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周至唐的考古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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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語·觀周》。
孔子對于玉器、石器均有認識： “孔子曰：‘美哉玙璠，遠而望之魚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
’”《說文》玉部璠字條下引。
而與《論語》的有美玉于斯，亦可參考。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
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各使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緻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
君若使有司求諸政府，其可得也。
’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國語·魯語》。
孔子的孫子子思也是考古的： “子思遊齊，與陳莊伯登泰山而觀天子之銘焉，遂告以聖帝明王巡狩祭祀黜祀之典。
”《孔叢子》。
韓非之書列為法家，以其最尚實際，故對于古史多為懷疑，如有《顯學》篇雲：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其堯舜，堯舜不複生，将誰使定儒墨之誠乎？……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 他在《十過》雲： “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铏。
禹做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内。
殷人……食器雕琢，觞酌刻镂。
” 韓非自韓入秦是沿隴海路而西的，其處正是多古物之區，他看見古址出土的銅器或陶器而有雕琢或刻镂的花紋，他在周代以為這遺址是前代的，故說這雕刻的古物是殷人的。
又看見别處土中有許多紅底黑花的彩陶，他認為畫的比刻的時代古，向前一個朝代說是禹的古物。
但遺址中尚有未畫未刻的粗陶，他認為這更古，再向前推，說是堯的古物。
他說堯為某器，禹為某器，殷為某器，這話未必是，但他以器物的花紋有無及精粗劃分時代是很對的。
況他說“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内”，這确是新石器時代的紅底黑花的彩陶，他看見過新石器時代遺址是無疑的。
他以彩陶為“祭器”，是他的考古眼光已很正确。
我在荊村的發掘，可證明其說不誤。
呂不韋集其門下著《呂氏春秋》，他對于周鼎有下列的記載： “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
”《慎勢》。
“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離謂》。
“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
”《達郁》。
“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先識》。
“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适威》。
《慎勢》乃系空洞之詞，《離謂》、《達郁》所言，是否有其形狀不得而知。
《先識》所言饕餮乃系古兇人之名，見于《左傳》文十八年，其“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乃印度神話，他混而為一。
宋以來所謂饕餮紋，實即雞羊，取吉祥之義。
正面為羊頭，羊頭兩面的為側面雞形。
後來鑄銅器的對于花紋的來源不明，将羊的角變曲了，眉變長了，眼珠及嘴均大了，側面的雞變成如草蔓如龍如蛇，與原形大異，乃目為怪物，而名為饕餮。
原其用羊，以羊為良好的食品，故美字善字從羊，以得羊為祥，故甲骨文祥字不從示為羊。
甲骨文有“羊”“勿羊”“弗羊”之習語。
雞因其按時鳴以報時，故人愛之。
但夏人姞方以于穴前樹直木畫圖騰于其上，甲骨吉寫為，下為穴，上為直木柱，以門前有此為吉利。
殷人以有雞為吉利，故用殷人呼雞之音，用夏人畫木之形，而名為吉。
《适威》所言，是回紋亦即雷紋。
此紋原由水浪形而成。
因原始無舟，涉水在深處滅頂，故以水無浪的系淺水，水有浪處為深水。
我于二十年在山西萬泉縣荊村瓦渣斜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其彩陶上有一個畫格子形，但格子形的他一部分畫為水浪形，可知水浪紋畫得簡單了就成了格子紋。
這種花紋變分兩途，在文字方面，炎字在甲骨文寫，即災字的巛，後又作為，兩邊兩直為河岸，中一直指河中心的水，中直中的三角，指其處為最深處，小心滅頂之災。
後以災在其中，故去邊兩直留中心的為在。
花紋由水浪變成雷紋回紋，飾其沿邊一周，故曲狀甚長。
呂不韋之徒多受黃老的影響，黃老之學是不注重考古的，如《莊子》《列子》言古書不宜讀，古事不足征。
是以《呂氏春秋》一書，言周鼎有五處，但皆錯誤。
三 兩漢人的考古 西漢的學術空氣太不濃厚，而且被陰陽五行所籠罩，以今古文之微異，而成立兩大派之争，是未注意于考古之故。
《淮南子·本經訓》：“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道應訓》雲：“故周鼎著倕而使龁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
”這完全是抄《呂氏春秋·離謂》的，而是同樣的不知考古。
