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詞學研究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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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為含,實則張濡字子含,不是名含,他又把名與字混淆了。

     四、把詞人的生卒年記錯了,對他們的詞作就無法解釋清楚 如張元幹的生年,據其自撰《蘆川歸來集》,系生于宋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可是現在的選本,卻把張元幹的生年誤為宋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相差二十馀年。

    這樣就把張元幹在靖康之難以後,南宋時期他寫的送李綱、送胡铨的詞都弄錯了時代。

    又如南宋嶽珂在五十八歲時還作詩,有些書說他卒年五十二,顯然是錯誤的。

    又如尤袤卒于宋光宗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則姜夔就不可能于宋甯宗慶元二年(一一九六)在無錫和他會見了。

     綜上所述,可見研究詞人傳記,很有必要。

    因此,近代詞學研究者對詞人的生平,參考各種史籍,寫定傳記,大約可分為以下四種體例: 一、小傳 如劉承幹有《曆代詞人考略》,此系稿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其中所錄詞人,較《曆代詩馀》所附的《詞人姓氏錄》為詳,頗有參考價值。

     二、年表 王國維在其所作《清真先生遺事》後附有《周邦彥年表》,系大事記性質。

    對周邦彥的生平,考證甚為詳盡,而且辨别僞訛,也至精确,為考證詞人生平的研究方向開了先路。

     三、年譜 鄧廣銘有《辛稼軒年譜》及《陳龍川年譜》,早已流傳,對研究辛、陳的詞,均有幫助。

    夏承焘有《唐宋詞人年譜》,計有韋端己、馮正中、南唐二主、張子野等九家的年譜以及溫飛卿等三家的系年,搜羅既廣,考證亦精,實為詞學研究者必讀之要籍。

    此外,王仲聞有《李清照事迹編年》,對李清照的生平,也搜集了豐富的史料。

     四、詞史 在詞人傳記輯錄豐富、考證精确之後,則詞史之研究才易于進行。

    過去劉毓盤、王易都曾撰作《詞史》,隻是略述綱要,标明線索,對于唐、五代、兩宋諸大家之成就,則少評論。

    至于敦煌曲子詞,他們尚未能見到,自然不可能論及。

    惟其開創之功,不可磨滅。

    而繼承前人這一事業,則是後來者的責任了。

     六 詞集版本 宋詞盛極一時,當時詞集的刻本已很多,曆金、元、明、清以至近代,版刻愈多,不可勝數。

    就宋刻本而言,北宋本現在已極少見,南宋本則見于著錄者,還有不少。

    天一閣藏書中,頗多秘籍。

    汲古閣刻本詞集初刻不精,惟後來所輯宋詞百家,元詞二十家,鈔校皆精,後來大多分散,為藏書家所得。

    清代著名藏書家,如士禮居、鐵琴銅劍樓、海源閣、皕宋樓、八千卷樓皆以收藏宋、元善本詞集著名,可惜也多散佚。

     由于版刻不同,遂緻詞集的名稱也不同,其卷數、詞數、行款、字體的優劣亦皆不同。

    有因地而異的,有因時而異的,有因人而異的,今分别略述之: 一、因地而異的 如長沙刻本有《百家詞》,見《直齋書錄解題》。

    杭州刻本較為精美,有趙以夫的《虛齋樂府》、許棐的《梅屋詩馀》、戴複古的《石屏長短句》,又有《典雅詞》,今可知者十九種。

    福建刻本則有歐陽修的《醉翁琴趣》、晁元禮的《閑齋琴趣》、秦觀的《淮海琴趣》、葉夢得的《石林琴趣》、趙彥端的《介庵琴趣》、黃庭堅的《山谷琴趣》等,均其較著名者。

    他如吉州、南京、武昌、成都等地,也都有詞集刻本,以各地經濟情況、刻工技術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二、因時而異的 如辛稼軒詞在宋代為四卷本,元代則有十二卷本。

