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逛舊書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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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沒有到北京之前，我根本沒有逛舊書攤的習慣。
那時年紀還輕，學力很有限，除購置學校課本及《向導》一類的雜志外，我沒有許多閑錢買書。
自到北京之後，不用幾個月工夫，逛舊書攤的嗜好已經染上了。
當時相好的十幾位朋友們，誰都有共同的傾向：整天談戀愛、革命、讀書。
戀愛不忘革命，革命不忘戀愛，而供給題材，鼓勵活動的原動力，還是讀書。
一般青年的求知欲非常強，學校的死闆闆的課本，酸溜溜的講義，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于是他們隻好自動地去找尋他們所需要的精神食糧。
因為這些書籍是自由選擇的，所以閱讀的時候，誰都覺得津津有味，讀完之後，更想按照書中主人翁的辦法如法炮制。
因此，愛看《紅樓夢》、《西廂》及張恨水、張資平的小說的人，多以戀愛的主角自居；嗜好克魯泡特金、列甯、蔣光赤、瞿秋白的作品的人，每以革命家自命。
戀愛和革命變成頹廢的或積極的青年的風尚，而讀書卻是他們的共同嗜好。
初到北京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逛東安市場的，好像初到上海的人，沒有一個不逛四大公司，初到新加坡的人，沒有一個不參觀三大娛樂場一樣。
東安市場裡邊陳列各種商品，從衣服鞋襪帽、金銀珠寶等首飾，到家庭一切日用品都有出售。
此外，它另辟一角落來擺書攤。
北京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文化城，人文荟萃，圖書豐富。
讀書的人多，買書的人多，賣書的人更多；從世界各國及中國各省各縣跑到北京來做官或讀書的人，到了“學成”或“調任”的時候，他們迫得要遠離。
書籍這東西，平時參考閱讀的時候，唯恐太少；到了搬家或遠行的時候，又嫌笨重不堪。
憑空丢掉實在可惜，帶在身邊又未免太過累贅。
在進退維谷的當兒，許多遠行人甯願低首下心地去照顧舊書攤，希望從舊書攤的媒介，使他們所心愛的書籍依舊落于書香之家。
東安市場的書攤，是以普通中等以上的學生為對象，它們所賣的多是各校所用的課本及參考書；比較名貴的珍本，這兒不容易找得到。
我前後在東安市場逛了十年，隻買了一部心愛的好書。
這就是19世紀英國最著名的史學家馬考萊所著的《英國史》。
這部書共六大本，插圖的精美，印刷的漂亮，裝潢的考究，簡直使人的眼睛發亮。
據書賈說，這部書是倫敦《泰晤士報》特派員托賣的，書是九成新，裡邊沒有留下閱者的筆迹。
書賈僅索價二十五元，沒有扣折。
那天我剛好領到一筆稿費，荷包裡有幾十塊閑錢，所以我不假思索地把它買下來。
其實，北京的書店的中心是在宣武門外的琉璃廠。
琉璃廠書店的主角倒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商務與中華，而是那一百幾十家的舊書店。
那些舊書店的大老闆們，自少飽通經史，長大遊遍大江南北。
論版本，如數家珍；談掌故，滔滔不絕。
北京人是最有禮貌的，由讀書人出身的書賈也不會例外。
一個人到了這種書店，仿佛回到自己的書房，而同座面談的又酷似平素相與切磋琢磨的老朋友。
就在這些老朋友的慫恿下，我買了一部《二十四史》，一部殿版的《明史》以及明清各名家的專集。
書籍日積日多，到了抗戰的前夕，我個人的小小的書房已經裝滿了十書架。
假如不是因為八年的抗戰及戰後五六年的奔波勞碌的生活，那麼一年多添置兩架書是不成問題的。
十四年的工夫，起碼可以多搜集二三十書架書。
“門對千竿竹，家藏萬卷書”，這豈非人生樂事？ 北京的舊書店還有一點好處，就是熟客買書可以記賬，到了一年三節的關頭才來收賬，書店老闆知道某些人士喜歡搜集某些書，他們一到相當時間，就用藍布大包袱包了一大包書送上門；你喜歡的留下，不喜歡的讓他帶回去。
