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當代資産階級經濟學者對《資本論》表示的新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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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階級庸俗經濟學者都反對絕對貧困化的理論，但對相對貧困化的理論卻很少反駁。
這位工黨經濟理論家竟連相對貧困化也不肯承認了。
他說：“在過去一百年的全部過程中，英國并無‘相對貧困化’（美國的數字也大緻相似）。
工人生活水平不但加了倍，而且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也沒有下降。
”[48]其所以如此，他以為是由于工會的壓力，和不斷通過議會政治施行了有利于工人階級的再分配的社會财政措施的結果。
斯特拉徹所講的工人階級，不是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包括經常有成千上萬、成百萬成千萬失業者在内的工人階級整體，而是指帝國主義國家的在業工人，特别是其中被大資本家收買的工頭、工人貴族、官僚階層；而據此，斯特拉徹竟别有用心地作出結論，說馬克思用勞動價值論來巧妙地說明國民總産品在社會各階級間的分配，對于勞動力在生産中占有極重要地位的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前期，尚有一定的妥當性，到了生産資料在生産中愈來愈占有重要地位的十九世紀後期，特别是二十世紀，那已經行不通了。
他說馬克思隻看到資本家階級為了榨取更多利潤，從而要盡可能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僅夠生存的限度這一方面，并把它看作是一個無可改變的規律，但事實上卻不過是一個可以改變的傾向。
[49]這就是說，馬克思嚴重地低估了工會、國會、工黨政府所作的抵銷各種經濟固有傾向的努力[50]。
所以，從今天看來，馬克思主義幾乎是一種完全錯誤的學說，很少接觸到或者根本沒有接觸到現實[51]。
可是，斯特拉徹畢竟知道馬克思主義是駁不倒的，他說：“盡管我們可以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常不能恰當地解釋事态的真正發展，但除非有一更現實、更靈活而同樣包羅萬象的人類社會科學來超越它和概括它，否則它不會失掉它的吸引力。
低于這一水準的科學是不中用的。
目前唯一能夠最後滿足我們要求的東西，是不但在經濟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解釋社會之間真正的相互關系，至少足以提出粗略的預言以及根據這些預言而采取的控制措施。
”[52]然則資産階級社會是否已經出現了這個“高水準”并可以對付并抵銷馬克思主義的包羅萬象的體系呢？斯特拉徹對此答複得非常含糊，但他在這本書中，卻反複表明，他自己以及他所崇拜的凱恩斯、羅賓遜，還有奧地利學派“後起之秀”的熊彼得，都在緻力于建立一個象馬克思主義那樣的，包括經濟學但不限于經濟學的社會科學體系，來與馬克思主義相對抗。
他言外暗示，隻有凱恩斯“提出粗略的預言以及根據這些預言而采取的控制措施”。
他說：“凱恩斯一生緻力于發展了我們現在生活的資本主義的新的、最後階段學說的一個完整的方面。
”[53]“其整個精神和着重之點違背了這一時期任何其他正統學派經濟學家的著作”[54]；“凱恩斯所做的首要事情，是站在（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制度外面，以便觀察它的全貌”[55]。
其所得的結果，照他借熊彼得的話說，就是“驚人的判斷”，有啟發性的“先見”，即“說這個制度并非自行調整，就是說它需要使它發揮作用的某些當局的自覺控制”[56]。
而在“自覺控制”中采取的象舉債興辦事業、增稅、由國家創造投資消費條件等等，便被斯特拉徹說成是凱恩斯所作的“和平轉變的技術”的“貢獻”。
事實上，凱恩斯的貢獻隻不過是他對于壟斷資本的貢獻，隻不過是他對于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的貢獻。
（三）他們不是向《資本論》學習，而是向修正主義學習 從上述兩個典型例子中，我們已不難明了，不論是庸俗資産階級經濟學者，還是和他們已經愈來愈沒有什麼差别的工黨經濟理論家，他們對《資本論》體系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表現的“和解”的或伸出接近之手的新姿态，拆穿說，卻不外是一種欺騙宣傳伎倆的表演。
貨色雖然不大一樣，表演的手法則愈來愈形成了一個模型。
他們一般都一反其過去先輩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頑固态度，象不惜“很慷慨地”給予馬克思本人或他的理論研究方向和研究精神，以高度的評價，說他如何在人類社會發展上揭示了偉大宏圖或遠景，如何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如何值得人們向他學習。