    明代吳讷有鈔本《稼軒詞》四卷,但多誤字。

    近人林大椿有校吳讷本詞。

    趙萬裡發現的汲古閣精鈔宋本《稼軒詞》四卷,則是最為可貴的。

    又如張孝祥的《于湖詞》,在宋代隻為一卷,明代汲古閣刻本隻有詞二十八首。

    後來又發現了宋刻《于湖居士全集》本附詞四卷,又宋單行本《于湖詞》六卷,六卷本并注明宮調。

    又如日本影印元至正癸未刻本《草堂詩馀》,并無編者姓名,但北京圖書館所藏元至正辛卯刻本則題雲:“宋何士信編。

    ”可見前本有脫落,後本則為完整。

    又如宋代趙聞禮所編的《陽春白雪》久已不傳,直到清道光間始被發現,故明、清以來各家詞選皆未能選及。

    鄭振铎曾發現一個用篆文寫刻的《陽春白雪》殘本,是明嘉靖刻本,更是詞籍中的奇書。

     晚清詞學大昌,王鵬運之精刻,朱祖謀之精校,吳昌绶及陶湘之影印,皆為詞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其後《四部叢刊》影印之《樂府雅詞》、《花庵詞選》以及其他善本詞集,皆有功于詞苑。

    趙萬裡曾計劃影印十種善本詞集,隻印出了明萬曆呂遠刊本譚爾進繕寫的《南唐二主詞》,其馀九種均未印出,不知流落何處,似應訪查,把它們印出來,以實現趙氏遺志。

     三、因人而異的 如元人印的《草堂詩馀》是以四時景物、天文地理、人物人事、器用花鳥分類。

    明嘉靖刻本《類編草堂詩馀》,題武陵逸史編次,則改為以小令、中調、長調分别編次,與分事類本不同。

    嘉靖以後所刻《草堂詩馀》,如《詞苑英華》本及沈際飛、錢允治、卓人月、潘遊龍等所編詞書,皆分小令、中調、長調編次。

    明陳耀文的《花草粹編》也是以小令、中調、長調分編的。

    此書原為十二卷,清鹹豐間金繩武重刻本分為二十四卷,但校訂疏舛,反而失去陳本原來面目。

    可見由于編印者學識水平不同,刻本遂因人而異。

     詞集除刻本外,尚有下列幾種本子: 鈔本 一般鈔本,書法不工,字迹潦草,甚至有很多錯字,敦煌歌辭及吳讷所藏鈔本,皆是如此。

    但學人所鈔本,則工整秀美,如毛晉所鈔的宋本。

     校本 各家校本,每有獨到之處,對詞學貢獻極大。

    如朱祖謀所校詞集,其精審處可與乾嘉學者的校勘經史比美。

     影印本 保存古本、舊本詞集的原來面目,實賴此種影印本。

    如雙照樓、涉園所影印者皆是。

    一般說來,所選用原本也極精美。

     編年本 近人對東坡、稼軒、白石、後村、遺山諸家皆有編年詞集刊行,對于詞學研究頗有貢獻。

    我們很希望多有這類編年本的詞集刊出,以為知人論世之資。

    又近人研究詞集,如《花間》、《淮海》、《清真》、《白石》等集,往往附有版本考,也極便于詞學研究。

    此外,趙尊嶽有《詞集提要》,饒宗頤有《詞籍考》,是叙錄詞籍版本的專著,但均未全部完成。

     七 詞集校勘 詞集之流傳,或系輾轉鈔寫,或系屢經重刻,常有訛誤,故詞家之手稿及善本版刻為最可寶貴之資料,詞學研究者可據以勘正訛誤。

    近年來,詞集的校勘工作已成為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現在也舉出其幾項成就: 一、《雲謠集》 自一九〇〇年敦煌發現千年前的文化寶庫,其中詞集方面,有名為《雲謠集》的,計卅首