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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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譬喻，足以證其思想的活躍。
陸灼作《艾子後語》[27]，劉元卿作《應諧錄》[28]，都是很不尋常的東西。
《艾子後語》本于傳為蘇轼作的《艾子》。
《艾子》也是很好的一部“喻譬經”。
這些明人的寓言，我們可以說，其價值是要在侯白諸人的六朝“笑談集”以上的，因為她們不僅僅是攻擊人間小缺憾的“笑談”而已！ 但“寓言”還隻是旁支，偉大的散文家們在這時期實在是熱鬧之至。
崇祯時陸雲龍選輯《十六名家小品》，于徐渭、湯顯祖、袁宏道、袁中道、屠隆、鐘惺諸家外，别選文翔鳳、陳繼儒、陳仁錫、李維祯、王思任、虞淳熙、董其昌、張鼐、曹學佺、黃汝亨等十家。
這十六家之選，并未足以盡當時的散文；且其品題也甚為混淆，入選者未必皆為佳隽的散文作家。
陳仁錫、曹學佺本為選家。
仁錫[29]所選《古文奇賞》和學佺所選《曆代詩選》都是卷帙很浩瀚，其中也很有重要資料的東西。
其所自作，亦有甚為隽妙者，而學佺的詩尤為可觀。
學佺[30]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
累遷廣西右參議副使。
天啟中，除名為民。
家居二十餘年，殉節而死（1574～1647）。
同時閩人有徐熥、徐勃兄弟也皆能詩。
熥字惟和，有《幔亭集》；勃字興公，一字惟起，有《鳌峰集》及《徐氏筆精》。
陳繼儒、王思任、董其昌三家在其間算是最重要的。
繼儒[31]字仲醇，号眉公，松江華亭人。
為諸生時，與董其昌齊名。
年甫二十九，即取儒衣冠焚棄之，隐居昆山之陽。
名日以盛。
遠近征請詩文者無虛日；學士大夫往見者屦常滿戶外。
卒年八十二（1558～1639）。
繼儒既老壽，著作尤多；坊肆往往冒其名以冠于所刻書端，或請托其為序，而他則求無不應者。
以此，頗為通人所诟病。
其實除應酬之作外，他所作短翰小詞，确足以自立。
以一布衣，遊于公卿與市井間，以文字自食其力，此蓋萬曆以後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狀況，而繼儒殆為此種賣文為活的“名士”們的代表[32]。
同時有王稚登者，字百穀，吳縣人。
亦為當時最有聲譽的“名士”。
且也和繼儒同臻老壽（《王百穀集》有明刊本）；其為市井流俗所知，僅次于繼儒。
陳眉公畫譜兩幅 選自明崇祯間刻本 王思任[33]字季重，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曆出為地方官吏，皆不得志。
稍遷刑、工二部。
出為九江佥事，罷歸；亂後，卒于山中。
思任好诙諧，為文有奇趣[34]，正統派的文人們遂嫉之若仇。
董其昌[35]字元宰，和繼儒同鄉裡。
萬曆十七年進士，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
崇祯間，加太子太保緻仕，卒時八十二（1555～1636）。
其昌以善書名，畫亦潇灑生動，絕出塵俗。
詩文皆清隽，類其書畫。
明代董其昌《秋間帖》 天啟、崇祯間的散文作家，以劉侗、徐宏祖及張岱為最著。
張岱字宗子，山陰人，有《琅嬛山館集》[36]。
其所著《陶庵夢憶》、《西湖夢尋》[37]諸作，殆為明末散文壇最高的成就。
像《金山夜戲》、《柳敬亭說書》，以及狀虎丘的夜月、西湖的蓮燈，皆為空前的精絕的散文；我們若聞其聲，若見其形，其筆力的尖健，幾透出于紙背。
柳宗元柳州山水諸記，隻是靜物的寫生；其寫動的人物而翩翩若活者，宗子當人第一流。
徐宏祖（1585～1640）字霞客，江陰人。
他不慕仕進而好遊，足迹縱橫數萬裡，缒幽鑿險，多前人所未至。
所著遊記[38]，無一語向壁虛造，殆為古今來最忠實、最科學的記遊之作；而文筆也清峭出俗，不求工而自工。
劉侗字同人，麻城人；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
