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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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個人的作品。
文學史也是如此，曆來都是個人的著作。
但個人著作的文學史卻也有個區别：有的隻是總述他人已得的成績與見解而整理排比之的，這可以說是“述”，不是“作”；有一種卻是表現着作者特創的批評見解與特殊的史料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
本書雖是個人的著作，卻隻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書，并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與主張。
然而在一盤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積中，在時時不斷的發現新史料的環境裡卻有求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
新材料實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來整理，來講述的。
這當然使著者感覺到自己工作的艱巨難任，但同時卻也未嘗沒有些新鮮的感覺與趣味。
“官書”成于衆人之手，往往不為人所重視。
蕭衍《通史》的不傳，此當為其一因；宋、金、元、明諸史之所以不及個人著作的《史》、《漢》、《三國》乃至《新唐》、《五代》諸史，此當亦為其一因。
但因了近代的急驟的進步與專門化的傾向，個人專業的曆史著作，卻又回到“衆力合作”的一條路上去。
這個傾向是愈趨愈顯明的。
起初是各種百科全書的分工合作化；其次便是大字典的分工合作化（例如《牛津字典》）；最後，這個“通力合作”的趨向，便侵入曆史界中來。
例如一部十餘巨冊的《英國文學史》（CambridgeHistoryofEnglishLiterature），這種專家合作的史書，其成就實遠過于中國往昔的“官書”；但有一點卻與“官書”同病。
個人的著作，論斷有時不免偏激，叙述卻是一貫的。
合作之書，出于衆手，雖不至前後自相背謬，而文體的駁雜，卻不可掩。
所以一般“專家合作”的史書，往往也如百科全書一樣，隻成了書架上的參考之物，而成為學者誦讀之資的史書，當然還是個人的著述。
蕭衍（464～549），即梁武帝。
南朝梁的建立者。
字叔達，南蘭陵（今江蘇常州西北）人。
長于文學，精通樂律。
曾命群臣編寫《通史》。
五 有一個重要的原動力，催促我們的文學向前發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間文學的發展。
原來民間文學這個東西，是切合于民間的生活的，随了時代的進展，他們便也時時刻刻的在進展着。
他們的型式，便也是時時刻刻在變動着，永遠不能有一個一成不變或永久固定的定型。
民衆的生活又是随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這種文學便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樣與風格。
這使我們的“草野文學”成為很繁赜、很豐盛的産品。
但這種産品卻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
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
他們自身常在發展，常在前進。
一方面，他們在空間方面漸漸的擴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變為普遍性的；另一方面他們在質的方面，又在精深的向前進步，由“萆野”的而漸漸的成為文人學士的。
這便是我們的文學不至永遠被拘系于“古典”的舊堡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我們的文學也深受外來文學——特别是印度文學——的影響。
這無庸其諱言之，沒有了她們的影響，則我們的文學中，恐怕難得産生那麼偉大的諸文體，像“變文”等的了。
她們使我們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的生命：發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動力。
中國文學所接受于她們的恩賜是很深巨的，正如我們所受到的宗教上、藝術上、音樂上的影響一樣，也正如俄國文學之深受英、法、德羅曼文學的影響一樣。
而在現在，我們所受到的外來文學的影響恐怕更要深，更要巨。
這是天然的一個重要的誘因，外國文學的輸入，往往會成了本國文學的改革與進展。
這，在每一國的文學史的篇頁上都可以見到。
雖然從前每一位中國文學史家不曾覺察到這事實，我們卻非于此深加注意不可。
外來的影響，其重要性蓋實過于我們所自知。
羅曼文學，即浪漫主義文學。
西方近代文學最重要的思潮之一。
原來，我們的詩人們與散文家們大部分都是在“拟古”的風氣中讨生活的。
然另一方面，卻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先驅者在筚路藍縷的開辟荊荒，或勇敢的接受了外來文學的影響，或毫不遲疑的采用了民間創作的新式樣。
雖時時受到迫害，他們卻是不餒不悔的。
這使我們的文學乃時時的在進展，時時有光榮的新巨作、新文體的産生，先驅者在前走着，于是“古典主義者”便也往往攜其所學而跟随着，而形成了一個大時代。
作者們的結習雖深，卻阻礙不了時代的自然的前進，一部分的文人學士，雖時時高喚着複古，刻意求工的模仿着古人，然時代與民衆卻即在他們的呼聲所不到之處，暗地裡産生了不少偉大的作品。
到了後來，則時代與民衆又壓迫着文人學士采取這個新的文學形式。
當民衆文藝初次與文人學士相接觸時，其結果便産生了一個大時代。
過了一個時代，這個新的形式，又漸漸成為古董而為時代及民衆所舍棄。
他們又自去别創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出來。
五代、宋之詞，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彈詞，近數十年來的皮黃戲，其進展都是沿了這個方式走的。