但一講到馬克思如何具有這種胸襟抱負，卻不但不把它與馬克思的無産階級立場，以及那種立場所允許所要求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和唯物辯證方法聯系起來，反認為馬克思的無産階級立場，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觀點，特别是他使
這位工黨經濟理論家竟連相對貧困化也不肯承認了。
他說：“在過去一百年的全部過程中，英國并無‘相對貧困化’（美國的數字也大緻相似）。
工人生活水平不但加了倍，而且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也沒有下降。
”[48]其所以如此，他以為是由于工會的壓力，和不斷通過議會政治施行了有利于工人階級的再分配的社會财政措施的結果。
斯特拉徹所講的工人階級，不是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包括經常有成千上萬、成百萬成千萬失業者在内的工人階級整體，而是指帝國主義國家的在業工人，特别是其中被大資本家收買的工頭、工人貴族、官僚階層；而據此，斯特拉徹竟别有用心地作出結論，說馬克思用勞動價值論來巧妙地說明國民總産品在社會各階級間的分配，對于勞動力在生産中占有極重要地位的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前期，尚有一定的妥當性，到了生産資料在生産中愈來愈占有重要地位的十九世紀後期，特别是二十世紀，那已經行不通了。
他說馬克思隻看到資本家階級為了榨取更多利潤，從而要盡可能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僅夠生存的限度這一方面，并把它看作是一個無可改變的規律，但事實上卻不過是一個可以改變的傾向。
[49]這就是說，馬克思嚴重地低估了工會、國會、工黨政府所作的抵銷各種經濟固有傾向的努力[50]。
所以，從今天看來，馬克思主義幾乎是一種完全錯誤的學說，很少接觸到或者根本沒有接觸到現實[51]。
可是，斯特拉徹畢竟知道馬克思主義是駁不倒的，他說：“盡管我們可以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常不能恰當地解釋事态的真正發展，但除非有一更現實、更靈活而同樣包羅萬象的人類社會科學來超越它和概括它，否則它不會失掉它的吸引力。
低于這一水準的科學是不中用的。
目前唯一能夠最後滿足我們要求的東西，是不但在經濟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解釋社會之間真正的相互關系，至少足以提出粗略的預言以及根據這些預言而采取的控制措施。
”[52]然則資産階級社會是否已經出現了這個“高水準”并可以對付并抵銷馬克思主義的包羅萬象的體系呢？斯特拉徹對此答複得非常含糊，但他在這本書中，卻反複表明，他自己以及他所崇拜的凱恩斯、羅賓遜，還有奧地利學派“後起之秀”的熊彼得，都在緻力于建立一個象馬克思主義那樣的，包括經濟學但不限于經濟學的社會科學體系，來與馬克思主義相對抗。
他言外暗示，隻有凱恩斯“提出粗略的預言以及根據這些預言而采取的控制措施”。
他說：“凱恩斯一生緻力于發展了我們現在生活的資本主義的新的、最後階段學說的一個完整的方面。
”[53]“其整個精神和着重之點違背了這一時期任何其他正統學派經濟學家的著作”[54]；“凱恩斯所做的首要事情，是站在（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制度外面，以便觀察它的全貌”[55]。
其所得的結果，照他借熊彼得的話說，就是“驚人的判斷”，有啟發性的“先見”，即“說這個制度并非自行調整，就是說它需要使它發揮作用的某些當局的自覺控制”[56]。
而在“自覺控制”中采取的象舉債興辦事業、增稅、由國家創造投資消費條件等等，便被斯特拉徹說成是凱恩斯所作的“和平轉變的技術”的“貢獻”。
事實上，凱恩斯的貢獻隻不過是他對于壟斷資本的貢獻，隻不過是他對于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的貢獻。
（三）他們不是向《資本論》學習，而是向修正主義學習 從上述兩個典型例子中，我們已不難明了，不論是庸俗資産階級經濟學者，還是和他們已經愈來愈沒有什麼差别的工黨經濟理論家，他們對《資本論》體系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表現的“和解”的或伸出接近之手的新姿态，拆穿說，卻不外是一種欺騙宣傳伎倆的表演。
貨色雖然不大一樣，表演的手法則愈來愈形成了一個模型。
他們一般都一反其過去先輩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頑固态度，象不惜“很慷慨地”給予馬克思本人或他的理論研究方向和研究精神，以高度的評價，說他如何在人類社會發展上揭示了偉大宏圖或遠景，如何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如何值得人們向他學習。
但一講到馬克思如何具有這種胸襟抱負，卻不但不把它與馬克思的無産階級立場，以及那種立場所允許所要求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和唯物辯證方法聯系起來，反認為馬克思的無産階級立場，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觀點，特别是他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