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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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內經》論
古者庖犧知天而八卦列，炎帝知地而百草辨，軒轅知人而臟腑別，經絡彰，命曰《三墳》，而《內經》其一也。
班固《藝文志》曰《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
黃帝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人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蕩，喜怒交侵，乃與岐伯、鬼臾區等，上窮無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闡發玄微，垂不朽之弘慈，開生民之壽域。
第其理道淵深，文辭古雅，非諳熟精思，鮮有得其解者。
粵考嗣系，如唐之巫鹹，周之長桑，秦之和緩，宋之文摯，鄭之扁鵲，漢之陽慶、倉公，俱從《內經》分其餘緒。
至於仲景遺論之撰，玄晏《甲乙》之次，楊上善纂為《太素》，全元起列為《訓解》，唐寶應中太僕王冰詳為次注，元之滑伯仁摘而為鈔，近世馬蒔有《發微》，鶴臯有吳注，張介賓有《類經》，非不各有發明，但隨文訓釋，而闕疑者十之有五，淆訛者復不少，選其融洽淹通，如印印泥者，卒未之見也。
黃帝謂雷公曰：覽觀雜學，別異比類，通合道理，其務明之，可以十全。
若不能知，為世所怨。
又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以治侯王。
張長沙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術，上療君親，下救貧賤，中以保身，但逐榮利，企踵權豪，卒遇非常，身居死地，百年壽命，委付凡流，豈不危哉？玄晏雲：人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遊魂耳。
雖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
由經言及二氏之訓，思之有不通身汗下，非夫也。
志為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徹玄宗，通於性命之故，達於文章之微，廣徵醫籍，博訪先知，思維與問學交參，精氣與《靈》、《素》相遇，將默通有熊氏於靈蘭之室，伯高、少俞，對揚問難，究極義理，以為開導，隔垣之視，不足雲也。
若粗獵其藩，輒以自多，便爾災木。
至道未明，而冀通神運微，印神聖於千古之邈，斷不能矣。
將盛盛虛虛，而遺人夭殃，緻邪失正，而絕人長命，長沙、玄晏且絕為罪人，尚欲為鼎湖之勳臣，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大家論 古之名流，非各有見地，而同根理要者，則其著述不傳，即有傳者，未必日星揭之。
如仲景張機，守真劉元素，東垣李杲，丹溪朱震亨，其所立言，醫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
總之闡《內經》之要旨，發前人之未備，不相摭拾，適相發明也。
仲景著《傷寒方論》，蓋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皆能傷人，惟寒邪為殺厲之氣，其傷人更甚耳。
且六經傳變之難明，陰陽疑似之易惑，用劑少有乖違，殺人速於用刃。
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補《內經》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然所論療，皆冬月之正傷寒，若夫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俱未之及也。
後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傷寒之方，通治春夏溫熱之證，有不夭枉者幾希矣。
故守真氏出，始窮春溫夏日之變，而謂六經傳變，自淺至深，皆是熱症，非有陰寒。
蓋就溫熱立言，即《內經》所謂必先歲氣，毋代天和，五運六氣之旨，補仲景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傷寒雖繁劇之症，仲景倡論於前，守真補遺於後，無漏義矣。
獨內傷與外感相類，而治法懸殊，東垣起而詳為之辨。
如外感則人迎脈大，內傷則氣口脈大。
外感惡寒，雖近烈火不除；內傷惡寒，得就溫暖即解。
外感鼻氣不利，內傷口不知味。
外感邪氣有餘，故發言壯厲；內傷元氣不足，故出言懶怯。
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
外感手背熱，內傷手心熱。
於內傷之中，又分飲食傷為有餘，治之以枳朮丸，勞倦傷為不足，治之以補中益氣湯。
