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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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都是些男女思慕，和傷離念遠之情。
如李後主亡國以後的詞，算是一個例外。
這種新形式，到了詩人手裏，倒底會感着不滿足，而且音律的束縛，足以阻礙天才之發展。
詞體到了相當的時候，本來是不妨脫離音樂而獨立。
恰好有這麽一位天才作家蘇軾，從柳永開拓詞的殖民地後，認爲這樣一個新領域，大有迴旋的餘地，於是就不顧一切，隻管從事内容上的革新，造成所謂“豪放”一派。
晁補之説他的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内縛不住者”。
王灼也説：“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
”詞到蘇軾，確是一個大大的轉變。
他把個人的性情、抱負、思想、閲歷，都充分表現在這種體裁上，所謂“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是作者全人格的表現，不是什麽“靡靡之音”了。
宋詞演進的第四個階段，卻又回到講求音律的一途。
自蘇軾解放詞體以後，接受他的風氣，來做“豪放”一派的詞的，有晁補之、黃庭堅、葉夢得、向子諲，朱敦儒一班人。
在這個新舊兩派對立的中間，恰好遇着一位徽宗皇帝，鋭意制禮作樂，他特置一個大晟府，是當時國立的最高音樂機關。
一面招集許多音樂家和文學家，到這個機關裏來整理樂曲，製造歌詞，創調之多，超出前代。
這裏面的重要角色、要數萬俟詠和周邦彥兩人。
邦彥生平好音樂，能自度曲，又盡力於辭章。
他把做詞賦的功夫，加以鍛鍊，叫他就音樂的範圍，所以他的作品，詞句雅麗，技術精巧，既不像蘇軾的“多不協律”，又不比柳永的“詞語塵下”。
就詞論詞，邦彥確是一位典型作家。
慢詞作家之有周邦彥，和小令作家之有晏幾道，恰可稱做“雙璧”，也就是所謂“集大成”的作家了。
宋詞演進的第五個階段，是繼承蘇軾的系統，而加以發揚光大的。
我們知道周邦彥是北宋後期的代表作家，他的詞是屬於雅麗一派，而且最爲協律的。
他死了不久，北宋也就完了。
大晟府的遺音，到了汴京淪陷，也就“不絶如縷”。
這時高宗南渡，隻賸下了“半壁江山”，一般志士英雄，那個不是激昂慷慨，抱着迎歸二帝，恢復失地的雄心，誰還有此逸興閒情，注意音樂？在這樣一個極端危險的國度裏，士大夫受了許多意外的刺激，一腔抑塞磊落的抱負，“不平則鳴”，於是蘇軾一派“橫放傑出”的詞風，自然“應運而起”了。
一時豪傑之士，如張元幹、張孝祥、辛棄疾、陳亮、陸遊等，都來做悲壯激烈的歌詞，想藉這個來振發人心，恢宏士氣。
尤其是辛棄疾，在二十歲時候，從金國領兵南歸，滿懷“直搗黃龍”中興宋室的熱望，竟爲奸臣所阻，不能盡量發展他的志業，纔把“抑鬱無聊之氣，一寄於詞”，充分表現英雄本色。
詞體到了這個時期，可説是解放達於極點了。
後來人把這一派的詞，叫做别派。
他們是承認秦觀、周邦彥爲詞家正宗的，把蘇辛當做“教外别傳”，那也就無足深怪了。
宋詞演進的第六個階段，是作曲和填詞，都由文人一手包辦的。
南宋到了和局既定之後，士習苟安，那種悲憤激昂的氣分，也就跟着時勢的轉移，漸漸消沈下去了。
南宋的國都，是建在美麗的西子湖上。
那時的達官世族，都住在這個山明水秀的地方，早把恢復中原的希望，抛到九霄雲外去了。
這裏面有些人到是很好賓客，而且家蓄聲伎的。
一班文士，也就樂於和他們往還。
遇到填了一首詞，或是作了一套曲，他們馬上可以拿給家伎去演唱。
這麽一來，文人又大大的高興了。
所以對於音律的考求，和詞句的鍛鍊，是絲毫不肯放鬆的。
就是號稱高尚的姜夔，他也常是出入於範成大的家裏，而且有許多的作品，是曾經拿給範家的歌妓演唱過的。
成大住在蘇州，也是一處山川秀麗的所在。
夔是深通音樂的，他的詞所依的聲，大部分是“自度曲”，也就是一手包辦出來的。
這一派的詞，因爲曲調和歌詞，都由文人一手包辦，而唱者和聽者，又都屬於特殊階級，所以他的意境和音節，都不容易爲普通一般人所瞭解。
胡適之先生説他是“詞匠的詞”，那又未免過於貶抑了。
我們平心而論，詞的發展，到了南宋，本來是漸漸無路可走了。
一班專門學者，想把他重新振作起來，講究益精，門庭愈窄，典雅之極，叫人看不懂，這固然是一種毛病。
可是站在藝術的立場來看，我們也就不能把他的價值，一筆抹殺。
從姜夔以後，到吳文英、史達祖、王沂孫、張炎、周密，都是屬於這一個系統。
他們有他們“匠心獨運”的所在，現在也不暇細説了。
總括一句話，詞是出於民間的歌曲，和音樂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但是到了後來，這種新興的體裁，漸漸被文人所採用了，就把他的地位提高，把他的組織加密，經過了長時間的醖釀，成功了詩壇上的一種新形式，又不妨和音樂宣告脫離。
這個演變離合的情形，在中國文學史上，原來是“數見不鮮”的。
我們明白了他的進展歷史，和各個階段的演化情形，那麽，對於各個作家的利病所在，也就可以“思過半”了。
