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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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
六經可以單獨為病,也就是一個經一個經的單獨發病或傳變,也可以兩經或者三經合并為病。
其中,兩經或者三經同時發病,稱為“合病”,如太陽陽明合病、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以及三陽合病等;若是一經病未愈,而另一經病又起,有先後次第之分的,稱為“并病”,如太陽與少陽并病、太陽與陽明并病、少陽與陽明并病等。
從病情來看,合病多屬原發,其勢急驟;并病多屬續發,其勢較緩。
(五)六經病的主證、兼證、變證與挾雜證 六經病證複雜多變。
學習《傷寒論》不僅要牢牢掌握六經主證,同時還要注意六經的兼挾證和變證,這樣才能有效地指導辨證治療。
以太陽病的中風證為例:發熱、汗出、惡風、脈浮緩是主證,當用桂枝湯治療;若更見項背強,則屬太陽中風的兼證,應治以桂枝加葛根湯;若“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則是太陽中風的變證,此時不宜再用桂枝湯,應該用白虎加人參湯治療。
至于所見的各種挾雜證,多與病人髒腑的寒熱虛實有關。
如有傷寒二三日,由于患者中氣不足,兼見心悸而煩,用小建中湯治療的挾虛證;也有“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宿食不盡,用大承氣湯治療的挾實證。
從整個六經病證來講,其主證可以看做是辨病之常,其兼證、變證及各種挾雜證均可看做是辨病之變。
知常方可達變,熟悉各經主證的證候及治療,對于指導各種變證、兼挾證的辨證論治有重要意義。
同時,也應該看到《傷寒論》中提出的多種誤治後的變證,以及患者身體素質與宿疾不同所反映出來的各種挾雜證,又大大地豐富并充實了六經辨證的内容,突出并加強了《傷寒論》辨證論治的思想,從而不難看出,《傷寒論》确實具有傷寒與雜病合論的這一特點。
(六)《傷寒論》的治法與方劑 《傷寒論》的六經病證是複雜多變的,而與之相适應的治療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諸如麻桂的汗法、瓜蒂的吐法、硝黃的下法、芩連的清法、姜附的溫法、參草的補法、柴芩的和法、虻蛭的消法,等等,可以說是集汗、吐、下、溫、清、補、和、消八法之大成。
《傷寒論》中載方113首,用藥91味,組方嚴謹,用藥少而精,方以法立,法以方傳,字字有規矩準繩,用之也得心應手。
有關方劑的記載,在現存的古醫籍中最早見于《内經》,它僅載13方,遠不能滿足臨床治療的需要。
到了漢代,由于藥物的不斷豐富和發展,特别是複方的廣泛應用,使方劑學在配伍理論、臨床實踐方面,均有較大的進展。
近幾年出土的漢代醫藥木簡,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可靠的文物根據。
從1972年12月在甘肅武威出土的一批東漢早期的醫藥簡牍來看,内有醫方30多個,而且幾乎全是複方,用藥約100種,可見當時的方藥已有相當水平。
雖然《傷寒論》中所載的方和藥,并不全是張仲景所獨創,但張仲景在繼承并發揚漢代以前的醫藥學遺産,将理、法、方、藥一脈貫通,開創辨證論治的治療原則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傷寒論》中的許多方劑,如桂枝湯、柴胡湯、白虎湯、承氣湯、理中湯、四逆湯、烏梅丸、瀉心湯等,經過了1700餘年的實踐考驗,證明确實用之有效。
(七)《傷寒論》的辨證論治精神 《傷寒論》在古典醫籍中,以辨證論治著稱,辨證論治精神貫穿于全書的始終。
辨證的方法,并不是從《傷寒雜病論》開始,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文中提到“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胪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這裡的《平脈辨證》是一部醫書,已失傳。
日本山田正珍氏說:“《平脈辨證》諸書,今皆不傳”。
說明漢代以前就有了辨證的學說,并為傷寒六經辨證奠定了基礎。
其實,作為中醫學術基本特點的辨證論治精神,早在《内經》就有所體現。