但方士亦有知古物的，如“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
《史記·封禅書》。
《司馬遷
孔子對于玉器、石器均有認識： “孔子曰：‘美哉玙璠，遠而望之魚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
’”《說文》玉部璠字條下引。
而與《論語》的有美玉于斯，亦可參考。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
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各使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緻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
君若使有司求諸政府，其可得也。
’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國語·魯語》。
孔子的孫子子思也是考古的： “子思遊齊，與陳莊伯登泰山而觀天子之銘焉，遂告以聖帝明王巡狩祭祀黜祀之典。
”《孔叢子》。
韓非之書列為法家，以其最尚實際，故對于古史多為懷疑，如有《顯學》篇雲：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其堯舜，堯舜不複生，将誰使定儒墨之誠乎？……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 他在《十過》雲： “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铏。
禹做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内。
殷人……食器雕琢，觞酌刻镂。
” 韓非自韓入秦是沿隴海路而西的，其處正是多古物之區，他看見古址出土的銅器或陶器而有雕琢或刻镂的花紋，他在周代以為這遺址是前代的，故說這雕刻的古物是殷人的。
又看見别處土中有許多紅底黑花的彩陶，他認為畫的比刻的時代古，向前一個朝代說是禹的古物。
但遺址中尚有未畫未刻的粗陶，他認為這更古，再向前推，說是堯的古物。
他說堯為某器，禹為某器，殷為某器，這話未必是，但他以器物的花紋有無及精粗劃分時代是很對的。
況他說“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内”，這确是新石器時代的紅底黑花的彩陶，他看見過新石器時代遺址是無疑的。
他以彩陶為“祭器”，是他的考古眼光已很正确。
我在荊村的發掘，可證明其說不誤。
呂不韋集其門下著《呂氏春秋》，他對于周鼎有下列的記載： “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
”《慎勢》。
“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離謂》。
“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
”《達郁》。
“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先識》。
“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适威》。
《慎勢》乃系空洞之詞，《離謂》、《達郁》所言，是否有其形狀不得而知。
《先識》所言饕餮乃系古兇人之名，見于《左傳》文十八年，其“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乃印度神話，他混而為一。
宋以來所謂饕餮紋，實即雞羊，取吉祥之義。
正面為羊頭，羊頭兩面的為側面雞形。
後來鑄銅器的對于花紋的來源不明，将羊的角變曲了，眉變長了，眼珠及嘴均大了，側面的雞變成如草蔓如龍如蛇，與原形大異，乃目為怪物，而名為饕餮。
原其用羊，以羊為良好的食品，故美字善字從羊，以得羊為祥，故甲骨文祥字不從示為羊。
甲骨文有“羊”“勿羊”“弗羊”之習語。
雞因其按時鳴以報時，故人愛之。
但夏人姞方以于穴前樹直木畫圖騰于其上，甲骨吉寫為，下為穴，上為直木柱，以門前有此為吉利。
殷人以有雞為吉利，故用殷人呼雞之音，用夏人畫木之形，而名為吉。
《适威》所言，是回紋亦即雷紋。
此紋原由水浪形而成。
因原始無舟，涉水在深處滅頂，故以水無浪的系淺水，水有浪處為深水。
我于二十年在山西萬泉縣荊村瓦渣斜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其彩陶上有一個畫格子形，但格子形的他一部分畫為水浪形，可知水浪紋畫得簡單了就成了格子紋。
這種花紋變分兩途，在文字方面，炎字在甲骨文寫，即災字的巛，後又作為，兩邊兩直為河岸，中一直指河中心的水，中直中的三角，指其處為最深處，小心滅頂之災。
後以災在其中，故去邊兩直留中心的為在。
花紋由水浪變成雷紋回紋，飾其沿邊一周，故曲狀甚長。
呂不韋之徒多受黃老的影響，黃老之學是不注重考古的，如《莊子》《列子》言古書不宜讀，古事不足征。
是以《呂氏春秋》一書，言周鼎有五處，但皆錯誤。
三 兩漢人的考古 西漢的學術空氣太不濃厚，而且被陰陽五行所籠罩，以今古文之微異，而成立兩大派之争，是未注意于考古之故。
《淮南子·本經訓》：“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道應訓》雲：“故周鼎著倕而使龁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
”這完全是抄《呂氏春秋·離謂》的，而是同樣的不知考古。
但方士亦有知古物的，如“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
《史記·封禅書》。
《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