此即《內經》飲食勞倦之義，又補張、劉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及丹溪出，發明陰虛發熱亦名內傷，而治法又別。
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真水少衰，壯火上亢，以黃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
此亦闡《內經》之要旨，補東垣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內傷雖深危之症，東垣倡論於前，丹溪補遺於後，無餘蘊矣。
嗟呼！四先生在當時，於諸病苦，莫不應手取效，捷如桴鼓。
讀其遺言，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謂但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卻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哉？ 不善學者，師仲景而過，則偏於峻重。
師守真而過，則偏於苦寒。
師東垣而過，則偏於升補。
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降。
譬之侏儒觀場，為識者笑。
至有謂丹溪殿四家之末後，集諸氏之大成，獨師其說以為極至，不復考張劉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補東垣之未備，非全書也。
此非丹溪之過，不善學者誤丹溪也。
蓋嘗統而論之，仲景治冬令之嚴寒故用藥多辛溫；守真治春夏之溫熱，故用藥多苦寒；東垣以扶脾補氣為主，氣為陽，主上升，虛者多下陷，故補氣藥中加升麻、柴胡，升而舉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補氣養血為急，血為陰，主下降，虛者多上逆，故補血藥中加黃柏、知母，斂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
使仲景而當春夏，諒不膠於辛熱；守真而值隆冬，決不滯於苦寒；東垣而療火逆，斷不執於升提；丹溪而治脾虛，當不泥於涼潤。
故知天時者，許造張劉之室；達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
庶幾不以辭害志，而免盡信書之失乎！ 古今元氣不同論 善夫！古人有言曰：用古方療今病，譬之拆舊料改新房，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於古今元氣之不同也。
嘗考五帝之壽，鹹逾百歲，三王之後，及百者鮮矣。
夫人在氣交之中，宛爾一小天地。
當天地初開，氣化濃密，則受氣常強；及其久也，氣化漸薄，則受氣常弱。
故東漢之世，仲景處方。
輒以兩計；宋元而後，東垣、丹溪，不過錢計而已。
豈非深明造化，與時偕行者歟？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氣轉薄，乃必然之理。
所以抵當承氣，日就減削；補中歸脾，日就增多。
臨證施治，多事調養，專防克伐；多事溫補，痛戒寒涼。
此今時治法之變通也。
假令病宜用熱，亦當先之以溫；病宜用寒，亦當先之以清。
縱有積宜消，必須先養胃氣；縱有邪宜祛，必須隨時逐散，不得過劑，以傷氣血。
氣血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
氣血充盈，則百邪外禦，病安從來？氣血虛損，則諸邪輻輳，百病叢集。
嗟乎！世人之病，十有九虛，醫師之藥，百無一補。
寧知投藥少差，實則即虛，虛者即死，是死於醫藥，非死於疾病也。
古語為之戒曰：病傷猶可療，藥傷最難醫。
故夫其難其慎，屬諸司命，臨症之頃，宜加戰兢。
若執成方，或矜家秘，惟知盡劑，不顧本元，惟知古法，不審時宜；皆讀書而過，未窺元會運世之微者也。
富貴貧賤治病有別論 嘗讀張子和《儒門事親》，其所用藥，惟大攻大伐，其於病也，所在神奇。
又讀薛立齋十六種，其所用藥，惟大溫大補，其於病也，亦所在神奇。
何兩公之用藥相反，而收效若一耶？此其說在《內經·徵四失論》曰：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
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
富貴者膏粱自奉，貧賤者藜藿苟充。
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
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
膏粱自奉者臟腑恆嬌，藜藿苟充者臟腑恆固。
曲房廣廈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難乾。
故富貴之疾，宜於補正；貧賤之疾，利於攻邪。
易而為治，比之操刃。
子和所療多貧賤，故任受攻；立齋所療多富貴，故任受補。
子和一生豈無補劑成功，立齋一生寧無攻劑獲效？但著書立言則不之及耳！ 有謂子和北方宜然，立齋南方宜爾，尚屬偏見。
