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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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在其《宋元戲曲考·序》中說：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骈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 詩作為唐代的代表文學，詞作為宋代的代表文學，曲作為元代的代表文學，這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基本一緻的看法。
要了解、欣賞、研究有宋一代文學，首先就必須閱讀、鑽研宋代的詞作，或者把宋詞作為閱讀、鑽研的重點，這也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先談談怎樣運用正确的觀點和方法來閱讀宋詞。
譬如說，“知人論世”，這是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一個重要手段。
要了解詞在宋代繁榮昌盛的原因，就必須了解它的曆史背景和社會背景，這就如同要了解詩在唐代繁榮昌盛的原因，就不能不了解它的曆史背景和社會背景一樣。
這是一個帶有共同性的問題。
然而唐詩和宋詞在反映社會現實等方面，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點。
唐代的優秀詩人，從一開始就比較自覺地、主動地反映各個側面的現實，常常把詩歌這種文學樣式當作或歌頌現實或針砭社會的武器。
而宋代的許多詞人，特别是北宋前期幾乎所有的詞人，就并不把詞看作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而在他們的詞作之中，很少明顯地觸及當時曆史和社會現實中的重大問題和重大矛盾，他們甯可用詩或文來反映，來揭露。
這同唐詩的情況是有着較大差異的。
不過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即使上述那些詞人，他們在詞作中也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其他一些現實：有的在客觀上描述了當時達官貴人征歌逐酒、紙醉金迷的豪奢生活，我們可以從反面窺測到社會的貧富不均以至階級矛盾的存在；有的在客觀上流露了這些上層人物思想感情柔靡無力的一面，我們也可以由此了解他們世界觀中的各個側面。
至于像柳永等作家在詞中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都市的發展情況和下層人民的感情意識，并且發展了長調，奠定了宋詞的基礎，這就更值得我們重視了。
到了北宋中葉以後，随着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不少進步的正直的作家，開始突破詞體傳統的人為束縛，将眼光投向現實鬥争的巨大熔爐之中，從而将詞的題材逐步擴展、充實；到了南宋初期，由于“靖康之變”帶來的社會巨變，許多愛國詞人在張孝祥、張元幹等人的導夫先路下，譜寫了一曲又一曲慷慨悲壯的時代高歌，以至迅速出現了像辛棄疾這樣一位主要用詞的形式來反映、揭露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的偉大愛國詞人。
詞在他們的手中，徹底突破了隻是描寫風花雪月，隻是抒發離情别緒的牢籠，發揮了它與其他文學樣式同等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見，“知人論世”的方法，在運用到閱讀兩宋詞人作品的過程中，始終是十分重要的。
再譬如說，從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來看，宋詞和其他文學樣式既有共同之點，也有特異之處。
任何文學樣式無不起源、創造于民間，《詩經》、《楚辭》、漢樂府以至作為宋詞前驅的敦煌曲子詞都是如此。
其次，任何形式的詩歌，它們的出現都與音樂有着密切的關系，這也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根據曆史記載并從作品本身來看，《詩》三百篇是這樣，屈原的很多作品是這樣，漢魏六朝樂府是這樣，“旗亭畫壁”的故事證明唐代許多詩歌是這樣，詞更不例外。
所有這些，都可以說是它們之間的“共性”。
但是在衆多的詩歌樣式中，詞又有其自身的特點。
起源于民間的曲子詞，由于它們大多出于都市下層人民之手，題材相對比較狹隘，感情相對比較悱恻纏綿，加之到了文人手中，又變本加厲，以至形成了一種偏見、成見，将詞視為“小道”，看作“别是一家”，從而大大限制了它本身理應發揮的社會功能，不能同詩、文等量齊觀，一旦出現了像蘇轼那樣“一洗绮羅香澤之态，擺脫綢缪宛轉之度”的“關西大漢”式的作品，就往往被目為不是“本色”，大多“不諧音律”，都是“句讀不葺之詩”。
這種自縛手腳的文學觀念上的偏見，對宋詞發展影響很大。
即使到了南宋，在偏安一隅、民族矛盾已經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曆史條件下，仍然有相當一部分詞人墨守前規，執着于詞“别是一家”的陳舊觀念，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因此，閱讀宋詞時，我們在注意文學發展的普遍規律對宋詞制約作用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在這一過程中的某些特殊因素和特殊情況，這樣才能對宋詞的發展有一個全面的、正确的認識。
由此又必然要引出如何正确運用批判繼承的觀點來讀宋詞的問題。
在以往極左路線的統治下，政治标準第一、藝術标準第二的觀點最後被惡性發展到了政治标準惟一的地步。
在某一時期，有人甚至用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這一框框來硬套兩宋詞人及其作品，于是傳統上被目為婉約派詞人的作品被一筆抹殺，有些豪放派詞人的作品則被擡高到不恰當的地位，這樣一來，整個宋代詞壇上可以被肯定或基本肯定的作家、作品便少得屈指可數了。
這一近乎民族虛無主義的流毒至今還不能說已經徹底肅清。