看了上面一大篇的話，關於詞的特質，和他的發展，應該可以得着一個概念了。
我們現在再來談談研究詞的態
如李後主亡國以後的詞，算是一個例外。
這種新形式，到了詩人手裏，倒底會感着不滿足，而且音律的束縛，足以阻礙天才之發展。
詞體到了相當的時候，本來是不妨脫離音樂而獨立。
恰好有這麽一位天才作家蘇軾，從柳永開拓詞的殖民地後，認爲這樣一個新領域，大有迴旋的餘地，於是就不顧一切，隻管從事内容上的革新，造成所謂“豪放”一派。
晁補之説他的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内縛不住者”。
王灼也説：“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
”詞到蘇軾，確是一個大大的轉變。
他把個人的性情、抱負、思想、閲歷，都充分表現在這種體裁上，所謂“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是作者全人格的表現，不是什麽“靡靡之音”了。
宋詞演進的第四個階段，卻又回到講求音律的一途。
自蘇軾解放詞體以後，接受他的風氣，來做“豪放”一派的詞的，有晁補之、黃庭堅、葉夢得、向子諲，朱敦儒一班人。
在這個新舊兩派對立的中間，恰好遇着一位徽宗皇帝，鋭意制禮作樂，他特置一個大晟府，是當時國立的最高音樂機關。
一面招集許多音樂家和文學家，到這個機關裏來整理樂曲，製造歌詞，創調之多，超出前代。
這裏面的重要角色、要數萬俟詠和周邦彥兩人。
邦彥生平好音樂，能自度曲，又盡力於辭章。
他把做詞賦的功夫，加以鍛鍊，叫他就音樂的範圍，所以他的作品，詞句雅麗，技術精巧，既不像蘇軾的“多不協律”，又不比柳永的“詞語塵下”。
就詞論詞，邦彥確是一位典型作家。
慢詞作家之有周邦彥，和小令作家之有晏幾道，恰可稱做“雙璧”，也就是所謂“集大成”的作家了。
宋詞演進的第五個階段，是繼承蘇軾的系統，而加以發揚光大的。
我們知道周邦彥是北宋後期的代表作家，他的詞是屬於雅麗一派，而且最爲協律的。
他死了不久，北宋也就完了。
大晟府的遺音，到了汴京淪陷，也就“不絶如縷”。
這時高宗南渡，隻賸下了“半壁江山”，一般志士英雄，那個不是激昂慷慨，抱着迎歸二帝，恢復失地的雄心，誰還有此逸興閒情，注意音樂？在這樣一個極端危險的國度裏，士大夫受了許多意外的刺激，一腔抑塞磊落的抱負，“不平則鳴”，於是蘇軾一派“橫放傑出”的詞風，自然“應運而起”了。
一時豪傑之士，如張元幹、張孝祥、辛棄疾、陳亮、陸遊等，都來做悲壯激烈的歌詞，想藉這個來振發人心，恢宏士氣。
尤其是辛棄疾，在二十歲時候，從金國領兵南歸，滿懷“直搗黃龍”中興宋室的熱望，竟爲奸臣所阻，不能盡量發展他的志業，纔把“抑鬱無聊之氣，一寄於詞”，充分表現英雄本色。
詞體到了這個時期，可説是解放達於極點了。
後來人把這一派的詞，叫做别派。
他們是承認秦觀、周邦彥爲詞家正宗的，把蘇辛當做“教外别傳”，那也就無足深怪了。
宋詞演進的第六個階段，是作曲和填詞，都由文人一手包辦的。
南宋到了和局既定之後，士習苟安，那種悲憤激昂的氣分，也就跟着時勢的轉移，漸漸消沈下去了。
南宋的國都，是建在美麗的西子湖上。
那時的達官世族，都住在這個山明水秀的地方，早把恢復中原的希望，抛到九霄雲外去了。
這裏面有些人到是很好賓客，而且家蓄聲伎的。
一班文士，也就樂於和他們往還。
遇到填了一首詞，或是作了一套曲，他們馬上可以拿給家伎去演唱。
這麽一來，文人又大大的高興了。
所以對於音律的考求，和詞句的鍛鍊，是絲毫不肯放鬆的。
就是號稱高尚的姜夔，他也常是出入於範成大的家裏，而且有許多的作品，是曾經拿給範家的歌妓演唱過的。
成大住在蘇州，也是一處山川秀麗的所在。
夔是深通音樂的，他的詞所依的聲，大部分是“自度曲”，也就是一手包辦出來的。
這一派的詞，因爲曲調和歌詞，都由文人一手包辦，而唱者和聽者，又都屬於特殊階級，所以他的意境和音節，都不容易爲普通一般人所瞭解。
胡適之先生説他是“詞匠的詞”，那又未免過於貶抑了。
我們平心而論，詞的發展，到了南宋，本來是漸漸無路可走了。
一班專門學者，想把他重新振作起來，講究益精，門庭愈窄，典雅之極，叫人看不懂，這固然是一種毛病。
可是站在藝術的立場來看，我們也就不能把他的價值，一筆抹殺。
從姜夔以後，到吳文英、史達祖、王沂孫、張炎、周密，都是屬於這一個系統。
他們有他們“匠心獨運”的所在，現在也不暇細説了。
總括一句話，詞是出於民間的歌曲，和音樂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但是到了後來，這種新興的體裁，漸漸被文人所採用了，就把他的地位提高，把他的組織加密，經過了長時間的醖釀，成功了詩壇上的一種新形式，又不妨和音樂宣告脫離。
這個演變離合的情形，在中國文學史上，原來是“數見不鮮”的。
我們明白了他的進展歷史，和各個階段的演化情形，那麽，對於各個作家的利病所在，也就可以“思過半”了。
看了上面一大篇的話，關於詞的特質，和他的發展，應該可以得着一個概念了。
我們現在再來談談研究詞的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