銅器時代（Bronzezeit）、鐵器時代（Eisenzeit），至十九世紀中勒波克（J.Lubbock）又分石器為舊石器（Palaeolithic）、新石器（Neolithic）劃分的階段同。
他對于用途，石兵以為斷樹木治宮室用的，玉兵除為斷樹木治宮室，加“鑿地”二字，以開山通道非用銅兵不可，非石兵、玉兵所能勝任的。
以威服天下，是要用鐵兵的。
工具愈利而收獲愈多，這也是合乎科學的。
猶以玉兵為鑿地一解可貴。
玉兵即新石器，新石
他到的地方，北至察綏，東北至山東，東至徐州，東南至江浙，南至湖南，西南至四川雲貴，西至甘肅，中至河南。
他所訪的古迹，登箕山訪許由冢《伯夷列傳》，到楚觀春申君故城《春申君傳》，到長沙看屈原沉淵《屈原賈生列傳》，适北邊看蒙恬所築的長城《蒙恬列傳》，到淮陰看韓信母冢《淮陰列傳》，适澧沛看蕭曹樊哙滕公冢《樊郦滕灌列傳》，上會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蘇望五湖《河渠書》。
他以“餘以為其人張良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留侯世家》，“吾适大梁梁虛，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地也”《信陵君傳》。
看圖而校正其理想，訪問而知其所以，是司馬遷雖未據古物而依古迹，亦為考古之一道。
戴聖的考古“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
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銘者，論撰其先祖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
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于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随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突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鹹曰休哉。
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彜鼎”《禮記·祭統》。
而《大學》中又引湯之《盤銘》。
張敞的考古，當漢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
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後稷，後稷封于斄，公劉發迹于豳，太王建國于梁，文武興于酆鄗。
由此言之，則梁酆鄗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祠之藏。
今鼎出于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屍臣，官此栒邑，賜爾旗鸾黼黻琱戈’，屍臣拜手稽首曰‘敢對天子，丕顯休命’。
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揚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
”《漢書·郊祀志》。
此外，《漢書·藝文志》有《黃帝銘》六篇《道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其書不存，是否為叙述古物書，不得而知。
袁康的考古，袁康除将吳越以前、吳越及吳越以後的吳越兩地古迹記述外，他在《越絕書》卷十一記《寶劍篇》以工具劃分時代： “時各有使然： 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藏。
夫神聖主使然。
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
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
禹宂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阙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
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
” 他用工具分的階段為“石兵……玉兵……銅兵……鐵兵”，這與一八三二年丹麥皇家博物院院長湯姆生（C.J.Thomsen）分為石器時代（Steinzeit）、青銅器時代（Bronzezeit）、鐵器時代（Eisenzeit），至十九世紀中勒波克（J.Lubbock）又分石器為舊石器（Palaeolithic）、新石器（Neolithic）劃分的階段同。
他對于用途，石兵以為斷樹木治宮室用的，玉兵除為斷樹木治宮室，加“鑿地”二字，以開山通道非用銅兵不可，非石兵、玉兵所能勝任的。
以威服天下，是要用鐵兵的。
工具愈利而收獲愈多，這也是合乎科學的。
猶以玉兵為鑿地一解可貴。
玉兵即新石器，新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