他們同著的《帝京景物略》[39]，也為一部奇書；叙景狀物，深刻而有趣。
雖然不是像《洛陽伽藍記》似的那麼一部關系國家興亡的史記，卻是很着力寫作的東西；不過有時未免過于用力了，斧鑿之痕，明顯得使人刺目，有若見到新從高山上劈裂下來的而又被砌成園林中的假山的石塊似的，怪有火氣。
其病恰似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的那部小說。
同時，有李日華[40]者，字君實，嘉興人。
萬曆壬辰進士，累官至太保少卿（1565～1635），有《恬緻堂集》及《六硯齋雜記》等。
他為明代最好的藝術批評家。
其評畫之作，自成為一種很輕妙的小品文；于《紫桃軒雜綴》及《畫媵》諸編，可以見之。
其詩亦跌宕風流，纖豔可喜，像《題畫》：“黃葉滿秋山，白浪迷秋浦。
門前一痕沙，白鷗近可數。
” 六 李、何、王、李的前後七子的倡結詩社之風，到明末而更盛；竟由詩人的結合，而趨向到帶有政治性的結社。
天啟、崇祯之際各地的文社，随了朝政的腐敗，内憂外患的交迫而俱起。
太倉則有張溥、張采所倡的複社，華亭則有陳子龍、夏彜仲、徐孚遠、何剛等所倡的幾社，江西則有艾南英所倡的豫章社，甬上則有陳夔獻所主持的講經會；武林則有聞子将、嚴印持所主持的讀書社；明州則有李杲堂所主持的鑒湖社，太倉又别有顧麟士所主持的應社：一時殆有數之不盡的壯觀。
而彼此也常意見相左，互相排擊。
惟于政治上的攻擊，則殆一緻的對準了不合理的壓迫與侵略而施之。
在其間，複社、幾社尤為重要。
複社出現較早，則和腐敗的官僚相搏鬥；幾社諸君子則皆怵于國難的嚴重和受滿族侵略的痛戚而奮起作救國運動的。
在文學上的趨勢講來，複社、幾社和豫章社殆都是公安、竟陵二派的反動。
陳子龍明目張膽的為王、李七子作護符；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張采選兩漢文，也都是以“古學”為号召的。
艾南英則痛嫉王、李，又标榜歸有光等古文，以與子龍輩抗争。
其實“摹仿歐、曾與摹仿王、李者，隻争一頭面”（黃宗羲語），于文學的前程，這種抗争是沒有什麼重大意義的。
南英[41]字千子，東鄉人。
天啟四年舉于鄉。
陸灼作《艾子後語》[27]，劉元卿作《應諧錄》[28]，都是很不尋常的東西。
《艾子後語》本于傳為蘇轼作的《艾子》。
《艾子》也是很好的一部“喻譬經”。
這些明人的寓言，我們可以說，其價值是要在侯白諸人的六朝“笑談集”以上的，因為她們不僅僅是攻擊人間小缺憾的“笑談”而已！ 但“寓言”還隻是旁支，偉大的散文家們在這時期實在是熱鬧之至。
崇祯時陸雲龍選輯《十六名家小品》，于徐渭、湯顯祖、袁宏道、袁中道、屠隆、鐘惺諸家外，别選文翔鳳、陳繼儒、陳仁錫、李維祯、王思任、虞淳熙、董其昌、張鼐、曹學佺、黃汝亨等十家。
這十六家之選，并未足以盡當時的散文；且其品題也甚為混淆，入選者未必皆為佳隽的散文作家。
陳仁錫、曹學佺本為選家。
仁錫[29]所選《古文奇賞》和學佺所選《曆代詩選》都是卷帙很浩瀚，其中也很有重要資料的東西。
其所自作，亦有甚為隽妙者，而學佺的詩尤為可觀。
學佺[30]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
累遷廣西右參議副使。
天啟中，除名為民。
家居二十餘年，殉節而死（1574～1647）。
同時閩人有徐熥、徐勃兄弟也皆能詩。
熥字惟和，有《幔亭集》；勃字興公，一字惟起，有《鳌峰集》及《徐氏筆精》。
陳繼儒、王思任、董其昌三家在其間算是最重要的。
繼儒[31]字仲醇，号眉公，松江華亭人。
為諸生時，與董其昌齊名。
年甫二十九，即取儒衣冠焚棄之，隐居昆山之陽。
名日以盛。
遠近征請詩文者無虛日；學士大夫往見者屦常滿戶外。
卒年八十二（1558～1639）。
繼儒既老壽，著作尤多；坊肆往往冒其名以冠于所刻書端，或請托其為序，而他則求無不應者。
以此，頗為通人所诟病。
其實除應酬之作外，他所作短翰小詞，确足以自立。
以一布衣，遊于公卿與市井間，以文字自食其力，此蓋萬曆以後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狀況，而繼儒殆為此種賣文為活的“名士”們的代表[32]。