特别是我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法思想陰陽學說,影響并引進醫學領域之後,開闊了醫家辨認疾病的眼界,并以此奠定了辨證的思想基礎。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強調“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别陰陽”;後世的八綱辨證,以陰陽為辨證的總綱,其原因也就在此。
看病時能運用陰陽的辨證思想,就能“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否則,就“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
陰陽學說滲透到了中醫學術領域的各個方面,它不僅用以說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而且也用以指導臨床的診斷和治療。
張仲景繼承了陰陽學說,并結合臨床實踐,使之又有了新的發展。
《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就是以陰陽為綱,即用三陽、三陰的陰陽兩綱總統于六經。
進行六經辨證,應首先解決病發于陰,還是病發于陽,辨明陰陽,則是治病求于本。
然後,進一步探求病位之所在、病情之所屬、病勢之進退,而判明表裡、寒熱、虛實,将八綱辨證貫穿于六經辨證之中。
六經辨證,通過八綱認識到疾病的陰陽、表裡、寒熱、虛實八個主要方面,可以說是辨證中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
但是,如果隻辨到八綱為止,那還是不夠的,因為它還沒有具體地把人體的髒腑經絡的病理變化結合起來,就好像找人隻找到了街道,還沒有找到住戶一樣,仍然不能确切而深刻地闡明各種複雜的病理變化,并指導臨證治療。
而六經辨證就恰好解決了這個問題,它把八綱落實到髒腑經絡上,使八綱辨證和髒腑辨證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補充了八綱辨證的不足之處。
由于六經辨證貫穿着八綱而聯系于髒腑經絡,尤其是以髒腑經絡生理、病理變化作為物質基礎,從而使辨證言之有物,而不是空中樓閣。
前人在研究《傷寒論》六經時曾指出:“經者徑也”,據經則知
六經可以單獨為病,也就是一個經一個經的單獨發病或傳變,也可以兩經或者三經合并為病。
其中,兩經或者三經同時發病,稱為“合病”,如太陽陽明合病、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以及三陽合病等;若是一經病未愈,而另一經病又起,有先後次第之分的,稱為“并病”,如太陽與少陽并病、太陽與陽明并病、少陽與陽明并病等。
從病情來看,合病多屬原發,其勢急驟;并病多屬續發,其勢較緩。
(五)六經病的主證、兼證、變證與挾雜證 六經病證複雜多變。
學習《傷寒論》不僅要牢牢掌握六經主證,同時還要注意六經的兼挾證和變證,這樣才能有效地指導辨證治療。
以太陽病的中風證為例:發熱、汗出、惡風、脈浮緩是主證,當用桂枝湯治療;若更見項背強,則屬太陽中風的兼證,應治以桂枝加葛根湯;若“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則是太陽中風的變證,此時不宜再用桂枝湯,應該用白虎加人參湯治療。
至于所見的各種挾雜證,多與病人髒腑的寒熱虛實有關。
如有傷寒二三日,由于患者中氣不足,兼見心悸而煩,用小建中湯治療的挾虛證;也有“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宿食不盡,用大承氣湯治療的挾實證。
從整個六經病證來講,其主證可以看做是辨病之常,其兼證、變證及各種挾雜證均可看做是辨病之變。
知常方可達變,熟悉各經主證的證候及治療,對于指導各種變證、兼挾證的辨證論治有重要意義。
同時,也應該看到《傷寒論》中提出的多種誤治後的變證,以及患者身體素質與宿疾不同所反映出來的各種挾雜證,又大大地豐富并充實了六經辨證的内容,突出并加強了《傷寒論》辨證論治的思想,從而不難看出,《傷寒論》确實具有傷寒與雜病合論的這一特點。
(六)《傷寒論》的治法與方劑 《傷寒論》的六經病證是複雜多變的,而與之相适應的治療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諸如麻桂的汗法、瓜蒂的吐法、硝黃的下法、芩連的清法、姜附的溫法、參草的補法、柴芩的和法、虻蛭的消法,等等,可以說是集汗、吐、下、溫、清、補、和、消八法之大成。