對于這些重要的進展的消息，乃是著者所深切感興趣的。
文學史也是如此，曆來都是個人的著作。
但個人著作的文學史卻也有個區别：有的隻是總述他人已得的成績與見解而整理排比之的，這可以說是“述”，不是“作”；有一種卻是表現着作者特創的批評見解與特殊的史料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
本書雖是個人的著作，卻隻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書，并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與主張。
然而在一盤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積中，在時時不斷的發現新史料的環境裡卻有求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
新材料實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來整理，來講述的。
這當然使著者感覺到自己工作的艱巨難任，但同時卻也未嘗沒有些新鮮的感覺與趣味。
“官書”成于衆人之手，往往不為人所重視。
蕭衍《通史》的不傳，此當為其一因；宋、金、元、明諸史之所以不及個人著作的《史》、《漢》、《三國》乃至《新唐》、《五代》諸史，此當亦為其一因。
但因了近代的急驟的進步與專門化的傾向，個人專業的曆史著作，卻又回到“衆力合作”的一條路上去。
這個傾向是愈趨愈顯明的。
起初是各種百科全書的分工合作化；其次便是大字典的分工合作化（例如《牛津字典》）；最後，這個“通力合作”的趨向，便侵入曆史界中來。
例如一部十餘巨冊的《英國文學史》（CambridgeHistoryofEnglishLiterature），這種專家合作的史書，其成就實遠過于中國往昔的“官書”；但有一點卻與“官書”同病。
個人的著作，論斷有時不免偏激，叙述卻是一貫的。
合作之書，出于衆手，雖不至前後自相背謬，而文體的駁雜，卻不可掩。
所以一般“專家合作”的史書，往往也如百科全書一樣，隻成了書架上的參考之物，而成為學者誦讀之資的史書，當然還是個人的著述。
蕭衍（464～549），即梁武帝。
南朝梁的建立者。
字叔達，南蘭陵（今江蘇常州西北）人。
長于文學，精通樂律。
曾命群臣編寫《通史》。
五 有一個重要的原動力，催促我們的文學向前發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間文學的發展。
原來民間文學這個東西，是切合于民間的生活的，随了時代的進展，他們便也時時刻刻的在進展着。
他們的型式，便也是時時刻刻在變動着，永遠不能有一個一成不變或永久固定的定型。
民衆的生活又是随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這種文學便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樣與風格。
這使我們的“草野文學”成為很繁赜、很豐盛的産品。
但這種産品卻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
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
他們自身常在發展，常在前進。
一方面，他們在空間方面漸漸的擴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變為普遍性的；另一方面他們在質的方面，又在精深的向前進步，由“萆野”的而漸漸的成為文人學士的。
這便是我們的文學不至永遠被拘系于“古典”的舊堡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我們的文學也深受外來文學——特别是印度文學——的影響。
這無庸其諱言之，沒有了她們的影響，則我們的文學中，恐怕難得産生那麼偉大的諸文體，像“變文”等的了。
她們使我們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的生命：發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動力。
中國文學所接受于她們的恩賜是很深巨的，正如我們所受到的宗教上、藝術上、音樂上的影響一樣，也正如俄國文學之深受英、法、德羅曼文學的影響一樣。
而在現在，我們所受到的外來文學的影響恐怕更要深，更要巨。
這是天然的一個重要的誘因，外國文學的輸入，往往會成了本國文學的改革與進展。
這，在每一國的文學史的篇頁上都可以見到。
雖然從前每一位中國文學史家不曾覺察到這事實，我們卻非于此深加注意不可。
外來的影響，其重要性蓋實過于我們所自知。
羅曼文學，即浪漫主義文學。
西方近代文學最重要的思潮之一。
原來，我們的詩人們與散文家們大部分都是在“拟古”的風氣中讨生活的。
然另一方面，卻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先驅者在筚路藍縷的開辟荊荒，或勇敢的接受了外來文學的影響，或毫不遲疑的采用了民間創作的新式樣。
雖時時受到迫害，他們卻是不餒不悔的。
這使我們的文學乃時時的在進展，時時有光榮的新巨作、新文體的産生，先驅者在前走着，于是“古典主義者”便也往往攜其所學而跟随着，而形成了一個大時代。
作者們的結習雖深，卻阻礙不了時代的自然的前進，一部分的文人學士，雖時時高喚着複古，刻意求工的模仿着古人，然時代與民衆卻即在他們的呼聲所不到之處，暗地裡産生了不少偉大的作品。
到了後來，則時代與民衆又壓迫着文人學士采取這個新的文學形式。
當民衆文藝初次與文人學士相接觸時，其結果便産生了一個大時代。
過了一個時代，這個新的形式，又漸漸成為古董而為時代及民衆所舍棄。
他們又自去别創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出來。
五代、宋之詞，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彈詞，近數十年來的皮黃戲，其進展都是沿了這個方式走的。
對于這些重要的進展的消息，乃是著者所深切感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