我們今天來讀宋詞，就必須摒棄這種錯誤的做法，而應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統一的标準；對那些思想性高而藝術性稍遜或藝術技巧較高而思想内容并不反動的作品，也要作具體的分析評價，肯定并汲取它們有益的一面，而
” 詩作為唐代的代表文學，詞作為宋代的代表文學，曲作為元代的代表文學，這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基本一緻的看法。
要了解、欣賞、研究有宋一代文學，首先就必須閱讀、鑽研宋代的詞作，或者把宋詞作為閱讀、鑽研的重點，這也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先談談怎樣運用正确的觀點和方法來閱讀宋詞。
譬如說，“知人論世”，這是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一個重要手段。
要了解詞在宋代繁榮昌盛的原因，就必須了解它的曆史背景和社會背景，這就如同要了解詩在唐代繁榮昌盛的原因，就不能不了解它的曆史背景和社會背景一樣。
這是一個帶有共同性的問題。
然而唐詩和宋詞在反映社會現實等方面，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點。
唐代的優秀詩人，從一開始就比較自覺地、主動地反映各個側面的現實，常常把詩歌這種文學樣式當作或歌頌現實或針砭社會的武器。
而宋代的許多詞人，特别是北宋前期幾乎所有的詞人，就并不把詞看作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而在他們的詞作之中，很少明顯地觸及當時曆史和社會現實中的重大問題和重大矛盾，他們甯可用詩或文來反映，來揭露。
這同唐詩的情況是有着較大差異的。
不過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即使上述那些詞人，他們在詞作中也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其他一些現實：有的在客觀上描述了當時達官貴人征歌逐酒、紙醉金迷的豪奢生活，我們可以從反面窺測到社會的貧富不均以至階級矛盾的存在；有的在客觀上流露了這些上層人物思想感情柔靡無力的一面，我們也可以由此了解他們世界觀中的各個側面。
至于像柳永等作家在詞中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都市的發展情況和下層人民的感情意識，并且發展了長調，奠定了宋詞的基礎，這就更值得我們重視了。
到了北宋中葉以後，随着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不少進步的正直的作家，開始突破詞體傳統的人為束縛，将眼光投向現實鬥争的巨大熔爐之中，從而将詞的題材逐步擴展、充實；到了南宋初期，由于“靖康之變”帶來的社會巨變，許多愛國詞人在張孝祥、張元幹等人的導夫先路下，譜寫了一曲又一曲慷慨悲壯的時代高歌，以至迅速出現了像辛棄疾這樣一位主要用詞的形式來反映、揭露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的偉大愛國詞人。
詞在他們的手中，徹底突破了隻是描寫風花雪月，隻是抒發離情别緒的牢籠，發揮了它與其他文學樣式同等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見，“知人論世”的方法，在運用到閱讀兩宋詞人作品的過程中，始終是十分重要的。
再譬如說，從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來看，宋詞和其他文學樣式既有共同之點，也有特異之處。
任何文學樣式無不起源、創造于民間，《詩經》、《楚辭》、漢樂府以至作為宋詞前驅的敦煌曲子詞都是如此。
其次，任何形式的詩歌，它們的出現都與音樂有着密切的關系，這也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根據曆史記載并從作品本身來看，《詩》三百篇是這樣，屈原的很多作品是這樣，漢魏六朝樂府是這樣，“旗亭畫壁”的故事證明唐代許多詩歌是這樣，詞更不例外。
所有這些，都可以說是它們之間的“共性”。
但是在衆多的詩歌樣式中，詞又有其自身的特點。
起源于民間的曲子詞，由于它們大多出于都市下層人民之手，題材相對比較狹隘，感情相對比較悱恻纏綿，加之到了文人手中，又變本加厲，以至形成了一種偏見、成見，将詞視為“小道”，看作“别是一家”，從而大大限制了它本身理應發揮的社會功能，不能同詩、文等量齊觀，一旦出現了像蘇轼那樣“一洗绮羅香澤之态，擺脫綢缪宛轉之度”的“關西大漢”式的作品，就往往被目為不是“本色”，大多“不諧音律”，都是“句讀不葺之詩”。
這種自縛手腳的文學觀念上的偏見，對宋詞發展影響很大。
即使到了南宋，在偏安一隅、民族矛盾已經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曆史條件下，仍然有相當一部分詞人墨守前規，執着于詞“别是一家”的陳舊觀念，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因此，閱讀宋詞時，我們在注意文學發展的普遍規律對宋詞制約作用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在這一過程中的某些特殊因素和特殊情況，這樣才能對宋詞的發展有一個全面的、正确的認識。
由此又必然要引出如何正确運用批判繼承的觀點來讀宋詞的問題。
在以往極左路線的統治下，政治标準第一、藝術标準第二的觀點最後被惡性發展到了政治标準惟一的地步。
在某一時期，有人甚至用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這一框框來硬套兩宋詞人及其作品，于是傳統上被目為婉約派詞人的作品被一筆抹殺，有些豪放派詞人的作品則被擡高到不恰當的地位，這樣一來，整個宋代詞壇上可以被肯定或基本肯定的作家、作品便少得屈指可數了。
這一近乎民族虛無主義的流毒至今還不能說已經徹底肅清。
我們今天來讀宋詞，就必須摒棄這種錯誤的做法，而應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統一的标準；對那些思想性高而藝術性稍遜或藝術技巧較高而思想内容并不反動的作品，也要作具體的分析評價，肯定并汲取它們有益的一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