同時有王稚登者，字百穀，吳縣人。
亦為當時最有聲譽的“名士”。
且也和繼儒同臻老壽（《王百穀集》有明刊本）；其為市井流俗所知，僅次于繼儒。
陳眉公畫譜兩幅 選自明崇祯間刻本 王思任[33]字季重，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曆出為地方官吏，皆不得志。
稍遷刑、工二部。
出為九江佥事，罷歸；亂後，卒于山中。
思任好诙諧，為文有奇趣[34]，正統派的文人們遂嫉之若仇。
董其昌[35]字元宰，和繼儒同鄉裡。
萬曆十七年進士，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
崇祯間，加太子太保緻仕，卒時八十二（1555～1636）。
其昌以善書名，畫亦潇灑生動，絕出塵俗。
詩文皆清隽，類其書畫。
明代董其昌《秋間帖》 天啟、崇祯間的散文作家，以劉侗、徐宏祖及張岱為最著。
張岱字宗子，山陰人，有《琅嬛山館集》[36]。
其所著《陶庵夢憶》、《西湖夢尋》[37]諸作，殆為明末散文壇最高的成就。
像《金山夜戲》、《柳敬亭說書》，以及狀虎丘的夜月、西湖的蓮燈，皆為空前的精絕的散文；我們若聞其聲，若見其形，其筆力的尖健，幾透出于紙背。
柳宗元柳州山水諸記，隻是靜物的寫生；其寫動的人物而翩翩若活者，宗子當人第一流。
徐宏祖（1585～1640）字霞客，江陰人。
他不慕仕進而好遊，足迹縱橫數萬裡，缒幽鑿險，多前人所未至。
所著遊記[38]，無一語向壁虛造，殆為古今來最忠實、最科學的記遊之作；而文筆也清峭出俗，不求工而自工。
劉侗字同人，麻城人；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
他們同著的《帝京景物略》[39]，也為一部奇書；叙景狀物，深刻而有趣。
雖然不是像《洛陽伽藍記》似的那麼一部關系國家興亡的史記，卻是很着力寫作的東西；不過有時未免過于用力了，斧鑿之痕，明顯得使人刺目，有若見到新從高山上劈裂下來的而又被砌成園林中的假山的石塊似的，怪有火氣。
其病恰似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的那部小說。
同時，有李日華[40]者，字君實，嘉興人。
萬曆壬辰進士，累官至太保少卿（1565～1635），有《恬緻堂集》及《六硯齋雜記》等。
他為明代最好的藝術批評家。
其評畫之作，自成為一種很輕妙的小品文；于《紫桃軒雜綴》及《畫媵》諸編，可以見之。
其詩亦跌宕風流，纖豔可喜，像《題畫》：“黃葉滿秋山，白浪迷秋浦。
門前一痕沙，白鷗近可數。
” 六 李、何、王、李的前後七子的倡結詩社之風，到明末而更盛；竟由詩人的結合，而趨向到帶有政治性的結社。
天啟、崇祯之際各地的文社，随了朝政的腐敗，内憂外患的交迫而俱起。
太倉則有張溥、張采所倡的複社，華亭則有陳子龍、夏彜仲、徐孚遠、何剛等所倡的幾社，江西則有艾南英所倡的豫章社，甬上則有陳夔獻所主持的講經會；武林則有聞子将、嚴印持所主持的讀書社；明州則有李杲堂所主持的鑒湖社，太倉又别有顧麟士所主持的應社：一時殆有數之不盡的壯觀。
而彼此也常意見相左，互相排擊。
惟于政治上的攻擊，則殆一緻的對準了不合理的壓迫與侵略而施之。
在其間，複社、幾社尤為重要。
複社出現較早，則和腐敗的官僚相搏鬥；幾社諸君子則皆怵于國難的嚴重和受滿族侵略的痛戚而奮起作救國運動的。
在文學上的趨勢講來，複社、幾社和豫章社殆都是公安、竟陵二派的反動。
陳子龍明目張膽的為王、李七子作護符；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張采選兩漢文，也都是以“古學”為号召的。
艾南英則痛嫉王、李，又标榜歸有光等古文，以與子龍輩抗争。
其實“摹仿歐、曾與摹仿王、李者，隻争一頭面”（黃宗羲語），于文學的前程，這種抗争是沒有什麼重大意義的。
南英[41]字千子，東鄉人。
天啟四年舉于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