雖然貧賤之家亦有宜補，但攻多而補少；富貴之家亦有宜攻，但攻少而補多。
是又當以宜為辨，稟受為別，老壯為衡，虛實為度，不得膠於居養一途，而概為施治也。
腎為先天本
班固《藝文志》曰《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
黃帝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人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蕩，喜怒交侵，乃與岐伯、鬼臾區等，上窮無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闡發玄微，垂不朽之弘慈，開生民之壽域。
第其理道淵深，文辭古雅，非諳熟精思，鮮有得其解者。
粵考嗣系，如唐之巫鹹，周之長桑，秦之和緩，宋之文摯，鄭之扁鵲，漢之陽慶、倉公，俱從《內經》分其餘緒。
至於仲景遺論之撰，玄晏《甲乙》之次，楊上善纂為《太素》，全元起列為《訓解》，唐寶應中太僕王冰詳為次注，元之滑伯仁摘而為鈔，近世馬蒔有《發微》，鶴臯有吳注，張介賓有《類經》，非不各有發明，但隨文訓釋，而闕疑者十之有五，淆訛者復不少，選其融洽淹通，如印印泥者，卒未之見也。
黃帝謂雷公曰：覽觀雜學，別異比類，通合道理，其務明之，可以十全。
若不能知，為世所怨。
又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以治侯王。
張長沙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術，上療君親，下救貧賤，中以保身，但逐榮利，企踵權豪，卒遇非常，身居死地，百年壽命，委付凡流，豈不危哉？玄晏雲：人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遊魂耳。
雖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
由經言及二氏之訓，思之有不通身汗下，非夫也。
志為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徹玄宗，通於性命之故，達於文章之微，廣徵醫籍，博訪先知，思維與問學交參，精氣與《靈》、《素》相遇，將默通有熊氏於靈蘭之室，伯高、少俞，對揚問難，究極義理，以為開導，隔垣之視，不足雲也。
若粗獵其藩，輒以自多，便爾災木。
至道未明，而冀通神運微，印神聖於千古之邈，斷不能矣。
將盛盛虛虛，而遺人夭殃，緻邪失正，而絕人長命，長沙、玄晏且絕為罪人，尚欲為鼎湖之勳臣，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大家論 古之名流，非各有見地，而同根理要者，則其著述不傳，即有傳者，未必日星揭之。
如仲景張機，守真劉元素，東垣李杲，丹溪朱震亨，其所立言，醫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
總之闡《內經》之要旨，發前人之未備，不相摭拾，適相發明也。
仲景著《傷寒方論》，蓋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皆能傷人，惟寒邪為殺厲之氣，其傷人更甚耳。
且六經傳變之難明，陰陽疑似之易惑，用劑少有乖違，殺人速於用刃。
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補《內經》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然所論療，皆冬月之正傷寒，若夫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俱未之及也。
後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傷寒之方，通治春夏溫熱之證，有不夭枉者幾希矣。
故守真氏出，始窮春溫夏日之變，而謂六經傳變，自淺至深，皆是熱症，非有陰寒。
蓋就溫熱立言，即《內經》所謂必先歲氣，毋代天和，五運六氣之旨，補仲景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傷寒雖繁劇之症，仲景倡論於前，守真補遺於後，無漏義矣。
獨內傷與外感相類，而治法懸殊，東垣起而詳為之辨。
如外感則人迎脈大，內傷則氣口脈大。
外感惡寒，雖近烈火不除；內傷惡寒，得就溫暖即解。
外感鼻氣不利，內傷口不知味。
外感邪氣有餘，故發言壯厲；內傷元氣不足，故出言懶怯。
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
外感手背熱，內傷手心熱。
於內傷之中，又分飲食傷為有餘，治之以枳朮丸，勞倦傷為不足，治之以補中益氣湯。
此即《內經》飲食勞倦之義，又補張、劉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及丹溪出，發明陰虛發熱亦名內傷，而治法又別。