《傷寒論》中載方113首,用藥91味,組方嚴謹,用藥少而精,方以法立,法以方傳,字字有規矩準繩,用之也得心應手。
有關方劑的記載,在現存的古醫籍中最早見于《内經》,它僅載13方,遠不能滿足臨床治療的需要。
到了漢代,由于藥物的不斷豐富和發展,特别是複方的廣泛應用,使方劑學在配伍理論、臨床實踐方面,均有較大的進展。
近幾年出土的漢代醫藥木簡,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可靠的文物根據。
從1972年12月在甘肅武威出土的一批東漢早期的醫藥簡牍來看,内有醫方30多個,而且幾乎全是複方,用藥約100種,可見當時的方藥已有相當水平。
雖然《傷寒論》中所載的方和藥,并不全是張仲景所獨創,但張仲景在繼承并發揚漢代以前的醫藥學遺産,将理、法、方、藥一脈貫通,開創辨證論治的治療原則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傷寒論》中的許多方劑,如桂枝湯、柴胡湯、白虎湯、承氣湯、理中湯、四逆湯、烏梅丸、瀉心湯等,經過了1700餘年的實踐考驗,證明确實用之有效。
(七)《傷寒論》的辨證論治精神 《傷寒論》在古典醫籍中,以辨證論治著稱,辨證論治精神貫穿于全書的始終。
辨證的方法,并不是從《傷寒雜病論》開始,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文中提到“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胪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這裡的《平脈辨證》是一部醫書,已失傳。
日本山田正珍氏說:“《平脈辨證》諸書,今皆不傳”。
說明漢代以前就有了辨證的學說,并為傷寒六經辨證奠定了基礎。
其實,作為中醫學術基本特點的辨證論治精神,早在《内經》就有所體現。
特别是我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法思想陰陽學說,影響并引進醫學領域之後,開闊了醫家辨認疾病的眼界,并以此奠定了辨證的思想基礎。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強調“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别陰陽”;後世的八綱辨證,以陰陽為辨證的總綱,其原因也就在此。
看病時能運用陰陽的辨證思想,就能“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否則,就“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
陰陽學說滲透到了中醫學術領域的各個方面,它不僅用以說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而且也用以指導臨床的診斷和治療。
張仲景繼承了陰陽學說,并結合臨床實踐,使之又有了新的發展。
《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就是以陰陽為綱,即用三陽、三陰的陰陽兩綱總統于六經。
進行六經辨證,應首先解決病發于陰,還是病發于陽,辨明陰陽,則是治病求于本。
然後,進一步探求病位之所在、病情之所屬、病勢之進退,而判明表裡、寒熱、虛實,将八綱辨證貫穿于六經辨證之中。
六經辨證,通過八綱認識到疾病的陰陽、表裡、寒熱、虛實八個主要方面,可以說是辨證中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
但是,如果隻辨到八綱為止,那還是不夠的,因為它還沒有具體地把人體的髒腑經絡的病理變化結合起來,就好像找人隻找到了街道,還沒有找到住戶一樣,仍然不能确切而深刻地闡明各種複雜的病理變化,并指導臨證治療。
而六經辨證就恰好解決了這個問題,它把八綱落實到髒腑經絡上,使八綱辨證和髒腑辨證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補充了八綱辨證的不足之處。
由于六經辨證貫穿着八綱而聯系于髒腑經絡,尤其是以髒腑經絡生理、病理變化作為物質基礎,從而使辨證言之有物,而不是空中樓閣。
前人在研究《傷寒論》六經時曾指出:“經者徑也”,據經則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