錢呢？這是俗物，大家少談為妙。
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慢慢算賬。
反正太平時代，讀書人最吃香
那時年紀還輕，學力很有限，除購置學校課本及《向導》一類的雜志外，我沒有許多閑錢買書。
自到北京之後，不用幾個月工夫，逛舊書攤的嗜好已經染上了。
當時相好的十幾位朋友們，誰都有共同的傾向：整天談戀愛、革命、讀書。
戀愛不忘革命，革命不忘戀愛，而供給題材，鼓勵活動的原動力，還是讀書。
一般青年的求知欲非常強，學校的死闆闆的課本，酸溜溜的講義，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于是他們隻好自動地去找尋他們所需要的精神食糧。
因為這些書籍是自由選擇的，所以閱讀的時候，誰都覺得津津有味，讀完之後，更想按照書中主人翁的辦法如法炮制。
因此，愛看《紅樓夢》、《西廂》及張恨水、張資平的小說的人，多以戀愛的主角自居；嗜好克魯泡特金、列甯、蔣光赤、瞿秋白的作品的人，每以革命家自命。
戀愛和革命變成頹廢的或積極的青年的風尚，而讀書卻是他們的共同嗜好。
初到北京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逛東安市場的，好像初到上海的人，沒有一個不逛四大公司，初到新加坡的人，沒有一個不參觀三大娛樂場一樣。
東安市場裡邊陳列各種商品，從衣服鞋襪帽、金銀珠寶等首飾，到家庭一切日用品都有出售。
此外，它另辟一角落來擺書攤。
北京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文化城，人文荟萃，圖書豐富。
讀書的人多，買書的人多，賣書的人更多；從世界各國及中國各省各縣跑到北京來做官或讀書的人，到了“學成”或“調任”的時候，他們迫得要遠離。
書籍這東西，平時參考閱讀的時候，唯恐太少；到了搬家或遠行的時候，又嫌笨重不堪。
憑空丢掉實在可惜，帶在身邊又未免太過累贅。
在進退維谷的當兒，許多遠行人甯願低首下心地去照顧舊書攤，希望從舊書攤的媒介，使他們所心愛的書籍依舊落于書香之家。
東安市場的書攤，是以普通中等以上的學生為對象，它們所賣的多是各校所用的課本及參考書；比較名貴的珍本，這兒不容易找得到。
我前後在東安市場逛了十年，隻買了一部心愛的好書。
這就是19世紀英國最著名的史學家馬考萊所著的《英國史》。
這部書共六大本，插圖的精美，印刷的漂亮，裝潢的考究，簡直使人的眼睛發亮。
據書賈說，這部書是倫敦《泰晤士報》特派員托賣的，書是九成新，裡邊沒有留下閱者的筆迹。
書賈僅索價二十五元，沒有扣折。
那天我剛好領到一筆稿費，荷包裡有幾十塊閑錢，所以我不假思索地把它買下來。
其實，北京的書店的中心是在宣武門外的琉璃廠。
琉璃廠書店的主角倒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商務與中華，而是那一百幾十家的舊書店。
那些舊書店的大老闆們，自少飽通經史，長大遊遍大江南北。
論版本，如數家珍；談掌故，滔滔不絕。
北京人是最有禮貌的，由讀書人出身的書賈也不會例外。
一個人到了這種書店，仿佛回到自己的書房，而同座面談的又酷似平素相與切磋琢磨的老朋友。
就在這些老朋友的慫恿下，我買了一部《二十四史》，一部殿版的《明史》以及明清各名家的專集。
書籍日積日多，到了抗戰的前夕，我個人的小小的書房已經裝滿了十書架。
假如不是因為八年的抗戰及戰後五六年的奔波勞碌的生活，那麼一年多添置兩架書是不成問題的。
十四年的工夫，起碼可以多搜集二三十書架書。
“門對千竿竹，家藏萬卷書”，這豈非人生樂事？ 北京的舊書店還有一點好處，就是熟客買書可以記賬，到了一年三節的關頭才來收賬，書店老闆知道某些人士喜歡搜集某些書，他們一到相當時間，就用藍布大包袱包了一大包書送上門；你喜歡的留下，不喜歡的讓他帶回去。
錢呢？這是俗物，大家少談為妙。
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慢慢算賬。
反正太平時代，讀書人最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