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真水少衰，壯火上亢，以黃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
此亦闡《內經》之要旨，補東垣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內傷雖深危之症，東垣倡論於前，丹溪補遺於後，無餘蘊矣。
嗟呼！四先生在當時，於諸病苦，莫不應手取效，捷如桴鼓。
讀其遺言，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謂但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卻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哉？ 不善學者，師仲景而過，則偏於峻重。
師守真而過，則偏於苦寒。
師東垣而過，則偏於升補。
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降。
譬之侏儒觀場，為識者笑。
至有謂丹溪殿四家之末後，集諸氏之大成，獨師其說以為極至，不復考張劉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補東垣之未備，非全書也。
此非丹溪之過，不善學者誤丹溪也。
蓋嘗統而論之，仲景治冬令之嚴寒故用藥多辛溫；守真治春夏之溫熱，故用藥多苦寒；東垣以扶脾補氣為主，氣為陽，主上升，虛者多下陷，故補氣藥中加升麻、柴胡，升而舉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補氣養血為急，血為陰，主下降，虛者多上逆，故補血藥中加黃柏、知母，斂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
使仲景而當春夏，諒不膠於辛熱；守真而值隆冬，決不滯於苦寒；東垣而療火逆，斷不執於升提；丹溪而治脾虛，當不泥於涼潤。
故知天時者，許造張劉之室；達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
庶幾不以辭害志，而免盡信書之失乎！ 古今元氣不同論 善夫！古人有言曰：用古方療今病，譬之拆舊料改新房，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於古今元氣之不同也。
嘗考五帝之壽，鹹逾百歲，三王之後，及百者鮮矣。
夫人在氣交之中，宛爾一小天地。
當天地初開，氣化濃密，則受氣常強；及其久也，氣化漸薄，則受氣常弱。
故東漢之世，仲景處方。
輒以兩計；宋元而後，東垣、丹溪，不過錢計而已。
豈非深明造化，與時偕行者歟？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氣轉薄，乃必然之理。
所以抵當承氣，日就減削；補中歸脾，日就增多。
臨證施治，多事調養，專防克伐；多事溫補，痛戒寒涼。
此今時治法之變通也。
假令病宜用熱，亦當先之以溫；病宜用寒，亦當先之以清。
縱有積宜消，必須先養胃氣；縱有邪宜祛，必須隨時逐散，不得過劑，以傷氣血。
氣血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
氣血充盈，則百邪外禦，病安從來？氣血虛損，則諸邪輻輳，百病叢集。
嗟乎！世人之病，十有九虛，醫師之藥，百無一補。
寧知投藥少差，實則即虛，虛者即死，是死於醫藥，非死於疾病也。
古語為之戒曰：病傷猶可療，藥傷最難醫。
故夫其難其慎，屬諸司命，臨症之頃，宜加戰兢。
若執成方，或矜家秘，惟知盡劑，不顧本元，惟知古法，不審時宜；皆讀書而過，未窺元會運世之微者也。
富貴貧賤治病有別論 嘗讀張子和《儒門事親》，其所用藥，惟大攻大伐，其於病也，所在神奇。
又讀薛立齋十六種，其所用藥，惟大溫大補，其於病也，亦所在神奇。
何兩公之用藥相反，而收效若一耶？此其說在《內經·徵四失論》曰：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
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
富貴者膏粱自奉，貧賤者藜藿苟充。
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
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
膏粱自奉者臟腑恆嬌，藜藿苟充者臟腑恆固。
曲房廣廈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難乾。
故富貴之疾，宜於補正；貧賤之疾，利於攻邪。
易而為治，比之操刃。
子和所療多貧賤，故任受攻；立齋所療多富貴，故任受補。
子和一生豈無補劑成功，立齋一生寧無攻劑獲效？但著書立言則不之及耳！ 有謂子和北方宜然，立齋南方宜爾，尚屬偏見。
雖然貧賤之家亦有宜補，但攻多而補少；富貴之家亦有宜攻，但攻少而補多。
是又當以宜為辨，稟受為別，老壯為衡，虛實為度，不得膠於居養一途，而概為施治也。
腎為先天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